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與文明 · 第一部 · 卷一 · 第五篇》
而這一緣起的統合，則完成於關中之地。關中為天下之首，自周代開始至唐朝末年，延綿一千餘年，幾乎都是天下的都城。
為什麼是關中？又為什麼更早的殷商立都於天下的另一中心，中原？
自關中向中原的行政機構的地理位置變遷與地質環境變遷，是否同樣有某種關聯？（第三個問題將在完成中國封建史後進行討論）
在本章中，對氣候變化的考證，將集中在黃河流域上遊的黃土高原地區及中下遊的中原腹地。
壹
黃河源
星宿海，黃河源。
圖1-5-1.星宿海，黃河源.紀錄片《黃河》
星宿海形成的原因頗有爭議，其實際上也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河源。對其為黃河源的稱謂，源自元代都實對黃河源頭的考證。[1]
據1952年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組織的一支河源考察隊的考證，黃河源頭泉眼位於約古宗列曲，在約古宗列盆地西南，距離雅拉達澤山約三十千米。[2]
該地僅有一個很小的不凍泉眼，之後匯入一條含有其他泉眼的小河，最終在星宿海之上的卡日曲匯合後，便形成黃河源頭最初的河——瑪曲，她的另一個名字，是孔雀河。[2]
今天（2016年考）的黃河源地區，瑪多縣的自然環境破壞已極為嚴重，曾經依賴畜牧業成為中國首富縣的瑪多縣如今草場大面積退化，已變為貧困縣。[3]
而在《黃河》紀錄片上溯星宿海途經雙子湖之前的草場時，2008年的草場已然成為沙漠，當地政府工作人員稱是由於鼠類泛濫導致，彼時正嘗試人工種植新草以期恢復。[4]
你去過羅布泊嗎？現在的星宿海就跟羅布泊一樣，全是風蝕地貌和沙子。
青海水文地質環境調查院 高級工程師 辛元紅教授
近現代以來，黃河斷流次數暴增，2003年年底，黃河源頭鄂陵湖出水口斷流，近30多米寬的黃河河道裸露在外；
2005年3月，河南鄭州段黃河乾枯。上世紀90年代，黃河中下遊地區幾乎每年都發生斷流，給黃河途經省市的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影響。[5]
最嚴重的黃河斷流發生在1997年，一年斷流竟多達226天，僅給山東一省造成的損失就高達135億元。[5]
但在上古時期，黃河的流量是驚人的。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早是形容黃河的變動。
紀錄片《黃河》，蔡國英 版
距今約11000年前，伴隨全球氣溫回升，冰川消融，降水量增加，鹽湖趨於淡化，荒漠植被有所減少，溫帶蕨類水龍骨類、水生及沼生香蒲類、禾本科、蓼科等及喬木樹種重新出現，全球氣候較今潮溼溫暖。[6]
而中國的新石器時代上限正是距今約11000年前，下限則為距今約4000年前的夏代。這一時間點上的重合頗為微妙。[7]
在青海湖盆地和貴南盆地距今約6000年左右形成的80至100釐米的古土壤層中，其孢粉組合顯示當時的植被是較溼潤的草原環境，故而當時的降水量應也比現在高出許多，這樣才可能使青海湖等湖泊的高湖面狀況維持較長時期。[8]
在距今4000年前後的新冰期階段，地帶性森林從甘肅黃土高原南移，高原的絕大部分被草原和荒漠佔據，古土壤發育明顯減少或缺失。在北面，風沙活動再次活躍[9]。
在西部的高山地帶，山谷冰川開始向南推進[10]。
據有的研究者推斷，距今4000年前後的這次寒冷期作用期間，年平均溫度比現今低1-2℃，持續時間約為200年。[11]
與前一階段的高溫期氣候相比，年平均氣溫下降幅度為3-4℃，同時，年降水量也有較明顯的減少。顯然，這是一次十分劇烈的氣候變化[11]。
在青海東部，湖泊水位大幅度下降，乾燥度增加引起新沙丘發育：植被景觀在貴南盆地為荒漠草原，孢粉組合小麻黃屬激增到78.21％，禾本科只佔17.36％[12]。
而中國竹類資源現主要分布在秦嶺和淮河以南地區。但根據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的研究表明，5000年來，我國竹類的古今分布區產生了顯著的變化。[13]
唐代以前，黃河流域有較多的竹類分布，竹類自然分布區北界可達北緯39-40°。而今天為北緯35°，往南退縮了4-5°；竹類分布區退縮的原因，主要受氣候變冷 、變幹的影響。[13]
這一系列氣候變化表明，11000年至6000年前的青海地區氣候應普遍偏溫暖溼潤，6000年至4000年前的氣候則偏溫暖乾燥；而在約4000年前開始，有一場持續約200年的劇烈氣候波動，年平均氣溫下降3-4℃，年降水量明顯下降。[14]
貳
大洪水
大禹治水的傳說認為約4200-4000年前的「天下」出現大面積洪澇災害[15]，同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印度、瑪雅等文明則都有洪水滅世的傳說，最早的記載是《吉爾伽美什史詩》。[16]
南島民族中的臺灣撒奇萊雅族、泰雅族和鄒族等也都有關於大洪水的記載。1922年對蘇美古國吾珥城的發掘使英國考古學家倫納德·伍利認為曾經確實發生過大洪水。[16]
圖1-5-2. 《大洪水》（The Deluge），古斯塔夫·多雷繪.
