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此輪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作為稀缺要素，美國的非熟練型與半熟練型勞動力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進而反對全球化；而作為充裕要素，美國的人力資本從全球化獲益，進而支持全球化。這兩類勞動力要素的地理集聚特徵導致了美國選民對於全球化的政策偏好在不同區域間的分化，包括專業化經濟區之間、城市中心區與外圍區之間和不同規模的都市區之間三種形式的分化。川普正是憑藉鮮明的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在那些非熟練型和半熟練型勞動力集聚的傳統製造業帶、城市外圍的農村、小規模城市贏得了更多的選票和支持。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政治思潮，民粹主義幾起幾落。自２０１６年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起，以反全球化為核心訴求的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開始席捲大西洋兩岸。歐洲民粹主義浪潮不僅表現為英國脫歐，還包括各國民粹主義政黨在政治選舉中的強勢崛起。美國則歷來擁有民粹主義的傳統，左翼民粹主義現象包括１９世紀９０年代的人民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的民權運動、２０１１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等；而右翼民粹主義則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紀末的排外運動、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天主教教父考福林的反猶運動及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喬治·華萊士的反民權運動，再到１９９２年羅斯·佩羅及１９９６年帕特·布坎南的反自由貿易運動和２０１０年以來的「茶黨」運動。２０１６年美國大選迎來了美國民粹主義的新一輪抬頭，以桑德斯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和以川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同時崛起，共同衝擊著美國的主流價值與政治體系。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的落敗和川普的勝選則彰顯出右翼民粹主義比左翼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具有更為強勁的勢頭。
作為民粹主義思潮最為直觀的反映，川普的競選策略在於通過塑造一種「純潔的人民VS腐敗的精英」的二元對立來迎合民怨並爭取支持。他在競選演講中多次使用「我們」「你們／你」「他們」等語彙，意在將自己構建為「美國人民」的代表，而將主流建制派精英塑造為損害美國利益的「他者」。在指責歐巴馬和希拉蕊導致美國國內經濟不振和國際安全環境惡化的同時，特朗大力宣揚自己將奉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原則、「讓美國再次偉大」。執政後，川普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帶有強烈的以「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標誌的右翼民粹主義色彩。與前任建制派推崇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相反，川普將美國如今面臨的眾多困境都歸咎於外國、國際機制、移民等非本土因素，進而實施了眾多逆全球化的政策。具體體現為：一是反對自由貿易，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對主要貿易夥伴施加高額關稅、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等；二是反對移民，比如，在美墨邊境築牆，頒布法令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國，全面驅逐「無證移民」等；三是減少國際義務，包括淡化美國與盟友的聯繫，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國際協議和機制，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等。
無論是在競選過程中還是在當選後的施政過程中，以川普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者都以反全球化作為核心訴求，以此爭取國內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失利者。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成為這一輪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鑑於選舉政治地理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的顯要性，本文將採取一種選舉地理的視角來考察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即通過考察美國國內在全球化中受損群體的地理分布，來推導和驗證２０１６年大選中川普支持率的區域分化特徵。在回顧既有文獻和確立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本文首先結合美國的經濟地理變遷說明其國內要素所有者的區域分化特徵，然後根據美國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說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分化，進而推導美國國內哪些區域的選民更有可能支持川普的右翼民粹主義，由此提出一系列假說，最後利用２０１６年美國大選相關數據驗證這些假說。
既有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既有文獻回顧
川普當選總統後，許多文獻試圖解釋這一「黑天鵝」事件何以發生。既有文獻主要從經濟利益、身份政治、個體心理三種視角切入，來回答川普的選民基礎是什麼及其為什麼支持川普這兩個問題。
首先是經濟利益的視角。關於川普當選最普遍的一種解釋是從經濟利益出發，強調「鐵鏽帶」經濟就業狀況持續惡化的白人工人階級為川普提供了贏取勝利的關鍵性選票。刁大明指出，在２０１６年大選中，共和黨增長最多和民主黨減少最多的同步變化群體具有的特徵包括「中學教育及以下者」「家庭年收入三萬美元以下者」和「非婚男性」，這一群體基本上就是「鏽蝕帶」地區（指傳統製造業廣泛分布的美國大湖區與中西部各州）的藍領中下層選民，因此藍領中下層選民的轉向對川普的最終勝利意義重大。張文宗指出，在美國２４個「紅州」和１６個「藍州」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是「鐵鏽帶」的集體轉向促成川普以３０６張對２３２張選舉人票的優勢當選第４５任美國總統。莫盛凱尤其關注位於「鐵鏽帶」的３個由「藍」轉「紅」的州——密西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認為川普的勝利正是在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憑藉在這３個州的微弱優勢造就的。張毅認為，由於各種因素，「任何共和黨人在２０１６年大選中都擁有相當高的勝算」。因此，「解釋川普為何當選總統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釋為何川普能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而川普在初選中的勝利離不開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重要支持。史蒂芬·摩根（Stephen L. Morgan）等人的數據分析也支持了白人工人階級對川普選舉勝利至關重要的說法，尤其是在被川普翻轉的６個「關鍵搖擺州」。儘管川普還支持許多傳統的共和黨立場，例如去監管、減稅、增加國防開支等，但是這僅僅幫他保住共和黨原有的選民基礎，而白人工人階級的額外支持才是勝利的關鍵。
