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攻大陸」成為強化國民黨在臺統治「正當性」的重要手段。
1962年上半年，蔣介石在臺灣積極準備對中國大陸發動軍事反攻行動，一時之間臺灣海峽情勢升高，其主要動機有如下三點：
（一）對美「外交」因素
1960年11月，美國舉行總統大選，由持反共立場的共和黨候選人、時任副總統的尼克森與積極主張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上應採取更為彈性、甚至力持美國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平關係」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甘迺迪進行角逐。競選期間，甘迺迪除了批評共和黨外交政策的僵化與不分輕重之外，還曾在電視競選辯論中主張未來美國應當只保衛臺灣與澎湖，放棄協防金門、馬祖等外島。這些言論令臺灣當局極度不安，蔣介石即曾私下批評甘迺迪「主觀自是，不求事實，總以先入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與心理皆虛浮幼稚，並無定見，更無遠見」。[1]
甘迺迪當選後，臺灣當局開始密切關注美國民主黨新政府是否將改變對臺政策。甘迺迪上任後不久，華府決策階層即開始醞釀改變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策略。甘迺迪上任前夕，其外交與國安幕僚評估美方已經無法再利用此策略繼續阻擋聯合國對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因而有意更改策略，但其所擬提出的新方案卻涉及「兩個中國」意函。易言之，在預測未來勢將無法阻止聯合國各會員國之間辯論究竟由北京或臺北來代表中國席次，美方希望臺北能夠務實地以「繼續保持聯合國會員國席次」作為最後目標，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夠成功阻止北京入會，即便臺北無法繼續宣稱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亦應當是可以被接受的。[2]
美方的策略引發了臺北政壇極大震撼。蔣介石在日記裡記載道：「美國外交全憑其一時利害之主觀，而容有其後果與客觀環境為何之考慮，可痛。」他又認為這些對臺政策之轉變乃是「其民主黨左派對我陷害以達成其反華媚共最好之機會」。[3]此時，臺美雙方又因蒙古人民共和國申請加入聯合國而關係惡劣。1961年4月，非洲新興法語系獨立國家茅利塔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向聯合國提出申請成為新會員國。甘迺迪上任後不久，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於4月21日公開宣稱，如果能夠斷定蒙古人民共和國具有獨立國的屬性，則美國準備考慮同意其加入聯合國問題。在美方發表此聲明之後，美國國務院立即著手評估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的利弊得失，評估認為，若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能夠讓美國在該地區建立新的外交據點，以便近距離觀察中共、蘇共情勢，則從美國的全球戰略角度而言，利大於弊。美國國務院還特別通過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接觸，探詢其意願，並獲得對方肯定答覆。[4]
臺灣當局向來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曾於1955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其加入。因此，當華府有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消息傳出後，可以想見，臺北再度對美方感到震驚。就在此時，突然又傳來美國國務院決定核發入境籤證給長期旅居日本的「臺獨」分子廖文毅，允許其前往美國旅行與活動。[5]這一連串事件都讓臺北高層體認到甘迺迪政府確實在逐步推動新的對臺政策，更嚴重的是，這一新的政策改變是朝著對臺北極端不利的方向傾斜。面對美國對臺「外交」上可能的巨大轉變，可想而知蔣介石內心之驚恐與沉重。1961年六七月間，蔣介石兩度約見美國駐臺「大使」莊萊德，表示寧可退出聯合國，也不願國際上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屆時美方必須負擔國民黨退出聯合國的一切責任。同時，蔣介石還嚴厲譴責美方在處理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與廖文毅赴美籤證兩議題上事先未與臺北磋商，他聲稱美方如此處理對臺關係，簡直比對待一個附庸國家還不如。最後，蔣介石要莊萊德向華府傳話表示，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國政府確實是在精密地策劃逐步改變對臺政策，這令他對未來雙方關係高度擔憂。[6]
（二）臺灣島內政治因素
1961年初起，美國民主黨新政府明顯有意改變對臺政策使臺北高層高度不安。此種對臺灣當局國際地位不安的態勢，直接促使蔣介石與其核心幕僚認真思考加速推動軍事「反攻大陸」的準備。1961年8月初，美國駐臺北的「外交」人員即注意到，面臨「外交」與國際地位上可能出現的巨大危機，臺北突然在「反攻大陸」的輿論宣傳上變得更加積極與明顯，只不過美方尚無法分辨此一論調的轉變究竟只是政治上的宣傳，還是認真的。[7]
