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今天已經走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但是她將繼續往哪個方向發展，讓全世界都迷惑不解。中國成為與美國同樣重要的世界大國，但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中國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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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背後：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
中國的崛起，今天已不是一個願望，而是一個事實。中國今天已經走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但是她將繼續往哪個方向發展，讓全世界都迷惑不解。吳建民說，中國現在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準備，我們自己更缺乏準備。
本來鄧小平制定的國策是韜光養晦，不出頭，甘於邊緣，一門心思搞建設。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西方世界開始衰退，中國繼續高速發展，一下子讓全世界聚焦中國。中國成為與美國同樣重要的世界大國，但這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國？中國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
本文將論述三個問題：
第一，晚清以來的強國夢包括兩個夢想，一個是富強，另一個是文明。然而，在近代中國大部分歷史當中，一直是一個夢遮蔽了另一個夢，即富強壓倒了文明。
第二，在富強夢的背後，有一整套從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識形態，這就是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人民的精神狀態，也造就了中國的現實。
第三，中國崛起之後，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為了既不脫離世界的主流價值，又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文明？
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改變了中國
富強是一種追求，這追求背後要有精神動力，就是一種強烈的致富欲望，通過競爭和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滿足永無止境的內心欲望。這就是歌德所描繪的浮士德精神。
我這些年在歐洲、亞洲和北美不少國家訪問，發現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現在西歐，但到了20、21世紀之交，竟然在華人社會當中表現得最為強烈！過去的中國人不是這個樣子，作為孔子的後代、重義輕利的儒教徒，中國人並不看輕物質和民生，也重視錢，但不認為富裕有什麼內在的價值，富裕只是實現大同理想的工具，人們追求個人生活的小康，有恆產者只是為了有恆心，成就個人的德性。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脫胎換骨，不再講和諧，而是講競爭，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國強兵理論，信奉永不滿足的欲望追求的？
這個變化，是從晚清開始的。甲午戰爭清政府輸給日本，中國的士大夫開始覺悟，發現中國原來的學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敗自己，原來是脫亞入歐，不再講和諧，而是轉為講競爭，講優勝劣汰。於是19世紀末進化論由嚴復引進了中國，頃刻之間風靡神州，成為中國人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達爾文的進化論研究的是自然界的進化，但他的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認為人類的進化與自然界的進化不同，有人類社會獨有的倫理規則；而另外一位信徒斯賓塞，則發展出了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鼓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規律，不僅適用於自然界，人類社會也是這麼進化的。
有趣的是，嚴復的《天演論》翻譯自赫胥黎的書，介紹的卻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思想。進化論進入中國以後，整個中國為之沸騰，大家都信奉競爭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競爭，國家才能復興，個人才能進步。
進化論作為一套新的宇宙觀，它與過去儒家的宇宙觀有什麼區別呢？儒家的宇宙觀，主要核心是倫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類社會也應該遵循和諧的倫理德性。但進化論不一樣，它的基礎是牛頓的機械宇宙論，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諧，而是競爭，看誰有力量、有物質實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各種各樣的力，你就會成為競爭的優勝者。
甲午海戰之後，整個中國開始講工商富國。比如晚清的知識分子楊度鼓吹「金鐵主義」，金就是黃金，經濟富民，發展工商業，鐵代表的就是軍事，要走富國強兵的道路。他這一套學的是當時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
從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強這個追求從沒有斷過，雖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變，但即使是在「文革」時代，有一個東西還是沒有放棄，那就是富強，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強國。富強夢的後面有一個動力，那就是競爭。我們要在這個強權的世界裡佔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實力、就要有競爭。
晚清的梁啓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論強權》一文，他說世界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壓制弱者，這是世界公理，世界只認強者不認弱者。這種觀點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瀰漫。
