袁可立得罪誰了？同年集團黨同伐異斷送了登萊防務
文/圖 司馬書香
在論及袁可立在天啟年間的被辭職風波時，有文章對那段歷史這樣總結道：「有後人考證認為，這些言官中既有閹黨也有東林黨，大多為同年進士的他們經常抱團製造輿論，集中攻擊某人以謀取實際利益或政治資本。」（《生死冤家——毛文龍與袁崇煥（中）》）而本文內容所及，由多名進士同年抱團集中攻擊袁可立迫其離職就是明末教科書式「抱團製造輿論集中攻擊某人以謀取實際利益或政治資本」的經典歷史事件。
登萊巡撫原為「三防布置」牽制後金而設，但在袁可立蒞任後，漸漸成為對後金髮起攻勢的強大海路基地，使登萊戰略布置大大前移。天啟三年十月，袁可立策反後金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發動的未遂政變使明朝不戰而屈人之兵收復南四衛戰略要地，袁可立也趁此機會加緊排兵布陣進駐各島，孫承宗和袁可立欲藉此籌劃更大的戰略攻勢。這時就突然冒出來一個由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同年組成的利益集團利用袁可立核查毛文龍滿蒲、昌城戰報所產生的矛盾抱團輪番攻擊袁可立，最終導致其下臺，從此登萊防務走向衰敗，直至土崩瓦解。袁可立離任後，一生叱吒風雲的抗倭名將沈有容心灰意冷，直接辭職隨袁可立而去。
民族英雄黃道周感嘆道：「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黃道周《節寰袁[i]公傳》）1首輔孔貞運更是直接指出在袁可立離開後「登州從此多事矣」。
儘管這場風波開始之際天啟帝對這夥抱團攻擊袁可立的言官們旗幟鮮明地給出了明確的斥責：「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但這股勢力並沒有因此作罷，反而越做越大，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研究晚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末言官勢力相當厲害，一旦抱團結夥，對朝政就會形成很大的壓力，甚至會對正常的軍政事務構成騷擾和威脅。
這些參與攻擊袁可立的利益集團集中聯合了至少六個人以上的老同學或同鄉，其中最先發起攻擊的是兵科給事中方有度，其餘五個是各道的御史。這個小團體的組成十分耐人尋味，依次發起攻擊的是兵科給事中方有度、廣西道御史宋師襄、河南道御史龐尚廉、福建道御史李應升和山東道御史宋禎漢，上述這五人全部是萬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的進士同年，大抵相當於今天的老同學或者戰友。其中除了宋禎漢是個著名閹黨外，其餘都是活躍的激進東林黨成員。從中不難看出，為了攻擊袁可立，不但是同年聯手，而且是東林和閹黨也抱起團來。
另有一個參與攻擊袁可立的四川道御史李喬侖和上述五人並非同年關係，這個李喬侖沒有考上進士，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丙午科中舉後直接步入仕途的，但這個李喬侖是陝西西安高陵縣郭下裡(今鹿苑鎮)人，和上述五人同年中陝西銅川耀州城（今銅川市耀州區）籍宋師襄的家相距43公裡，放在全國看已經算是近老鄉。《兩朝剝復錄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確指出這個舉人出身的李喬侖加入到這個言官團夥中來攻擊袁可立完全是受其同鄉宋師襄唆使和操縱，原文是「語具師襄傳意，喬侖劾之」。
人員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巧合也值得注意，就是李喬侖和宋師襄兩人和袁可立去職後繼任者臨潼阜廣裡廣陽屯(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廣陽村廣鎮堡)的武之望也都是近老鄉。宋師襄的家距武之望的家只有42公裡，而李喬侖距武之望的家僅僅19公裡。現所知道袁可立和武之望為萬曆十七年進士同年，其他關於二人的關係並不知道太多，這種隱藏在歷史資料裡的各種巧合和關聯內容也頗耐人尋味。
種種跡象顯示，這種親密連帶關係結成輪番攻擊袁可立的小團體幕後肯定被某種巨大利益裹挾著，或者說他們必定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在強烈存在著。當時全國科道風紀官員多達上百人，而攻擊袁可立的言官們全部集中在一個由同年或老鄉抱組成的小團體圈子內，即使經歷數百年後的今天看來這個小團體的人員構成也未免顯得難看和動機不那麼單純，難道其他那麼多不是同年或老鄉的科道風紀官員們就沒有一個有先見之明和盡職盡責崗位責任心的。當然，幾百年後的我們並沒有更多的證據和理由來舉證說這麼多的同年組合成一個小團體來攻擊一個正欲大有作為的戰區巡撫有什麼不可以的，但袁可立去職後給登萊海防所帶來負面影響和結果卻不可小覷，直到毛文龍被殺以至後來的登萊兵變使登萊防務徹底瓦解。崇禎六年，聞變後的袁可立心力交瘁，在睢州老家溘然長逝才算告一段落。
天啟三四年間正是東林和閹黨鬥爭的高潮開始時期，袁可立這個登萊巡撫的位置究竟擋了誰的路筆者並沒有理出十分清晰的頭緒，只是好奇和糾結於這一反覆被惡意和輪番攻擊的事實。但有史料明確記載「天啟三年閏十月十二日，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董骨寨大捷，……大學士葉向高等為毛文龍請發帑金。」（《熹宗實錄卷之四十》）說明這個時候的毛文龍和東林黨的關係也是十分融洽的，至於後來毛文龍被袁崇煥指責偷偷在島上為魏公公塑冕旒像的真與假則遠不在本篇內容漫議之中。
袁可立是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在蘇州為推官六年，又在北京做巡按御史二年，為民請命，斬殺弄臣，平反冤獄無數，被百姓稱為「袁青天」、「長安真御史」。蘇州府名宦祠入祀有歷代著名清官狄仁傑、白居易、範仲淹、司馬光、文天祥、況鍾、海瑞、袁可立、于成龍、林則徐等，其中袁可立是明清兩代二百多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被入祀的一位小推官，夾在諸多督撫大吏中間有點扎眼。晚年復出後又遭遇遼東危局，臨危受命出任登萊巡撫，收難民，練遼兵，又成為明代十四任登萊巡撫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特祀的一任巡撫，作為一個在亂世中支撐危局全力經營「徵東軍務」的「袁軍門」，能受到登州百姓如此抬愛祭拜著實不易。卒後父子雙雙又入祭家鄉睢州的鄉賢祠。也許正是這種耿直任事不營黨派的作風和性格才是造成其被一些人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深層次原因。
同年抱團攻擊袁可立奏疏選錄
一、方有度奏疏
●天啟三年十月（初五）壬戌，兵科給事中方有度疏參登萊巡撫袁可立，言「毛文龍塘報金州之復、滿浦昌城之捷，可立應有特疏而杳無一言，沈有容塘報所言金州事即代為具報。可立將以滿浦一事為偽也，則文龍為千古未有之謊，正宜明告，君父亟行顯罰。如其真也，恐以文龍之長形有容之短，黨護忮克，為有容保奸，可立罪可誅也。」上，報已有旨。（《大明熹宗悊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九）2
● 天啟三年十月初十日丁卯，在館，見工科方有度題，迄今不遺一矢，坐殲奴兵數萬，實則千古未有之奇，袁可立當有特疏，而何以於有金州一事代為具報，於文龍滿浦之事，無一言也？將以滿浦為偽也，則文龍此舉，千古未有之謊。正反明告，亟行顯討，以為邊臣欺誑之誡。以為真也，則自當馳告朝廷，遣使慰犒，以鼓孤軍之氣。可立可付之不見不聞乎?是謂庸劣之臣，可罷也，仍敕山東巡按據實查勘，以聽朝堂處分。③（摘自朝鮮《燕行錄全編》第一輯第6冊第302頁。事見朝鮮使臣李民宬《癸亥燕行錄》）
這件事情發生在天啟三年十月，在《東江疏揭塘報節抄》裡，也有毛文龍自己相關作戰的報告，兩方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毛文龍告訴我們，這一戰，他在「不遺一矢」的情況下消滅了後金精銳部隊大概幾萬人。《天啟實錄》記載：「三年十月辛酉（初四），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亂於梆聲，手足觸於地炮，東西奔命，人馬飢疲，自相踐踏而死者二萬餘人，馬三萬匹。」
