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學者
據報導，最近，山東濱州學院剛剛上演了一場採集學生DNA的行動，五千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採血驗DNA。日前，該校宣傳部長稱，採集DNA是配合警方建立流動人口資料庫，校方不知道是為了破案，該校已經完成採集3600餘人而非5000多人，採集樣本也不只針對男生。而警方則表示，此舉為了「儘快破案，排除學生間的誤會」。
為建流動人口資料庫也罷，為破案也好，採血驗DNA，看似冠冕堂皇，問題在於，這種對人體生物樣本的採集有沒有法律依據？被採血者有沒有權利知悉警方採集DNA的意圖？
在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第一次寫入了「生物樣本採集」。該法第131條的具體規定是，「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徵、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指紋信息，採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這是濱州警方對數千人集體採驗DNA唯一能靠得上的法條了。
遺憾的是，法律在此規定上用語謹慎而簡約。從現有規定看，血液等生物樣本的採集對象僅被限定在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對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對方拒絕檢查、且偵查人員認為仍有必要的前提下，才可強制檢查。
儘管從學理解釋上，一些學者傾向於認為人身檢查就包括了體表檢查和體內檢查，故而採血等生物樣本採集亦應歸入「人身檢查」之列，但法條中的「強制檢查」是否包括「採血驗DNA」仍存在廣泛爭議，因為法條表述將「人身檢查」與「指紋提取、生物樣本採集」作了分別列舉。
即便採血可歸入「人身檢查」，濱州警方仍應回應兩個問題：其一，這些被採血者是否均被歸入「犯罪嫌疑人」之列？其二，採血驗DNA固然有助破案，但因涉及個人隱私權及知情權，警方是否辦理了審慎的報批程序，並盡到了告知義務？
顯然，被採血者並不是進入了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若是，警方也應對其告知。
法律對偵查過程中的生物樣本採集並未規定具體操作細則。司法實踐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認為既然法無規範，那就由得偵查人員或鑑定人員自主操作，省得麻煩。有的則將之視同為「搜查」，要求須報公安部門負責人審批。從濱州學院這一事件來看，審批程序實有必要。且不僅審批應嚴格控制，採集對象的確定更應慎重規範。
犯罪嫌疑人的確定，理當「宜窄不宜寬」。動輒對數千人啟動生物樣本採集又不告知真相，已然對個體權利造成了實質侵害。
鑑於濱州一案的現實，下一步的司法解釋工作不僅要規範生物樣本採集的具體規程，也應為可能被侵權的無辜者提供可茲救濟的管道與手段，並強化警方濫用「人身檢查權」或「生物樣本採集權」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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