中國人有的將「權力」和「權利」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但權利是平等的，權力是不平等的。中國歷史上缺乏權利的傳統，誰的地位高，誰的權力就大，擁有的特權（特殊的權利）就多。晚清以後的競爭，就是人人爭奪特權和強權，不是追求平等的權利，而是想獲得高人一等的強權。
在今天這樣一個只認強權的叢林世界裡面，富強似乎是強力競爭的結果，國家越是富強，人民越是富裕，社會就越是不平等，距離平等的人權也就越遠，強權的邏輯反而顯得越加霸道。
在洋務運動時期，重心還是物質救國，追求船堅炮利，看重的是物。後來康有為、梁啓超搞維新運動，重點便轉向了人。梁啓超、嚴復等人發現，西方之所以強大，除了有無與倫比的物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競爭力。
儒家傳統重視的是人的德性，但現在轉為強調人的能力，即所謂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有三種：德力、智力和體力，連德性和知識都成了競爭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三好學生，最後都被歸結為有競爭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國的大學不再像古典的大學和書院那樣著重培養學生自由的人格、擁有博雅的知識，而蛻變為一個實用的、功利的目的：讓學生更多地擁有在社會上競爭的能力。
此外還有「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赫伯特·斯賓塞，其理論歸結起來就是八個字：「趕快幹活，否則完蛋。」從晚清到今天，社會瀰漫的一直是這樣一種競爭氛圍，它整個兒改變了中國人，支撐起強大的精神動力，而這個競爭動力的背後，就是對落後的恐懼、對被淘汰的恐懼，進而要富強，要成為人上人。要改變個人的命運，首先要成為一個能力超群之人，國家要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強，擁有與西方同樣的物質力、國民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
為什麼富強壓倒了文明
中國的強國夢，除了富強之外，另外一個就是文明。嚴復、梁啓超這些啟蒙先知也講文明，他們發現西方之所以強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敗清政府，除了富強之外，另外一個秘密武器就是文明。西方的現代文明比傳統的中華文明更高，文明也因此成為他們的一個理想。
那為什麼最後的結局會是富強壓倒了文明呢？我們先來看這二者的不同。富強包含著三個內容，第一個層次是洋務運動所追求的物質力，第二個內容是前面講的國民的競爭能力。富強還有第三種含義，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
從晚清新政到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斷變革。制度的變革到底屬於富強還是文明，這要看變革深入到什麼層次。假如變革不動制度背後的核心價值，不改變制度的基本結構，而僅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運轉更良好，提高制度的運行能力，那麼這種變革就與文明無涉。用德國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
制度的合理化，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內涵，具有兩個特徵，一是計算投入產出比的成本核算的會計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層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會計學，後者是公共管理學，它們都是現代社會之所以有效率、擁有強大競爭力的制度秘密。而且，這種講究效率、講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與各種意識形態或者政治體制相結合，既可以服務於資本主義，也可以屬於社會主義。只要是追求富強、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擁有核心競爭力的目標，都可以往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
所謂的制度合理化，實際是將整個國家、社會的各種單位，從行政機構、司法系統、軍隊，到工廠、商社乃至學校、社團，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來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中國的改革事實上從沒有中斷過，但絕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問題、價值問題，也與擴大政治參與基礎、擴大政治的合法性無關。改革只為提高制度的競爭力，只為實現富強夢，這是一種非政治化、去價值化的政治改革。
與富強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價值觀。現代文明的秘密，嚴復在19世紀末就看得一清二楚，這就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種文明，是一套現代的價值觀。自由與民主是人類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具有不可替代的內在價值，因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人類才有可能活得比較有尊嚴，過比較符合人性的生活。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強當然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那麼富強與文明這兩種價值，何種更有價值呢？嚴復、梁啓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夠打敗中國，乃是它們既富強，又有文明。文明雖然很重要，但中國的亡國滅種危機太急迫了，國家太落後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強雖然只能治標，卻可以挽救國運。兩權相衡，還是富強更重要。中國最急迫的問題是改變落後挨打的局勢，迅速富國強兵，提高國民的競爭力，而文明的目標可以緩行一步，甚至按照對中國影響很大的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說法，文明雖然是終極目標，但在現階段，只是實現國家獨立和富強的一種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
富強之所以會壓倒文明，當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西方的「兩張面孔」問題。戊戌維新之後，中國拜西方為師。但這個老師老是欺負學生，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西方文明所到之處，到處都是血與火。這使中國知識分子的內心非常困惑。