就是毛文龍這個「不遺一矢」就令「奴耳目亂於梆聲，手足觸於地炮，……自相踐踏而死者二萬餘人」的戰報，因為袁可立認為有水分沒有及時為他上報請功，就招致了毛文龍對袁可立的怨恨。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對方有度的這個彈劾做了這樣的記載：「皇帝曰：『巡撫僉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公頷之，使者往覆東江。毛遂怨望，口方給事觸公。」④這段記載清楚說明，早在方有度彈劾疏之前，袁可立對毛文龍這個戰報已經派出「使者往覆東江」查勘了，並因此遭受「毛遂怨望」。其實對於毛文龍這個戰報的水分和誇大之詞，身為一線總指揮的袁可立心裡比誰都清楚，同時他也知道毛文龍的東江鎮長期因缺糧斷奶吃不飽的營養不良，也可能是毛文龍想把長期的欠薪一下子多要點，所以就撒了這個彌天大謊，把袁可立弄到了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現實的諸多無奈迫使袁可立更想低調處理這個事件以維持登萊防務大局，可方有度對袁可立的高調攻擊不依不饒非要把這個事件添油加醋吵得沸沸揚揚推向巔峰，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按照方有度的話說，毛文龍「坐殲奴兵數萬，實則千古未有之奇」，這樣的千古奇捷你袁可立竟然不向朝廷報功，你如果認為「文龍為千古未有之謊」，就應該「正宜明告」。如果認為「滿浦、昌城之捷」戰報是真的而故意瞞報，那就是袁可立想「以文龍之長形有容之短，黨護忮克，為有容保奸」。就是說袁可立在拿毛文龍的千古奇捷來為沈有容掩飾護短，「可立罪可誅也」。按方有度的意思，如果毛文龍說了瞎話提醒報告一下就行了，但如果是袁可立說了瞎話，就該直接把袁可立殺了。
署名談劍冷覺秋在文章《毛文龍（天啟三年）》中在記錄這件事時如是寫道：「十月初五，立刻有兵科給事中方有度，疏參登萊巡撫袁可立，說毛文龍報告金州之復，滿浦昌城之捷，你袁可立身為巡撫一聲不吭。沈有容現在說金州得而復失，滿浦是冒功，如果所說屬實，那毛文龍真是為千古未有之謊。如果是沈有容造謠誹謗，你袁可立就是縱容黨護，都夠得上殺頭了。……袁巡撫心裡清楚，但不好明說，只好打馬虎眼，老毛、老沈說的都沒錯，有個時間差，誤會誤會。」
再說當時的一線軍情之艱危，也遠不是後方噴子憤青所能隨意想像的，從孫承宗和袁可立的羽書飛遞中可略窺一二：「世人喜掩耳盜鈴，而耳竟不可掩也。……以大將軍（沈有容）旗鼓僅三千餘，自是難責。以展錯為酌計，海上諸兵如淮遠之兵，俱可授之立圖大計。」（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⑤當時受制於長年戰亂捉襟見肘的國力，沈有容手下這三千兵卒投之於廣大海域各島間分兵布局，簡直就是杯水車薪，袁可立調度之難，愛將之切，上報了沈有容金州之功，而沒有上報毛文龍的「滿浦、昌城之捷」反成了授人以柄的噴唾。這些不知者無畏的同年抱團攻擊，直接影響到了大明兵部的方寸和布局，從孫袁二人書信中，也可看出痕跡種種：「廟堂以此鶻突了事，真可浩嘆。登餉豈可去，司馬曹胸中無九邊，而瞠目臆談若斯矣！」（孫承宗《答袁開府節寰》）6連大學士孫承宗都認為這些外行看官整天在瞪著眼說瞎話。
袁可立為了保護毛文龍，在當時作了這樣一個模糊又無奈的結論：「至於滿浦、昌城之舉，當以趕殺首級獲奸細夷器等項為實功，而不交一鋒致奴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其數終有不可考。」就是幾百年後現在的一些毛黑們也會認為袁可立這明明就是在保護毛文龍呀。本來袁可立對毛文龍這個有水分的戰報是有意想低調處理過去的，畢竟他更知道東江鎮的難處，自己也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長期為東江鎮奔走呼號才算有了今天來之不易的局面。這下毛文龍和方有度聯手唱雙簧非要高調逼著袁可立為其請功，就把袁可立逼到了非常尷尬的死角。幾百年後今天的我們是確實能夠感受到那個無奈又令人窒息的命門死角，毛文龍自己不知道，但袁可立心裡清楚得很，而且更大程度上也是毛文龍自己的命門，卻讓毛文龍自己給親手打翻了，害了自己，斷送了登萊。
按《明熹宗實錄》的記載，方有度的彈劾狀很快經過明皇帝御批送達到相關部門，最後的回覆結果很明確：「上，報已有旨」。說白了就是方給事所奏內容與實際不符，不予採納，按原聖旨辦。王鐸在《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中對方有度的這個攻擊狀也做了這樣明確的記載：「反以勳陟少司馬。皇子生，畀三世誥，蔭一子樞。」顯然方有度的攻擊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天啟皇帝不但沒有因此殺袁可立，反倒因為有功給袁可立加了兵部侍郎官銜，賜給他褒獎三代的綸誥。
以下附出比方有度奏疏早一天的毛文龍、沈有容塘報內容，還有袁可立對兩位總兵的奏報題本。●「天啟三年十月初四日辛酉，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劉愛塔之死，遣張盤潛師夜起遂復金州，今欲據金州以圖三衛。又報奴欲西犯榆關，遣師渡江以伐其謀，暗置空營更易旗號，於是有滿浦、昌城之捷，斬獲奴級一百三十八顆，獲奸細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耳目亂於梆聲，手足觸於地炮，東西奔命，人馬飢疲自相踐踏而死者二萬餘人，馬三萬匹。
總兵沈有容塘報：三月內統兵出海，已見奴賊毀棄金州不守。又報六月內有張盤風飄至麻洋島，船壞寄居，又報九月初二日奴賊知金州有人，遣人將在城兵二百掩殺殆盡，張盤向住麻洋，奴肆焚燒而毀其城垛城角以去。塘報互異，上諭兵部著該撫查明。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劉愛塔事洩而金州空，沈有容有登兵勢寡四不可守之議，而張盤毅然入而據之，此毛文龍所以有金州已復之報也。奴酋聞金州有人率眾以至，張盤退居麻洋島，此沈有容所以有九月初二之報也，此金州復與不復之實也。至於滿浦、昌城之舉，當以趕殺首級獲奸細夷器等項為實功，而不交一鋒致奴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其數終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設奇，舉火放炮，使奴東西奔馳，如弄於股掌之上，當優敘以為用謀者之勸。
上降敕諭獎勵，賞文龍銀一百兩、蟒衣一襲，又發帑銀三萬兩，勞賞諸將士，並命所司議處錢糧接濟。」（《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九》）可見袁可立對兩位總兵不同版本的塘報有褒有疑，雖然限於當時的條件，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明察秋毫，但虛實分明，應對遊刃有餘，不失一個戰區指揮官的全局用兵韜略。方有度（？－？）字方叔，安徽歙縣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進士，與廣西道御史宋師襄、河南道御史龐尚廉、福建道御史李應升和山東道御史宋禎漢等為同年。官至給事中。善黨爭，攻訐無虛日，削籍歸，賦閒而終。崇禎初年東林掌權後追復原官。著作有《陛辭疏草》。「……公曆朝僅十六閱月，章數十上。」
二、李喬侖奏疏
天啟三年十月癸亥（初六日），四川道御史李喬侖疏參登萊巡撫袁可立、工部侍郎周應秋，言「毛文龍擁數萬亡命於孤島之外，中國輸數十萬金錢於澎濤之中，文龍報金州復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殺殆盡。聞兩家戈矛，先是可立閱（罔）無一言，有撫與無撫同耳，工部衣襖錢糧，一節一堂一中同受窘辱，應秋豈局外人？乃陰陽反覆求見德於中官，寧是鬚眉丈夫！」得旨，袁可立新經敘功加銜，周應秋佐部亦從無指摘事跡，不必苛求。（《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九）
顯然，同年利益集團採取的是疾風暴雨式一波接一波車輪戰，僅僅相隔一天，四川道御史李喬侖就步方有度的後塵上了這老調重彈的第二道奏疏，只是內容稍作變動而已。李喬侖的彈劾仍然是沿襲方有度奏疏的基調，說「文龍報金州復矣，沈有容又以金州掩殺殆盡」，說「可立罔無一言，有撫與無撫同耳」，就是說要袁可立這個巡撫沒什麼用，換做今天的話就是袁可立不作為。「寧是鬚眉丈夫」說袁可立簡直就不是一個男人，這抹黑和攻擊的口氣已經顯得有點惡毒和失態，近乎不像一個進士出身言官身份的正常語言，言語間流露出搞掉袁可立的急切和抓狂。不過，李喬侖的彈劾狀經過天啟皇帝御批後的查處結果仍然令李喬侖們失望：「得旨，袁可立新經敘功加銜，周應秋佐部亦從無指摘事跡，不必苛求。」聖旨的結果說得清楚明確，袁可立功勞不小，已經按程序升官加銜了，李御史沒必要吹毛求疵抓住不放。