而在2016年8月4日，美國《科學》雜誌發表一篇期刊，文中表明在黃河流域發現了古代超級大洪水的證據；這一發現約在2007年黃河上遊積石峽地質考察中完成。[17]
大洪水時期約在前24世紀-前20世紀，也就是約4000年前，這一時期與後世的地質考古資料有一定的重合。
說明約4400-4000年前，全球有驟暖現象，隨之則是年降水量的突然減少。具體原因目前我尚未查到，可能與星體間的引力作用有關。
而在竺可楨教授對挪威雪線資料的引證來看，當時確實有驟然升溫的傾向，但數據時間略有差異。筆者並不認同竺可楨教授關於這一時段的數據資料。
圖1-1-5.中國年平均氣溫及挪威雪線海拔變化圖.每日學術
與西方文明記載的採取「諾亞方舟」大逃亡的方式不同，東方文明採取了「大禹治水」（實際上，在大禹之前已經有許多治水的嘗試，如鯀，大禹的父親，即也是治水之人）。
「大禹治水」根據古老的故事及現代考古資料來看，應持續有數代人，方才成功，不過日後夏朝有可能像周對紂王一樣篡改歷史，將成功之名望全部集中於禹一人。
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古老故事是否為真，但我們所共知的是，在「大禹治水」的故事裡，最終是以成功收場的。
這樣大規模的「治水」必然遍布黃河流域內的各個地區，各大部落聯合治水；之前只是作為一個大部落「夏」的領袖（有可能也是「天下共主」，具體參見《氣候與文明·第一部·卷一·第四篇》）的舜，與作為所有治水部落的統一領袖的禹相比，其影響力已經不在同一水平。
圖1-5-3. 漆水河谷坡底村全新世黃土土壤剖面及其所含古洪水滯流沉積層和文化層 (a) 坡底村(PDC)剖面龍山文化晚期(客省莊二期文化, 距今4300~4000年)文化層;(b) (a)中窯壁上的古洪水滯流沉積層;(c) 被洪水淹沒的袋狀灰坑底部的黍稷葉穗和籽粒印痕; (d) 坡積物充填的含有陶片和動物骨骼的袋狀灰坑
集體危機過程往往能夠刺激科學技術及社會的進步。
治水成功後的大禹應採取了某種措施成為了終生且世襲的領袖。
我們並不知道那一場洪水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一個故事又是否真實。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場洪水對中華文明並沒有像對其他三個古文明一樣變為滅頂之災（應與地形有關，其他三個古文明都處於超大衝擊平原上，而中華文明則分布於各大山谷或盆地平原間），而是成為了文明的加速器。[19]
中國提前完成了部落聯合，建立國家雛形，最終進入周代封建制。並提前於西方近2400年開始了非人格化官僚機構的發展（楚武王設縣）。[19]
部落發展向國家的過程通常是艱辛異常的，歐洲國家依賴於基督教最終摧毀家族制，從而發展向國家制和個人主義化。[20]
伊斯蘭世界則仰仗於「軍事奴隸制」，依賴突厥軍人搭建起空中樓閣式的國家而直接忽視了部落統一的過程。[20]
中國則很可能是由於聯合治水而實現了加速度度過部落制的階段。[21]
叄
關中早期文明
關於大洪水的考證資料中，有一部分即來自對關中地區漆水河流域（關中主要新石器文化遺址聚集區）的考察。
關中盆地西部的漆水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文化積澱深厚，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夏商及周原、春秋戰國及秦漢的遺址相當豐富。[22]
尤其是漆水河中下遊的武功古鎮和楊凌周邊地區, 被認為是后稷故鄉, 而岐山腳下的周原黃土臺原，在先周時期就建立了都邑，成為聞名世界的「青銅器之鄉」。[22]
在關中盆地西部漆水河中遊沿河谷階地上，發現了典型的全新世大洪水滯流沉積層,它們覆蓋著龍山文化聚落—滸西莊遺址文化層。[23]
利用地層分析、磁化率和粒度成分測定、文化遺物鑑定、OSL 和14C技術斷代, 證明在距今4300-4000 年前（與「大禹治水」及世界範圍內的大洪水時期重合），關中盆地經歷了一個洪水期，發生了多次大洪水事件。[23]
圖1-5-4. 關中盆地西部漆水河武功楊凌河段地形圖
「■」 表示史前大洪水滯流沉積層發現地點
在大洪水發生期間，漆水河谷沿河第二級階地面以滸西莊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早期(廟底溝二期)聚落和田地被淹沒。[24]
同時，在更高階地和黃土臺原邊沿地帶，以趙家崖遺址為代表的龍山文化晚期(客省莊二期)聚落得到迅速發展。[24]
結合在涇河和北洛河河谷發現的史前大洪水的沉積學證據，揭示出了龍山文化晚期關中盆地普遍發生大洪水的客觀事實。[24]
除此之外,也發現在距今3100-3000年前,即先周在周原「岐邑」時期,關中盆地漆水河谷和渭河河谷也曾經發生多次大洪水。[25]