除了美國對臺政策轉變因素之外，當時臺灣島內政治局勢與國民黨內微妙的權力結構生態或許可以提供對於蔣介石此時發動軍事「反攻大陸」真正意圖的進一步思考。自1959年起，有關蔣介石是否將競選第三任「總統」即成為島內微妙的政治話題，依規定，蔣介石兩屆「總統」任期至1960年5月結束後將無法繼續連任。當時島內外許多自由派學界、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適、殷海光、王世傑等皆曾公開呼籲反對蔣介石利用「修憲」等方式參選第三任「總統」，這些意見透過陳誠、張群、黃少谷等黨政要員傳達給蔣介石，令當時希望繼續連任的蔣介石惱怒不已，甚至在日記裡批評胡適是「無恥政客」，認為胡乃「最不自知」與「最不自量」。[8]
由於胡適、王世傑等人與「副總統」陳誠關係向來密切，而蔣介石連任與否又直接關係到陳誠能否繼任「總統」，再加上蔣經國與陳誠之間微妙的權力競逐關係，以及傳出過王世傑曾向陳誠獻策以向蔣介石主動辭去「副總統」職務來阻止蔣三連任等傳言，這股國民黨內隱約反對蔣介石繼續擔任「總統」的力量讓蔣感到惱怒不已。據此，蔣有意以加緊軍事「反攻大陸」的準備，來鞏固其領導地位與強化國民黨在臺統治的政治「正當性」，同時逐步轉移國民黨內因「總統」選舉而可能引發的權力鬥爭。
1960年初，擁護蔣介石的人士通過動員國民黨籍民意代表上書籲請競選連任以及通過「修憲」等方式，順利於3月間讓蔣連任「總統」。不僅如此，「修憲」後「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的規定，不但讓陳誠繼任「總統」的希望徹底破滅，蔣、陳兩人數十年來友好關係走向終點，也讓國民黨內外不滿蔣介石獨掌大權的氣氛繼續發酵。雖然蔣介石連任成功後，繼續提名「副總統」陳誠兼任「行政院長」，但陳數度以身體不適為由，向蔣介石請辭「行政院長」職務。[9]更令人驚奇的是，此刻國民黨內權力接班問題與推動「反攻大陸」準備之間，有著極微妙的關聯。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當時對陳誠的分析情報顯示，陳誠似乎知悉蔣介石有意以發動「反攻大陸」來轉移島內當時的不滿情緒，因而力主政府施政重心為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甚至不惜以縮減政府軍事開銷與整頓軍方勢力為手段來達成其施政目標，因而其與蔣介石的緊張關係並未因「總統」選舉結束而見緩和。[10]
此外，1960年6月間，美國駐臺北「外交」人員注意到如果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與陳誠之間競爭未來「總統」大位可能引發的態勢。在一份發回華府的機密電報中，美國大使館分析認為，雖然目前看來，陳誠在臺灣黨、政、軍系統內「第二把手」的地位毋庸置疑，唯一能夠影響陳誠順利接班的因素即是臺海之間可能發生的戰事，因為一旦臺灣軍事失利，將導致臺灣內部社會不穩與民心渙散，而主掌「國安」系統的蔣經國將可以以恢復國家與社會安定為名，順勢掌握主導黨政大局。[11]易言之，陳誠此刻對於「反攻大陸」的軍事準備敬而遠之，這和蔣介石的想法正好相反。
1960年3月，「總統」選舉落幕後，除了蔣介石與陳誠之間關係緊張外，臺灣內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大與要求民主化的聲浪也持續不斷，這都帶給蔣介石新的壓力。5月18日，由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許世賢等臺籍無黨籍人士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國大代表雷震、青年黨夏濤聲、民社黨蔣勻田等72人在臺北召集會議，除激烈批評選舉不公之外，還決議積極展開籌組新政黨的行動。9月4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將雷震等《自由中國》雜誌社四名負責人逮捕判刑，此事件不但震驚中外，同時也讓籌組中的新政黨無疾而終。儘管當時臺灣島內爭取民主化的呼聲因「雷震案」而受挫，然而國民黨內外各方「自由開明派」政治人物的串聯卻從未真正停止。1960年秋，莊萊德與胡適會晤時，得知即使雷震被捕入獄，胡適依然不放棄與臺籍非黨籍精英人物如高玉樹、李萬居等為推動臺灣的民主化繼續努力，胡適還向美方透露，陳誠還將儘可能在此運動背後進行指導工作。[12]
對蔣介石而言，這些發生於1960～1961年之際臺灣內部的重要政治事態，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他於1962年決心發動「反攻大陸」的一大動因。易言之，蔣有意將對外的軍事動作與反攻目標以及其所伴隨的政府機制改組與社會動員作為鞏固、強化其領導統治地位與凝聚臺灣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也因為如此，在甘迺迪就職前夕，美國駐臺北「大使館」給華府有關臺灣政情的評估報告裡就曾指出，一股希望利用一場戰爭重新回到中國大陸的構想正快速地流通於國民黨的最高階層，與此同時，臺灣本省籍人士則比任何時期對「反攻大陸」都更加缺乏興趣與動力。[13]此一鮮明對比，殊堪玩味。
（三）中國大陸內部因素