李喬侖，字孕秀,陝西西安市高陵縣郭下裡(今鹿苑鎮，距耀州宋師襄43公裡，臨潼武之望19公裡）人。萬曆三十四年舉人,為永平府推官，升監察御史。《明熹宗悊皇帝實錄》卷六十：「 天啟五年六月辛卯，刑科給事中潘士聞參門戶李喬侖、陳必謙、張國紳，俱削職，喬侖仍追奪誥命。喬侖辯攻士聞，士聞又應之：』有臣攻彼門戶，喬侖亦指臣為門戶中人。臣論彼附趙南星，喬侖亦誣臣為南星之黨等語。』得旨：嘉其清謹，著照舊供職。」可見李喬侖非常擅長糾結於門戶黨爭之辯，終日喋喋不休。吳應箕《兩朝剝復錄附校正·上·卷之二》明確指出李喬侖攻擊袁可立完全是受其同鄉宋師襄唆使：「語具師襄傳意，喬侖劾之」。
三、宋師襄奏疏
●天啟三年閏十月甲寅(二十八日)，廣西道御史宋師襄題:為直糾當去不去不當來冒來之臣，內稱誰為當去者不去，如熊尚文、周應秋、袁可立是也。以尚文言之，揚歷頗有清望，任事亦見直誠，但病魔纏綿，支離顛踣，雖有報主之心，已無自全之策，所當急允其去，以全高尚者也。以應秋言之，性似和平貌亦謙曲，但生無勁骨饒有機全，少大臣之風，殊類妾婦之態，若再致臚列其穢狀，終未免頓喪其生平，所當決允其去以明正是者也。以可立言之，海上之金錢已飽，軍門之伎倆全無。見科臣方有度、臺臣李喬侖之參，則手忙腳亂，始報毛文龍之功，以掩人耳目。不知海上即有功亦難掩冒餉之愆，至於平妖與可立何與？而可立□□□□□□如是也。之彥以縣令改教旋躐工曹，復獻千金於劉光復，夤緣轉調禮曹。□用醫士張君山出入，居間數載，王封恣飽，溪壑厚賄。陸卿榮借名二王婚禮榮升光祿，臺臣賈繼春參劾幾無完膚，公論不容抱頭竄鼠，豈以被論家居，仍可累諮序俸豪面復出耶？其不當來一也。純如為稅監，傾害竇子偁致鬱郁而死，至今公論不平。當時閩中共事諸臣無不悉知其事，而江北鄉紳為子偁請諡公揭，讀之當令純如愧死，其不當來二也。
奉聖旨，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該部知道。」（《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卷之六）
●天啟三年閏十月下（二十八日）甲寅○廣西道御史宋師襄疏糾熊尚文病魔纏綿，周應秋生無勁骨，袁可立無功加銜，累被彈劾皆當去而不去。須之彥寅緣轉調為臺臣賈繼春所劾，呂純如傾害竇子偁致鬱郁而死，不當來而冒來。得旨：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明熹宗實錄》卷之四十)
●天啟三年閏十月甲寅（二十八日），廣西道御史宋師襄論熊尚文病魔，周應秋無骨，袁可立無功，皆當去不去。須之彥寅緣轉調，呂純如傾害竇子稱不當來而來。上不問。（《國榷》卷八十五）7
○ 天啟三年十一月（初六）壬戌○工部左侍郎周應秋、右侍郎熊尚文各引疾求去，許之。（《明熹宗實錄》卷之四十一）
剛剛李喬侖受宋師襄指使上疏彈劾的結果是「袁可立新經敘功加銜，……不必苛求。」二十二天後，授意李喬侖彈劾袁可立的宋師襄對這個結果很不滿意，親自走馬上陣，彈章中還把另外兩個佔著位置不拉磨的非軍政人員熊尚文、周應秋和袁可立綁定到一塊兒彈劾，以增加彈劾狀的共振打擊效果。這次宋御史比方有度和李喬侖二人的用詞都更加嚴厲尖刻，先拉出熊尚文和周應秋做鋪墊外，迅而將矛頭轉向袁可立，因為袁可立兼管登萊軍餉，宋師襄乾脆就直接把袁可立裝進經濟問題的大框內進行抨擊，說袁貪汙了很多軍餉： 「海上之金錢已飽，軍門之伎倆全無。」其實古代也和現在一樣，宋師襄如果真有證據可以直接向當時的紀檢部門提供犯罪線索舉報查處，甚至他作為都察院系統的言官自己都應該有移交和比一般人更優先的建議查處等重權。單憑袁可立的推官和御史風紀官員出身班底來看也不大可能出現十分簡單的低級錯誤。他早年在蘇州當過六年的司法幹部，查處過包括應天巡撫李淶和致仕尚書董份在內的數起高官大案，清廉公正名動天下，並因此成為蘇州府名宦祠中和狄仁傑、範仲淹、文天祥、海瑞、于成龍、林則徐等並列的清官廉吏。再者，袁可立的前任陶朗先就是因為貪贓剛剛遭到罷官查處，而且就在宋師襄攻擊袁可立的當時查處前任登萊巡撫陶朗先案的朝廷欽差大員也正是宋師襄的進士好友李春燁，如果真有宋師襄所謂的袁可立貪汙軍餉事實恐怕袁可立早就被宋師襄的老同學李春燁和陶朗先一鍋燴了，根本用不著宋師襄們在臺前幕後喋喋不休大造輿論。至於宋師襄所謂袁可立在登萊「軍門之伎倆全無」，袁可立在登萊策反劉興祚發動未遂政變，造成敵營漢官偽將近乎悉數被殺，不戰而收復遼南，是明末少見的能收復失地的抗清將領。如果宋御史有更多「伎倆」的賢才能士隨時可以舉薦推定接任袁可立，但在袁可立離職後直到明亡，我們並沒有見到比袁可立更適合的登萊巡撫被宋師襄推薦出來在登萊發揮更大的作用，反倒造成了登萊防務的日漸衰敗。
至於袁可立平定白蓮教紀功加銜一事，至今文獻俱在，甚至袁可立的屬下官早在數月前就已經得到記功升遷。「天啟三年四月丁卯（初八），新升萬全都司僉書，周洪謨加都司職銜仍留管文登營守備事。」（《熹宗實錄卷之三十三》）袁可立從睢州老家去登萊赴任，路過金鄉縣就遇到了白蓮亂軍，連自己60歲的夫人宋氏都親上戰場擂鼓助陣，「公填撫登鎮，適蓮妖東奴交訌，而夫人從公戎馬，親抱桴鼓不以為懼。」（《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黃道周《節寰袁公傳》）當時紀功由各級考功和御史巡按勘覆甚嚴，其結果並非哪一個部門和個人可以決定。
宋師襄自己嗾使他人告御狀在前，還故作鎮定說「見科臣方有度、臺臣李喬侖之參」。這樣一撥緊似一撥有組織有預謀的抱團攻擊終於惹惱了天啟皇帝，天啟帝對宋師襄的回覆有點不客氣：「得旨：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這意思說得十分明白：袁可立去留朕說了算，不是多人輪流攻擊抹黑就黑的。言官論人不能亂法度，不要一窩蜂為黑而黑。同時可以看到，宋師襄所攻擊的另外兩人周應秋和熊尚文緊接著在一個星期後就被批准請辭了，而袁可立面對抱團攻擊的請辭當時是沒有得到允準的，接連七次上疏辭職予告歸裡則是天啟四年的事。
宋師襄 字一衷，明耀州城（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距李喬侖的西安市高陵縣43公裡，距袁可立繼任者武之望臨潼阜廣裡廣陽屯即今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廣陽村 42公裡）內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初任南樂縣令，歷官御史。崇禎元年復職，升太僕少卿，以太常卿致仕。十二年召復原職，翌升順天府尹，因罪被逮入獄，兩年後刑滿釋放。曾嗾使同鄉李喬侖攻擊袁可立。「語具師襄傳意，喬侖劾之」（ 吳應箕《兩朝剝復錄附校正·上·卷之二》）
四、李喬侖再疏
●天啟三年十一月（乙丑）初九日，四川道御史李喬侖疏為貪撫逞辭遮辨，微臣據寔詳剖內稱邸報，見袁可立一疏嘵嘵展辨，而謂臣為誤，謂臣為風。聞謂以貪之一字相加，死不任受。臣聞士人之守如女子之貞，女失貞不可以語節，士失守不可以語品。臣何嘗誤可立政，恐可立攫軍糈以潤私囊，聚民膏而釀禍亂，徒以一身富貴誤皇上封疆大宇事耳。臣疏登州舊額兵虛冐一千餘名，餉無安頓亦何不明白開消，而影射支吾，誤乎不誤乎臣。青、登、萊三府兵數拖前蓋後，叢弊難窮，致使餉有餘而兵不足，數既歸烏有而文冊亦且掛漏，誤乎不誤乎，應操者已冐一百餘名矣。朗先於每名增新餉九錢，卻將原額三錢二分暗扣入已。可立知其當裁即裁之已耳，必欲遷延至今，此真枉尺直尋之曲，巧權毋筭子之奇，登土尨斷而兢氷玉之容。可立縱不任受貪，臣何能為可立諱哉。奉聖旨，袁可立已有旨留用不必爭論，該部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8
見自己的主使者宋師襄攻擊又沒有湊效反被天啟帝駁回，十天後，沉寂了一個月零三天的李喬侖再次接棒對袁可立進行中繼輪番攻擊，這次的攻擊詞比他上次的攻擊顯得急切和煩躁，用詞危言聳聽，說「可立攫軍糈以潤私囊，聚民膏而釀禍亂」，用一個外臣所不可能具體知悉的前線涉密情實輕信自己就是抓到了袁可立貪腐的證據，告訴皇上袁可立就是貪汙了軍餉，如果再不把袁可立抓起來就會「聚民膏而釀禍亂」。
還有李喬侖御史所謂的「青、登、萊三府兵數」，有些在當時都是規定不能傳抄的軍事機密，不過明朝言官很厲害，只管胡扯八道一通反正不需要交稅。
熟悉明末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當時在明末軍政史上有這麼一件趣聞，孫承宗被下課後，帝國政府派出高第接替了孫承宗的位置。高第這個剛上任的剿總司令在接管孫承宗的軍隊後，立馬大呼小叫說孫承宗上報的兵數其中有假：「在冊兵力11萬，實際上只有5萬人」，這意思就是上來我先咬你一口，說你孫承宗一直吃著6萬人的空餉，貪汙罪大了去了，孫閣老今日撞到我手裡你攤上事兒了。孫承宗也不作過多解釋，不慌不忙回應道：「既然高大人說我只有5萬人，那以後你就按5萬人兵數給你的士兵發餉就是了」！這個剛當家就知道柴米貴的高第一時尷尬得面紅耳赤，知道偷雞不成蝕把米，給自己挖了個大坑，趕緊改口，「親自上書，以妄言引罪」。而這個彈劾袁可立的李喬侖御史對登萊一線兵餉的知悉情況自然和剿總司令高第無法相比，充其量也只是受宋師襄指使鸚鵡學舌為黑而黑，因為當時有規定言官是不因言獲罪的，所以明末就形成了一些言官抱團結夥為自己或集團利益攻擊幹擾軍政的亂局。
