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大慶油田發現6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
60年前的9月26日，松遼盆地沉睡千萬年的「黑色黃金」驚天一噴，大慶油田從此誕生。
中國是世界上發現和使用石油較早的國家之一。然而，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在石油勘探與開發上遠遠落了伍。直到1959年大慶油田的發現，才讓共和國的石油工業挺起了脊梁，讓新中國一舉甩掉了「貧油」的帽子。
60年來，大慶油田累計生產了近24億噸原油，創造了連續27年年產原油5000萬噸以上的奇蹟。大慶貢獻的原油，與新中國的工業發展血脈相連；大慶第一代石油人「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邁精神，更是激勵後人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寶貴財富。正如習近平在賀信中所說，大慶精神、鐵人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貧油論」
1959年9月26日上午，松遼石油勘探局黑龍江石油大隊位於哈爾濱的辦公室電報機響了起來，實習員朱鼎科迅速將電報翻譯出來：松基三井噴油。譯完文字的那一刻，他激動地跑到樓道喊了起來：「噴油了，松基三井噴油了！」聽到喊聲的同事們紛紛湧了出來，高興得拍手跳躍，奔走相告，不約而同地喊道：「我們給國慶十周年獻上了最好的禮品！」緊接著，黑龍江石油大隊的幹部組織人寫好喜報，敲鑼打鼓地去向省委報喜。
人們的歡呼雀躍，無論如何都不為過。畢竟，中國已經被「貧油」的帽子壓得太久了。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噴油，在場的人們歡呼雀躍。
早在1914年，袁世凱就與美孚石油公司籤訂了《中美合辦油礦合同》，成立「中美油礦事務所」，決定由中美合作開採陝北延長、熱河承德等處的油礦。隨後，美孚石油公司派出地質技師6人、測量技師5人，進入中國陝北進行石油地質調查。他們在陝北延長、石門子、金牛莊、段家灣等地打了7口井，結果卻沒有見到一處可供大規模開採的工業油流。
合辦油礦之事不了了之，僅在中國局部進行了地質調查工作的美國地質學者卻開始發表文章，稱中國「陝西盆地……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石油開發工作」，「中國東北部絕大部分地區……沒有含油可能性」。由此，「中國貧油論」的說辭屢次出現在外國地質學者的文章中，他們認為只有海相沉積地層才能生成大油田，而中國內陸大片區域都是陸相沉積，尋找石油的前景暗淡無光。
1930年，覬覦中國資源多年的日本國防資源調查隊開始在東北地區進行石油鑽探，先後在黑龍江省扎賚諾爾地區（今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鑽了一些探井，有的探井甚至深達千米以上，但均未發現可供開採的油層。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又在中國東北的阜新、義縣一帶進行大規模的石油鑽探，到1942年鑽探停止時，一共鑽井81口，最終還是沒有發現大規模的油藏。日本人的失敗，似乎再一次印證了 「中國貧油論」。
這樣的說辭甚囂塵上，加之戰火頻仍、國弱民貧的環境，中國的石油業可謂步履維艱。直至新中國成立前，投入可供開發的油田只有臺灣苗慄、陝西延長、新疆獨山子、甘肅老君廟等寥寥幾個。1948年之前，大陸原油年產量最高的1943年，僅有32萬噸。
新中國成立後，石油工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1957年年底，盤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石油年產量已經攀升到了145.78萬噸，但石油工業落後的面貌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年產100餘萬噸的產量，遠遠供不上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大國需求，當時國內急需的高級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賴進口，北京的公交車因為缺油不得不背著「煤氣包」。
