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 1968年出生於北京，著名導演。1991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獲獎理由
他是中國電影界當之無愧的中堅力量，多年來以一部部紮實的作品展示著自己對電影的熱愛與執著，始終在多變的題材與風格中探尋信仰之所在。他的創作既能激起觀眾的普遍迴響，又始終保有濃烈的作者屬性。2020年，他用自己的心血之作，點亮了後疫情時代的影院大幕。他拍攝雄渾的鐵與血，也呈現人性幽微的暗與光；他用電影歌頌英雄，也用電影反思戰爭。
2020年度文化人物
管虎：有時候忍耐和承受力更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隗延章
11月27日下午1:45，釣魚臺國賓館芳華苑3樓的貴賓廳，「2020年度影響力榮譽盛典」尚未開場，嘉賓們都在休息室裡寒暄。導演管虎一直坐在貴賓廳的大理石窗臺上。其間，嘉賓們先後走過來和管虎問好。管虎站起來，與對方握手寒暄後，又坐回窗臺。服務人員幾次邀請管虎去沙發落座，都被他婉拒。「坐沙發上不自在。」管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坐窗臺上挺好，可以觀察眼前的大千世界。」
管虎出生於藝術世家，從小生活的大院裡明星雲集，但在他的童年記憶中，自己並不合群。近年來，他拍攝的《老炮兒》《八佰》和《金剛川》，累計票房超過50億元，讓他躋身中國最具票房號召力的導演行列。但將他納入中國商業片導演中的考察，他又顯得非常特殊，即便最賣座的電影中，也總是帶著濃烈的作者屬性。
隱忍
當天下午4:30，管虎上臺，領取2020年度文化人物的獎項。站在臺上，他提到今年疫情期間，電影業的人，很多開始懷疑行業是否能存在下去。「後來《八佰》上映，行業開始回溫，電影終將不死。」他這樣說道。
對管虎來說，難熬的時刻在去年6月已經到來。彼時，管虎得知《八佰》撤檔。那天，他和主創團隊成員，坐在一家餐館，相對無言。管虎決定戒掉他最愛的雪茄，直到《八佰》上映的那一天。
《八佰》是迄今為止管虎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電影。早在十幾年前，管虎就萌生拍攝「四行倉庫」那段歷史的念頭。只是打磨劇本就已經花去四年時間。由於搭景問題難以解決等原因，直到四年前，才正式開始拍攝，歷時230天，一直拍到2018年4月殺青。
作為國內少見的以正面戰場為拍攝對象的戰爭電影，那些裹挾著民族主義情緒的爭論，一直伴隨著《八佰》。如今，對於這些曾經的爭議，他顯得雲淡風輕，「每個人說什麼話，不管什麼出發點，其實都有道理。它不可能沒爭議，你拍愛情電影還爭議呢，由著它吧。」管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等待上映的那些天裡，煩亂隨時都在，管虎的兒子本來要和同學一起看《八佰》，但由於影片撤檔，沒能去成。兒子回家問管虎，「爸爸你是不是拍了一個不好的電影？」管虎將兒子的話轉述給一些電影行業的朋友，對方和管虎說，「告訴你兒子，那是個好電影。」管虎的母親也一直問管虎影片為什麼撤檔，管虎告訴她「別著急」。
有時，《八佰》的主創團隊會被重新召集在一起，為了去完善調整影片。起初一兩個月，大家心態煎熬，但慢慢便趨於平靜。「大家見面互相沒有給壓力，都是互相有疏解。對於搞電影的人來說，有時候忍耐和承受力更重要。」管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幾年，為了提高隱忍能力，他每周一都會辟穀，不吃飯，只喝水。
疫情突然來臨之後，管虎和所有人一樣，只能待在家裡。那段日子，他重新觀看了以往沒空重看的電影，比如黑澤明、小津安二郎、科波拉等大師的作品。直到今年年中，《八佰》疫情中定檔，並最終在8月21日登上院線。
得知影片定檔那天，管虎正在丹東拍攝《金剛川》，他給製片人朱文玖發了一條微信「你進屋一下」。朱文玖走到房間，管虎給他看了電影獲準上映的批文。朱文玖說了句「哥們兒，牛逼。」之後，兩人就又各自分頭去工作。
8月14日，《八佰》首映，管虎還在丹東拍戲，沒能回京。於是，團隊組織了一場特殊的「雲首映」，身處北京的王中磊和梁靜，隔空對在丹東的管虎喊話說，「我們今天無法為你親手點燃雪茄，就拜託霞姐了。」首映禮結束，梁靜的閨蜜、主持人李霞為管虎點燃象徵《八佰》上映的第一支雪茄。時隔多日重新抽起雪茄，管虎「差點一根就抽暈了」。
完成不可能的項目
11月23日下午，距離「年度影響力人物」頒獎典禮還有4天。《中國新聞周刊》在北京幸福大街的一間演播室中見到管虎。那天是星期一，正是他辟穀的日子。他穿著墨綠色衛衣和運動褲，隨意坐在高腳凳上，顯得很放鬆。彼時，距離他的《金剛川》登陸院線過去了一個月，他今年最忙碌的日子已經結束。
從管虎知道要拍攝抗美援朝題材影片，到《金剛川》拍攝完畢，周期只有3個月。這對於一部戰爭電影來說幾乎不可完成。但管虎選擇接受，「老天爺給你這麼一機會，做成一奇蹟，多好的事，抓住機會，用你所有的積累完成它，試試看行不行，多好一事，萬事往好處想。」他說。