圖1-5-5. 漆水河滸西莊地點(HXZ)地質地貌斷面圖
顯示全新世古洪水滯流沉積層(SWD)與現代河流關係
圖1-5-6. 漆水河谷滸西莊(HXZ)全新世剖面地層劃分、磁化率、粘粒/粉砂比率、燒失量曲線、考古學年齡和OSL 年齡框架圖 左側OSL 年齡: P 表示測定了陶片, S 表示測定了土壤或者沉積物
圖1-5-7. 漆水河谷滸西莊(HXZ)全新世剖面古洪水滯流沉積層粒度(a) 分布頻率曲線圖;(b) 概率累積曲線圖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則提供了14C的相關數據[26]：
圖1-5-8. 漆水河谷滸西莊剖面古洪水沉積層組SWD1-4的OSL年齡與滸西莊遺址和趙家崖遺址校正的14C年齡關係和滸西莊(HXZ)剖面OSL年齡數據分布圖
根據前圖的數據分析可以得出在距今約8500年前的時候，出現了「全新世大暖期」，這一時期降水穩定，漆水河流域並未有發生大洪水的遺蹟。
從距今5000 年前開始，龍山文化人類移居到這些沿河階地，建立了穩定的聚落，開墾土地，發展農業生產。[27]
從其袋狀灰坑內的遺存來看，當時人們以種植黍稷為主；到距今4300年前，也就是大暖期開始衰退的階段，氣候變得很不穩定，漆水河流域頻繁出現大暴雨及由此引發的洪水，滸西莊等階地上的原始聚落和農田常被淹沒，洪水淤泥層覆蓋了村落和肥沃土壤。[27]
這個時期，位於河對岸更高階地上的趙家崖等聚落得到較大發展。漆水河谷洪水泛濫延續到距今4000年前為止，因而滸西莊等沿河階地的風塵成壤過程又得到恢復，形成了厚度60 cm的褐色土類土壤(S0上部)。[28]
以鄭家坡遺址和疙瘩廟遺址為代表的先周早期(后稷時代)遺址的地形特色，表明當時人們仍然將聚落建立在黃土原畔和渭河階地前沿的高地。[28]
圖1-5-9.漆水河谷滸西莊階地地形與全新世黃土土壤剖面及其所含古洪水滯流沉積層和文化層(a) 漆水河谷滸西莊階地;(b) 滸西莊(HXZ)全新世黃土土壤剖面;(c) 滸西莊(HXZ)剖面所夾史前大洪水滯流沉積層的局部放大圖; (d) 大洪水滯流沉積層之下的龍山文化早期(廟底溝二期, 距今4800-4300 年)文化層的局部放大圖
當先周晚期古公亶父從涇河中遊「古豳」高原遷移到關中盆地西部周原黃土臺原建立「岐邑」的時期(距今3100-3010年前)，也就是古土壤S0成壤過程終止的時期，漆水河流域又發生了大暴雨洪水，洪水多次淹沒滸西莊階地。[29]
此後氣候乾旱化發展，沙塵暴盛行，滸西莊階地穩定地接受風塵堆積, 形成了典型的現代黃土(L0)和現代表土層(TS)。[29]
肆
黃河中下遊變遷考
20世紀80年代初，譚其驤先生在考察各個時期城邑聚落的分布狀況時指出：
「從新石器時代經歷商周直到春秋時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地區。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沒有發現過這些時期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見於可信的歷史記載的城邑或聚落；
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在太行山東麓大致以今京廣鐵路線為限，在魯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駭河為限，京廣線以東徒駭河以西東西相去約自百數十公裡至三百公裡，中間絕無遺址。」[30]
漢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時代黃河下遊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黃河下遊河道見於先秦文獻記載的有二條：
一《禹貢》河，二《山經》河。這二條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經注》的『宿胥故瀆』，至內黃會洹水，又北流走《漢志》的鄴東『故大河』，至曲周會漳水，又北流走《水經》漳水至今深縣南，二河相同。
譚其驤
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考古發掘單位和學術研究機構近年對華北地區的一些重要遺址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後發現大量的新時期時代遺蹟，這是譚其驤先生過去所不曾知的；
僅2017年文物部門對雄安新區2000平方公裡區域進行的考古調查，就發現古遺址189處、墓葬43處，這些文化遺存以新石器、戰國、漢代居多；如果我們把追尋的時空視域稍加擴展，便可發現以冀中平原為中心，從史前到漢代的遺存星羅棋布，數以千計。[31]