總量不足，產油區域也不均衡。國內已經投入開發的油田集中在西北一隅，而需要大量石油供給的東部地區，除了幾處人造油提煉工廠外，竟沒有一處可供開發的天然油田。西北所產的石油不得不一路向東運輸，就這樣，一車成品油從西北運到東部，數千公裡跑下來，除掉自耗和損耗，竟然只剩下三分之二。
石油如此短缺，遼闊的中國土地——尤其是東部地區能勘探出更多大規模的油藏嗎？
1953年，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向時任地質部長的李四光諮詢了這個問題。作為地質學者的李四光，早在1928年就質疑了外國人的「中國貧油論」，他在文章中談到，「美孚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無石油可辦」。面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垂詢，他又一次明確回答，中國天然石油的蘊藏量應當是豐富的，東北地區和華北地區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區。
不僅是李四光，許多老一輩的地質專家都曾批駁過中國貧油的謬論。1941年，還是留學生的石油地質學家潘鍾祥在美國發表了《中國陝北和四川白堊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第一次系統而又科學地闡述了陸相生油理論。1943年，黃汲清在新疆進行地質調查後，也認為陸相地層可以生油。後來，翁文波、謝家榮等人在預測中國石油遠景時，都曾將東北視為有希望的地區。
中國學者用專業理論駁斥了所謂的「中國貧油論」，然而，理論需要實踐的驗證，中國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更迫切地期待著大油田的發現。
戰略向東移
尋找大油田的重任最早落在了地質部，1955年1月，地質部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將松遼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日程。
這一年六七月間，地質部東北地質局的年輕地質隊長韓景行正在野外工作時，接到了回局接受新任務的電報，新任務便是松遼平原的石油踏勘。韓景行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地質系，卻沒有接觸過實際的石油勘探工作，他開始有點擔心任務完不成，最後還是甘冒風險，把任務接了下來，並著手組隊和查閱資料文獻。組隊一開始就不順利，韓景行回憶：「7月份正值各隊野外工作高潮，人員和設備工具都很缺乏，幾乎只有地質工作『三件寶』（鐵錘、羅盤、放大鏡），連個照相機都沒有。」就在這樣的條件下，韓景行為首的6人小組踏上了艱辛的找油之路。
地質部松遼普查大隊大隊長韓景行
8月中旬，6名二三十歲的年輕地質師從吉林市哈達灣租了兩條漁船，沿著松花江順流而下，興致勃勃地開始了松遼盆地最早的石油地質普查工作。兩條小木船拼在一起，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食宿場所。一行人就擠在不過幾平方米的空間內，白天以舟代步尋找巖石露頭，夜裡停泊在江中沙洲，借著燭光匯總、交流一天的情況和收穫。偶爾，捕到幾尾鮮魚，撿到幾枚鳥蛋，便是大家難得的「大餐」。
為什麼要沿著松花江找油？曾任大慶鑽探工程公司高級工程師的石油作家宮柯向記者解釋：「松遼平原幾乎都被厚厚的黑土掩蓋，只有大江大河切割衝刷過的地方才能比較容易地看到巖石露頭，通過巖石露頭，才能推斷地下是否具備形成油礦的地質條件和環境。」
兩條小木船在松花江上一晃就是一個多月，9月底，東北的天氣已經轉涼，韓景行一行人在國慶之夜棄船登岸，沿著沈哈鐵路兩側的盆地邊緣，徒步繼續他們的野外踏勘，一直堅持到北風呼嘯的12月才結束工作。
此次踏勘獲得的成果很快將野外工作的疲勞一掃而光，韓景行在報告中歡欣鼓舞地寫道：「我們在一些溝壑中發現多處可能屬於白堊紀或第三紀的紫紅色砂泥巖和黑、灰、綠等色泥頁巖……尤其重要的是在灰、綠色泥頁巖中有很濃的油味，呈『芝麻餅』狀的介形蟲頁巖和魚子狀泥灰巖薄層，他們具有螢光反應，推斷可能是生油層。」最後，報告得出了大膽的結論：松遼盆地應該而且可以找油，建議進一步開展油氣普查和物探工作。
兩條小木船上的收穫，樹起了石油人對松遼盆地最早的信心。
1957年春天，冰雪初融的松遼盆地迎來了又一支地質隊，他們是來自石油工業部的地質師邱中建等7人。石油工業部成立於1955年7月，邱中建等人所在的116地質專題研究隊，原本在西安從事地質調查工作。為了在東北尋找石油，他們趟過了山洪洶湧的老哈河，穿越了茫茫百裡的小興安嶺原始森林，足跡幾乎踏遍了松遼盆地的邊緣。