臺灣島內因為蔣介石與其核心幕僚決心推動「修憲」、競選「總統」連任所引發的政治危機以及美國民主黨新政府對臺政策的改變，讓蔣介石深感需要推動一場嚴肅認真的軍事「反攻大陸」計劃來鞏固其在臺灣政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然而，若當時中國大陸內部局勢發展沒有朝著對臺灣發動反攻有利的方向發展，則蔣介石再多的軍事準備，也都將不具強大的說服力。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中國大陸各地積極推動「大躍進」，在農村普遍設立「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生產浮誇虛報現象，加上自然災害，從1959年起中國大陸各地發生了饑荒。[14]
蔣介石自1959年起即持續關注中國大陸上所發生的饑荒，對臺北而言，其所帶來的政治意涵與解讀遠比饑荒本身更為複雜。一份現今已解密的60年代初期臺北「國安」部門對於中國大陸工作的研究報告所揭示的內容最引人注目。[15]
當時臺灣「國安」最高階層認定中共當時推動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已引發中蘇兩黨之間嚴重的矛盾與衝突。臺北「國安」高層的結論認為，此時實為發動「反攻大陸」行動的最佳時機。[15]然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評估分析卻認為，蔣介石身旁的情報人員向其提供了有關中國大陸情勢混亂與饑荒暴動過分誇大與不實的情報，以至於讓蔣誤以為中國大陸同胞渴望他「反攻大陸」。[16]由此可知，1959年起中國大陸的饑荒與伴隨而來的問題確實為蔣介石發動軍事反攻計劃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論述根據。
「反攻大陸」的具體決策與相應作為
（一）軍事層面
基於上述三項背景因素，自1961年起，蔣介石即著手展開一系列軍事反攻準備工作。4月1日，蔣下令於臺北縣（今新北市）三峽地區秘密成立「國光作業室」，由陸軍中將朱元琮擔任主任，並且調動陸、海、空三軍優秀參謀人員30餘人進駐，正式展開擬定「反攻大陸」的作戰籌劃。與此同時，蔣還下令在「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內，各自成立相對應的「作業室」，提出反攻作戰軍事計劃。[17]當時，此反攻計劃的構想主要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以廈門為目標，在不依靠外力的情況下，突襲登陸廈門，對於如何攻佔廈門，當時臺灣軍方高層也有詳細推演討論，包括海軍利用夜間航行在廣東汕頭建立灘頭堡，登陸後切斷鷹廈鐵路，阻斷中共軍隊增援前線，再由金門登陸，並以廈門為據點，依情勢發展，向南往廣州進兵，或者向東或向北，分佔福建與湖南。[17]（pp.30～31）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希望在中國大陸上建立長期的攻勢基地，以利軍事行動的推展。為此，臺北高層開始著手擬定新的軍事與政治組織機制——「華南戰區總司令部」，負責「反攻大陸」後收復區內地方重建與社會政治動員以及該地區黨務、政務與軍事行動之推動。[18]
蔣介石深知美國駐臺軍事顧問團與美方在臺情報人員必定會加倍關注臺灣方面策劃「反攻大陸」行動，為了避免美方掌握臺灣獨力「反攻大陸」計劃細節，蔣下令軍方另於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計畫室」，由「副參謀總長」餘伯泉全力推動與美方進行聯合「反攻大陸」作戰，並於1961年8月正式向美方提出「野龍計劃」執行細節，由美軍協助國民黨軍隊推進大陸地區空投任務。該計劃所提出的空投範圍，包括廣東蕉嶺、平遠地區，福建建甌、南平地區，浙江天台、嵊縣地區，江西崇義、上猶地區，湖南城步、武崗、江華、永明等地區，具體做法為以20～30人為一任務編組，由美方提供C－54G運輸機，對以上地點進行約200人次的空投，各小組空降大陸後，於上述地區設法擊破中共之地方組織，並激發當地抗暴，結合反共力量，進行遊擊作戰，並對當地警察、民兵和部隊進行策反，以發展武裝反共勢力。[19]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野龍計劃」所提出的空投地點是中國大陸西南的四川、貴州、西康等地區，但最後臺北方面卻主動將目標修正為華南與東南沿海地區，由於美方基本上並不反對臺灣對中國大陸進行遊擊活動，它所反對的是臺灣發動大規模正規作戰，利用協防條約把美國拖下水。因此，蔣介石提出「野龍計劃」的合作構想，頗有取得美方技術與資源的協助，用來策應無法被美方接受之「國光計劃」的深層戰略目的。
臺北方面有關「反攻大陸」的軍事準備自1962年初起逐步升溫。美國駐臺「外交」與情報人員注意到臺、澎、金、馬各地的駐軍都處於高度備戰狀態，海軍開始訓練以民間商船投入兩棲登陸作戰演習，陸軍則進行部隊、武器裝備、民間交通工具與物資的非正常性集結，並頻繁動員後備軍人、民防與警察人員，甚至國民黨軍隊高層也開始進行違反美國軍援顧問團意旨的部隊組織調動與配置，包括著手擴編一因應未來「反攻大陸」時臺灣內部可能出現叛亂的特種部隊，同時向美方要求緊急增購總額近30萬美元的軍事物資與裝備。[20]
1962年春，整個臺灣島的保安措施也明顯增強，對美方而言，這一切都顯示蔣介石正嚴肅認真地考慮發動「反攻大陸」行動。[21]3月，臺北向華府要求提供四架C－130運輸機，並配載最先進的ECM電子偵測裝備，用於混淆大陸空中預警系統、空投總兵力達1200人的五支特種部隊於華南五省，以及每日約300噸裝備物資之用。[22]根據時任「總統府侍衛長」胡炘的回憶，1962年春，發動登陸戰的確切日期都已經確定下來，暫定為該年某月份（據信是6月）29日，而在最高階層的作戰會議上，蔣介石還特別指示一旦發動登陸戰後，應速佔福州半島以鞏固立足點，並且要做到「三日佔一個機場、五日佔一個港口」，才能繼續推進軍事反攻行動。[23]