楊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發現當時只有文明的國家而沒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國對內都講文明，對外都行野蠻。楊度的觀察是準確的，在西方政治學裡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對內用洛克主義，講自由平等，對外用霍布斯主義，生存至上，弱肉強食，遵行叢林法則。
西方世界向東方擴張，其背後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擁有比你更高級的文明，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徵服。西方的文明是通過野蠻的擴張得以實現的，所以近代西方有兩張複雜的、交雜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義者會強調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會更多地批評西方人野蠻擴張侵略的另一面。
文明與野蠻這兩面在西方內部也不斷衝突，具有緊張性。世界發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強化，殖民主義的野蠻一面逐漸不具有正當性，只能以隱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紀的時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強權的方式、用野蠻的方式推廣文明。
面對西方的兩面性，楊度認為既然西方有兩手，我們也要有兩手來對付它們，我們今天遇到的國家為文明國，所謂不文明不足以立國，但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是野蠻世界，則不野蠻不足以圖生存。也就是說，中國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對抗文明，以野蠻對付野蠻。對內講文明、對外講野蠻，這套邏輯發展到極致，便是外交決定內政，當務之急是亡國滅種，因此富強比文明更為緊迫。
國內曾出版過一本暢銷書《中國不高興》，作者也是用這套邏輯，將美國看作最主要的外敵，認為中國現在不用再韜光養晦了，該做的做、該說的說。甚至認為為了獲得必要的外部壓力，喚醒民族的覺悟，中國需要再打一次敗仗！
這本書看起來是反抗西方的先鋒，事實上卻是西方在東方最優秀的學生，而且學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蠻這部分，青出於藍卻不如藍。為什麼呢？因為近代西方的野蠻性還有文明一面的制約，而《中國不高興》模仿的是西方的強權邏輯，講什麼「持劍經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價值。
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馬丁·雅克所說的中國壓倒了美國，建立了全球霸權，中國統治了世界，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勝利呢？是中國文明的勝利，還是西方精神的勝利？或許，到時候西方人會哈哈大笑：你們在實力上徵服了我們，但你們卻被我們的文化所徵服，而且是已經過時的、最糟糕的19世紀帝國主義精神所徵服！
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國拋棄了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近代文明，學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強精神，即使中國能統治世界，但最終的精神勝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說是中國文明勝利的話，這個中國文明恐怕不是文質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戀富國強兵的法家。
中外歷史都提醒我們，缺乏文明的富強是一種可怕的富強，是短命的富強，是外強中乾、沒有靈魂的蠻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而從民國誕生的一開始，這個國家就面臨文明解體，只認強權。
魯迅先生當年有一句話講得深刻，大意是說原來被奴隸主統治也就罷了，現在被奴隸統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國初年，中國是一片亂象，整個兒是叢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誰的兵多、槍多、錢多，天下就是誰的。
近代中國有一個文化怪傑辜鴻銘，他早就注意到中國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務運動的鼻祖曾國藩，還是修身與經世並重，用人方面不僅看才還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鴻章，便德不濟才，在道德上頗多劣評。而第三代袁世凱更加不行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一切以權勢為中心。
當時辜鴻銘做張之洞的幕僚，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辜鴻銘對此頗不以為然，說那是耶穌主義與馬基雅維利主義雜交的怪物，最後重權勢的馬基雅維利一定會壓倒重道德的耶穌。你張之洞還有德性，維持中體西用，等到袁世凱這代卑鄙之徒掌權，對中國的危害要超過李鴻章的庸俗。
果然年輕的中華民國被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間，武夫當國、勢力當道，民國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壞的政治傳統，從袁世凱到他的反對者孫中山，皆迷信權勢，殊途同歸。孫中山搞二次革命，到處與地方軍閥聯絡，再同日本談判，希望藉助內外軍閥的勢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獨裁者還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個東西——權力。孫中山一直到「五四運動」勝利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不靠武力，憑藉現代的文明觀念，依靠知識分子的動員能力，也可以徵服天下。
整個民初社會，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崇尚的力，傳統中國文明所偏重的倫理、道德、價值則無人問津。當時對這種「力的政治」觀察最敏銳、批判最深刻的，當屬《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這位文化保守主義者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十幾篇文章，集中批評民國以來的社會現狀，認為中國已經成了一個叢林世界，不講精神、不講文明，只講競爭、弱肉強食。