也許是這位李御史用慣了這種攻擊模式，早在天啟三年九月，李喬侖就因為以聳人聽聞的大話參劾官員受到過天啟皇帝的訓誡提醒：「得旨：大臣得請條奏，公論自明，不得苛求。」（《熹宗實錄卷之三十八》）這次對袁可立的重複彈劾經過御批後的回覆結果仍然是「奉聖旨，袁可立已有旨留用，不必爭論。」
五、龐尚廉奏疏
●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龐尚廉疏為兩撫被論已久，去志未決。內稱登撫袁可立、薊撫嶽和聲者可異焉，被臺省論列幾無完膚矣。可立之穢狀見於臣同官李喬侖之糾參者，確有的據，不必再引以彰醜。說者曰□酋西寇屢報，海上牽制有効，登撫未可裁，可立未可輕去也。夫登撫誠不可裁也，可立竟終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旡，登者遂無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說持為護身之符也？和聲之穢狀見於臣同官楊建烈之糾參者，風聞事真，亦不必再引以揚垢。說者曰□氛聲息正惡，撫賞一著正亟，總督未可缺人，薊撫未可輕去矣。夫總督誠不可缺也，和聲不堪為薊撫而堪為總督乎？和聲去而撫薊者遂無人乎？奈何以撫擄之說陰為攫取之資也。……。奉聖旨：袁可立、嶽和聲己有旨留用，餘著吏部議覆。（《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見上述同年們的攻擊仍然沒有搞倒袁可立，不降反升，更沒有按照其同年方有度的要求將袁可立殺了，於是六人集團中的又一個同年河南道御史龐尚廉開始跳出來再次接棒奏本， 說「可立之穢狀見於臣同官李喬侖之糾參者，確有的據」。意思是說袁可立貪汙是有證據的，我的同事李喬侖的舉報信中就已經說得很明白，你們為什麼不查呀？甚至進一步直接攻擊朝廷在保護袁可立「夫登撫誠不可裁也，可立竟終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旡，登者遂無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說持為護身之符也？」這意思就是說即便登萊巡撫不可以裁撤，也應該可以換上比袁可立更合適的人選來幹呀，不一定非得讓這個不稱職的袁可立呆在這裡不走呀，言下之意就是我們這些人的目的也不是真的要裁撤登萊巡撫，就是要搞掉袁可立而已。
見袁可立被諸位同年久攻不下，這位龐御史上來就是一頓猛攻痛陳，除了接著複述前幾個同年的老調外，還增加了不少其被認為有問題官員的內容以增加攻擊袁可立的含金量和力度，而且按耐不住急切的情緒對準朝廷胡亂開火，有棗沒棗打三桿子再說。 「可立去而旡，登者遂無人乎？」究竟是袁可立之外的哪個人把「不可裁之說持為護身之符」了。這話到底是說給誰聽的，查《明實錄》見東林大佬孫承宗在稍早前曾有過這樣一段奏疏並且得到了天啟皇帝的批覆和首肯：「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七）上○壬辰 督理軍務大學士孫承宗言：國家以全遼設一廵撫，內與薊撫統於一總督，以兩撫各提數道。臣與鎮協各治其地，其兩地款防各責成於兩撫。……
目今文龍累有捷報，既成牽制之功，再得登鎮與覺華為備，則其勢更大。伏乞皇上敕該部分部兩鎮汛地，酌給登鎮（沈有容）兵丁，敕登萊撫臣（袁可立）用心料理，仍令節制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仍查有容果否可用，早為定奪，則權有攸歸人心自定。
得旨，登萊巡撫官（袁可立）料理海上豈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盡心任事。其兩鎮分部事宜，著該部作速奏行。 」（《 熹宗實錄卷之四十二》）
我們可以看到，是皇帝說「登萊巡撫官（袁可立）料理海上豈可遽裁，袁可立已有旨，著盡心任事」的，是孫承宗這位剿總司令大學士說了以上從遼東全局出發的大戰略建議，而且以後的歷史證明也沒有見到龐尚廉及其同年們所說的「可立去而旡，登者遂無人乎？」的更優秀人選，直到大明滅亡也沒有見到他們推舉出來。我們只是從歷史文獻中得知，袁可立在輪番攻擊下不得已經過七次上疏得以辭官，然後換上了新任登萊巡撫武之望，這位以婦科名醫著稱的武巡撫一上任就開始和毛文龍爆發尖銳矛盾互掐起來，吵鬧不停不可開交，嚴重影響到三方布置和登萊海防牽制大計。無法開展工作的武巡撫很快就被朝廷強制調離，從此登萊防務再也沒有恢復到袁可立時收復遼南大部的盛況，登州兵變事發，登萊防務徹底崩潰。直到大明滅亡，這幫人都沒有停止吵鬧。最後是樹倒猢猻散，降的降，死的死，才算消停。
皇帝對龐御史的彈章針對其攻擊的真實目標仍然是袁可立這一事實絲毫不迴避及時做出回覆：「奉聖旨：袁可立、嶽和聲己有旨留用，餘著吏部議覆。」搞掉袁可立的目的再次落空。
龐尚廉，字國維，河津人，萬曆丙辰四十四年進士，授內黃知縣，拜河南道御史，轉河南僉事，遂引疾告休。祀鄉賢。
六、李應升奏疏
●明熹宗哲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八（梁本）天啟四年春正月庚午（十五日）福建道御史李應升言今賞罰不明···萬有孚何以賣款議敘，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蔭襲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
繼龐尚廉奏本半個月後，迎來了農曆甲子年的新春元宵佳節，六人同年中的新面孔福建道御史李應升開始對袁可立接棒彈劾，畢竟人數和次數也是一種力量，就像今天的上訪告狀一樣，有事沒事只要有多人一直堅持進京上訪，無休止的糾纏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壓力。李應升的奏本拋開以前那些子虛烏有沒有證據的貪汙不說了，直接說「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意思是說我的老同學們這麼集中地對袁可立進行連續幾個月的頻繁舉報，皇上怎麼還能在這個時候對袁可立這個「問題」官員升官加銜呢，這讓我們這幫老同學情何以堪。（袁可立平蓮紀功加銜一事在前邊宋師襄疏後已有說明）
李應升（1593年～1626年），字仲達，號次見，南直隸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丙辰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天啟三年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年密修閹黨魏忠賢十六罪狀，天啟五年遭閹黨彈劾為「東林護法」而削藉歸裡。天啟六年三月遭逮，當年閏六月被殺於獄中，年三十四。崇禎初年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
七、閹黨宋禎漢奏疏
●天啟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山東道御史宋禎漢疏稱登萊廵撫袁可立指斥已鮮完膚。尚寶司少卿曾用升點綴殊多責備，乃兩冐溫綸而後竟未聞補牘，以陳笑罵。由人徘徊戀棧，不亦羞節鉞而玷清華之甚耶！至部屬馬鳴瑞、劉繼孔、陳明晰等贓跡敗露，顯有據憑而猶未見按法處分直窮到底，或逍遙於四牡之遺，或覬覦於一線之留，士類共羞，官邪奚警，臣所謂去邪之法當迅也。撫按握激揚之柄脫，一方官毗政，則不時當即參處，無待旁觀啟當局之明，所以貞憲度也。……率屬之權撫按最重，有權而不慎把握，至令居中者為之代操，則其事權轉輕，宜嚴飭一番，俾各多方密訪，按月精核，庶幾無媿紀綱之命，吏乎臣所謂糾參之職當明也。……
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前邊五位同黨連續上疏都沒有把袁可立搞顛，這位丙辰科的同年著名閹黨宋禎漢開始出場了，他的彈章直入主題開門見山將矛頭對準袁可立，除了鸚鵡學舌沿襲龐尚廉的言論「被臺省論列幾無完膚矣」說「登萊廵撫袁可立指斥已鮮完膚」外，還洋洋灑灑發表了一篇文採很好佔領道德制高點的鴻篇高論，並著重強調了自己御史職位的重要性，是諸多奏疏中調門喊的最高的。而這位大言「士類共羞」的道德高人宋禎漢究竟是何許人也？
「 宋禎漢，頌美。淮南建瞻德祠，會疏同祠諛頌。（此見《剝復錄》三卷中）。「總漕巡撫郭尚文、巡按宋禎漢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熹廟哀昭已頒，其孝等哭臨畢，仍脫衰絰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旁觀者鹹為咋舌雲」 ⑨（《先拔志始》）。這段記載是說宋禎漢給九千九百歲魏忠賢的生祠還沒有建好，天啟皇帝就駕崩了，這位高喊「士類共羞」的宋御史忙得不亦樂乎，一會兒穿上喪服為明熹宗哭喪，一會兒又換上喜慶的大紅袍為魏公公祝拜生祠，喜服過後再換孝服，喪畢再喜，循環往復不已，可把這位宋御史給忙壞了，旁邊觀看的人都驚呆了。就是這樣一個利慾薰心的宵小之輩，為了共同的利益，也加入到了這個輪番攻擊袁可立的同年陣營。後來閹黨倒臺，這位宋禎漢又為了利益急轉風向，加入了倒閹陣營，還真是應了他自己高論中所謂令「士類共羞」。
