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索那羅的支持者戴著川普面劇慶祝前者當選巴西總統
2018年10月，波索那羅（Bolsonaro）贏得了巴西總統大選，讓該國傳統政治精英為之震驚。巴西國內對這一事件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認為，波索那羅是一位極右翼民粹主義者。1964年到1985年間，巴西由殘忍的軍人獨裁政權執政，而波索那羅曾公開表達過對該政權的仰慕之情。因此，波索那羅對巴西的民主構成了明確的、近在眼前的威脅。而其他人卻認為，巴西擁有著強大的國內製度，例如有力的媒體、獨立的司法等，這會限制專制主義的發展趨勢。
人們對于波索那羅擁有不同的看法。與此同時，學術界對於世界範圍內的民粹主義領導者也看法不一。這兩者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一些學者認為，民粹主義者非常腐敗，他們會通過消除異己來掌控大權，因而會對國內的民主制度造成持久性的破壞。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則認為，民粹主義政府通常都軟弱無能，因此它們的壽命非常短暫。但是，政治理論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等人卻強調了民粹主義的正面意義。他們認為，反對民粹主義運動的人只是在捍衛如今已經失敗的現狀而已。
如今，世界上有四個人口眾多的民主國家由民粹主義者統治：印度的莫迪、美國的川普、印度尼西亞的佐科·維多多，以及巴西的波索那羅。所以，弄明白到底哪位學者說得對就顯得非常重要：這究竟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倒退呢，還是說，人們終於發現，他們之所以失敗，其罪魁禍首就是那些精英們，並因而開始撥亂反正？（亦或是，像弗格森所說的那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這個問題迫在眉睫，解決該問題最有效的辦法便是，回顧歷史上民粹主義政府對民主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我們建立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民粹主義政府資料庫。這個過程並不簡單：如果你分別去問三個學者關於民粹主義的本質，那麼你可能會得到五個不同的答案。而且，民粹主義並不像電燈的開關一樣，要麼開著，要麼關著。一些領導者只體現出了一部分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徵，但沒有體現出全部特徵。
我們通過以下方式得出這份列表：首先，我們選取了66份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地區研究方面的主流期刊，而且這些期刊在刊登文章時都需要進行同行評議。之後，我們從這些期刊當中挑選出了以民粹主義、民粹主義相關領導人為主題的文章。我們諮詢了國家和地區方面的專家，對這些文章進行逐個分析。在這項工作中，民粹主義的定義主要由兩個方面構成：第一，精英和「局外人」的追求不符合「真正人民」的利益；第二，由於民粹主義代表的是「真正人民」的聲音，所以，民粹主義道路上不應該有任何阻礙。
最終，我們找出了1990年至今曾經或正在掌權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或政黨。他們分布在33個民主國家內。這能夠讓我們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範圍內，以嚴謹實證的方式，去解決民粹主義和民主之間的理論之爭。我們的調查結果值得警醒：民粹主義者擅於掌控權力，而且對民主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平均來說，正常民主政府在位時間都較為短暫。有五個非民粹主義政府首次選舉之後的在位時間超過六年，其中有四個政府目前已下臺。相反，民粹主義政府的掌權時間卻非常漫長；平均來說，是非民粹主義政府的兩倍之多。
民粹主義再次贏得選舉的可能性很高。不僅如此，他們的在位時間還很可能超過十年。在首次當選之後的六年後，民粹主義領導者在位的可能性是非民粹主義領導者的兩倍。在首次當選之後的十二年後，這一數字達到了六倍之多。
這些發現本身可能並沒有那麼讓人憂心如焚：民粹主義者的在位時間長，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的政府辦事效率非常高，或者是民眾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在1990年到2015年期間執政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因為正常的民主程序而下臺的。
事實上，只有17%的民粹主義者是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落敗而下臺；還有17%是因為任期年限已到而下臺；還有23%是在更為極端的情況下下臺的——他們受到了彈劾，或者是被迫辭職。在我們的民粹主義領導者資料庫當中，有30%的民粹主義領導者如今仍然在位。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最近民粹主義的興起：如今仍然在位的民粹主義領導人當中，36%是在過去五年內當選的。民粹主義領導者中有很多人的在位時間都非常漫長。
然而，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民粹主義領導人的在位時長，也不在於他們最終是如何下臺，而在於他們在位期間都利用權力做了些什麼。特別是，他們在位期間，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程度是否大幅度下降，是否造成了政治學家們所說的「民主的滑坡」。