河北平原中部「空白區」大量早期文明遺存的發現，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判斷《禹貢》的內容，由此將可能直接否定三十年來對新石器時期黃河河道的判斷。[31]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
《禹貢》
宿胥故瀆。
《水經注》
史念海教授認為，「宿胥故瀆」是淇水，《禹貢》河道其實也流經濮陽地區，走一段《漢志》河道，然後再北折，經河北中部，至天津入海。[32]
史念海提及的《漢志》河，即《漢書·地理志》《漢書·溝洫志》和《水經河水注》所載河道；
這條河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濮陽縣西南，然後北折流經大名至今館陶縣東北，東折經山東冠縣、高唐、平原、德州等縣市，德州以下復入河北，至東光縣西會漳水，經吳橋、滄縣而東入渤海。[33]
學術界一般認為，《漢志》河是周定王五年，黃河在濬縣宿胥口決口、發生了歷史記載的首次大改道後形成的河道。袁廣闊教授則根據近年來最新的考古發掘認為《漢志》河其實就是《禹貢》河。[34]
首都師範大學考古系和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對濮陽和滑縣古代遺址密集區的考古發掘顯示，漢代以前濮陽地區顯然是一片高地，且也是黃河泛濫淤積最為嚴重的地區，而這片高地向東北一直延伸至清豐、南樂等縣。正是這片高地阻擋了西來的黃河，使它不能繼續東流，轉而北流。[35]
漢代以前的地面一般在今天地表10多米以下，但濮陽和滑縣境內發現的40多處龍山文化丘類遺址基本上連成一片，分布密集；部分遺址暴露在今天的地表之上，另一部分則埋藏在地表以下1-5米不等。
袁廣闊
考古資料顯示，漢代以前豫北地區存在著兩高一低的高地與谷底組合：內黃西—湯陰—安陽西線高地、滑縣東—濮陽西—清豐西東線高地以及內黃東部和濮陽西部之間谷底。這一地形變化導致古黃河向北進入華北經天津流入渤海。[36]
圖1-5-10.民國30年代河南安陽附近地形圖及現在已知考古遺址
20世紀60至80年代，河北省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等單位曾對華北平原的古河道進行過系統的調查、勘探和研究。地質勘探顯示，黃河古道帶從內黃、濮陽入河南、河北交界處後又分三支河道帶：第一支為黃、清、漳河古河道帶，河道一般寬5-20公裡，最寬30公裡，深度約40-54米，長度475公裡。[37]
該支主要為清、漳河古河道，從酈道元《水經注》的記述可知，這是黃河過大名後的分支屯氏河向北流，注入清、漳河後留下的河道。第二支由館陶南分出，經冠縣、臨清、故城、德州、東光、滄州至青縣，該支與文獻記載中的《漢志》河道一致。第三支向東經濮陽入山東界，在範縣附近分成南北兩支，當為《漢志》中的漯水。[37]
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左傳 · 僖公四年》載 管仲 言
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
《漢書 · 溝洫志》
復禹之故跡。
《史記 · 封禪書》
復禹舊跡。
《史記 · 河渠書》
很多學者都認為《漢志》所記黃河河道是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黃河在濬縣宿胥口首次決口改道後形成。然而，根據上述歷史文獻，《漢志》河在公元前602年以前就已存在。
從河道兩岸新石器遺址的分布推測，《漢志》河道最遲形成於8000年以前。
根據文獻記載，黃河下遊故道大致經今滑縣東、濮陽縣西南、清豐西北、南樂西北，再經河北大名東，山東冠縣，過河北館陶後，經山東臨清，高唐、平原南、德州市東，至河北吳橋西北流向東北，經東光、南皮至滄州折向東，在黃驊西南入海。[38]
在古代，為了用水方便，人們常沿河定居，大河文明由此生發。
或可推測，大河河道最遲在8000年前就已經存在，且仰韶、龍山、商周等時期，這條河流也一直沒有改道，滋育了兩岸呈「葡萄串狀」分布的眾多遺址，年代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商周時期，生生不息。
直到戰國中期，位於黃河兩岸的齊、趙、魏等國開始築造黃河大堤，固定河道。隨著淤積不斷加快，到了漢代，黃河已不堪重負，開始經常改道遷徙。[39]
這一現象在文獻中有著生動的反映，戰國以前黃河在文獻中只稱作「河」，戰國時開始有「濁河」之稱，漢代及以後「黃河」一詞開始出現於文獻記載中，西漢時人們更稱「河水一石，其泥六鬥」。[39]