宋禎漢，字爾東，號荊璞，福建莆田人，閹黨。明萬曆丙辰（1616）進士，歷任寧波府推官、山東道監察御史、太樸寺卿。天啟七年在應天巡按任上，給魏忠賢建生祠。閹黨倒臺後三參宦官魏忠賢，又請恤故工部郎中萬燝，籍田爾耕、孫雲鶴、張體乾、楊寰、許顯純諸家。
八、宋師襄再疏
●天啟四年三月三日丁巳，廣西道御史宋師襄言：「終日籌邊務矣，飭吏治矣，弭盜賊矣，而終不能行也。何則？臺臣條上，即雲盡職，而條奏之行否勿問。閣臣票擬，即為絲綸，而票擬之行否亦置勿問。皇上勵精圖治，日覽章奏，日下嚴旨。而某事能行，某事未行，誰還報皇上也！上固毅然更始，憤然立行，臣敢望之皇上，並以責之臣工，報可。（《國榷》卷八十六）
登萊巡撫袁可立罷。 （《明熹宗實錄·卷四十》、《國榷·卷八十六》）
●天啟四年三月十七日 廣西道御史宋師襄疏陳力行二字，內雲終日籌邊務矣，而終不能行之於邊也；終日飭吏治矣，而終不能行之於吏也；終日計民生矣，而終不能行之於民也；終日弭盜賊矣，而終不能行之於盜也。所以然者，蓋臺諫以進言為責，條奏一入，即雲盡職，而條奏之行否置勿問矣；部臣以題覆為事，看議一上便可了事，而看議之行否置勿問矣；閣臣以平章為任，票擬一定即為絲綸，而票擬之行否亦置勿問矣。即皇上勵精圖治，凝神勤政，日日覽章奏，日日下嚴旨，而某事之能行某事之未能行，其誰為還報皇上也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虜，不在水藺，而即在數百年休飬生息之赤子中也。積病之根源不止於七年蓄艾之方，斷宜決於今日，故毅然更始，憤然力行，臣敢以望之皇上焉，敢並以責之臣工焉。又雲事例一途，……自乞恩穵選之例一停，人人抵掌稱快竊幸，可挨年待選，而豈知守候闕下者，不銓數十年不盡……
奉旨，知道了。乞恩穵選已停，事例還照行，該部知道。（（明 李長春 纂修《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中）
從天啟三年十月初五方有度首疏攻擊袁可立，到天啟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閹黨宋禎漢彈章，歷時五個月，一直都沒有把袁可立搞掉。天啟四年三月，宋師襄再上「臺臣條上，即雲盡職，而條奏之行否勿問。閣臣票擬，即為絲綸，而票擬之行否亦置勿問。皇上勵精圖治，日覽章奏，日下嚴旨……」，上述所錄宋師襄條陳未見提及袁可立姓名，但顯是和宋師襄「天啟三年閏十月下（二十八日）甲寅○廣西道御史宋師襄疏糾……袁可立無功加銜，累被彈核皆當去而不去。」(《熹宗實錄》)所上內容是連貫的，期間是否還有我們所未及見到的史料更不得而知。這次宋師襄的條陳一改往日一味攻擊的色厲腔調，穿插了為天啟皇帝調胃口掏耳刺的「皇上勵精圖治，日覽章奏」馬屁語句，接著就有「登萊巡撫袁可立罷」的記載。
從這幫同年進士天啟三年十月方有度首疏攻擊袁可立到次年三月離職，又因為等待繼任官員履職，一直拖延到天啟四年五月袁可立還沒有離開登萊，前後達半年之久。期間袁可立連續上疏七次請辭，但直到天啟四年方「得旨予告」。袁可立的傳記資料對此也有詳細記載：
「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黃道周《節寰袁公傳》）
「公請告，疏凡七上，始得奉俞。及歸之日，角巾野服，口不言功。滅跡歲用，無少侘傺，得大臣退居之體。」（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⑩
「公抗疏乞骸，上意尤難其去，至七懇始得旨回籍。」（孔貞運《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偕配誥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銘》）
「請告，凡七上，乃得歸。」（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公乞骨骸者七，辭銜者三，熹廟不能留，魏黨不能奪。」（明 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
袁可立去世後，包括首輔孔貞運在內的當世朝官在給袁可立所做的傳記及行狀文裡，都不約而同地記載了袁可立在遭受由東林和閹黨同年抱團攻擊的半年時間裡，連續上了七疏向天啟皇帝請辭，可惜遲遲沒有被批准，最後是第七次請辭被批准了。《兩朝剝復錄附校正·上》記載李喬侖的攻擊完全是「語具師襄傳意，喬侖劾之，在後始謝歸」。袁可立自己在至今現存的山東蓬萊閣《甲子仲夏登署中樓觀海市》詩文刻石自序中也明確記載了「甲子春，方得旨予告」一事，離職登萊巡撫的時間是明白無誤的。
同年集團和毛文龍在袁可立離職風波中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
關於毛文龍嗾使言官攻擊袁可立一說，多種資料是明確記載了兵科給事中方有度的首疏袁可立是受毛文龍嗾使的，後來言官抱團相繼跟進的動機就耐人尋味了，《剝復錄》記載御史李喬侖是受其同鄉宋師襄指使才參劾袁可立的。
一向對毛文龍有很高評價的董其昌對此也有微言：「毛文龍者，公（袁可立）故奇其膽智。然自夜邑之奉蠱其心子，公之力柔其骨。數輦貂參於奧援，求增餉金，求寬海禁，無復吞 之意。乃滿浦、昌城之捷，謂兵不滿千，未交一戰，不遺一矢，而使 （虜）自相踐踏，其被炮死者二萬有餘，馬之走死者，三萬有餘，止餘真 （夷）二萬。公心頗疑之，私謂敷實而後報，不失於慎。扶同而報，何辭於欺。乃移文東江，審其顛末。遂觸毛帥之怒，嗾一黃門彈之，一二儕偶繼之。天子不為動，旋以平蓮功晉秩少司馬。」（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
「會毛帥恃功暴橫，滿蒲、昌城之捷，誕忘殊甚。公曰：『吾餙報而邀功，扶同以欺君，父臣子義不敢出也！』於是移檄東江，核其虛實。而毛帥嫉公如仇，嗾言官尋端中之。上不聽，旋以平蓮功加秩兵部侍郎。」（孔貞運《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偕配誥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銘》）
「皇帝曰：『巡撫僉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勞哉，賜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帥驕愎不協，蠱於兵，滿蒲、昌城襲報用敢獻功。』公頷之，使者往覆東江。毛遂怨望，嗾方給事（方有度）觸公，反以勳陟少司馬。」（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後以議觕(cu)毛文龍有蟄公者，夫人慾與歸，因公首功，以少司馬晉公秩，得誥封三世。封淑人，蔭其子。」（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
上述多種由當事朝官所作的傳記資料反覆在佐證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袁可立離任這一問題上，與毛文龍確有干係，儘管袁可立的被迫離任給毛文龍本人帶來了大麻煩和後來的不測，可以說毛文龍是袁可立離任登萊的最大受害者。同時也給蒸蒸日上的登萊防務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然這些結果在當時是毛文龍和大明朝廷所始料未及的。
還有一份歷史文獻和袁可立的多種傳記資料可以互為印證吻合，洪翼漢《華浦先生朝天航海錄》：「皇明天啟四年甲子（八月）初八日。庚寅 晴。……都督使門子請宴，饌品極豐，優戱具呈，蓋示其接遇之厚也。杯酒間，都督（毛文龍）言：『皇子已於六月薨逝，而登州撫臺袁可立與俺不相能，致有科參，新撫臺武之望已替其任雲。』似是誇張自己之勢焰，而及聞門下人言，亦似實狀。」朝鮮使團這種流水帳式的實錄記載，詳盡而具體，尤其是還和後來這些袁可立傳記資料內容不謀而合。從中可以看出，毛文龍對袁可立奉旨核查滿蒲、昌城戰報受到攻擊被迫離職一事還頗有得意之色，然幾個月後隨著新任婦科名醫武之望巡撫的到任就讓他知道啥叫悔不當初了，這個武巡撫讓他嘗盡了苦頭，這時候即便再想起袁可立的好處也已經是噬臍莫及了。
上述記載還同時註明了朝鮮使官自己的意見，從「似是誇張自己之勢焰」這話來看是不相信單憑毛文龍的力量就能把登萊戰區長官袁可立趕走的，「而及聞門下人言，亦似實狀」也只能說明大抵證實了毛文龍嗾使言官攻擊袁可立這回事，當時朝鮮使官未必就知道有至少六名進士同年結夥抱團趁火打劫利用和做大了毛文龍和袁可立的矛盾，連續輪番多次攻擊袁可立長達半年之久，更不可能知道這多名同年結成團體攻擊袁可立的真實目的何在。