這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之所以轉向支持川普，正是由於川普反全球化及「把工作帶回美國」的經濟主張迎合了他們的利益訴求。王希指出，隨著全球化加深和美國「去工業化」加快，中西部和南部地區的白人工人群體不僅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紅利，反而遭受了收入和就業的重創，「川普將自己說成是『被遺忘的』中下層白人的代言人，將中下層白人的痛苦歸咎於『建制派』政治精英對美國人的欺騙，將全球化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出賣和犧牲」，從而導致這些地區的白人藍領工人從支持希拉蕊轉向川普。強舸在分析民主黨曾經的核心支持者——「鏽帶」藍領改換門庭的原因時，更加強調民主黨對於白人藍領所遭受的全球化衝擊缺乏有效回應。周琪等持有類似觀點，認為作為川普的核心支持者是中下層白人，或者說是白人藍領階層，在兩黨選民中都屬於被忽視的群體，因此川普的出現為他們表達憤怒和改變現狀提供了一種選擇。莎倫·蒙納特（Shannon M. Monnat）發現川普在吸毒、酗酒現象普遍和自殺死亡率較高的縣獲得了較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工業區和新英格蘭地區的城鎮和農村，這些地區往往工人階級眾多，且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製造業的嚴重衰退，而川普「振興製造業」的競選承諾恰恰迎合了這些身處經濟困難與絕望中的選民的訴求。
其次是身份政治的視角。儘管基於經濟利益視角的階級解釋十分流行，但也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單純的經濟因素無法提供充分解釋，他們強調種族、性別及宗教信仰等身份政治議題在川普吸引選民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更大的作用。祁玲玲指出，２０１６年大選實際上超越了傳統的就業、經濟議題，其後蘊藏的核心衝突並不是不同教育程度或不同經濟利益、社會階層的群體之間的對抗，而主要是一場關於「政治正確」與「反政治正確」的觀念對抗，或者說是價值觀衝突，而這種衝突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種族問題、多元文化幾個方面。大衛·諾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等人也認為，選民投票支持川普的原因並非源自經濟壓力，而是由於他們認同川普的觀念結構，其中就包括了對移民、婦女、穆斯林的偏見。諸多數據分析支持了這種觀點。泰勒·雷尼（Tyler T. Reny）發現，持有種族保守態度和持反移民態度的白人選民更傾向於支持川普。納齊塔·拉傑瓦迪（Nazita Lajevardi）發現，選民對於美國穆斯林的怨恨是預測其支持川普行為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凱特·拉特裡夫（Kate A. Ratliff）等人發現，較高程度的性別歧視預示著支持川普的更大可能性。喬安德魯·懷特海德（Andrew L. Whitehead）等人發現，美國基督教民族主義在預測川普得票率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且獨立的影響。凱倫·布萊爾（Karen L. Blair）也發現，川普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是種族主義者和仇視穆斯林、變性人及同性戀的選民。
在對上述觀點和現象進行解釋時，布倫達·梅傑（Brenda Major）認為，由於美國非白人人口不斷增長，甚至有望在２１世紀中葉超過白人，白人群體的身份地位與影響力正在面臨威脅。因此，美國白人對於自己種族群體的認同度越高，對於種族多樣性的接納度就越低，進而就越容易支持川普及其反移民主張。而在解釋為什麼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這兩個群體在支持川普的傾向上存在巨大分化時，布萊恩·夏弗納（Brian F. Schaffner）等人認為，雖然經濟困境可以部分地解釋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支持川普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於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群體更容易對不同種族或女性懷有敵意，因此更傾向於支持持有相似立場的川普。納森·羅斯威爾（Jonathan T. Rothwell）等人在分析為什麼川普的支持者往往生活在遠離墨西哥邊境的白人聚集區和大學畢業生比例較低的地區時，認為這些地區與其他種族、移民及大學畢業生的接觸相對有限，因此助長了種族偏見與文化誤解的形成。露絲·布朗斯坦（Ruth Braunstein）則強調川普宣傳策略所發揮的作用。川普在大選中將宗教少數派構建成局外人（outsiders）、敵人（enemies）和其他人（others），從而有效地吸引了排斥或恐懼穆斯林難民的選民群體。
最後是個體心理的視角。少數學者對川普當選的分析聚焦於心理學視角，該視角主要關注主觀層面而非客觀層面，將川普對於選民的吸引歸結於選民所經歷的某種消極的心理狀態或情緒情感，而非由經濟或社會等因素引發的真實不幸。曾向紅和李琳琳提出，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的社會變遷中，經歷著愈來愈嚴重的身份焦慮，而川普的出現為深受身份焦慮困擾的白人提供了情緒宣洩的機會。黛安娜·穆特扎（Diana C. Mutz）反對將2016年大選的結果解釋為地位較低的經濟失利者對於主流政黨的反擊，認為川普當選的主要因素來自地位較高的主流群體對於自身地位的焦慮，日益發展的國內種族多樣性和全球化引發了關於美國白人種族地位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不安全感，這種關於地位的威脅感（status threat）是川普獲取支持的主要來源。克裡斯汀·韋利（Christine J. Walley）也認為，川普的選民不能只局限於「未獲得學士學位」的「工人階級」，強調還包括某些比較富裕的保守派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後者支持川普的原因一方面基於川普的白人身份政治，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美國日益擴大的經濟不平等所引發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不是源於現有的經濟困難，而是源於對未來階級地位下滑的擔憂。理察·福特（Richard C. Fording）等人認為，「低信息選民」（low information voters）更傾向於投票給川普，這類選民缺乏對基本事實的把握，認知和推理能力相對匱乏，因此他們的投票行為主要受到情緒或情感的驅動，川普正是通過激發和利用這類選民的恐懼、焦慮、憤怒及仇恨的心理來爭取選票。託馬斯·佩蒂格魯（Thomas F. Pettigrew）也強調心理作用而非實際處境，認為川普的支持者並不總是真的在經濟狀況或身份地位方面處於困境，但是他們自身所感到的被剝奪感及威脅感總是較高。
