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西方國家的民粹主義潮流沸沸揚揚。進入美國總統大選季後，以川普為代表的民粹主義力量崛起似乎成為西方社會一大「怪像」。那麼這種非理性的，甚至極端的力量何以在當下的大西洋兩岸盛行？中國力研究中心將美國博古睿研究院亞歷克斯·高拉克（Alex Goerlach）和中川黎明（Dawn Nakagawa）對民粹主義的看法譯出，授權觀察者網發布，供讀者參考。】
當前，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正引發歐美國家的民粹主義，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民主的副產品。民主的致命缺陷在於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製造隔閡。這一制度的特殊之處是其帶來的政治階層孤立和固化，並由此招致的民眾怨恨和猜忌。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新勢力以民眾的不信任為「墊腳石」並將其不斷放大，無疑這些新勢力會破壞現狀。
代議制民主的主要不足是，真正能被選來代表民眾的人很少。這種與生俱來的排他性，使得被選的少數人——無論他們是否願意如此——形成了自己的階層。鑑於選舉中的在任優勢，以及缺乏任期限制，治理階層難免逐步脫離被治理者的日常生活。治理階層通常會被等同於他們起家的城市，使得這個城市的名字成為一個冷漠政治精英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提及偏遠地區的資本時常常會指責治理階層的腐敗和無知。華盛頓，柏林和布魯塞爾就是這樣的例子。
川普的崛起被看作是美國民粹主義的新抬頭
這種排他性和階層固化危及到民主承諾的政治領導力。在一個民主社會當中，無論你父母的身份或地位如何，每個人在理論上都有權升至政治制度的頂層。這一原則適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例如，在二戰後的德國，財政大臣、總統和外交官通常都有很卑微的出身。德國的平等主義政治制度營造了一種平等感，人們因此能受到感召去服務於公共利益，滿足人民的需要。基於平等、政治自由和選舉權原則的美國憲法也秉持這樣的理念。
如今，西方社會普遍都在為普通民眾進入上層領導班子兌現承諾。經過幾十年的和平穩定發展，政治精英們似乎自滿自足。無論哪一個黨派的政治領導人都來自於精英階層。從具有優秀政治血統的常春藤盟校，到過多年長的白種男人，美國國會的組成很難代表美國社會。同樣法國和英國的政治領導人和大官僚們也多來自精英學校，包括倫敦經濟學院、巴黎政治學院學或法國高等商學院。
相關證據進一步顯示，德國外交部每月僅支付實習生津貼300歐元。很顯然，這些對職業發展有利的實習機會只能留給富人的孩子。
政黨系統進一步限制底層向上層的社會流動，同時也加劇了不信任。上升到頂層就必然要歸屬於一個特定的政黨，而成為一個黨員則意味著在大學時期你就要開啟政治生涯。你在委員會工作，並最終獲得議會的提名權。這樣一來，你就會成為一名職業政客和黨員分子。
按理說，當一個政黨組織的民選代表做出其職權範圍內的正式或非正式立法決策時，良知和選區需求是其最應當考慮的因素。然而，議會制的規則和美國國會的實踐通常不允許他們如此考慮。這一制度不斷使政黨凌駕於民眾之上。因為政黨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經常是出於洩憤而非考慮公眾利益，他們之間拒絕合作，所以這樣一種制度不斷將政黨置於民眾之上。大法官斯卡利亞（Scalia）去世後的繼任爭議就反映了這一點。
政治制度也傷及了精英管理的理念。政黨制度往往最重視對政黨的忠實度，而忽視能力等其他考量標準。這種自利行為加劇了公眾對精英政治階層公然逐利的猜忌和不滿。
政黨制度催生了「職業政客」（politician-by-profession）這一自我膨脹的階層。政治對手之間陷入無休止的零和競爭，而無視被統治階層的生活方式。
然而，政治精英與民眾的疏離以及政黨制度自私自利的運作模式，並不能完全解釋近年來突增的民粹主義。在歐洲，西方民主持續發展70年之久，而美國的民主持續時間更長，一種政治形式上的僵化已經開始出現。這種隔閡和隨之而來的對統治精英的不信任在公眾之間廣泛傳播和強化。