現在看來，袁可立在很大的壓力下核查毛文龍「滿浦、昌城之捷」的戰報使二人產生矛盾並被人利用發酵最終導致袁可立下臺，對毛文龍、袁可立和大明三方都是一個全輸無一贏的結局，甚至可以說自此成為遼戰總局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也不為過。所以即使是總體肯定毛文龍戰績的董其昌在談到袁可立離任登萊這個事情上對毛文龍也是持有非議的，至少毛在策略和結果上都是全盤皆輸的。因為袁可立是前後幾任登萊巡撫中對毛文龍支持最大的一任，袁可立一直為東江毛帥鼓與呼，募兵籌餉，殫精竭慮，到下臺八個月後還在朝中為毛文龍搖旗吶喊。他說道：「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山江敘功）。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為議序以侯俞旨施行。」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三·甲子十二月》346頁）從上述記載時間看，天啟四年十二月，已經是袁可立離任登萊巡撫八個月後上題本為毛文龍請功呼籲。甚至連滿人在「文字獄」中編修的《明史》都對袁可立褒貶道：「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逛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
天啟三、四年正處於東林和閹黨矛盾總爆發的前期，毫無節制的黨爭和言官妄自攻擊的激烈程度已經嚴重幹涉到了正常的軍政秩序，有觀點說明亡於黨爭癥結就在於此，不願意參與黨爭的登萊巡撫袁可立受到攻擊成為必然，或者說已經是有人為黨爭盯上了登萊巡撫這個位子要除之而後快。核查毛文龍戰報也許只是導火索而已，袁可立在外臣壓力下例行公事對毛文龍戰報進行核查，但毛文龍誤判形勢反映過度沒有和袁可立抱團應對危機卻叢勇個別言官擴大事態彈劾趕走袁可立釀成了無法挽回的後果，也許是處於重大危機之下二人勾通和處理危機的瓶頸出現了問題，於是毛文龍對袁可立採取了防衛過當的激進反彈，結果就造成了袁可立的離任和毛文龍自己的下坡路局面。袁可立離開登萊八個月后冠帶閒居，仍然沒有忘記上題本為毛文龍請功，耳聞目見，言辭懇切，至今讀之雖歷經數百載仍令人動容，也許是他擔心自己從此以後再也回不到朝堂能幫到這個他親手扶持起來的東江毛帥，也許是他已經聽聞到了新任登撫對毛文龍的多方刁難威脅到了他苦心經營過的登萊防務，於是在拼盡最後力氣上了這個替毛文龍背書「屢獲奇捷」的請功題本，足可見袁可立對登萊和東江毛文龍的縱深布局和抱負之大，這樣從袁可立的意猶未盡看來無可奈何的離任對登萊乃至遼戰總局都是一個重大損失。就當時的形勢來看，登萊不能沒有袁可立，東江也不能沒有毛文龍，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就是有這種特殊作用，類似於自然界的天敵現象，這是不能以口號和情緒來代替的客觀存在。後來的己巳之變和登萊兵變的後果就已經非常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不是偶然，就是打亂東江制衡的直接結果，就像我們身體的關鍵部位得了病在技術尚不成熟的條件下只能採取保守治療一樣，毛文龍不能大動就是當時的一個命門和死穴。明崇禎六年，就在那天崩地解的登萊兵變結束當年，聞變後心力交瘁的袁可立死於老家河南睢州。
至於在袁可立離任這個事情上毛文龍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則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後來那些別有用心的同年言官們擴大化利用了袁毛二人的矛盾做文章則是毛文龍自己也根本控制不了的，說是引火燒身毫不為過。史料表明袁可立在任期間登萊防線一改之前頹勢，竟然罕見地向前推進了數百裡。登萊巡撫原本是為牽制後金而設，袁可立誘降劉愛塔發動的未遂政變卻收回了後金佔領多年的南四衛大片土地，實際上已經將登萊戰區變成了緊鄰後金腹地的一個前沿根據地，這在明末與後金交戰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在此無意於糾纏太多毛文龍的其他是是非非，但袁可立離任登萊後毛文龍禍不單行直至身死非命卻是不爭的事實，而毛死後緊跟著後金就兵臨北京城下，這是自明與後金交惡十年來第一次悍然兵臨京師，毛文龍的東江牽製作用亦不言自明矣！朝鮮淪陷，登萊兵變直至防務土崩瓦解，卻是一連串相互連貫的因果事件。至少從結果上已經非常明白地形成了這個結點，而這個結果也再次明白無誤地證明前後幾任巡撫和袁可立在登萊的作為相比是高下立見的。袁可立是一個重海防顧大局敢交戰的戰略型人才，同時從現存孫承宗文集書信記錄看袁可立和孫承宗二人有很好的私交，如果袁能在登萊再多堅持幾年，就能看出其戰略縱深。跡象顯示，有他在登萊鎮守，後金就不敢深入腹地一步，甚至是被逼得往後步步退出南四衛，望闕京師則更是痴心妄想。
這些由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組成的的利益集團瘋狂攻擊袁可立，必然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利用了毛文龍和袁可立的矛盾並且做大推波助瀾，而毛文龍卻蒙在鼓裡以為失自己是賺大發了，賣了自己還幫別人數錢。為什麼只有這一年的同科進士抱團在一起，其他年份科別的進士們為什麼沒有參與進來。還有山西籍的宋師襄嗾使自己老鄉李喬侖對袁可立發起攻擊，而這兩個晚輩同鄉又都是袁可立的繼任者武之望的近老鄉，這中間的諸多連貫和巧合之處充滿了太多的趣味和未知，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缺乏更具體明確的文獻資料來加以深度證實和梳理其中的脈絡內涵。
前時見今日頭條有篇署名文章《如何評價明四朝元老袁可立？》，對袁可立的軍工政績評價頗高，但在收尾處卻不無遺憾地抱怨道：「在國家危難多事之秋，（袁可立）七次請辭，選擇功成身退，對國家的的戰略大局造成消極不可挽回的損失與影響。如在他請辭之後，戰功赫赫的登萊水師統領沈有容也同時選擇身退，致使明軍罕有的忠誠猛將張盤因為缺乏調度和後援身陷重圍而死。」應該說，這篇文章對袁可立在此處的抱怨從結果上是符合史實的，袁可立七次請辭確實存在，並在其請辭離職後給登萊防線帶來了無法挽回的災難性後果。但袁可立的請辭按照當時的常規和禮制可能有太多迫不得已的原因和背景，這在本篇裡可找到多處註腳，這也正是本篇的主題所在。當時言官一窩蜂輪番攻擊造輿論，開始階段是天啟皇帝出面為袁可立打了抱不平頂回去，但袁可立如果在此事上沒有點姿態在當時官場似乎也說不過去。儘管皇帝和當時的登萊防務需要他繼續留任，但同年言官的輪番轟炸的環境已經不允許他繼續留任了，請辭是唯一的選擇，只能說當時的惡性黨爭確實是誤國的。
袁可立身陷東林和閹黨兩面攻擊的尷尬
從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河南道御史龐尚廉的彈章「可立去而旡，登者遂無人乎？」看，當時其所攻擊的目標就已經包括東林大佬孫承宗「伏乞皇上敕該部分部兩鎮汛地，酌給登鎮（沈有容）兵丁，敕登萊撫臣（袁可立）用心料理，仍令節制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徵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的戰略總局主張，包括喪服和喜服換著穿給喜宗哭喪又給九千歲拜祠兩不誤高喊「士類共羞」的著名閹黨宋禎漢也一併加入到攻擊袁可立的隊列中以撈取我們迄今都未能詳知的某種政治利益，說明這幫人關鍵時刻可以放棄黨派之爭，實現搬倒袁可立這個共同的現實願望對他們則有著更大的吸引力。
袁可立在遼東是少見的能向前推進防線的戰略指揮官，在登萊三載，他繼承了戚繼光「水師先習陸戰之法」，經常組織明軍對後金進行奇襲和登島夜戰，可以稱之為中國「海軍陸戰隊」的鼻祖，在當時的冷兵器時代袁可立打造的艅艎大艦已經非常先進了。在收復金州和旅順後，後金佔領的南四衛已大部收歸明朝版圖。在海上開闢了遼東第二戰場，使登萊，旅順，皮島，寬靉等地連成一線，把後金封鎖在狹隘的陸地疆域內，無法在海防線上威脅到明王朝的國防安全，形成了一道新的軍事屏障，令明朝兩千裏海疆重新得到鞏固，並加重了後金佔領區內糧食和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大大向前推進了戰略布置。有東林身份的首輔孔貞運在為袁可立所作的墓志銘中評價其「客兵盡汰，所過雞犬不擾，則李西平三代之師也！入虎穴焚島巢，則主濟樓船之水軍也！……孰使十六年來，海無傳烽，亭有臥鼓，則惟公之賜。使天假數年，則公將奮謀決策，焚冒頓之虎落，犁老上之龍庭，以抒我皇上東顧之憂。而今已矣，惜哉！」可以看出這個崇禎年間的首輔對袁可立在崇禎初年沒有復出任事是深感惋惜的，這惋惜，是來自對大明江山的殷殷之情，因為後來這位進士第二名出身的孔相爺在崇禎自盡後因哀痛哭死殉國了。