實地調查和綜合研究後，石油工業部得出了與地質部一致的評價：松遼盆地「是一個含油遠景極具希望的地區」。
1958年2月28日，農曆正月十一，中南海居仁堂。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聽取了地質專家們的匯報之後，指明了石油勘探的方向：「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東北地區能找出油來就很好。把錢花在什麼地方，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總的來說，第一個問題是選擇突擊方向，不要十個指頭一般平，全國如此之大，二十個、三十個地方總是有的，應該選擇重要的地區先突擊，選擇突擊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個問題，不然的話，可能會浪費一些時間……」
根據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指示，石油勘探戰略開始由西部向東部轉移，一波又一波的找油人開始揮師東進，踏上了松遼盆地這片充滿希望的黑土地。
松遼有石油
楊繼良是在1958年4月奉命從西安地質調查處調往東北的。當時，石油工業部新成立了松遼石油勘探大隊，一個月後便擴編為松遼石油勘探處，處裡的人員無一例外，都是從玉門、四川、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區抽調而來的。
年僅26歲的楊繼良，與同是石油地質專業的夫人一起，抱著剛剛8個月的孩子，從西安急赴北京的石油工業部報到。在北京只停留了幾個小時，領到一枚松遼石油勘探處的公章，夫妻倆便奔向了東北——考慮到野外地質工作環境和條件差，尚未斷奶的嬰兒被他們狠狠心留在了天津由祖母照看。
兩人日夜兼程，趕到了吉林。讓楊繼良啼笑皆非的是，帶來的公章還沒派上用場，勘探處又升級成了松遼石油勘探局。說是勘探局，一共也只有一千餘人，他們的工作是負責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深井鑽探。
和楊繼良一同奔赴東北的，還有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派出的、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支地質調查隊、地球物理勘探隊、大地測量隊和專題研究隊。他們踏著尚未完全消融的殘雪，開始了拉網式的野外普查。一片荒蕪的松遼盆地突然熱鬧起來，數十部地質淺鑽機在松花江南北開動。剛剛來到這裡就忙活開的石油人們雖然興奮，還是禁不住擔心，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都認為松遼盆地大有希望，但這希望真的能夠變成現實嗎？松遼盆地真的能夠找到大油田嗎？
仿佛是為了給初來乍到的人們吃一顆定心丸，地質部施工的淺鑽孔南17孔，很快發現了石油蹤跡。南17孔位於松花江南岸的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達裡巴村附近，1958年4月17日，在這口井裡首次取到了含油砂巖。黃褐色的砂巖，散發著強烈的油氣味，現場的地質人員甚至用不著化驗分析，就立即斷定這是石油生成後運移過程中浸潤過的油砂。
石油作家宮柯用一個生動的比喻詮釋了這次發現的重要性：「如果說韓景行地質師三年前嗅到油氣味是從很遠距離飄來的飯香，那麼南17孔採集的油砂就是那口蒸飯大鍋散落在灶臺上的米粒。」這意味著，人們雖然沒有見到石油，但已經可以證實松遼盆地確確實實生成過石油。
喜訊傳到長春，又飛到北京，6月26日，新華社在《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一篇「豆腐塊」《松遼平原有石油》。寥寥數百字，一下子轟動了國內外。
楊繼良等地質部和石油工業部的專家們來不及興奮，他們要冷靜下來，進行下一步的理論分析。根據石油地質學理論推測，只要在油砂附近某個地方找到適合儲油的地質構造，很可能就是石油沉睡的地方。
石油究竟隱藏在哪裡，只有鑽井——尤其是鑽深井才能確定。宮柯告訴記者：「鑽深井是石油工業部的強項，當時地質部只有鑽井深度不超過1000米的小型鑽機，石油工業部卻有能夠鑽達3200米深度的重型鑽機。因此，在松遼盆地鑽基準井成了石油工業部松遼石油勘探局的第一要務。」
所謂基準井，是指在油氣區域勘探初期，鑽的幾口從上到下全部取芯的探井，它的主要目的是鑽取地層深處的沉積巖石，直觀地了解地層的沉積規律和物理化學成分。基準井一般要使用大型鑽機，儘可能將沉積巖層鑽透，鑽達基巖，以便獲取完整的地質信息。不過，由於國內石油嚴重短缺，等不及過長的勘探時間，因此，石油工業部對松遼盆地勘探的要求是將鑽探和找油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同時進行。