過去的幾十年，隨著全球化進程和技術革命的不斷加快，民族國家愈發無力掌控自己的命運。國家間的經濟依賴使得它們極易受到其他地區錯誤決策的影響。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使得強大的投資機構在決定經濟結果中比政府更重要。跨國公司將製造業外移以輕鬆避免稅收並降低勞動成本。應對全球環境惡化的方案對那些深受其害的當地社區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在越來越多的工廠，技術正在取代人力，因為它無論在價格上還是在能力上都更有競爭優勢。從零售到財政，再到醫療和教育，特別適合低技能工人的崗位正在減少。2014年牛津馬丁學校發布的一項研究預測，未來20年會有49%的工作陷入技術革命所帶來（technological disruption）的危險之中。
政府的運作無法在一定範圍上掌控這些發展。我們正試圖使用一套國家工具來管理全球現象。儘管我們的政治結構對處理此類問題束手無策，但政治演員們卻不得不假裝他們能帶來改變。反覆失敗給已經不信任政府的民眾平添了恐懼，進而讓他們去探索越來越極端的解決方案。
3月12日，川普在舉行競選活動時，遭示威者鬧場
於是，民粹主義在這種背景下形成，並為新勢力譴責制度失效提供了「靶子」。川普（Trump）、勒旁（Le Pen）和奧爾班（Orban）就是這種徵兆，即不滿的公眾接受了建立在不信任基礎上的指責敘事。歷史已經告誡我們，往往是恐懼和憤怒引發運動並導致了不利的決策，有時這會對國家的世世代代都帶來災難性後果。
扭轉全球化局勢或者放緩技術變遷的步伐不太現實。然而，西方民主可以作出一些調整來減少民眾和政治領導者之間的脫節。
當民眾將精英們視作排他性俱樂部（an exclusive club）時，民主會失去合法性。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政黨制以外能幹的人通過技術官僚任命到政府部門中去。
像前義大利總理馬裡奧•蒙蒂（Mario Monti）就是被委派任命的「技術官僚」政治人物。任命雖然不是民選，然而他們幾乎能夠在任何崗位服務，比如說參議員蒙蒂還出任過政府首腦。
當前，許多西方國家的話語呈現出一個謎題：許多人抱怨政治精英的同時，選民也對商人和教授進入政壇表示懷疑。歐洲公民不得不允許來自學術、媒體和實業界有才能的男性和女性進入政壇，同時也歡迎他們任期結束時回到本行。這種情況在美國亦是如此。
美國整個制度允許政治任命，這減少了人們對歐洲出現的那種孤立政治階層的印象。然而，政治任命通常作為一種對獲勝候選人的政治和金錢上的支持，由此，這常被視為精英構建出來的與腐敗系統類似的一部分。所以為了減少這種認知，人們通常會採取競選資金改革、政治以及活動者任命限制等來維持技術官僚任命的優勢。
另一種補救合法性問題的辦法是限制民選官員在特定位置的時間。大西洋兩岸的國會議員和國會代表沒有任期限制（這在許多州立法機構並不如此）。最多三個限制條款就可以防止權力集中，減少腐敗的可能性，同時給政黨不斷尋找新的人才。注入新鮮血液才會增加政黨的活力，這當然離不開更廣泛地推廣以保持黨與社會的聯繫。
如果政黨採取這一新辦法，選民們將不得不接受貫穿政治始終的「非終生職業政客」（non-lifetime-professional politicians）
許多人被召喚但鮮有被選中。民主的天生缺陷並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限制任期並允許一些職位的政治任命來保證制度的活力，並促進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和互動。
最後，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體系，並將之作為支撐我們集體命運的主要機制越來越重要。如果他們虛張聲勢，那將導致人們對政客甚至整個制度的質疑。
（譯者：中國力研究中心曹朝龍
英文連結：http://berggruen.org/ideas/5
原標題：Populism in Western Democracy: Wh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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