我們的發現能夠讓世人的頭腦清醒一點：在許多國家，民粹主義者重新書寫了遊戲規則，以保證在選舉過程當中永久地佔有優勢。民粹主義國家當中的一些情況可能不同於其他國家，例如人均收入、近期的經濟狀況、民主制度歷史、內戰等等。在保持這些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在民粹主義所統治的國家內，新聞自由度下降7%，公民自由度下降8%，政治權利度下降13%。
「政體IV項目」（Polity IV project）指出，民主滑坡指的是一國的民主分數至少下降了1分。根據這個定義，有23%的民粹主義政府都出現了民主滑坡。而與此相反，在非民粹主義政府當中，只有6%的國家出現了民主滑坡。總體來說，民粹主義政府破壞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是非民粹政府的四倍之多。（而且，衡量民主強弱程度的組織會涉及到現狀偏見，因而我們很可能還少算了民主滑坡的實際案例。）
但是，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很危險嗎？墨菲等思想家認為，學者們應該明確區分出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會迫害少數群體，利用公眾的憤怒來達到不法目的。但是，左翼民粹主義者更可能會站在窮人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糾正精英所犯的錯誤。這類學者認為，對右翼民粹主義者最好的應對，並不是選擇那些尊重長期以來的民主規則和規範的黨派及候選人，而是選擇左翼民粹主義者。
但是，我們的數據並沒有支持這一論點。自1990年以來，世界範圍內共出現了13位右翼民粹主義政府。其中，有5個政府在位期間出現了嚴重的民主滑坡。除此之外，同一時期內還有15個左翼民粹主義政府，但其中也有5個政府出現了嚴重的民主滑坡。這表明，左翼民粹主義不太可能能夠糾正右翼民粹主義。相反，他們可能會加快民主崩壞的速度。
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傳統的意識形態對於我們了解這些運動的本質或許沒有任何幫助。而且，自1990年以來，世界上共有17個民粹主義政府無法被簡單地歸於左翼或者是右翼民粹主義者。而且，其中有5個政府發生了民主滑坡，這表明，意識形態無法幫助我們去預測一個政府是否會去破壞民主制度。
民粹主義政府的數量，1990-2018民粹主義者經常會因為承諾消除腐敗而當選。巴西的「洗車」醜聞牽涉到了許多政界人士，包括前總統盧拉等人，他們通過建築合同來收取回扣。而波索那羅利用公眾對於該醜聞的憤怒，使得自己的支持率飆升。在義大利，民粹主義政黨北方聯盟一直以來都反對腐敗的政治家們「竊取羅馬（thieving Rome）」。在美國，川普則一直號稱要「吸乾沼澤（drain the swamp，原意指抽乾沼澤，這裡指川普對支持者的保證，即從根本上徹底地改變華盛頓的政治生態）」。
但是，大部分民粹主義者並沒有去吸乾沼澤。正如經濟學家巴裡·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說的，他們僅僅是用他們自己更為致命的鱷魚代替了主流的鱷魚而已。事實上，我們發現，在民粹主義政府首腦中，有40%的人最終也走向了腐敗。由於許多民粹主義者擁有足夠的權力，阻礙司法機關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獨立調查，因此這一數字其實是低估了他們的不法行為。
我們的第二條發現也佐證了我們的這一懷疑：我們的數據顯示，在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發布的全球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當中，如果一國由民粹主義政府執政，那麼，該國的排名通常會平均下降五名。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為極端的例子：例如，在烏戈·查維茲執政期間，委內瑞拉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下降了83名，令人觸目驚心。
民粹主義者總是會挑起民眾對於現實情況的憤怒，例如距離他們非常遙遠的精英、極其腐敗的政治體系等。所以，人們希望他們能夠來糾正這個世界上並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但是，目前的證據表明，他們所做的恰恰相反。平均來說，民粹主義政府進一步惡化了腐敗程度，侵犯了個人權利，對民主制度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但是，我們也需要提到我們的研究所沒有展現出來的東西。首先，正如金融產品廣告經常所說的，過往的歷史表現並不一定會預示著未來的結果。所以，如果未來的情況有所不同，例如，民粹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發生演變，或者是社交媒體的影響逐漸增加等，那麼民粹主義政府削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
第二，在過去，民粹主義政府大部分是出現在中低收入國家中，並且這些國家在近期的歷史當中，曾出現過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我們目前還不清楚，在那些擁有漫長民主傳統的富裕國家中，是否同樣會出現與歷史上民粹主義政府相同的情況。例如，美國的市民社會擁有強大的力量，公眾普遍信守憲法秩序，因而也許能夠承受得住一個民粹主義總統所帶來的壓力？
最後，平均數其實無法說明個案的具體情況。在專制民粹主義者統治的國家中，人們應該要時刻提醒自己，這樣的民粹主義政府曾經侵蝕了很多國家的制衡和平衡體系。但是，這並不是我們聽天由命的理由，而是我們鬥爭的理由。
（翻譯：尉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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