（二）政治層面
除了軍事層面的積極部署與規劃，臺北高層還在政治層面上推動諸多與「反攻大陸」軍事行動密切相關的決策與舉措。1961年6月，國民黨宣布召開「陽明山會談」，召集島內外專家學者齊聚臺北陽明山，討論臺灣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以及當時面對的各項挑戰。「陽明山會談」常被詮釋為是20世紀60年代臺灣凝聚各方共識並改善朝野緊張關係的「國是」會議，但蔣介石召開此會談的更深層意義還在於塑造臺灣內部團結一致的有力形象，並藉由這些島內外專家學者的出席來為其各項重大政策背書，包括「反攻大陸」。會談結束之後，國民黨隨即召開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蔣介石公開聲明「反攻大陸」已凝聚島內外同胞高度共識，將成為政府的首要目標。[24]臺北高層的這些動作引起美國駐臺「外交」人員與臺灣島內反對國民黨人士的非議，認為蔣介石利用「陽明山會談」製造政治與心理宣傳價值，然而卻無具體結論，更易引發各方誤解，以為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政策已獲得島內外人士一致贊同背書。[25]
1962年元旦，蔣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罕見地直陳「對反攻作戰，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隨時可以開始行動」。這番有關「反攻大陸」的明確表示，配合當時臺灣媒體輿論疾呼臺北應當展開與美方的交涉，修改1954年《臺美共同防禦條約》有關限制臺灣部隊主動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條約規定，都引發了美方關切。[26]然而，臺北欲發動「反攻大陸」卻有著更為現實的問題必須解決，以當時臺灣的財政預算、經濟條件與人力物資而言，只能維持反攻作戰約3～6個月所需，若欲獲得最終的軍事勝利，以當時的政治與財經架構是不足的。
為此，自1962年初起，臺北高層即開始著手一系列政府組織機制的調整與新財政決策的制定。2月22日，「國防部」宣布成立「戰地政務局」，由時任「總統府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主持，負責籌劃「反攻大陸」後的政務與經濟重建業務。[27]美國情報部門探知，當時國民黨遊擊部隊「東南反共救國軍」活躍於福建地區，準備一旦國軍反攻登陸後，即協助「戰地政務局」主持大計，與此同時，已經有超過4600名閩籍人士登記訓練日後服務於未來新的「福建省政府」。[28]3月31日，「行政院」宣布成立「經濟動員計劃委員會」，由「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兼任主任委員，「臺灣省主席」周至柔與「經濟部長」楊繼曾分任副主任委員。此一新的機制在於研擬各種戰時方案，協調各部會動員與整合全臺灣的經濟與人力資源，努力囤積與收購物資，作為「反攻大陸」時期所用。[29]
蔣介石遷臺之後，為籌措因「反攻大陸」而增加的國防開支，已在地方上開徵名目繁多的「防衛捐」。此外，1962年4月底，陳誠召集50餘位工商界重量級人士開會，尋求支持開徵新的稅源用於軍事行動，陳誠還呼籲工商界共體時艱，不要趁機操控或哄抬物價。[30]這次會議取得的共識使蔣介石得以正式宣布將於5月1日起開徵「國防臨時特別捐」，進行至翌年6月30日為止。「國防臨時特別捐」等於是在原有的「防衛捐」的基礎上另外增加稅率和項目，故美方以「新稅」來形容此政策。臺灣當局預期在14個月內籌措到6000萬美元的額外稅收，此金額將使臺灣當局的整體收入增加2.5％～3％。[31]這一切都顯示「反攻大陸」計劃似乎已是箭在弦上，蓄勢待發。
（三）「外交」層面
除了軍事與政治層面的部署與準備之外，在「外交」舞臺上，臺北也動作頻頻，譬如1962年初起，臺灣與韓國軍方高層往來異常頻繁，讓美國不禁懷疑臺北正努力與韓方研擬討論，一旦臺灣發動反攻行動後，韓國部隊可以利用黃海上的島嶼向中國大陸華北地區發動軍事行動，作為支應。[32]為了防止在國際舞臺上被進一步孤立，同時也希望為其反攻軍事行動壯大聲勢，蔣介石當時還努力推動另一項方案，希望成立「亞洲反共軍事聯盟」。1961年夏，臺北向華府推銷此構想，由臺北發起此聯盟，在美國支持下，將韓國、越南共和國、菲律賓和泰國納入其中，共同合作以對抗亞洲共產黨勢力。然而美方反應冷淡，迫使臺北提議縮小該聯盟規模，擬定僅由臺灣、韓國與越南共和國三方組成，只不過美方仍不願具體承諾支持。[33]
就「外交」層面而言，影響蔣介石發動「反攻大陸」的最重要因素仍是美國。從1962年初起，當美國政府發覺事態嚴重，認定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準備是認真的，即趕緊派員來臺北掌握狀況，蔣介石則是利用這一機會與美方充分溝通，努力爭取華府的諒解與支持。2月23日，當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彭岱在臺北與蔣介石會談時，蔣聲稱，他發動「反攻大陸」軍事行動一定會遵守如下幾點原則：臺北不會為難美國政府；臺北不會採取對臺灣與澎湖安全造成影響的舉動；臺北無意讓美方捲入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戰事，也無意讓美方負起任何外交與政治責任；臺北會把美國國家利益納入其「反攻大陸」行動計劃的考慮之中。[34]