當時，松遼局僅有兩臺能打深井的蘇式烏德鑽機，每打一口基準井，都要耗費幾百萬元，花費一年甚至幾年的時間。物資有限，時間緊急，即便是以發現油砂的南17孔為圓心，可供選擇的面積也有3萬多平方公裡，哪裡才是布置井位的理想位置？
基準井研究隊隊長鍾其權
這道難題，擺在了25歲的基準井綜合研究隊隊長鍾其權面前。鍾其權，1954年畢業於西北大學地質系，和楊繼良一樣，他原本在西北高原進行石油地質調查，接到調令，二話沒說，一身單衣便趕到了凍土尚未完全融解的松遼前線。他帶著基準井隊隊員，現場勘察，反覆與地質部普查大隊磋商，查閱了幾噸重的物探資料，才完成了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的設計方案。
松基一井井位確定在黑龍江省安達縣任民鎮以東約14公裡處，松基二井井位在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松花江南岸的登樓庫附近。1958年七八月份，兩口基準井相繼開鑽。11月11日，松基一井在1879米的深度完鑽，幾個月的鑽井過程中沒有見到任何油氣顯示。松基二井的鑽井過程更加曲折，先是開門紅，162米就出現油砂，給了人們無限希望，接著1000多米的深度都沒有徵兆，直到1252米以下，泥漿才帶出了油花和一串串氣泡，井場上頓時一片歡騰。誰知，由於鑽具不配套發生了鑽杆斷開的事故，松基二井進程緩慢，直到第二年9月15日才在2887.63米的深度最終完鑽。經過試油，一年前發現的油花和氣泡早已不知去向，松基二井沒有獲得工業油流。這是後話。
第一塊油砂
松基二井緩慢地鑽向地層深處時，松遼局地質室主任張文昭，以及楊繼良、鍾其權等人正在為松基三井的設計定位忙得不可開交。
宮柯告訴記者，1958年下半年，開始設計松基三井的井位時，地質部松遼普查大隊與石油工業部松遼石油勘探局在選址上發生了分歧，雙方各抒己見，都有道理，於是松基三井的定位問題成了難產兒。為了獲得更夯實的論據，兩部的技術人員不是在野外調查，就是在辦公室研究資料。
一天，鍾其權等幾位地質師到地質部長春物探大隊所屬的地震隊收集新的地震資料，發現了大同鎮附近一個叫做高臺子的構造。鍾其權登時眼前一亮：一個大凹陷之中隆起局部圈閉，這種「凹中之隆」的構造極有可能富集石油。恰巧，這個位置還與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構成了一個近似等邊的三角形，符合基準井的布探規則。就這樣，鍾其權提出了在高臺子構造上布置松基三井的方案，果然，徵詢地質部意見後被認可了。
年輕的地質師們滿懷希望地向石油工業部報送了最新方案，此前，他們已經修改過5次方案。沒想到，報告遞上之後，上級要求再次補充資料，詳細論證。近乎嚴苛的態度背後，是石油工業部對松基三井既可以了解地層又能兼探油層的強烈渴望。
11月，松遼局補報的地質圖表送到了北京。石油工業部邀請了一批地質專家反覆評審，終於下決心批准了這一方案。這一天是1958年11月29日。
一個多月後，春節剛過，鑽完松基一井的32118鑽井隊，在漫天冰雪中開始了大遷徙。他們要帶著總重量超過100噸的烏德鑽機，從安達縣搬到130公裡外的黑龍江省肇州縣大同鎮——此前，鍾其權親手砍下一根木樁，在這裡釘下了松基三井的標誌。沒有大型載重汽車，只有鄉間土路，工人們人拉肩扛，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搬家。
松基三井正在安裝的烏德鑽機井架
4月11日，大同鎮高臺子村西側，32118鑽井隊隊長宣布開鑽，副隊長喬汝平點燃了手工製作的10掛1000響長鞭。鞭炮硝煙中，高大的烏德鑽機隆隆開鑽。當時在場的鑽井工人劉福和回憶，聽說開鑽，附近的老百姓都跑來圍觀，「孩子們看傻了，女人們先是縮脖捂耳朵，後來漸漸鬆開了手，揚起了臉，男人們抿嘴樂，老人們手捻著鬍鬚，嘴裡說：『這國家氣力真大！』」
松遼局的地質師和鑽井工人們沒有百姓們那麼輕鬆。地質室主任張文昭從辦公室搬到了32118鑽井隊的施工現場，盯著每一米巖芯取出來的情景。工人們在1879米深的松基一井沒有見到任何油花，這次松基三井開鑽，心裡更是著急。
