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787顯示屏
2020年對波音來說可謂是「流年不利」,737MAX帶來的影響仍未消退,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使得國際航空產業萎靡不振。作為全球航空製造業霸主的波音如何一步步走下神壇?
2019年12月29日,華盛頓,國會參議院聽證會。
參議院商務委員會航空與航天小組委員會主席,美國參議員特德·克魯茲雙眼正緊盯著聽證席上的波音時任CEO丹尼斯·穆倫伯格。這場聽證會是波音737MAX造成兩次重大事故後的首次聽證會,這兩次墜機共造成346名乘客和機組人員死亡。美國國會的議員們當然很想搞清楚這兩起致命事故中,波音公司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很顯然,這次聽證會並沒有取得什麼結果,特德·克魯茲甚至指責穆倫伯格的證詞「令人沮喪」,因為穆倫伯格總在「躲躲閃閃」。最後,被「環顧左右而言他」弄得已經不耐煩的克魯茲參議員問了穆倫伯格一句:「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the culture at Boeing?(這對波音文化意味著什麼)」穆倫伯格被現場記者拍攝到表情僵硬、嘴唇緊閉、無言以對。
這兩起事故中,究竟暴露出了波音存在的哪些問題。為什麼作為波音初心、立身處世的「工程師文化」被悄然拋棄?
為什麼波音現在的質量管控如此混亂?
為什麼寧可將大部分營收現金流投入股市為股價錦上添花,也不願多投入研發?
現在波音的企業文化又代表著哪些人的什麼想法?
要回答這些問題,讓我們先回看7年前的一條消息。
2013年底,波音公司批准了一項規模達到100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計劃,而這一計劃的規模,也刷新了波音公司股票回購的歷史紀錄。在談到實施回購計劃的原因時,波音公司表示,由於包括787客機在內的機型銷售喜人,帶動現金流增長,公司實施此輪迴購計劃,也是為了回饋各大股東。波音還強調,回購也反映出公司前景「頗為樂觀」。
這則消息聽上去並沒有什麼問題,如同上市公司的正常操作。但事件永遠不會只有一面,波音的財務記錄顯示,過去10年的自由現金流總計583.7億美元,而波音在股票回購上就花費了434.4億美元,佔自由現金流的74%。波音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回購自己的股票?
股票回購,就是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上直接買入自己公司的股票。回購後的股票被記為庫存股票,從流通股裡減掉,在所有者權益裡要把庫存股票減掉。因此,當一個公司回購股票時,它的所有者權益減少了,而每股盈利等於淨利潤除以流通股。簡單地說,就是每股的收益提高了,進而推動公司股票持續性上漲,投資人高興了,公司在二級市場上也「顏面有光」。
波音從2013年開始大規模回購股票,當年回購了28億美元。回購的力度在2017年達到巔峰,一共92億美元。2013~2019年一共用了434億美元進行回購。而同期,波音的研發資金則始終保持在每年30億美元左右。
股票回購到底有啥「魔力」能讓波音的管理層連續數年,花巨資不間斷執行回購?
這還要從上市企業的管理層激勵機制和金融市場投機相互融合說起: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逐漸放鬆對金融業的管制,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業虛擬經濟快速膨脹,利潤更是讓人咋舌。股權、期權激勵等藉助現代金融工具的薪酬管理方法,開始在美國上市公司中流行起來。
大環境下波音也未能免俗,但關鍵的一點是,公司高管層的收入和公司業績(其中,很具體的一個就是公司股價)表現掛鈎。例如,波音公司發行一種「業績股」只有當波音公司的股價連續5年上漲10%,「業績股」才能轉換成市場上流通的普通股,也就是變現。
以2017年波音CEO(執行長)、CFO(財務長)、EVP(執行副總裁)三個高管的薪酬結構為例,其中,股票激勵部分分別佔到總薪酬的34.2%、69.4%、48.5%。CFO薪酬中將近70%,也就是將近1200萬美元(按當時股價折算)來自股票激勵。這導致一個怪現象:原本是想讓高管做出更好業績,結果卻淪為高管集體去維護、推高股價。波音在回購股票之後,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將回購的股份出售給高管,股票回購也就成為公司管理層合法地給自己加薪派錢的手段。
而在另一方面,在2019年底,持有波音股票的機構高達2256家,持股總數超過3.8億,佔比總股份的67.8%。這些華爾街的機構投資人也希望股價上漲,年年分紅派息。最終,股價上漲成為所有人共同的追求。所以,在內外合力的影響下,波音股價漲了。
2004年,波音公司在南卡羅來納州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以支持波音787客機項目,後來解散了合資企業,創建了現在被稱為波音南卡羅來納公司。
2009年,該公司選擇了該場地來建造787飛機總裝和交付線,現在這裡是一個龐大的園區,包括主要生產設施(120萬平方英尺)和2016年開業的最先進的油漆設施(25.6萬平方英尺)。