雖然蔣介石在各種場合極力解釋其「反攻大陸」政策形成的原因與動機，然而美方顯然無法同意臺北的冒險舉措。從1962年3月起，短短數周之內，華府接連派出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哈裡曼、副助理國務卿麥肯、國務院東亞事務局長雅格、國務院情報研究處主任希斯曼等官員來臺北，與蔣介石等人進一步溝通，希望最終迫使臺北方面打消「反攻大陸」計劃。另一方面，蔣依然不放棄向這些美方高層闡述其決策因素與開展軍事行動的必要性，同時爭取美方信任與支持。[35]臺美高層間因「反攻大陸」議題所引發的交流與溝通在1962年春達到了最高峰。
美國持續施壓與「反攻計劃」的推遲
1962年春，華府國務院官員接連前來臺北向蔣介石等施壓，事實上已經取得預期效果。2月，彭岱與蔣介石晤談後，美方認為此刻不能一味打壓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意圖，因為這意味著臺美間關係轉為惡劣，且勢將加深蔣介石對於甘迺迪有意改變對臺政策的猜忌和疑慮，進而導致臺北加速其軍事冒險計劃。據此，華府情報當局建議應當對蔣介石給予適度的響應，具體做法是同意提供臺北所期盼的、足以進行向大陸空投的C－130運輸機，並配備最先進的ECM電子偵測裝備，以換取蔣介石同意與美方「共同磋商」「反攻大陸」計劃的可行性與適切性，藉以綁住臺灣，拖延其發動軍事反攻行動的時日。[36]
然而，當來臺北訪問的哈裡曼等人發覺蔣介石發動反攻的態度與決心依然堅定時，華府認定必須採取更為強硬與明確的手段迫使臺北屈服。4月1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北站站長克萊恩奉命傳達甘迺迪的意見：美方希望臺北的「反攻大陸」發起日期從6月底延遲至10月1日，如此臺美雙方將有數個月的時間共同研究中國大陸目前情勢，共同討論反攻軍事方案細節以及國民黨部隊未來行動，以確保反攻行動獲得成功；臺灣部隊是否如期於10月1日發動空降華南各省的軍事行動，屆時還必須由臺美共同磋商確認後方可執行；鑑於「反攻大陸」所引發國際政治與軍事上的高度敏感性，美國政府目前無法向臺北做出任何具體協助的承諾，也無法與臺北達成任何文字協議，但他同意未來雙方應不斷進行最高層級的意見交換，以確保雙方密切、友好與信任關係。根據克萊恩向華府的報告，蔣介石父子在聽聞這一訊息後立即陷入「絕望」的情緒，但仍勉強同意甘迺迪的意見，將反攻行動從6月底暫時推遲至10月初。[37]
此後，華府繼續對臺北施壓。5月初，當蔣介石宣布準備開徵「國防臨時特別捐」以籌措軍費時，因事先並未與美方進行磋商，引發美方極度不滿。除了要求「行政院」儘速公開「國防臨時特別捐」經費使用目的與細節之外，美方還採取報復措施，中止了一項對臺灣的商業貸款以及停止一項原本已在進行談判的經援計劃，並且暫緩出口一批軍事裝備。直到5月底「副參謀總長」馬紀壯向美軍顧問團解釋「國防臨時特別捐」的使用明細後，美方才逐步恢復對臺經援。[38]
儘管如此，美國利用向臺北施壓反對其貿然從事反攻行動的立場極為明顯。譬如4月間，美國突然宣布召回向來對蔣介石持友善立場的莊萊德，改由鑽研兩棲作戰的美國前海軍上將柯克「使臺」。事後證明，甘迺迪的用意在於利用柯克對於海軍作戰的專業分析勸解蔣介石不要發動反攻作戰。美國國家安全決策高層甚至還建議甘迺迪應在美國國內採取積極措施反擊蔣介石「反攻大陸」政策，譬如由聯邦政府資助一項新計劃，廣為教育美國民眾理解臺灣發動「反攻大陸」的危險性，並支持甘迺迪的對臺政策與立場。此外，甘迺迪的顧問還力主擬訂行政部門的緊急應變措施，防止蔣介石在臺海製造緊張局勢，給美國國內兩黨政治競爭造成不必要的困擾。[39]
中國大陸增兵福建及其影響
1962年6月間，由蔣介石主導的「反攻大陸」行動與態勢發生重大轉折。6月19日起，臺美雙方同時偵測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大量增援進駐福州軍區。6月下旬，福建省境內已經集結了40萬地面部隊、100艘海軍各式船艦以及大約300架空軍戰機。[40]這顯示了大陸方面極有可能已掌握蔣介石原本計劃於6月底發動反攻的機密訊息，因而做出了一些必要的反制部署。
臺北與華府決策高層對於大陸增兵福建真正意圖的解讀以及所延伸的決策行動頗有差距。在官方層次上，當時蔣介石因為前列腺手術住院長達數周，未曾出現在公開場合，這引發了不同的揣測。臺北高層力持鎮靜，對外宣稱海峽對岸確實有一些「新的部署」，但並不認為兩岸情勢有明顯變化，同時堅信中國大陸嚴峻的經濟局面將持續下去。因此，中共極有可能藉由軍隊調動轉移大陸百姓的注意力。[41]「總統府」「國安」高層內部則認為中共此舉可能為「攻勢防禦」，以政治攻勢達成軍事防禦，其可能之動向為發動對外島的小規模炮戰或者空襲，或者保持臺海軍事緊張局勢，用以對外施展政治攻勢。「國安」部門分析中共此刻不會真正發動對臺灣本島的軍事行動。[42]
對於中共突然大舉增兵福建，美方認定大陸有意再度進犯金、馬等外島，因而在6月19日立即下令「大使館」正告臺灣當局，必須謹慎節制，千萬不能挑起任何戰端。[43]當時美方情報還顯示，中共此次部隊調動極為迅速隱秘，顯然事前早有規劃，不但增援部隊數量遠遠超過防衛性質與目的，且多大量集中在金門與馬祖的對岸，而非臺灣方面打算空降與進行反攻登陸的地點，因此認定中共極有可能發動對外島的奇襲作戰，這些分析都讓甘迺迪的國安決策幕僚坐立難安。[44]
