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這一學科，歷史上曾幾度興衰。所謂的理論家們踩著前人的肩膀展開研究，卻又濫用前人的成果，直至弗裡德裡希·拉採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出現，地緣政治才得到了認真對待。拉採爾是19世紀後期德國地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的創造者。這個概念原本傳自19世紀早期美國一位名叫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德裔移民之口，他是位記者、政治學教授和投機商，也是美國政治家、輝格黨創始人亨利·克萊（Henry Clay，1777－1852）的朋友。
地圖可以像生命體一樣呼吸
亨利·克萊從門羅主義中汲取靈感，用「生存空間」來形容主權既定的廣闊地理區域；而拉採爾則深受查爾斯·達爾文著作的影響，因此提出了這樣一個有機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地理概念，即邊界會根據人口的規模和構成而不斷發展變化。雖然我們通常把邊界看做是靜態的，具有持久的代表性、合法性和穩定性，但拉採爾卻認為，邊界會隨著國家事務的變化而擴大或收縮，並無常態。對他來說，地圖可以像生命體一樣呼吸，並進而萌生了「有機生物國家」的想法，把國家擴張的妄念，也看成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拉採爾的學生、烏普薩拉大學和哥德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契倫（Rudolf Kjellen）是「地緣政治」（Geopolitik）一詞的創立者 (2) 。契倫是瑞典人，同時又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對俄羅斯在波羅的海等暖水海域謀求擴張始終心懷戒備，希望瑞典和芬蘭也施行擴張主義，以應對俄羅斯的圖謀。契倫雖然召集了一部分貴族和中上層階級來支持自己，終因民眾支持太少而失敗——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已經沒有多少人沉湎於大國夢想了。於是契倫把他所有的希望轉移到德國，希望它站出來迎戰他特別痛恨的俄羅斯和英國這兩個國家
契倫編制的德國未來帝國計劃，包括中歐和東歐全部地區、法國沿海所有港口、俄屬波羅的海各省，以及烏克蘭、小亞細亞和美索不達米亞（以遠程鐵路網絡連接到柏林）。他採用拉採爾的思想，把人類社會按種族和生物類別劃分，認為國家就像人一樣，要想有足夠的陽剛和活力，就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間。這正是拉採爾和契倫的理論中最狡猾和最精彩之處，後世的劊子手們利用它為其殘暴行為大加辯護。觀念無論好壞都很重要，那些模稜兩可的觀念尤其危險。
正統的地理學，告訴我們在面對環境挑戰時應該克服什麼，而拉採爾和契倫的理論則是地理學的異端，將人性置於種族大滅絕的危險之下。 上述理論正是納粹主義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堅定崇拜者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生命支柱，雖然彼時他的學術活動尚未開始。豪斯霍弗爾對麥金德觀點的悲劇性曲解，以及納粹地緣政治戰略的危險性，在一本備受冷落的經典政治學著作中都有詳細記述，那就是1942年羅伯特·史特勞茲-胡比發表的《地緣政治：追求空間和權力的鬥爭》（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
史特勞茲-胡比是奧地利移民，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在冷戰期間曾先後擔任美國駐四個國家（包括土耳其）的大使和北約代表。1955年，他在費城創辦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20年來，我也算是一直在他手下「混」日子。史特勞茲-胡比的書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形勢尚未有利於盟軍。
他不僅試圖在書中明確解釋納粹地緣政治的危險性及其對於美國公民的威脅，還著重闡釋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意義，讓正義的勢力可以運用它抗擊納粹侵略。他用實際行動拯救了麥金德和這門學科的聲譽，同時盡其所能執行外交任務，為贏得戰爭出了一份力。
再來看看卡爾·豪斯霍弗爾。這位身兼博士、教授、少將三個顯赫頭銜的納粹學者出生於慕尼黑，他的祖父、伯父和父親都從事製圖和編寫旅遊手冊的工作，這在他的生命中打下了深刻印記。豪斯霍弗爾加入了巴伐利亞的軍隊，並於1909年被任命為炮兵教官。他對日本的軍事崛起深深著迷，主張德國與日本結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被任命為旅長，納粹黨要員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成了他的助手。
戰爭結束後，豪斯霍弗爾被任命為慕尼黑大學地理和軍事科學院院長，赫斯作為弟子，一直追隨他。 正是通過赫斯，豪斯霍弗爾得以面見「帝國崛起的煽動者」阿道夫·希特勒，並呈交了地緣政治的學術簡報。當時是在1923年啤酒館暴動 (3) 失敗後，希特勒被囚禁在蘭茨貝格（Landsberg）的要塞中，正在埋頭撰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 ）。作為一個只受過四年制中學教育的人，除了相信直覺以外，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現實世界。這位大學教授的來訪正可以填補他的知識空白，因此受到熱烈歡迎。在《我的奮鬥》第十四章，希特勒提出了納粹的外交政策與納粹生存空間理論，可能正是受到豪斯霍弗爾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