上述文獻對於川普的選民基礎及其勝選原因提供了較為多樣的解釋視角。不可否認，川普的勝選雖然在事實上是由經濟利益、身份政治、個體心理等各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但筆者認為，在２０１６年美國大選中，經濟因素髮揮了最為根本和重要的作用。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於２０１６年９月開展的一項調查所顯示的，經濟仍然是選民最為關心的問題。就經濟角度的解釋而言，儘管已經有許多研究揭示了川普反全球化的主張和美國藍領中下層選民之間的關鍵聯繫，但多數文獻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的層面，鮮少能從理論上就美國中下層白人為何反對全球化這一重要問題予以說明。此外，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下，川普的支持者依據選區劃分在大選中投票，選民的地理分布可以為解讀其政治行為提供重要的依據。但是既有的文獻大多關注選民的個體特徵，如性別、年齡、種族、學歷、信仰和收入等因素如何影響投票行為，而很少從選舉地理的路徑分析川普勝選的選民基礎。本文旨在彌補上述不足，從選舉地理的視角分析全球化如何塑造川普的選民基礎。
（二）分析框架：全球化、要素稟賦與政策偏好的區域分化
關於全球化如何塑造國內不同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已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為這一研究議程的倡導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海倫·米爾納（Helen Milner）提出，「由於政治和經濟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有理由期待會發生深遠的政治影響——尤其是世界各國的國內政治應該體現出世界經濟的影響」。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 Ohlin）模型和斯託爾珀－薩繆爾森（Stolper Samuelson）定理為基礎，解釋了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如何影響國內的政治分化。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一個國家所出口的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而進口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對稀缺的要素。而斯託爾珀－薩繆爾森定理則揭示了該模型在一國內部所帶來貿易收入的分配效應，即貿易將會提高該國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實際報酬，降低該國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報酬。因此，一個國家內部的充裕要素所有者往往將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往往反對全球化和尋求貿易保護。在當代世界，發達國家往往人力資本要素相對充裕、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相對稀缺。基於自身的相對充裕或稀缺程度，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一般具有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偏好，而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一般具有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的政策偏好。
根據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往往會在不同類型的地區內形成集聚，由於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存在差異，所以集聚將導致生產要素的區域分化。一般而言，發達國家的集聚主要存在三種形式，分別是專業化經濟區之間的分化、城市中心區與城市外圍區的分化和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分化。較高水平的產業集聚一般導致專業經濟區的形成，如傳統工業區、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聚集區。此外，傳統製造業也更多地分布於城市外圍的郊區、農村或人口規模較小且土地租金較低的小城鎮，而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則更多地分布於城市中心區或人口規模較大、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都市。因為傳統製造業主要密集使用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而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主要密集使用擁有較高知識技能的人力資本，所以這兩種勞動力要素在區域分布上形成差異，即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主要分布在傳統製造業帶、城市外圍區、小城鎮，而人力資本主要分布在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聚集區、城市中心區、大都市。考慮到勞動力構成各區域選民的大多數，可以基於不同性質的勞動力要素在不同區域中的地理分布得到不同區域選民政策偏好的分化模式。
美國經濟地理變遷與要素所有者的區域分化
經濟地理特徵描述了各種產業類型在不同區域的分布概況。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美國的經濟地理特徵自１９世紀末以來經歷了重大變遷。不同要素所有者隨著不同類型產業在各區域間的集聚而集聚，最終形成了專業化經濟區之間、城市中心區與城市外圍區之間和不同規模城市之間三種區域分化形式。
（一）專業化經濟區之間的分化