面對臺海可能再度出現的軍事危機，美方高層隨後採取了一連串重要的反應與防護措施。6月22日，哈裡曼與蘇聯駐美大使杜布裡寧在華盛頓會面，雙方討論臺海危機，哈裡曼想知道中共增兵福建的真正用意，究竟是攻勢還是守勢，他希望透過杜布裡寧傳話給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美方絕無意在目前情況下支持或鼓勵蔣介石發動「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美方也相信蘇聯絕對不願被拖下水。哈裡曼還特別向杜布裡寧解釋，美國派柯克擔任駐臺北「大使」，絕不是因為他對兩棲作戰有所專精，情況正好相反，甘迺迪相信他能夠以專業知識勸退蔣介石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45]23日，美國駐波蘭大使卡伯特利用華沙大使級會談的渠道傳話給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稱他獲得華府充分授權，特別要聲明美國政府無意在目前情況下支持臺灣發動「反攻大陸」軍事行動。他重申未經美方同意，蔣介石不能片面發動軍事反攻。王炳南聞後，質疑若無美方背後支持，蔣介石又如何敢利用美援武器裝備進行反攻準備。卡伯特在回答時重申，美國無意支持臺灣發動軍事行動。卡伯特表示美方將盡一切可能維護臺灣海峽的和平，之後詢問中共方面是否也能同樣保證不會進攻臺灣，王炳南答稱此一問題並不存在，問題的起源在於蔣介石首先想「反攻大陸」，會談結束前，王炳南再次重申，中共方面並不存在以武力解決臺海爭端問題。[46]
華府情報系統立即針對王炳南在華沙會談的相關言論進行分析，最後認定中共增兵福建行動基本上屬於防衛性質。易言之，在可預見的未來，若臺灣方面同樣保證軍事上的節制措施，則中共並不準備在臺海地區動用武力。①此後，美國對於阻止蔣介石發動反攻行動的態度更加堅定。6月27日，甘迺迪發表公開聲明，雖然保證美國對金、馬外島地位的政策與立場毫無改變，但同時重申美臺之間協防條約與美國的軍事承諾乃單純的防禦性質，頗有呼應數日前卡伯特與王炳南會談時的討論重點。[47]華沙會談翌日，當美國國務院官員向臺灣「駐美大使館公使」江易生簡報會談內容時，竟然刻意隱瞞卡伯特向王炳南傳話表示美方不支持臺灣發動「反攻大陸」的立場，美國國務院同時也下令駐臺北「大使館代辦」高立夫在向「外交部次長」朱撫松進行簡報時，同樣不可透露這段內容。[48]美方一方面不願直接向臺北承認已經在華沙傳話給中共表明反對「反攻大陸」立場；另一方面，聽任中共將美方不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談話內容向國際媒體傳播，不做任何公開澄清與反駁。這使臺北高層十分焦慮，只能單方面否認美方曾經向中共提出如此保證，卻猜不透實情究竟為何。[49]
「反攻大陸」決策的轉折與擱置
自1962年7月初起，整個臺灣地區有關「反攻大陸」的輿論報導突然沉寂下來，不再大聲疾呼把握當前機會「反攻復國」，改為強調臺灣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充分準備，以及等待「適切時機的到來」。陳誠在「立法院」接受有關「反攻大陸」進程與準備工作的質詢時也改變口徑，表示政府必須協調各方，嚴肅考慮政治、「外交」與經濟整體情勢，無法草率發動，因此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表。[50]隨著華沙會談時美方代表曾向中共表示不支持臺北發動「反攻大陸」的消息不脛而走，以及美方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模糊態度，都使臺北高層政壇瀰漫著一股濃厚的悲觀情緒，認定美國事實上已經與北京有私下接觸與默契，美國大使館情報顯示，部分負責「反攻大陸」計劃的國民黨軍事將領的信心甚至開始動搖。[51]
對於美方因為中共增兵福建而採取的一連串外交防禦性舉措以及華府單方面向中共傳達不支持反攻政策的可能性，蔣介石憂心忡忡。7月4日，他在「總統府」接見柯克時即表示這類謠言對臺灣民心打擊甚大。[52]柯克則認為，蔣介石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不斷強調發動「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恐怕讓部分黨政要員與軍隊高級將領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今美國迫使他必須收回「反攻大陸」的成命，蔣介石因此顏面喪失，領導威信受到質疑，這將很難令他服氣，未來勢必另謀出路，以確保「反攻大陸」能繼續維持下去。[53]
考慮到「反攻大陸」議題的可能演變以及維持臺灣軍民士氣，1962年8月初，柯克建議美國國務院應儘速提出一個全盤方案交由其與臺北高層討論。8月8日，國務院提出一新方案授權柯克與臺北溝通談判，在這一方案裡，美國政府既不承諾援助臺灣發動「反攻大陸」，也不排除未來由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上重新扮演關鍵角色的可能性。此外，美方同意撥交兩架足以載運200名兵力的C－123運輸機作為華府同意臺灣部隊發動小規模、非正規敵後空投任務之暗示。美方還向臺北提議，未來雙方在軍事情報領域應進一步合作，美方承諾將努力協助臺北在中國大陸建立遊擊組織，推動對大陸地區的宣傳與心戰活動。[54]這一新方案給了蔣介石一個雖不滿意但能勉強接受的臺階，同時這一新提案也使臺北高層同意取消1962年內發動「反攻大陸」的計劃。10月10日，蔣介石於「國慶節」文告中透露，將以更為務實的態度等待未來「反攻復國」時機的到來。[55]另一方面，華府向臺北提出的新方案裡並未反對臺灣繼續在中國大陸推動遊擊活動與情報收集工作，這讓蔣介石找到了一個心理上的藉慰與決策出口。自1962年秋起，臺北軍方高層開始派遣多組情報特務和武裝特務在華南地區發動一連串的破壞行動。8月底，一組特工人員利用裝載炸藥與軍火的小型機帆船在澳門與廣東省邊境地區發動一連串爆炸事件，造成當地民眾的驚恐與部分百姓傷亡。[56]接著又有另外幾組特工人員以香港為基地，在廣東省與新界邊境先後發動六起爆炸事件，引發港英、澳葡當局的不滿與大陸方面的憤怒。[57]
