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來，南方數省持續出現洪災，贛江撫河決堤，三峽大壩迎來最高洪峰，全國百餘城市陷入內澇……事實上，一些被洪水肆虐的水澇大省，自今年入春以來剛剛經受了連續數月的「西南大旱」。從大旱到大澇，從龜裂的土地至咆哮的洪水，2010年的中國南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危機之中。
在傳統的農業中國，旱澇之災一直被視為民生之大忌，抗旱與抗洪在綿延數千年的地方志中串連成一部此起彼伏的苦難史。然而歷史也提醒我們一點：天無絕人之路，無論是大旱，還是大澇，災害總是在時空上形成交錯，尤其是在雨水豐沛、植被茂盛的南方省份，數省連災的景象更是少見。這是因為，儘管暴雨和乾旱時時有，但是多樣化的植被、氣候和地貌形成了具有強大的吞吐和循環能力的自然水調節系統。
西南五省市大面積的乾旱旋即轉為更大面積的洪災，預示著中國南部的自然水調節系統正在出現驚人的潰敗。植被、土壤與水所構成的生態調節系統作為一種科學常識理應成為人們集體捍衛的倫理底線。今年春西南五省市持續乾旱期間，一位好事者在網上發布了幾張雲南植被生態變遷的衛星圖。圖片顯示，雲南與周邊的越南、寮國形成黃、綠鮮明的邊界區隔，雲南境內的土地成片地裸露出赤黃的面容，而在20年前，雲南與越南、寮國一樣，都是原始森林密集覆蓋的地帶。
衛星遙感地圖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南方的植被生態近年來被迅速破壞之後呈現出來的猙獰表情，卻無力改變這種災難性的後果。在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看來，這正是現代性後果的重要徵兆之一：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並不能阻擋現代風險社會的摧毀性力量。中國的水危機引發了輿論界對兩種事情的判斷：第一種是天災，這種判斷直接引向了「人定勝天」的價值宣導，從而向世人形塑出一種中國式的革命主義激情；第二種是人禍，這種判斷重申了人與自然的倫理關係，從而引導我們在風險社會的認識框架內理解中國水危機的多重內因。
接踵而至的水危機已成中國風險社會的一種重要病象，治水者不應該不察水危機背後的社會病機。從今年入春以來的西南五省市大旱至入夏以來的南方大澇，我們可以推導出這個社會病機的幾種假設：第一，城市文明的過度膨脹與異化。南方水澇之時，在重災區江西省有一座倖免於難的城市——贛州，引起了大眾的關注，原因是建於宋代的排水系統依然起到功能強大的排澇作用。媒體對這個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排水系統表現出如此濃烈的興趣，正是對現代日益複雜的城市文明的一種反諷。第二，傳統鄉村文明的失守與凋敝。傳統鄉村文明建立在對水土生態的循環保護與永續利用之上，但是自新中國「大躍進」之後，這種傳統遭到了系統性的破壞，隨著當下中國工廠體系向農村的加快轉移，傳統鄉村文明更是面臨著土崩瓦解的危機。第三，商業中國對每個社會個體進行了徹底的貨幣化改造，每個人，包括公權力者，在貨幣哲學的洗禮之下具備了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工具理性，卻喪失了起碼的公共倫理及相應的監督機制。生態資源正在被掠奪性開發，但已沒有多少人關心是否還有一個共同的明天。
然而將中國水危機理解為風險社會的一種病象卻是屬於「少數派」，甚至在多數人看來有些危言聳聽。遺憾的是，水危機確實已成為風險社會的一個重要後果。西南五省市大旱期間，輿論界一度指責政府部門在水利工程投入方面的不足。這樣的批評顯然不得要領。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多幾條灌溉渠或幾座水庫就能解決大面積的水危機，而是要從根本上共同面對活水源頭被摧毀的人為後果。(作者曾念長，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