杜亞泉還進一步分析了產生這一現象的歷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紀末以來，從歐美傳入中國的唯物論，只講物質，物質至上，最先表現為洋務運動中的富強論，進而是天演論，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自從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天神、人間無靈魂，一切唯物質為萬能，此外還有殘酷無情的競爭淘汰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宇宙美不美，都沒有人關心，所有人關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樣免於被淘汰。這樣的世界只講優劣，不問善惡，教育是競爭的練習場，激烈競爭的結果就是都成為殺人主義。
100年之後，我們重讀杜亞泉的話，依然能觸動心弦。在市場經濟剛剛興起之時，大家對市場經濟充滿烏託邦的想像，以為市場經濟會給人帶來自由，帶來現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識到市場經濟制度不過是一種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與各種不同的政治體制結合，因而會有好的市場經濟制度，也會有壞的市場經濟制度。
中國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條最壞的市場經濟道路，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背後有一種精神，就是永不滿足的浮士德精神。這種精神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給中國帶來了令人炫目的富強、日新月異的進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說，歷史進化當中，善在進化，惡也在進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整個社會在富強的同時，也蛻變為一個充滿物質欲望的金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是相互隔絕、缺乏有機聯繫的原子化個人。這些個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奮鬥，為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相互廝殺。要避免出現競爭的無序化，就需要一個超越於各種利益之上、具有絕對權威的政府以維持社會秩序。
政府的威權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義。絕大部分的國民只有兩種性格，不是楊朱便是犬儒。楊朱是徹底的利己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還有一批人腦子比較清醒，也看出這個社會有問題，但是有一種無力感，覺得無法改變這個社會，怎麼辦呢？只能做犬儒，潔身自好、獨善其身。
從民國初年以來的社會便是這個樣子，而且精神的價值、倫理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衣、吃飯，國家要強大、人民要富裕，這就成了我們今天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一套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這套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老百姓當中非常有影響。
老百姓普遍認為，人活著是為了穿衣、吃飯，有錢才能過上好日子，有錢才有尊嚴，今天看一個人有沒有尊嚴，不是看你有沒有德、有沒有知識、精神上是不是高尚，重要的是你穿什麼品牌的衣服、開不開車、開什麼車、有沒有房、住什麼房，這些都是你出去之後是否會受尊重的標誌，這被稱為消費主義，你消費得越多，越過高碳生活，你越是有身份、受到尊重。它和國家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恰為互補，而倫理的、精神的東西，核心價值是什麼，人活著有什麼意義……這些東西都不重要了。
這曾經是中國的歷史，不幸的是，這樣的歷史今天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種變本加厲、極端的方式在重演。中國追求了一個半世紀的強國夢，今天強國夢似乎已經實現了，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文明。
中國要的是什麼樣的文明
民國初年亂象叢生，很多有反思精神的知識分子，比如杜亞泉、陳獨秀也注意到這個問題，意識到光有富強不行，還要有文明，「五四」討論的核心問題不是富強，不是啟蒙，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其討論的是倫理的覺悟問題。我們要什麼樣的文明，是西方文明，還是中國和西方調和起來的第三種文明？我們會發現，「五四」最大的覺悟，就是文明的問題開始凸現，成為一個核心問題。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0多年了，不要以為「五四」只是愛國運動，它實際上是一場世界主義的運動，他們爭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權益，還是世界天下的公理，就是文明。巴黎和會不公正，不僅僅是因為它侵犯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還因為它違背了世界公理，而這個公理又是西方人提出來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五四」的學生宣言，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爭的是天下的普世價值，即文明。「五四」愛國運動的核心，骨子裡是一場世界主義的爭取文明的運動。
大學者胡適早年在美國留學時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的忠實崇拜者，連名字都改了（原名胡洪騂）。1914到1918年歐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打把胡適打醒了，他知道這一套強國夢、富強夢最後會給人類帶來毀滅。他當時在日記裡這樣寫：拿破崙大帝當初曾經以睡獅比喻中國，睡獅醒了之後世界要為之震驚。我們今天都以睡獅來比喻中國，這是不妥當的，中國應該被稱為睡美人，中國之強，文明古國，貢獻給世界的不應該是武力，而應該是文物風教，就是中國的文明。
中國的崛起終究要從富強走向文明，那麼中國將走向何種文明？是與西方對著幹的封閉式文明，還是與西方視野交融的開放式文明？中國當然不會做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隨者，而應該在普世文明的規範之內走自己的道路。任何國家對現代性的探索，都應積極開展與普世文明的對話，在融合主流價值的基礎上發展自身文明的獨特性，從而擴展普世文明的內涵。
中國已經實現了「富強的崛起」，不過，進一步的「文明的崛起」，中國準備好了嗎？
本文選載自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著作《中國，何以文明》（中信出版社2014-1），原標題為《中國崛起的背後：如何從富強走向文明？》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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