美國在立國之初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隨著兩次工業革命的發生，美國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在１８８４年首次超過農業，但美國工業的早期發展在地區布局方面並不均衡。美國製造業的發源地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紀初期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當時這些地區的造船業、木製品和肉類加工業等已經初具規模。１９世紀中後期，美國北部製造業的發展出現局部擴散，部分製造業從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逐步向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轉移，到２０世紀初基本形成了以新英格蘭、中大西洋和中西部為代表的北方製造業帶。而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在南北戰爭爆發前，北部的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併集中了全國９０％以上的工業，如紡織業、鋼鐵業、機械製造業；而此時南部和西部仍以農業經濟為主，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到１９世紀下半葉，當美國北部開始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工業革命才逐步開始向南部和西部擴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工業總體來說增長強勁，但逐漸呈現出新的區域分化特徵，北部製造業帶的傳統工業生產逐步走向停滯或產量下降，而南部和西部則由於新興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躍升為美國新的重要工業區。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後期至７０年代初是美國工業在整體上迅速發展的時期，但分布於東北部和五大湖地區的鋼鐵工業和機械工業卻發展勢頭趨緩，例如，美國的鋼產量在１９５５年以後一直徘徊在一億噸左右的水平而無較大增長。６０年代中期至７０年代初，集中分布於五大湖區各州的汽車工業也出現了停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１年間，美國每年的汽車產量都低於１９６５年的１１０５.７萬輛的水平，尤其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７０年產量兩次下降至９００萬輛以下。與之相對，美國化學工業的產值在６０年代增長了一倍，其生產中心也開始從大西洋沿岸中部向南轉移，南部的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灣沿岸日益成為新的化學工業區。此外，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區的電子工業也迅速崛起。１９５０至１９７０年，美國電子工業產值增加了八倍多，電子計算機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和應用程式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
在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經濟「滯脹」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美國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這進一步深化了不同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化格局，最終形成了以五大湖地區「鐵鏽地帶」和東西海岸高新技術和高端服務聚集區為代表的不同經濟區。一方面，傳統製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分布於五大湖地區的紡織、鋼鐵、玻璃、汽車工業等紛紛淪為「夕陽產業」，在技術進步和國際競爭等因素的推動下走向了長期衰退，陷入工廠倒閉、機器生鏽的境地。儘管歐巴馬政府曾推出「再工業化」的措施，但仍很難改變該地區的總體頹勢。另一方面，高科技產業和高端服務業成為美國的新興經濟基礎。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矽谷作為世界著名的高科技產業區，最早以研究與生產半導體晶片及先進的計算機與電子工業聞名，這裡集聚了蘋果、惠普、英特爾、谷歌和臉書等眾多科技創新企業的總部，如今該地區在微電子技術、通信技術、人工智慧、新能源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等眾多科技領域都形成了產業集聚。此外，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大西洋中部地區也進行了深刻的產業結構變革，生產性服務業迅速發展並取代傳統製造業成為該地區的主導產業，金融保險、管理諮詢、教育和醫療等高端服務業在此聚集。
（二）城市中心區與城市外圍區之間的分化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美國的工業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兩類工業生產活動幾乎主導了當時的城市經濟。一類是大規模原料密集型製造業=活動，基於交通便利性的考量，這類活動往往靠近鐵路和水運設施分布，典型=代表是匹茲堡的鋼鐵生產、芝加哥的屠宰和肉類包裝、紐奧良的製糖和明尼阿波利斯的麵粉加工；另一類是小規模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活動，如服裝、印刷、皮革、珠寶、鐘錶、家具和專業金屬加工。
然而，在美國現代工業發展之初，甚至早在１９世紀中葉，工業布局就顯現出從城市中心向郊區和農村等外圍地區緩慢分散的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這一擴散進程開始顯著加快。隨著工廠從城市中心地區向城市外圍遷移，中心地區製造業就業逐步下降，郊區和農村地區製造業就業隨之增加。例如，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７年，中心城區製造業就業年增長率只有０.７％，而郊區則高達３.１％。１９４７至１９７２年，人口規模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Metroplitan Areas）內，中心城市的製造業工作崗位減少了８８萬個，而這些城市郊區帶的製造業工作崗位卻增加了250萬個。１９６７至１９７２年，農村地區和非都市區（Non Metroplitan Areas）也以11.3％的增長率成為重要工業的遷移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當進口競爭迫使國內製造商降低成本時，製造業進一步向工資、財產稅和土地價格普遍較低的農村地區轉移，並且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２１世紀初。
伴隨著製造業從城市向郊區，再向農村的不斷遷移，農村及遠郊日益成為美國傳統製造業的大本營。與通常和農村相關的農業與礦業等部門相比，製造業在農村地區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到2000年，只有５％的非都市區勞動力受僱於農業。2015年，美國農村的製造業崗位總數為250萬個，而農業崗位為140萬個、採礦崗位（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為５０萬個。2015年，農村收入包括1.581億美元的製造業收入、4540萬美元的農業收入和３７３０萬美元的採礦業收入。隨著美國經濟去工業化的總體趨勢，2001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間，農村製造業就業也有所下降，但相對而言，製造業對農村經濟的重要性仍然大於對城市經濟的重要性。儘管美國製造業就業的總體份額不斷下降，但2015年製造業就業仍佔農村私人非農就業的１４％，城市僅為７％；而2015年製造業收入佔農村私人非農業收入的２１％，城市僅為１１％。就製造業類型而言，轉移到農村地區的製造業主要是木材製品、食品、塑料、橡膠、家具、紡織品、機械製造等傳統工業部門，大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部門仍然保留在城市。例如，2015年，計算機和電子產品製造所創造的就業佔城市總製造業就業的１０％以上，但只佔農村製造業就業的約２％。