該工廠僱傭了7000多名工人和承包商,然而,工廠建好不久,就有各種報導稱:「工廠充斥著」以次充好的生產和薄弱的監督,這些都威脅到安全。《紐約時報》曝光了波音公司「數百頁的內部電子郵件、公司文件和聯邦審查記錄」,以及對北查爾斯頓工廠十幾名現任和前任員工的採訪,揭示了「一種重視生產速度而非質量的文化」。該報稱,工廠員工描述了製造過程中的缺陷、飛機上留下的遺棄物,以及在向聯邦監管機構提交的「近12起舉報人的索賠和安全投訴」中,工廠要求他們不報告違規行為的壓力。
這些事關性命的大事情波音公司為什麼不重視呢?那是因為波音自己出現了一些變化:首先是公司領導層的調整,隨之而來是發展戰略有了變化,接下來又涉及企業文化的改弦更張。
早在1996年,波音新任CEO費爾·康迪特上任時就說:「波音的首要任務已經不是製造一些領先於同行業的新型飛機。如今,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努力創造一個以穩定股價為基礎的發展環境。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
注重利潤,就開始琢磨降低成本,減少研發,提高毛利率,財報數據成了最重要的KPI,掙錢的才是最重要的。
康迪特之後繼任者是哈裡·斯通塞弗,其有一個更直截了當的綽號:「只圖眼前的哈裡」。他原來的一位上司曾經表示:哈裡對研發不感興趣,他只喜歡在年度報告裡,告訴大家這次公司又賺了多少錢。在加入波音後,他有一次看了財報後說:「我們得到的經濟回報甚至還比不上可口可樂,這真讓人難受。」
經過了一番「騷操作」,波音讓長袖善舞的「財務高手」們徹底取代了務實的管理和技術人員,躋身公司領導層,掌握公司發展,公司的整體目標把財報數據奉為圭臬,這一切做法都為後來問題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近十年波音股價變化
除了領導層過分注重股價,波音還有一個隱患——人才斷層。而領導層以短期盈利為第一目標,更加劇了這一問題。
近年來,波音的外包比例逐年增加:在早期727項目中,外國供應商的工作量只佔2%;到777項目,這一數據升至30%;而到787項目,達到了70%。
康迪特在位期間還宣揚過:「我們就是一個裝配公司,或者叫設備集成商。」產業鏈的轉移的確是讓財報好看了,但卻帶來會丟掉公司未來的大問題:交付延遲、技術外溢、利潤外流、質量難以管控。
737MAX的誕生過程,則把波音的追求短期利潤展現到了極致:2011年春季,曾作為波音十幾年獨家客戶的美國航空突然打算向空客公司訂購數百架新型省油客機。
為了挽回美國航空,波音公司放棄了需要10年時間的新型客機開發計劃,決定更新主力客機波音737,並承諾改進型號能在6年內完成。3個月後,波音737 MAX方案誕生。匿名的波音員工們稱,工程師曾以兩倍速度提交737 MAX技術圖紙和設計方案,工作節奏十分「瘋狂」。
作為一家百年老店,「工程師文化」長期以來都被看作波音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波音產品能夠得到市場和用戶認可的「內在因素」。然而,當這一切慢慢被侵蝕和丟棄,人們才發現即使身量如此龐大的航空航天業巨頭也會變得脆弱不堪,以致於面對新冠肺炎危機,竟然拿不出自救的資金。
波音,說到底是美國製造業的代表,「工程師文化」就應該是其安身立命之本,當它捨本逐末,轉而以華爾街為榜樣,醉心於資本運作、資金槓桿和股票操作時,它的危機已經悄然埋下伏筆。當波音不再是美國製造、高質量、安全可靠的代名詞,危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由此來看,波音的「坑」完全是自己挖的,這代價當然要它自己來扛。
不過話說回來,儘管這段時間波音的日子不好過,甚至向美國政府申請了600億美元的救濟,股價也由高峰時下跌了70%,但畢竟波音百年來還是掙下了一份家業。民機、防務與空間安全、全球服務「三駕馬車」中最大的一方遇到困難,運轉不靈,但其他兩方運轉還算正常,防務方面雖然也存在質量問題突出、交付延期等問題,但畢竟是美國第二大防務企業,美國空軍依然大量訂購了F-15EX、F/A-18E/F、T-7A、KC-46A等新機,MO-25A、「忠誠僚機」等項目在有序進行。
從波音公司總體經營面來看,65%的營業收入(整個行業周期)來自商用噴氣式飛機,其積壓訂單仍高達5500架,價值3870億美元。根據該公司最新的2020年末計劃,這些積壓訂單相當於該公司近6年的產量,而僅商用飛機的收入將與公司過去4年的總收入持平。營業收入的15%來自經常性服務,20%來自防務承包。
波音公司的全部積壓訂單包括:商用飛機3870億美元,防務620億美元,全球服務(維護合同)210億美元,總積壓4700億美元、相當於2018年銷售額1010億美元的4.7年。
與其他一些行業相比,波音的積壓訂單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創造出相對穩定的現金流。由於近12萬億美元的增長市場,積壓的訂單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穩定。所以從帳面數據上看,波音的狀況還沒有到一塌糊塗的地步。
在給了近1億美元的補償和退休金後(穆倫伯格2015~2018年的薪金為7200萬美元,包括股票期權),穆倫伯格離職。新任CEO大衛·卡爾霍恩上任後表示:首要任務是解決737MAX的安全復飛問題。
波音是否能從這兩次事故中吸取教訓,還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