黃河下遊地區自然環境的變化，表面上與黃河的改道、泛濫密不可分，在人類的農耕活動與自然變遷的兩相作用下，黃河下遊出現了持續2500年的改道與泛濫不斷的歷史。[39]
根據本章前三節的論述來看，黃河在4500-4000年前的主要洪水暴發應集中於黃河中上遊段，而根據本節的論述，自2500年前開始，黃河的泛濫逐漸集中到了中下遊段。
黃河淤積形成地上河床的前提是大量泥沙的出現，這一出現應與關中地區逐漸演化向黃土高原有關。
而在《氣候與文明·第一部·卷一·第四篇·第一節》中，徐瑞瑚教授對江漢平原全新世環境演變的研究和樊寶敏、李智勇教授對竹林的研究（在本章第一節參考資料[13]中有提及）也顯示了同樣的結果，即長江中上遊平原的物候變化和中國古代竹林分布變化顯示約2500年前氣候轉為乾冷狀態，草原分布帶南移。[40]
而在約2400年前開始，秦國開始嘗試一系列變法以求改革，在前422年，魏國已然開啟李悝變法，在前359年秦國啟用商鞅，推行「商鞅變法」，大改農業。
這一變化的前提或與秦等國的國家生產力在氣候全面轉向乾冷時而下降有關，為保持國力而不得不採取改革措施。
在各國國王看來，國庫的不充盈必須要通過農民的辛勤勞作來彌補，而這直接促進了新思想獲得各國國王的重視，這些新思想則大多將矛頭直指已存在千百年的分封世襲制。
故而推動中國在從部落制走向家族國家制近2000年後轉向了非人格化官僚行政機構的發展方向。
環境引發的改革所帶來的變化為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提供了關鍵幫助。由此中國正式進入中央集權制非人格化官僚行政制的階段。
而關於本章開始的問題，商為什麼立都在河南地區而周則在後來於關中地區發展而來？
根據《黃河流域關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為例》中提到的關中在3000年前依舊處於洪水泛濫期，而本章第四節中提到了黃河中遊地區長期處於穩定狀況來看，周的發展受到了自然環境的限制。[41]
結合《氣候與文明·第一部·卷一·第二篇》中對中國主要文明分布區的研究來看，商在當時處於「天下」文明交匯的中心，這兩點正是商比周先發展起來的主要原因。[42]
其實我們還應考慮一點，以周為中心來看，依《氣候與文明·第一部·卷一·第三篇》中對鐵器變遷的考證可見，周代與河套平原及以西地區的國家民族間應有交流，而周的主要壓力來自其北方的遊牧民族。[43]
遊牧民族的存在或也可能壓抑了周的快速發展，但西域的新技術及思想和北方遊牧民族帶來的生存壓力，雖導致原本在夏初仍同步發展的周與商最終錯位了300餘年，卻也使周比商更為強大。
注釋：
根據《關於黃河源問題——應以卡日曲為正源》，陳瑞平，1984年01期，《人民黃河》中的觀點，卡日曲應為黃河源頭，而非1952年科考後認定的約古宗列盆地泉眼
黍稷，禾本科（Gramineae）黍屬，一年生草本植物。粳者古稱稷、穄，現稱稷子、糜子；糯者古稱黍，現稱黍子、粘糜子或黃粟。一種早熟、耐旱的糧食和飼料作物。（科普中國）
海拔高度查詢工具，chahaiba顯示濮陽地區今天的海拔範圍在45-60m，而其下遊的聊城海拔出現驟降，其西北部的鶴壁及東南部的菏澤海拔則略高於濮陽。
參考資料：
[1] 《河源志》，[元] 潘昂霄，該書依據都實闊闊出之弟轉述而作
[2] 《命脈：中國水利調查/共和國國情報告》，陳啟文，湘潭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
[3] 《見證危機：星宿海之死那些消失的湖泊和萎縮的冰川》，曲向東，盧海林，水冬青，《環境人文地理》，2016年05月07日
[4] 紀錄片《黃河》，蔡國英，2008年
[5] 同[3]
[6] 《青海柴達木盆地察爾汗鹽湖的孢粉組合及其在地裡和植物學的意義》，杜乃求，孔昭宸，[J].植物學報，1983（3）：79-86
[7] 《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氣候變遷》，黃尚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曾國歷史文化及其與鄂、楚關係研究（15BZS03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周代漢淮地區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15ZDB032）」階段性成果，華中師範大學楚學研究所，《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05期
[8] 《青藏高原東北部邊緣區慄鈣土的形成與演化[M]//生物地理和土壤地理研究》，胡雙熙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