中心城市在製造業外遷的過程中，完成了從生產中心向信息與服務中心的轉變，成為金融、保險、法律、行政和商業服務活動的集聚區。城市地區辦公室面積的持續增加凸顯了城市在國民經濟中所具備的管理與決策職能。1960至1970年間，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中心商業區的辦公面積平均增長了約38.8％。隨著美國去工業化進程的發展，美國大部分製造業已經轉移到大都市區外圍乃至海外，但是在美國大都市區內尤其是中心區內，仍然保留了一定數量的製造業企業，這些製造業往往與高級服務業或時尚消費品生產密切相關，如印刷製品、通信設備、珠寶首飾等，這些產業要麼需要與城市商業客戶保持經常的聯繫與接觸，要麼需要緊跟飛速的技術進步或多變的市場潮流。美國中心城區作為高端服務業、信息產業和文化產業的大本營，吸引了眾多高科技公司、藝術工作者和其他創新人才聚集於此。例如，紐約市中心區曼哈頓不僅擁有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集中了美林證券、高盛、摩根史坦利、紐約證券交易所等著名金融機構和上百家大公司的總部，而且也是美國現代歌舞劇中心百老匯和大都會博物館、古根海姆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世界著名藝術場館的所在地。除了曼哈頓以外，波士頓市的中心區也是東海岸重要的商業中心，這裡除了是美國銀行、普華永道和富達投資等大型金融與商業公司的所在地，還是美國高等教育中心和生命科學與生物製藥產業集群地。
（三）不同規模城市之間的分化
美國城市的發展主要體現為大都市區的形成和發展。美國的大都市區在２０世紀初形成，其生態組織結構一般包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心城市（人口至少５萬人）以及與該中心地區有著較高的經濟與社會整合程度的周邊郊區。儘管大都市區的經濟相對於非都市區的農村經濟而言，更多地依賴生產性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但是在大都市區內部層級中，不同規模的大都市區在產業結構和勞動力類型方面仍然存在差異。
相對而言，大型城市主要以創新型和定製型的經濟活動為主，如微電子、軟體、生物技術、商業服務、金融、藝術、時尚等；而在小型城市更普遍的仍是標準化和常規化的製造業工作，如建築、維修、運輸等。科技含量較高的製造業也更傾向於集聚在規模較大的大都市區內。2010年，美國９５％的尖端高科技製造業就業位於大都市區，其中７９.５％集中在100個最大的大都市區內。尖端高科技製造業主要包括計算機和電子產品製造、醫藥製造、航空航天產品和零部件製造。其中，計算機與電子產業最發達的地區莫過於西海岸矽谷所在的聖何塞－桑尼維爾－聖克拉拉都市區（San Jose-Sunnyvale Santa Clara, CA），生物醫藥產業則集中分布於東北部的波士頓－劍橋－牛頓都市區（Boston Cambridge Newton, MA-NH），而航空航天產業集聚區主要位於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塔科馬－貝爾維尤都市區（Seattle Tacoma Bellevue, WA）。這類產業之所以選擇集聚於大都市區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區，是由於在這些區位能夠更容易地接觸到科學家和工程師、供應商、客戶，便於與同行公司進行便捷的信息分享，以及享受高質量的商業支持和工程服務等，而這些區位優勢對於以研發新產品與新技術為導向的高科技製造業企業而言尤其重要。
與產業結構在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分化相對應，美國不同層級城市所具備的勞動力類型也存在高低分化。研究表明，與認知能力（數學推理、思維邏輯、說服力等）相關的人力資本指數顯示出與城市規模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而與體力相關的勞動力指數與城市規模有著強烈的負相關關係。這說明，高級認知工作往往集中在頂端的大城市，而普通體力工作往往集中在底端的小城市。所謂高級認知工作，往往對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有較高的要求，所需要的勞動力類型即人力資本／人才，一般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技術人員、管理人才、政府公務人員等；而從事普通體力工作的即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主要依賴於勞動者的力量耐力、手工技巧和機械技能，包括手藝工匠、工廠工人等。與產業集聚類似，人力資本分布也具備地理集聚特徵，人才集聚與高技術產業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人才對於高技術產業的創新與競爭而言至關重要，二者所集聚的地區往往也是經濟收入較高的地區。例如，美國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亞州第三大城市聖何塞位於矽谷的核心地帶，市內及周邊分布著眾多的高等學府和科技公司，因而也成為工程學、計算機科學和商學畢業生的聚集地。據調查，２０１６年，聖何塞所在的大都市區吸引了６７億美元的針對科技初創企業的風險投資，投資規模在所有大都市區中排名第三。與之相對應的是，該都市區知識型人才（workers in knowledge occupations）的比例和技術型人才（techworkers）的比例分別為３６％和27.5％，均名列全美第一。
美國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與政策偏好區域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霸權，在眾多科學技術領域獨佔鰲頭，這與其較高的教育水平及人才優勢密切相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２０１７年全球人力資本報告》，美國的全球人力資本指數為７４.８４，在測算的130個國家中排名第四。由此可見，美國是人力資本要素相對充裕的國家。由於要素劃分的相對性，一個勞動力無法同時被定義為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練與半熟練勞動力。與美國充裕的人力資本要素相比，作為生產要素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則處於相對稀缺的狀態。由於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一般未接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因此可以用低學歷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人口中的佔比來衡量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程度。根據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發布的數據，２０１６年，美國勞動力人口（２５歲及以上）中擁有高中文憑以及高中未畢業的人口佔比僅為３３.６％，餘下大約６６.４％的勞動力人口都至少接受過某種大學教育（包括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未獲得學位和獲得副學士、學士及以上學位的幾種情況）。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中是處於相對少數的。這樣，美國兩種勞動力要素的相對稟賦為人力資本相對充裕、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相對稀缺。