儘管美方立即向臺北傳達了不支持在華南地區發動恐怖破壞行動的態度，然而臺北高層並未就此罷手。1962年9月間，臺灣媒體開始披露武裝遊擊隊已經空降廣西境內，成功建立遊擊根據地，另一支遊擊隊則從海上出發，成功佔領廣東汕頭附近的一個島嶼，建立起反攻的灘頭堡。大陸方面則不甘示弱，於1962年12月底公開宣稱已於兩個月內消滅來自臺灣的9股武裝特務集團，共計172人，繳獲一批軍火武器與無線電臺裝備。[58]臺北高層為了繼續延續這股反攻的氣勢，1963年1月初，進一步透過媒體大肆宣稱已經在大陸35個行省地區建立基地，臺灣對大陸的心戰與宣傳空投，更遠達東北的黑龍江省。[59]因此，受限於美方壓力與海峽對岸出現的新局勢，蔣介石雖然被迫暫時放棄「反攻大陸」計劃，但是作為軍事反攻計劃的替代方案，臺灣方面發動的遊擊行動與大陸方面的反擊和反宣傳，在之後數年持續不斷，成為蔣介石眼中另一種形態的反攻企圖。
1963～1965年間，蔣介石希望恢復「反攻大陸」軍事行動的企圖依然暢旺。1963年春，他曾親自向軍方高層幕僚提出開戰指導，指示應如何在金、馬外島前線炮擊對岸，誘發大陸開炮反擊，再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挑釁，作為國民黨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藉口。[17]（p.201）同年秋，他又派蔣經國前往華府，向甘迺迪與美方軍政高層推銷其「反攻大陸」構想，希望爭取美方的支持與認可。[60]即使新中國於1964年10月成功試爆首枚原子彈也無法使蔣介石全然放棄「反攻大陸」的構想。直到1965年8月6日，國民黨兩艘軍艦在東山島外海被大陸海軍擊沉，11月14日，另外兩艘軍艦在烏坵外海激戰中受創，蔣介石方才真正體認到臺灣兩棲作戰能力仍然有限，此後「國光計劃」停擺不前，軍事「反攻大陸」的構想才真正走到了盡頭。[17]（pp.15～16,243～247）
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決策與執行實受到20世紀50年代晚期臺灣內部要求民主化力量上揚、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領導權威的微妙演進、美國對臺政策的明顯轉變，以及中國大陸局勢發展等多方面影響。「反攻大陸」成為蔣介石鞏固其領導地位與強化國民黨在臺統治地位「正當性」的重要手段與目的，而其反攻的準備工作於1962年上半年達到最高峰，雖然整個反攻概念與軍事行動準備的結束到1965年底才成為事實，然而，如同本研究的結果所顯示，早在1962年夏，美方從各方面對臺北的軟硬兼施已讓蔣介石軍事「反攻大陸」的企圖無從真正發揮。
注釋：
①此結論不僅在美國國務院的情報部門內取得共識，當時美國駐遠東地區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包括駐臺北「大使館」與駐香港「總領事館」等，亦持同樣看法，參見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by Roger Hilsman, Subject: "Cabot-Wang Conversation of June 23, 1962," July 18, 1962, No. 611. 93/7-17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Clough to Dean Rusk, June 26, 1962, No. 793. 00/6-2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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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rumright to Rusk, June21, 1961, No. 793.00/6-21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Drumright to Rusk, July 2, 1961, No. 611.93/7-261,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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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22]CIA memorand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 Subject: "SNIE 13-3-62: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ationalist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China Mainland," March 26,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824362.
