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如何解讀「社會主義者」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在美國大選預選中不可思議的勝利？這位佛蒙特州的參議員目前在50歲以下的傾向民主黨的選民中支持率已經超過了希拉蕊·柯林頓，而希拉蕊之所以能在民意調查中領先完全依靠老一輩選民的支持。
由於同時面對來自希拉蕊的宣傳機器和主流媒體的保守主義壓力，桑德斯或許不能在這場競賽中獲勝。但是，現在的情形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另一個「桑德斯」——或許更年輕且膚色沒那麼白——在不久的將來會贏得美國的總統大選，從而改變這個國家的面孔。從很多方面來看，我們正在見證這個由隆納·雷根在1980年代的選舉中獲勝所開啟的政治意識形態周期的終結。
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從1930年代到1970年代，美國一直奮戰在制定實施一系列旨在減少社會不平等的野心勃勃的政策的最前線。部分原因是為了避免和當時被視為極不平等的舊歐洲有任何相似之處，後者與美國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美國在戰爭間期創造了高度累進的所得稅和地產稅，並制定了從未在大西洋另一側使用過的財政累進標準。從1930年到1980年——在半個美國——最高的所得稅稅率達到82%（適用於年收入一百萬美元以上），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頂峰時期（從羅斯福時期到甘迺迪時期）達到91%，甚至在裡根當選的1980年代仍然高達70%。
這種政策完全沒有影響戰後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自然是因為在給超級經理們發一百萬的薪水就足夠的情況下，發一千萬也沒太大意義。地產稅同樣也是累進位的，幾十年間適用於最大量財富的稅率在70%－80%（在法國、德國這一稅率從未超過30%－40%），極大地降低了美國資本的集中化，且沒有歐洲不得不面對的破壞和戰爭。
在1930年代，早在歐洲諸國跟上之前，美國也已經設立了聯邦最低工資。1960年代末的標準是每小時10美元（按2016年美元價格換算），是迄今為止最高的。
所有這一切都在幾乎零失業率的情況下實行的，得益於當時的累進標準和教育體系。也就是這個時期，美國終止了在南部仍然存在的不民主的合法種族歧視，並推出新的社會政策。
所有這些改變激起了強烈反對，尤其是在金融精英和白人選民的反動外圍之中。由於在越南戰爭中受辱，1970年代的美國愈發擔憂二戰的失敗者們（以德國和日本為首）正在全速追擊。美國同時也遭到石油危機、通貨膨脹和未能與物價指數掛鈎的稅率的衝擊。在多重挫折的波浪中，裡根在1980年代憑藉著一個致力於重建一種據說曾經存在過的神秘的資本主義的項目當選。
新項目的高潮是1986年的稅制改革，這次改革結束了實施長達半個世紀的累進稅收系統並且將最高收入適用的稅率降到了28%。
民主黨人在柯林頓（1992-2000年）和歐巴馬（2008-2016年）的任期中從未真正挑戰過這一選擇，稅率被穩定在40%左右（是1930-1980年間平均標準的一半）。這觸發了不平等的爆發和部分人群不可思議的高薪，以及大多數美國人收入的不景氣——所有這些都伴隨著低增長（需要一提的是美國經濟的增長率仍然多少高於歐洲，由於舊歐洲還陷在其他困境的泥淖中。）
漸進議程裡根也決定凍結聯邦最低工資水平標準，這一標準從1980年代開始慢慢地但確鑿地被通貨膨脹所侵蝕（2016年僅略高於每小時7美元，而1969年接近每小時11美元）。再一次，這個新的政治意識形態體制在柯林頓和歐巴馬的任期中僅僅是被緩和了。
桑德斯的成功揭示了大多數美國人厭倦了上升的不平等和這些所謂的政治變革，而想要同時復興漸進議程和美國的平等主義傳統。2008年在醫療保險等議題上和歐巴馬堅決抗爭的希拉蕊·柯林頓，如今表現得像是要維持現狀，只是裡根-柯林頓-歐巴馬政體的又一個繼承人。
桑德斯清楚地表示他希望恢復累進稅制和更高的最低工資（每小時15美元）。對此他還加入了免費醫療和高等教育，這個國家的教育不平等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突出了大多數美國人和發表著安慰人心的精英化致辭的體系中的獲勝者之間的巨大鴻溝。
與此同時，共和黨陷入了超民族主義、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敘述之中（儘管穆斯林在美國國內並不是強大的宗教力量），以及對富有的白人積聚的財富的無限讚頌。裡根和布希的任期內委任的大法官提高了所有私人資本的政治影響力的合法限度，導致像桑德斯這樣的候選人的任務更為複雜。
然而，新形式的政治動員和眾籌能夠獲勝並將美國推入新的政治周期。我們距離歷史終結的黑暗預言還遠著。
（本文於2016年2月14日首發於法國《世界報》，原文連結：http://piketty.blog.lemonde.fr/2016/02/15/the-rise-of-sanders/?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xtor=RSS-3228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