基於這種要素稟賦，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美國所出口的商品或服務應當包含密集程度較高的人力資本要素，而進口商品或服務則包含密集程度較高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公布的２０１６年美國商品和服務進出口統計數據，美國在參與國際貿易時主要以進口商品和出口服務為特徵，由於服務行業相較於生產行業一般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或更少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因此僅從美國總的貿易結構來看即符合理論推測。具體而言，美國雖然在大多數商品貿易領域都存在較大的逆差，尤其是在汽車及其零部件和發動機、服裝和鞋類、廚具及其他家庭用品三類傳統製造業領域。但是在民用飛機及其發動機和零部件、化學材料、科學儀器和醫院醫療器械等領域仍以出口為主；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僅在運輸服務、保險服務和計算機服務等少數領域存在逆差，而在其餘服務類別中均以出口為主，尤其是在智慧財產權服務、金融服務、個人旅行服務（包括健康、教育及其他）、專業和管理諮詢服務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領域存在較大順差。由此，美國在不同商品和服務類別中的進出口情況基本符合其要素稟賦特徵。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根據斯託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推導出美國不同勞動力要素所有者在全球化中的受益與受損效應，即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受損。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美國產業興衰的變化驗證了全球化在國內不同要素所有者間產生的利益分配效應。一方面，美國製造業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在全球化進程中走向衰退，大批工廠工人陷入收入困境與失業危機。隨著全球化深化以及技術進步，美國大量依賴低技能勞動力的製造業崗位轉移至海外成本更低的地區，國內工廠也由於難以與價格低廉的進口產品進行競爭而瀕臨倒閉，從而加大了美國國內就業的壓力。從生產總值來看，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自１９５３年達到２８％的峰值以來普遍下降，並從2001年的１４％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２％。從就業崗位來看，美國製造業的工作崗位數從1979年的1940萬個的峰值下降至2010年的1150萬個，降幅高達４０.７％，且２０１０年製造業的崗位數僅佔所有崗位數的８.５％。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於1973至2017年僅增長１２.４％，也遠遠落後於同期生產率７７％的增長。
另一方面，美國在高端服務業和先進位造業領域佔據全球優勢，金融界人士、企業高管、科學家、工程師等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變得愈發富有。儘管美國傳統製造業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由高科技所驅動的高端服務業和先進位造業在美國經濟與就業中的地位始終保持強勢。1996至2016年，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經濟產出佔總產出的比例始終維持在１８％左右，在總就業中的份額也始終保持在９.２％至１０.１％區間。即使是在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總體衰退的時期，高科技產業的表現也依然保持穩定甚至有所增長。從2007年到2010年，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產出份額從１７.８％增至１８.７％，並在此後的六年間一直保持在18.1％以上，就業份額也從２００７年的９.３％增至２０１０年的９.８％。在此期間，儘管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崗位數有略微下降，但是很快在２０１１年得以恢復，而非高科技行業直到2014年才超過衰退前的就業水平。不僅如此，高科技產業從業者的工資水平也普遍高於非高科技產業的工資水平。例如，2016年，高科技產業中從事管理職位者年工資的中位數為１３１４１０美元，而非高科技產業中從事該職位者年工資的中位數僅為92220美元。
由於美國產業分布具備地理集聚特徵，而不同產業對應不同類型的勞動力要素，所以全球化對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影響，可進而表現為不同區域選民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分化。
首先，就專業經濟區的分化而言，中西部五大湖區域的製造業帶經歷了嚴重的就業萎縮與人口外流，從美國曾經最重要的工業區淪為如今的「鐵鏽帶」。從地理劃分來看，中西部地區主要包括伊利諾伊、印第安納、艾奧瓦、密西根、密蘇裡、明尼蘇達、俄亥俄、威斯康星、肯塔基和西維吉尼亞十個州。2000至2018年，這十個州提供的就業比重從23.42％降至２０.７２％，與此同時，該地區的人口佔全美總人口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２２.８７％下降至２０.８２％。其中，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伊利諾州的經濟衰退最為嚴重，這三個州在此十年間的就業比重分別下降了０.５７個百分點、０.５５個百分點和０.４９個百分點，人口比重分別下降了０.４５個百分點、０.４７個百分點和０.５１個百分點。然而，分別位於東西海岸的華爾街和矽谷則成為美國經濟領跑全球的新引擎，依靠發達的金融產業和先進的科技革新，不僅吸引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也創造了美國接近一半的財富。金融業發達的東北部地區主要包括康乃狄克州、德拉瓦州、緬因州、馬裡蘭州、麻薩諸塞州、新罕布夏州、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羅得島州和佛蒙特州。以華爾街所在的紐約州為例，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該州吸納的就業人數比重從６.３％增至６.３２％；而太平洋沿岸地區，包括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這三州的就業比重分別增加了０.１４個百分點、０.０２個百分點和０.４４個百分點。此外，美國東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區雖然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僅限１４個州，但卻在2018年為美國的GDP貢獻了高達４０.５２％的份額。