[9] 《由薩拉烏蘇河地層看晚更新世以來毛烏素沙漠的變遷[J]》，董光榮，李保生，高尚玉，《中國沙漠》，1983（2）：9-14
[10] 《中國西部地區全新世冰磧地層的劃分及地層年表[J]》，陳吉陽，《冰川凍土》，1987（4）：319-328
[11] 《行星運動對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影響[M]//全國氣候變化學術論文集》，任震球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12] 同[8]
[13] 《黃河流域竹類資源歷史分布狀況研究》，樊寶敏，李智勇，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信息研究所，2005年05月
[14] 同[11]
[16] 《消失的王城·第八章》，馬季，中國城市出版社，2009年1月1日
[17] Outburst flood at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吳青龍（音譯），Science，2016年08月04日
[18] 《中國斷代史系列—中華遠古史》，王玉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19] 《氣候與文明·卷一·第三篇》，Angelo，Angelo的常識，2020年06月12日
[20]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搜索關鍵詞：非人格化官僚，〔美〕弗朗西斯·福山，毛俊傑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09月
[21] 《第四紀研究：4000aB.P.前後降溫事件與中華文明的誕生》，吳文祥，劉東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批准號 :4 9894 1 70 )資助重大項目，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2001年05期
[22]《周原的環境與文化》，張洲，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年，1–336；《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國家文物局.，西安: 地圖出版社, 1998年，上卷：166–221；下卷：201–488；《武功發掘報告—滸西莊與趙家來(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
[23] Huang C C, PangJ L, Zha X C, et al. Impact of monsoonal climatic change on Holocene overbankflooding along the Sushui River with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China. Quat Sci Rev, 2007, 26: 2247–2264; 11 Huang C C, Pang J L, Zha X C, etal. Extraordinary floods of 4100–4000 a BP recorded at the late Neolithic ruinsin the Jinghe River gorges, middle 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 China. PaleogeogrPaleoclimatol Palaeoecol, 2010, 289: 1–9;《第四紀研究：渭河寶雞峽全新世古洪水水文學研究》萬紅蓮，黃春長，查小春等，2009，30：421–431；《第四紀研究：龍山文化末期涇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釋光測年研究》，葛本偉，黃春長，周亞利等， 2009, 30：413–420；《乾旱區資源環境：關中盆地黃土剖面古洪水平流沉積物鑑別研究》，文楊，黃春長，龐獎勵 等，2008，22：90–94；《黃土地區河谷全新世古洪水平流沉積物特徵研究》，孫素梅，黃春長，龐獎勵等，土壤通報，2009，40：72–76；《北洛河中遊黃陵洛川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姚平，黃春長，龐獎勵 等，地理學報，2008，63：1198–1206；《涇河中遊龍山文化晚期特大洪水水文學研究》，李瑜琴，黃春長，查小春等，地理學報, 2009，64：541–552；《關中西部湋水河全新世古洪水平流沉積地層研究》 李曉剛，黃春長，龐獎勵 等，地層學雜誌，2009，33: 198–205