時間一天一天地流逝，一轉眼就到了7月，這天，豔陽高照，鑽井已抵達1112米的深度，井眼返出來的泥漿中出現了油珠和油花，一筒巖芯從井下取出來，卸掉鑽頭，顏色棕黃、含油飽滿的砂巖出現了。這塊油砂雖然只有十幾釐米厚，但它意味著松基三井鑽到了油層。自從一年前從玉門來到松遼盆地後，32118井隊還是第一次聞到原油的芳香，當時正在井隊擔任實習地質員的朱鼎科回憶：「見到油砂，真好比久旱逢喜雨，一切疲勞頓時消失了。全隊上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工人們把那塊油砂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繼續往下鑽，含油砂巖不斷出現，在1100米至1200米井段，含油砂巖竟多達五六層，有的油砂剛取出時，還有不少氣泡往外冒。地質人員取樣後，劃一根火柴一點，居然燃起了火苗！毫無疑問，這是與石油伴生的天然氣。在場的人都樂壞了，用劉福和老人的話說，「那股喜勁兒，比抱兒子時還樂！」
大同變大慶
按照一般的鑽探模式，基準井的任務是鑽取巖芯了解地層的沉積規律，即便發現了良好的油氣顯示也要繼續向下鑽，直到鑽達基巖。不過，松基三井在設計時就明確了要將鑽探和找油結合起來，現在已經發現了油氣，接下來是繼續鑽進，還是停鑽試油？
松遼局做不了主，恰好石油工業部康世恩副部長陪同蘇聯石油部總地質師米爾欽克來到了哈爾濱。康世恩曾在清華大學地質系就讀，大學尚未畢業就加入了八路軍，1949年，他率領一個裝甲團解放了玉門油礦，從此與石油結下了不解之緣。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他曾率中國石油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由於對石油專業求知若渴，太愛提問，當時還是部長助理的康世恩被蘇聯人笑稱為「問題專家」。康世恩在哈爾濱當面聽取了松遼局工作人員的匯報後，提出停鑽試油，米爾欽克卻激烈反對：「搞勘探要講究程序，基準井要完成基準井的任務，完井後才能試油。」康世恩繼續爭論：「這口井才打了1000多米，如果全井取完芯，起碼還得半年。井身浸泡時間長了，恐怕有油也試不出來。如果現在試油，有開採價值，可以立即開發，另外再打一口基準井也可以嘛。」兩人誰也說服不了對方，過了幾天，32118鑽井隊接到了石油部的通知，立即停鑽試油。
其實，蘇聯專家不知道的是，石油部堅持停鑽試油另有隱情。宮柯告訴記者，一方面國內急需石油，另一方面，松基三井在845米至875米的深度發生了井斜，在鑽具不配套的情況下幾次糾偏都沒有成功，如果按原計劃向3200米深度繼續鑽進，會越來越困難。
1959年8月，松基三井停鑽，開始固井、準備試油。實習地質員朱鼎科這時被調去了省城的黑龍江石油大隊工程技術室，從野外工作變成坐辦公室，本應該高興，朱鼎科卻苦惱不已，他想見證、學習試油的各種程序。無奈組織的安排不能違背，朱鼎科只好去了哈爾濱的石油大隊。由於通訊條件差，石油大隊和鑽井隊之間沒有電話，最快的聯繫方式就是通過電臺收發電報。朱鼎科每天的任務之一就是守著石油大隊的電報機，通過電報機傳來的消息，朱鼎科得知松基三井按部就班地進行了固井、射孔、誘噴。這一系列專業詞彙意味著，很快就能出油了。可是，直到20天後，他才真正等到出油的消息。
原來，井筒裡的水壓強太大，壓住了油層，必須像用轆轤從井裡打水一樣，將井筒裡的水撈出來，減小壓強，深埋地下的油層才能在地層壓力下湧出來。這項工作看似簡單，幹起來卻相當艱苦。在現場參與試油工作的技術人員趙聲振後來在《松基三井試油工作回憶》一文中寫道：「我們當時日日夜夜在井口工作，被提撈鋼絲繩上灑下來的原油淋得滿身油汙，當時又沒有勞保服，油衣服替換不下來，有一次宋世寬副局長來看我們，見了我就說：『你怎麼成了一個油人了。』」
披星戴月的提撈工作終於接近尾聲，最終，連鑽機墜落在井底的螺絲杆都被撈了出來。9月26日下午3時45分，一條黑色的油龍順著管子噴薄而出，油流越來越大，越來越猛烈。油花飛濺中，歡呼聲此起彼伏，喜慶的消息傳到電報機另一頭位於哈爾濱的石油大隊，朱鼎科和同事們隔空加入了歡呼的人群。
幾天後，松基三井的原油日產量穩定在9至13噸。新中國的石油人在松遼平原找油的艱辛，終於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得到了最好的回報，32118鑽井隊的司鑽王順被選為國慶觀禮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
一個多月後，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等人來到大同鎮慰問石油職工，看到松基三井噴油的壯觀情景，歐陽欽提議，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把松基三井所在的大同鎮改名為大慶區。隨後，石油工業部決定將松遼盆地發現的出油構造命名為大慶長垣，發現的油田命名為大慶油田。從此，大慶這個響亮的名字，成了新中國石油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