其次，城市中心區與城市外圍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之間在貧困率、失業率、工資水平方面也存在明顯差距。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貧困率被官方統計以來，非都市區和農村地區的貧困率一直高於大都市區。2017年，大都市區貧困率為１２.９％，而農村貧困率達到１６.４％。而且，在２０１６年，３５％的城市居民和３１％的郊區居民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農村地區只有１９％的高學歷人口，而高人力資本水平往往與高工資相對應。所以從人均收入來看，也是城市地區最高、農村地區最低。一項由５００６名成年人參與的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生活在美國農村的白人中有６９％的人聲稱難以在所居住的社區內找到工作，而生活在郊區和城市的白人中認同該項的比例分別為５４％和４５％。有６５％的人認為，日益增多的移民正在搶走工作機會（郊區和城市的比例分別為５２％和４８％）；３３％的人對後代的財務狀況持悲觀態度（郊區和城市的比例分別為２８％和２３％）。這主要是由於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農村選民比城市和郊區選民更易遭遇經濟困境。
最後，較大規模的大都市區在美國經濟與就業中佔據著更顯著的地位，也相應擁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發布的數據，２０１６年，美國規模最大的前十個都市區實際的ＧＤＰ平均為５６９３.５億美元，其中美國第一大都市區紐約－紐瓦克－澤西城（New York Newark Jersey City，NY-NJ-PA）以約14800.3億美元大幅領先；而規模最小的十個都市區在2016年實際的GDP平均只有３８.６億美元，僅為前十大都市區平均水平0.6％。在提供就業方面，２０１６年，前十大都市區平均提供的就業崗位為５４９２２８７個，而排在末尾的十個都市區在該年平均只提供了４５８５７個就業崗位。此外，那些收入水平較高的大都市區往往也屬於人口規模較大的類型。據統計，２０１６年，在美國的３８２個都市統計區中，家庭收入中位數最高的前十個都市區中有八個在人口規模排名中位列前１００名，並且有五個都市區位列前５０名。家庭收入中位數最低的十個都市區在都市規模排名中也普遍落後，其中有九個排在第100名之後、七個排在第200名之後。
因此，由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所集聚的地區（製造業帶、城市外圍區、小型城市）在全球化中受到嚴重衝擊，往往面臨著較高的失業率、貧困率或較低的工資水平；而那些由人力資本要素所集聚的地區（東西海岸、城市中心區、大型城市）的情況相對較好，是全球化的獲利者。由於川普秉持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向選民承諾重新談判貿易協議和把製造業就業帶回美國，所以可以推測川普在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聚集的地區將獲得更多的支持，由此可提出以下三個假說：
假說一，中西部的「鐵鏽帶」選民在總統選舉中更傾向支持川普。
假說二，位於城市外圍的遠郊及農村地區選民在總統選舉中更傾向支持川普。
假說三，人口規模較小的大都市區選民在總統選舉中更傾向支持川普。
２０１６年大選川普選民基礎的區域分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美國大選終於落下帷幕。儘管川普以２.１個百分點的劣勢、近２８７萬張的選票輸掉了普選，但他卻以３０６比２３２的選舉人票優勢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最終當選美國第４５任總統。由於川普是商人出身且毫無政治經驗，而希拉蕊則是擁有豐富經驗的資深政客，所以這次大選的結果可謂是超出了世界範圍政界與學界人士的普遍預期。在分析2016年大選結果的眾多文獻中，大部分的觀點都認為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往往是未受過高等教育、收入相對較低、年齡相對較大的白人男性。而這些正是美國工薪階層或稱之為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典型特徵，他們往往分布在傳統製造業的集聚地，這些地區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衝擊最嚴重的地區。本文將從三種區域分化形式切入，考察２０１６年大選中川普支持者的區域分布特徵，以檢驗上文所述的三個假說。
首先，從經濟區的分化來看，川普在太平洋沿岸和東北部地區的得票率均不敵希拉蕊，但是在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贏得了關鍵優勢。如表２所示，川普在高科技企業聚集的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平均得票率為３５.８％，遠低於希拉蕊５４.７％的成績，尤其是在矽谷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川普得票率只達希拉蕊的一半，而且川普未能贏得太平洋地區任何選舉人票。在金融業發達的東北部各州，希拉蕊的平均得票率同樣高達５４.１１％，而川普僅獲得了３９.６％的選票，在該地區１１個州中只拿下了賓夕法尼亞州一州的選舉人票，且只憑藉０.７個百分點的微弱優勢勝出。川普的優勢主要體現在西部高山區及中部大平原、南部地區、中西部地區三大區域。其中，西部高山區和中部大平原地區以及南部地區歷來是傾向共和黨的傳統「紅州」，川普得以勝利取決於關鍵的中西部地區。2016年，川普在中西部地區平均獲得了５２.３５％的選票，比希拉蕊的得票率高出１０個百分點。而且，川普在中西部地區所贏得的選舉人票數與2012年的共和黨候選人相比增加了一倍多，是共和黨自１９８８年大選以來在中西部地區選舉人票方面的最佳表現。
川普在中西部地區的優勢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在該地區的幾個「搖擺州」（swing state）的勝利，包括俄亥俄州、艾奧瓦州、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這些州同時也位於五大湖沿岸製造業嚴重衰退的「鏽帶」地區。其中，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分別自1984年大選和1988年大選以來首次從支持民主黨轉向共和黨，這些長期「親藍」州在２０１６年大選中的「翻紅」離不開經濟因素的直接影響。雖然傳統上民主黨代表著產業工人的利益，但是在歐巴馬政府執政的八年期間，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延續了新自由主義路線，繼續擁抱自由貿易，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保護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拋棄」的傳統製造業和工人群體。而川普的競選主張明確表示要重振製造業和增加就業，這無疑迎合了「鏽帶搖擺州」藍領中下階層選民的利益訴求。因此，就經濟區分化而言，假說一是符合川普的實際得票情況的。