袁可立一生正直立朝不結黨，是古代社會典型的清官廉吏，在蘇州和登州兩府的名宦祠中都供奉著他的牌位。可在天啟三年秋，我們發現攻擊袁可立的人中既有東林也有閹黨，而且是東林黨佔居多數。要說魏忠賢一黨因為違制幹政和袁可立不能相容還可以理解，而在明末最終掌握話語權自我標榜佔領道德制高點的東林黨為什麼也和袁可立過不去呢。從東林黨的人員構成看不少是代表了當時社會的工商業和大地主貴族階層利益的，私人團體的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會出現激烈的衝突和鬥爭，這可能也是問題的關鍵之一。袁可立公正立朝，嚴峻的遼務形勢使他厭煩黨爭，是根本不贊成或者也沒有精力參與激進黨爭的清流實幹派人物。
袁可立早年在蘇州為官七年，對江南地主階級壟斷國家資源巧取豪奪的弊端是有充分了解的，當年轟動朝野的著名湖州大案富豪劣紳董份案就是他主審的。其中涉及到鹽鐵之利由朝廷專營這一條更是他胸中醞釀多年的方案，他在晚年復出後所極力主張的「朝廷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九邊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可能就已經觸犯了一些代表大地主和商業財團利益的東林黨，要知道鹽鐵、藥品、礦產這些戰略資源，在當時是很多富豪權貴的滾滾財源，袁可立要求國家專營這些資源就等於是和權貴階層玩命爭利，僅憑這一條東林的激進保守派就會想玩死袁可立。當然，幾百年後的我們怎麼回放前朝往事都免不了霧裡看花，深藏在表象背後的歷史謎團正是我們研究的興趣所在。
晚年的袁可立集中精力於遼務，反對「比非植黨」也和為黨爭而黨爭忙於選邊站隊的東林黨激進派格格不入，如此種種都形成了東林和閹黨利益集團結夥攻擊袁可立的原因。而且從袁可立的東林同年朋友高攀龍的書信裡，是可以看出東林黨人對袁可立的高度看重和爭取籠絡痕跡的：「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老公祖一點真精神不難矣。……損冗兵百可養壯士十，平時養壯士十，臨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上）》）「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下）》）但從後來的結果看，袁可立並沒有參與到激進黨爭中來，反倒是以「比非植黨者愧」。
隨著歷史知識借著網絡媒介的廣泛普及，更多的研究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袁可立究竟是什麼黨，為什麼兩黨都來攻擊袁可立？
近年來，隨著一些被清代定為禁毀資料的先後被發掘，在袁崇煥和毛文龍等一系列問題上掀起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空前爭議，袁可立也成了被雙方用來攻防的工具性人物，或粉或黑，嬉笑怒罵全憑自己所粉黑的主題而定。粉袁崇煥的人舉證袁可立曾經「於是移檄東江，核其虛實。而毛帥嫉公如仇，嗾言官尋端中之。」以證明毛文龍排斥清流。而粉毛文龍的人則又舉證袁可立曾為毛文龍募兵請餉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三朝遼事實錄》）且又斥責「會□□（老酋）死，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並且因此最終被閹黨「勒俾致仕」（《 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以證明袁可立是從心底支持毛文龍的。崇禎年間的袁可立更是「公自此絕意仕進，屢以起廢推轂於銓曹，公淡然弗屑也。」（《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
天啟帝駕崩後，崇禎帝欽定逆案，發動了一場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剷除閹黨運動，按照當時所能追溯到的所有和閹黨有關係和交集的記錄及蛛絲馬跡進行了清算和徹查，查實「贊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臣工數以千計，大批和閹黨有往來的官員紛紛中槍倒下。而袁可立在這次徹查中不但和閹黨沒有交集未受到任何牽連，事後還被民族英雄東林人士黃道周稱讚為「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但在現今所能見到的東林黨籍名錄中，也沒有找到袁可立的名字。
袁可立的黨籍問題，已引起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關注，現今所能見到的絕大多數文獻資料記載其在立場上和閹黨是對立的。但也有處江湖之遠的民間資料《剝復錄》記載其和閹黨有交集的。在後來的修史過程中，東林佔領了制高點和話語權，加上滿清的「文字獄」，一些關於東林和閹黨的記載是被大大扭曲的，而後來的文人更是隨意把閹黨問題作為一個臉譜符號發揮到極致，非黑即白，有點類似於上個世紀的文革和右派事件。
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記載袁可立「本剛直不回，而當其獎善，覆過以口為羽翅，則溪刻者愧。本肝膽論交，而當其秉道疾邪，以筆為誅討，則比非植黨者愧。」這可以看作是袁可立反對「比非植黨」根本不熱衷參與黨爭的最原始和權威資料。
更多的學者傾向於認為，晚年復出後的袁可立公正立朝，沒有私心也沒有結黨的需求，雖然在基本立場上反對魏忠賢的幹政違制，但嚴峻的遼務形勢終使其厭煩黨爭和埋頭實幹。
記載其傾向東林黨的大量資料
與袁可立同朝為官的董其昌在《節寰袁公行狀》中記載道：「丙寅，歷升本部左侍郎。三殿大功方興，兵侍有閱視之責。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竊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面媚顏。公（袁可立）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袁經略遣人為□□ 弔祭，公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嘆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
東林人士黃道周在《節寰袁公傳》中記載道：「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崇禎年間首輔孔貞運在《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中說：「適當閱視三殿大工。逆璫謂其軋己，俾邏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而無可乘借。推南戶部尚書，傳票致仕。」
清順治十八年袁賦誠《睢陽尚書袁氏家譜》：「繼而告病歸裡，於天啟六年起升兵部右侍郎，隨轉左侍郎。未一載，以忤逆璫加本部尚書致仕。」
更有東林黨領袖人物高攀龍在與袁可立的書信《答袁節寰中丞（二）》中說：「事窮則變，變則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
記載不勝枚舉，可以籍此看出袁可立和東林黨人士密切過往的痕跡種種。
清代，曾經參與纂修《明史》的總裁官湯斌應該是有機會接觸到當時尚未經過「文字獄」清洗的部分明代原始檔案的，他在自己纂修的《睢州志袁可立傳》中更是記載了袁可立和閹黨對抗的言語和細節：「時逆璫竊柄，可立嘆曰：『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廷推南部，璫以可立有意遠已，於是加尚書銜，致仕。」20而且這個細節和作為當朝當事人董其昌為袁可立所作的《疏林遠岫圖》題詞「掛冠神武覲庭闈，得奉朝恩意氣歸」 21 內容是高度吻合的。
記載其和閹黨有交集的僅見一例野史孤證資料《兩朝剝復錄》
《兩朝剝復錄附校正上卷之二》：「天啟五年十一月，袁世濟升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侖劾歸，夤緣復起。袁世濟無考，疑「袁」字為「唐」字之誤也。世濟為兵部右侍郎，見上。此自右改左，削升字疑作轉，俟考。可立以天啟三年為登萊巡撫，宋師襄曾疏論其當去不去。語具師襄傳意，喬侖劾之，在後始謝歸，又以媚璫故復起用兵侍也。喬侖見上。」