現在回頭看，他也覺得時間倒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急迫。一方面，管虎本人對抗美援朝歷史非常熟悉，很快就確定了具體的拍攝內容；另外，團隊拍攝戰爭電影的工業化能力已經在之前的項目中完成摸索，省去了技術探索和團隊磨合的時間。
管虎的母親曾經到過朝鮮戰場，子彈兩次從身邊呼嘯而過。《金剛川》上映之後，管虎的母親和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戰友一起去了影院看電影。「其實《金剛川》的敘事對老人是有一定門檻的，她(母親)說他們好像沒有太多感受到門檻，情感上的投入還是挺多的，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人一直在哭。」管虎說。
《八佰》《金剛川》之前，中國戰爭電影已經有漫長的歷史。但像《八佰》《金剛川》一樣，敘事具有實驗性，同時工業化程度媲美好萊塢的作品，並不多見。
在《中國戰爭電影史》的作者、當代電影雜誌社社長皇甫宜川的觀察中，他覺得，近年來，戰爭電影的特徵可以用「主流電影」來概括，代表作品是《紅海行動》等。「由於技術上的提升，在戰爭場面的描寫上，開始向國外的大型戰爭電影靠近。它們也利用了一些類型片的敘事方式，但在精神層面，又傳承了主旋律電影的價值觀念。」皇甫宜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將《八佰》和《金剛川》納入近年的戰爭電影趨勢中去考察，它在戰爭場面等技術上的進步，延續了近年戰爭電影的趨勢，相比《紅海行動》等有質的突破。但另一方面，從敘事、視角上來看，它又與「類型化」的趨勢不同。管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更喜歡像《細細的紅線》《全金屬外殼》等非類型化、有作者性的戰爭電影。他在創作《八佰》的過程中，也刻意讓劇本「非類型化」，「我們全是群像，沒有把高潮放到尾巴上，用這些非類型的元素做一個有一些記錄影感的電影」。
話語權
如今，管虎已經年過50歲，在電影行業工作近30年，但他覺得自己「剛剛入門，顫顫巍巍的」。這種謙遜的態度，與他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拍攝《頭髮亂了》那會兒完全不同。「剛畢業的時候，有一小段時間，覺得自己牛逼，飄飄然」。
管虎最初進入公眾視野是在90年代初，憑藉處女作《頭髮亂了》讓小部分影迷知道了他的存在。這部電影帶有彼時第六代導演的很多共同特徵：有強烈的個體意識、獨立拍攝、影片多年未過審。那會兒，同為第六代導演的婁燁和張元，也拍攝了搖滾樂題材的電影，同樣被禁。
進入新世紀之後，管虎的創作題材開始變得多元。那正是國內電影市場的低谷，為了謀生，管虎選擇去拍電視劇。他在拍攝電視劇時，融入大量電影的拍攝手法，帶有鮮明的作者標籤。比如拍攝陳道明和陶澤如主演的反腐劇《黑洞》時，管虎全部按照拍攝電影的方式完成：長時間、多角度、多鏡頭，而演員的表演，會給出七八種解決方案。
2009年，管虎憑藉《鬥牛》重返大銀幕，之後他又拍攝了電影《殺生》。這兩部影片在評論界和知識界收穫頗多讚譽，卻和多數文藝片一樣，票房並不亮眼。2012年，管虎在上海參加一個電影節，他和賈樟柯、婁燁坐在臺上，臺下有人說「中國最不賺錢的導演都坐在上邊了」，這讓他深受刺激。
於是，管虎為了探究自己在商業上的可能性，拍攝了電影《廚子戲子痞子》，上映首日，票房比《鬥牛》和《殺生》的票房加起來還多，最終票房達2.7億。那時，他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坦陳自己的心跡時說，覺得此時的自己還需要用票房的真金白銀贏得一個導演的話語權。管虎真的奪過了話語權，應該是從《老炮兒》開始的，這部電影票房達9.02 億，豆瓣評分8.2分，商業和口碑雙贏。而那之後，《八佰》的大製作也讓他更上層樓，他似乎找到了一種自我滿足與市場期許之間的微妙關係，既不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片導演，也不想成為孤芳自賞的作者導演，他更樂於在受人關注的主流電影中植入自己的作者性。
華誼兄弟聯合創始人、副董事長兼CEO王中磊與管虎結識多年。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老炮兒》我跟他合作，到《八佰》，我覺得他的變化特別大。最大的變化是他對於事情的確定性，他的那種堅持的勁兒已經變成非常成熟，還有就是他的創作力和資源能力到了巔峰的時期。資源能力用老百姓最能聽懂的話，就是我想叫誰來演誰就來演。創造力是指他的想像力和最後完成度之間的契合度特別高。我覺得他甚至在中國導演中，在這幾年也應該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
已經完成兩部戰爭電影的管虎暫時不打算再去拍攝同樣的類型了，他計劃拍攝一部題材具有當下性的中小成本電影。現在他手上有五個本子在推進，看最終哪個先成熟，就拍哪個。作為創作者，管虎不喜歡重複拍攝同一個題材的作品，「我每個題材都是，能不做第二次，絕不會做。」管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6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