[23]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炘的戰爭紀事》，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24]Drumright to Rusk, November 13, 1961, No. 793.00/11-13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25]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10, 1961, No. 793.00/7-10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Political Review: July-September 1961," dated November 3, 1961, No. 793.00/11-361, ibid.
[26]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27]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1冊，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94年版，第532頁。
[28]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30, 1962, No. 793.00（W）/3-3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29]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Counterattack,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pril 12, 1962, No. 793.00/3-12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30]Clough to Rusk, May 2, 1962, No. 793.5/5-2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31]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May 6, 1962, No. 793.00（W）/5-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Clough to Rusk, May 7, 1962, No. 793.5/5-762, ibid, reel 11.
[32]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33]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30, 1961, No. 793.00（W）/12-30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Drumright to Rusk, February 13, 1962, No. 793.00/2-1362, ibid, reel 5.
[34]CIA classified message from William Bundy to Defense Department, State Department, and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8237.
[35]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GRC Mainland Aspirations and US-GRC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36]CIA classified message, Subject: Substance of Response to Chiang Kai-shek's Request for High Level Strategy Talks. February 28,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5041.
[37]Message from Taipei to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Attn: McGeorge Bundy, top secret, April 19,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8252.
[38]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from Joseph A. Yager to W. Averell Harriman, September 19, 1962, No. 793.13/9-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0;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39]Memorandum from Chester Bowles to President Kennedy, Subject: "GRC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June 8, 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40]Clough to Rusk, June 21, 1962, No. 793.00/6-2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Clough to Rusk, June 22, 1962, No. 793.00/6-2262, ibid.
[41]Clough to Rusk, June 21, 1962, No. 793.00/6-2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Clough to Rusk, June 22, 1962, No. 793.00/6-2262, ibid.
[42]《臺海情勢與反攻問題（1962年7月17日）》，臺灣「國史館」藏《蔣經國「總統」檔案》：00501010000102005。
[43]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June 19, 1962, No. 793.00/6-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44]The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Checklist, June 19,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2,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6]John M. Cabot to Dean Rusk, June 23, 1962, No. 611.93/6-23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4,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7]Dean Rusk to US embassies in Taipei, Tokyo, London, Manila, New Delhi, Bangkok, Saigon, and Paris, June 29, 1962, No. 793.00/6-2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June 30, 1962, No. 793.00/6-3062, ibid.
[48]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June 23, 1962, No. 793.5/6-23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June 27, 1962, No. 793.00/6-27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49]Alan G. Kirk to Dean Rusk, August 4, 1962, No. 793.00/8-4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50]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6, 1962, No. 793.00（W）/7-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Kirk to Rusk, July 11, 1962, No. 793.00/7-1162, ibid, reel 7.
[51]Kirk to Rusk, July 17, 1962, No. 793.00/7-17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52]《蔣介石日記》，胡佛檔案館藏，1962年7月5日。
[53]Kirk to Rusk, July 11, 1962, No. 793.00/7-1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Kirk to Rusk, July 17, 1962, No. 793.00/7-1762, ibid.
[54]Memorandum by W. Averell Harriman for President Kennedy, August 8,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3: 23.
[55]Clough to Rusk, October 19, 1962, No. 793.00/10-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8.
[56]Kirk to Rusk, September 11, 1962, No. 793.00/9-1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Richard N. Kirby（US Consul in Hong Kong）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4, 1962, No. 793.00/9-1462, ibid.
[57]Kirby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5, 1962, no, 793.00/9-15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58]Kirk to Rusk, December 31, 1962, No. 793.00/12-3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8; Kirk to Rusk, January 2, 1963, No. 793.00/1-263, ibid; Kirk to Rusk, January 4, 1963, No. 793.00（W）/1-463, ibid, reel 9.
[59]Kirk to Rusk, January 10, 1963, No. 793.00/1-1063,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1; Kirk to Rusk, January 11, 1963, No. 793.00（W）/1-1163, ibid, reel 9.
[60]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9～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