其次，在城市中心區與外圍區的分化方面，川普的支持率呈現出從城市中心到城市外圍逐漸遞增的特徵。在城市地區，川普的得票率僅為３５％，與希拉蕊的５９％得票率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而在郊區，川普和希拉蕊可謂勢均力敵，最終川普以５０％對４５％的微弱優勢勝出。與之相對，川普在農村地區卻輕鬆獲得了６２％的選票，希拉蕊則只獲得３４％的選票。
儘管在美國選舉中的城鄉分化歷來存在：農村選民一般更傾向於投票支持共和黨，城市選民則傾向支持民主黨，但是2016年大選中的城鄉差異較以往有所擴大，這一點突出地體現為共和黨在農村地區的得票率獲得較大增加。從2008至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城市和郊區的支持率基本沒有變化，但是在農村的選票份額相較於２００８年的５３％增加了９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川普進一步夯實了共和黨在農村地區的選民基礎。川普在城市中心區與外圍區之間的得票情況符合假說二。
最後，就不同規模的城市而言，川普的支持率隨著都市區人口規模的減小而增加，而希拉蕊的支持率則相應降低。通過將２０１６年大選結果的縣級數據按照美國大都市區界定進行重組排列，可以發現川普相較希拉蕊以２５９比１２２贏得了更多數量的大都市區選民的支持，但在選票份額方面卻以４４％比５１％輸給了希拉蕊。這主要是由於兩位候選人所贏得的都市區在人口規模上存在顯著差異。在人口為１００萬人及以上的大都市區內，希拉蕊以５６％對４０％的得票率佔據絕對優勢，但是在人口規模減小到５０萬至１００萬人時，川普的得票率就增加至４８％，並領先希拉蕊兩個百分點。相應地，隨著都市區的人口規模繼續縮小到２５萬至５０萬人和２５萬人以下時，川普的得票率隨之分別遞增至52％和５７％。
大選結果在城市規模方面的分化本質上所反映的仍然是經濟差異的影響。支持希拉蕊的主要是人口集中和經濟富裕的發達城市。以具體的大都市區為例，希拉蕊在由高科技產業集聚的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SanFrancisco Oakland Hayward , CA）和聖何塞－桑尼維爾－聖克拉拉（SanJose Sunnyvale Snata Clara，CA）兩個大都市區分別獲得了76.7％和72.9％的高額選票，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邁阿密、費城、波士頓、西雅圖等美國排名前幾大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區內也都獲得了６０％以上的選票。與之相對，川普所贏得的大都市區多數仍以傳統製造業為主且工人階級比例較高，這些都市區更容易受到製造業衰退的影響。例如，位於「鐵鏽帶」的辛辛那提都市區（Cincinnati, OH-KY-IN）、印第安納波利斯－卡梅爾－安德森都市區（Indianapolis Carmel Anderson，IN）和匹茲堡都市區（Pittsburgh,PA）。川普在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得票情況符合假說三。
結論
川普當選以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不僅對美國政治的走向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世界政治秩序也造成了劇烈衝擊。本文的分析表明，川普在２０１６年大選的勝利並不是一次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其背後蘊含著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社會分化與政治極化的深刻機理。本文通過對美國大選的選舉地理分析，探究了全球化導致美國當前右翼民粹主義強勢抬頭的原因。本文基於美國經濟地理的三組區域分化，結合美國參與國際貿易的要素稟賦推導出貿易政策偏好的三種區域分化形式，然後根據川普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針對他在不同區域的支持率提出一組可檢驗的假說，最後利用２０１６年美國大選數據對假說進行了驗證。對川普的主要選民基礎的區域性分析，有助於人們理解川普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及當前美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微觀動因。
簡言之，全球化構成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不斷加深的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美國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與科技霸主的同時，也加深了美國內部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作為美國稀缺要素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在全球化進程下日益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失利者，他們所集聚的區域——中西部的「鐵鏽帶」、遠離城市的農村、小規模城市——也相應地面臨著嚴重的製造業衰退、收入下降及失業問題。在2016年大選中，川普憑藉旗幟鮮明的反全球化主張和極具感染力的反建制言論，有效地迎合了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經濟利益訴求，從而夯實並擴大了他在上述區域的選民基礎。
自2017年執政以來，川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例如，加強基礎設施投資、鼓勵產業回遷、大規模減稅、反對多邊貿易協定、施加高額關稅、打擊非法移民等，旨在「為全球化浪潮中受挫的藍領階層兌現承諾」。儘管如此，由於政策的落地程度不一、短期化傾向突出以及受到國外的批評和反對等，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打折扣。川普就任以來，美國傳統製造業及其分布區域的長期衰退趨勢並沒有得到根本性逆轉。2020年美國大選即將來臨，川普能否連任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僅就經濟因素而言，美國經濟地理的總體分布情況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川普要想在２０２０年大選中保住藍領中下層選民的選票，仍然需要重點關注中西部「鐵鏽帶」、遠離城市的郊區與農村、小規模城市這些傳統製造業的聚集區域。不過，無論最終選舉結果如何，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政治思潮都將繼續影響未來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與轉向。
（本文轉自：《當代美國評論》2020年第3期；當代美國評論）
作者簡介：
田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趙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原標題：《田野 趙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一種選舉地理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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