[26]《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251–271
[27] [28] [29] HuangC C, Pang J L, Zha X C, et al. Impact of monsoonal climatic change on Holoceneoverbank flooding along the Sushui River with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Yellow River, China. Quat Sci Rev, 2007, 26: 2247–2264; 11 Huang C C, Pang J L,Zha X C, et al. Extraordinary floods of 4100–4000 a BP recorded at the lateNeolithic ruins in the Jinghe River gorges, middle reach of the Yellow River,China. Paleogeogr Paleoclimatol Palaeoecol, 2010, 289: 1–9;《第四紀研究：渭河寶雞峽全新世古洪水水文學研究》萬紅蓮，黃春長，查小春 等，2009，30：421–431；《第四紀研究：龍山文化末期涇河特大洪水事件光釋光測年研究》，葛本偉，黃春長，周亞利等， 2009, 30：413–420；《北洛河中遊黃陵洛川段全新世古洪水研究》，姚平，黃春長，龐獎勵 等，地理學報，2008，63：1198–1206；《涇河中遊龍山文化晚期特大洪水水文學研究》，李瑜琴，黃春長，查小春等，地理學報, 2009，64：541–552
[30]《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譚其驤，《歷史地理》，1981年創刊號
[31]《黃河下遊河道走向及改道原因》，袁廣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年07月31日
[32]《論〈禹貢〉的導河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史念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
[33] 《中國東北與東北亞古代交通史·第二節》，王綿厚，樸文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6年01月
[34]及[35] 同[31]
[36] 《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黃銘崇 等，搜索關鍵詞：濮陽古代海拔，中央研究院叢書，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04月27
[37]《華北平原古河道研究》，吳忱，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
[38] 同[31]
[39] 《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北分冊》，文物地圖集出版，2013年08月
[40] 《江漢平原全新世環境演變與湖群興衰》，徐瑞瑚，《地域研究與開發》，1994年第4期，第52-56頁；《黃河流域竹類資源歷史分布狀況研究》，樊寶敏，李智勇，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信息研究所，2005年05月
[42] 《中原和海岱：文化進程比較》.韓建業.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社會科學》.第4期.2019.
[43] 《中國古代冶鐵術起源探尋》，孟筠，中國鋼鐵新聞網，2013年05月27日
作者：Angelo Wong
初審：Nemo C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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