《剝復錄卷之三》：「天啟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賢饋遺甚厚，可立見二卷。 以劉廷元為南京戶部尚書，陪廷元者黃運泰也。廷元說璫謂金陵重地，願往收其人心，璫喜而用之。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於是忠賢推戴之勢成矣。」22
按《剝復錄》作者吳應箕是典型的東南籍東林利益中人，且一直居於民間，廟堂事本非其親身經歷，而且上述這兩段資料沒有按照其書的一貫原則「不去描述事件，而是用各種各樣豐富詳實的檔案材料，主要是群臣的奏疏來說明問題，使清濁自現。」上述關於袁可立的記載並未見其載明消息來源，或源自道聽途說或是自己想像亦未可知。
首先是袁可立任職登萊巡撫時間是天啟二年四月，並非其所謂「可立以天啟三年為登萊巡撫」，並且袁可立在「天啟三年十月初六日癸亥就已經被「敘東省平妖功，袁可立進兵部右侍郎。」（《明熹宗實錄》）在當時軍事人才奇缺的形勢下，由少司馬巡撫「用廷推起兵部右侍郎」也太正常了，是不是還需要「以媚璫故復起用兵侍」尚需要有更明確的資料來源加以印證才能成立。
再者是「天啟六年十一月，以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接忠賢饋遺甚厚」條的記載也明顯與事實有很大出入。《國榷》：「十一月二十二日辛卯，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兵部左侍郎袁可立進尚書銜致仕。」《四庫全書東林列傳》:「（十一月）己丑，賜魏良卿寧國公鐵劵。袁可立致仕，以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23這個時間段袁可立正任兵部左侍郎，去南京任虛銜尚書也未必就是美差，實際情況是雖然袁可立有南司農之廷推卻最終因為忤逆了魏忠賢未實現去南京赴任戶部尚書就被魏忠賢「進尚書銜致仕」直接擼官了。
上述這兩段資料來源不詳又頗多舛誤，而作者吳應箕在當時不過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未經貢舉，沒有親歷和參與天啟朝事件的資歷，所以我們對這段孤證資料既不能證偽，又和大量當事人既有文獻資料存在諸多矛盾和衝突之處，在此只能存疑待考，有待更多的資料去佐證和釐清始末。
袁可立是既非東林又非閹黨的清流務實派
在天啟年間，魏忠賢一黨作為代表皇權利益炙手可熱的實權派，袁可立深處其中沒有喪失知識分子大節為魏忠賢「贊導、詞訟」甚至「建祠」就已經算是難得的清流了，後世人如果非要去臆測當時的一個督撫樞佐級人物是否和魏公公有過招呼寒暄的情節發生過，那也是後來人的思想自由，況且作為和袁可立同朝共事過的史官董其昌在當時很多當事朝官都還在世的情況下就已經非常明確地記載袁可立「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竊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面媚顏。公（袁可立）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節寰袁公行狀》），足以說明袁可立對魏忠賢的違制之舉是有高度警惕和避諱的，並最終惹惱了魏忠賢而被再次罷官。
對於袁可立的上述經歷，董其昌非常惋惜地感嘆道：「不於毛帥、魏璫之世，得獨任行意，展布四體，韓、範功名，豈顧問哉！」言下之意就是袁可立如果不是遇到了毛文龍和魏忠賢這樣的特殊事件，建立韓琦、範仲淹這樣的豐功偉業是不在話下的。
袁可立早年因為鋒芒太露遭貶回家二十六年，大好時光成蹉跎。論其一生，「本肝膽論交，而當其秉道疾邪，以筆為誅討，則比非植黨者愧。」討厭黨爭想幹點事也許已經是最接近其晚年人生的真實寫照。
也許正因為袁可立不參與黨爭才引起了到處拉邦結派激進東林人士的忌恨，不過這從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他埋頭節鎮登萊的最好成績，從而使其成為十四任登萊巡撫中唯一被列入登州府名宦祠進行特祀的一任巡撫。
天啟末年，魏忠賢一黨作為當時帝國利益代言人專權到了巔峰狀態，袁可立的進士同年高攀龍及大批故交同僚相繼遭受迫害，在東林處於極端低潮的危亡關頭，與東林黨高層交往頗深，甚至東林黨魁高攀龍臨終前夕在給同年袁可立的訣別信中說「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是有不小遺言和託付性質的，這時候的袁可立又天然具備了東林黨特徵，最終招致閹黨排擠被罷官出局也就成了必然。但仍然不能說這時候的袁可立就是東林黨，因為在激進東林黨看來不和自己明確站隊參與派別鬥爭中來的袁可立又太像閹黨了，這些人是非此即彼的，所以袁可立受到東林激進派的攻擊也就不足為怪了。袁可立什麼黨都不是，卻又遭受兩黨排擠，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正是想沉下心來幹點事的袁可立處境的窘迫和悲哀。
同樣，從今天袁崇煥和毛文龍的歷史小氛圍看，袁可立的歷史現實環境與天啟年間黨爭時期竟然有驚人的相似和尷尬之處，這種尷尬現象也許會令今天的人們更容易理解袁可立在幾百年前歷史旋渦中的孤獨和難堪處境。袁可立因為反對過袁崇煥議和全力支持毛文龍而受到毛文龍粉的高調擁護，但他最後因徹查毛文龍虛假戰報而引起的風波又使一些激進毛文龍粉所難以接受。同理，絕大多數的理性袁崇煥粉對袁可立的積極海防戰略和主動敢戰精神是予以高度肯定的，但袁可立作為所有登萊巡撫中對毛文龍支持力度最大這個結果和角色又使其對袁可立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是是非非，各有所見，但沉澱下來的歷史客觀卻不容易被改變。袁可立作為蘇州府明清兩代近兩百位小推官中唯一被入祭名宦祠和文天祥、海瑞、于成龍等清官大吏同列於不朽，晚年又成為登萊十四任巡撫中唯一被登州人民祭入名宦祠進行特祀，鑄成了袁可立為宦生涯的豐碑和最終定格。而後來陸時化因為收入袁可立行狀文遭受清朝毀版和牽連的《吳越所見書畫錄》又使袁可立的諸多事跡長期被隱晦在歷史的滄海中不能為世人所知。
限於所見資料，如果非要在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給袁可立選邊站隊，按照歷史科學的原則，我們這些四百年後的人實在無能為力找到更明確的優勢資料為其製作臉譜劃分黨籍。
明亡的原因非一言所能盡，拋開東林和滿清「文字獄」左右話語權先入為主的狹隘和片面，讓我們重新根據零星的殘存資料重新梳理那段歷史就會發現：黨爭絕對是加速明亡的惡兆和毒瘤引擎。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研究明亡這一大事件時都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這一點。憑心論事，如果都能像袁可立一樣把國家正事放在心上，做到遠離「比非植黨」，則明朝國祚也許尚不至此。
引用文獻資料名錄：1明 黃道周《節寰袁[ii]公傳》 2《大明熹宗悊皇帝實錄》 ③朝鮮《燕行錄全編》 ④明 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⑤明 孫承宗《答袁節寰登撫》 ⑥明 孫承宗《答袁開府節寰》 ⑦明 談遷《國榷》 ⑧明 李長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⑨明 文秉《先拔志始》 ⑩明 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 明 孔貞運《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偕配誥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銘》 明 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 明 王鐸《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 洪翼漢《華浦先生朝天航海錄》 明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三·甲子十二月》346頁 清 張廷玉《明史》 明 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上）》 明 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下）》 清《睢陽尚書袁氏家譜》 20清 《睢州志袁可立傳》 21明 董其昌《疏林遠岫圖》 22明 吳應箕《兩朝剝復錄》 23《四庫全書東林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