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民粹主義的浪潮正在西方國家泛濫。從歐洲到北美，民粹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勢頭衝擊著西方各國現有的政治結構。如何頂住民粹主義的衝擊正在成了西方統治精英的共同考慮。可以這樣斷言，在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在國家層面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府如何對應和化解民粹主義的衝擊。哪個國家能夠對民粹主義浪潮因勢利導，化民粹主義的摧毀性力量為建設性的動力，哪個國家就有可能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取得競爭的優勢。哪個國家在民粹主義的衝擊下因循守舊或無所作為不思改革，哪個國家就有可能被民粹主義的浪潮衝垮而陷於動蕩之中。
一、民粹主義在歐美泛濫
民粹主義並沒有特定的思想內涵，它可以用大眾反對精英的名義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結合。所以，民粹主義在現實中的表現要比一般學界中人理解的要寬泛得多。民粹主義既可以把右翼的政治主張當做根本訴求，也可以把左翼的政治主張當做根本訴求，既可以跟草根主義相結合，也可以跟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相結合。但無論是以何種政治主張為內涵的民粹主義，以平民大眾的名義反對當下的統治集團和既有的國家體制；以本土主義的名義挑戰中央政府；以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和排斥其它族裔；是民粹主義常見的三種表現形式。
從2015年到2016年夏天，各種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開始逼近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主流政治。在歐洲大陸，具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在各國攻城掠地，匈牙利、丹麥、芬蘭、葡萄牙、希臘、瑞士、德國和法國，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相繼在政治舞臺上獲得舉足輕重的力量。但這一波新民粹主義出現在在資本主義最強大、傳統精英力量最深厚的英國和美國，具有歷史性的指標意義。
2016年6月英國舉行的「脫歐公投」標誌著英國社會的分裂和政治板塊的重組。從公投前的輿論分野和公投後的結果看，英國平民大眾與精英階層的選擇涇渭分明。大企業家，金融家、科技專家、知識精英和傾向於大資本的政治家堅決反對英國退出歐盟，而中下層的草根大眾則堅決主張退出歐盟。從受教育程度看，在大學畢業生中，約有70%支持留歐，而在只持有普通中等教育證書的人群中，有68%支持脫歐。英國的媒體更是立場分明。精英媒體如《金融時報》、《泰晤士報》、《衛報》、《經濟學人》與以中下層讀者為主的《太陽報》、《每日郵報》在脫歐問題上的立場針鋒相對。
在政治上具有轉折意義的是，在這次「脫歐公投」中，過去的政治對手，以勞工大眾代言人自居的工黨領袖科爾賓與代表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保守黨人聯手阻擊主張脫離歐盟的草根大眾。這次政治力量的重組標誌著英國社會長達一百多年的左翼費邊社會主義與右翼保守主義的政治衝突開始讓位於草根大眾的平民主義與英國精英集團的衝突。左和右的衝突已經不再是英國政治的主軸，精英與大眾，本土利益與普世價值之間的衝突正在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2016年的大選也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右翼民粹的川普與左翼民粹的桑德斯聲勢浩大。川普以右翼民粹主義的口號在共和黨內擊敗傳統的政治精英而獲得提名。民主黨的桑德斯雖然敗給希拉蕊，但桑德斯在民主黨內的巨大人氣令人印象深刻。儘管桑德斯有鮮明的「民主社會主義」色彩，但桑德斯的主要支持者並非完全是支持桑德斯的左翼政治主張，很多人支持桑德斯主要是基於對精英集團的憤怒。在民主黨內有超過40% 的桑德斯支持者聲稱，如果桑德斯敗選，他們會把把票投給具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川普，無論這種說法在投票之日是否會兌現，至少是反映出相當多的選民對民粹主義的熱衷。2016年美國大選在歷史上或許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組說明傳統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已經逐漸讓位於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之爭。
桑德斯和川普
二、民粹主義在西方興起的原因
歐美的民粹主義思潮並非始於今日，但為何這股潮流近年在西方來越來猛烈？總體上看，有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冷戰結束後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彈。最近這一波民粹主義實際上發端於冷戰結束後的上個世紀90年代。在冷戰期間，兩大陣營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相對立，兩個陣營的國家都因生死存亡的危險而凝聚在統治精英周圍，社會呈現出很強的一體化傾向。而冷戰結束之後，歐洲各國由於強敵不再而凝聚力逐漸消退，國內各種矛盾開始凸顯，極端民族主義開始蔓延。巴爾幹半島的種族仇殺、西方各國出現的獨立運動等都是冷戰結束後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反彈的結果。
第二，全球化導致西方國家的產業結構變化和勞工大眾對資本的憤怒。冷戰結束後，以北美和歐洲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迅速席捲全球，歐美發達國家也利用全球化牢牢的控制了世界絕大部分的資源和財富。但資本雖無國界，勞工卻有祖國，全球化既給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精英帶來了巨大財富，也給西方發達國家勞工大眾的就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的中端技術行業轉移到海外，大量技術工人向下滑入低端行業，造成勞工市場的供求關係失衡。目前西方勞動力市場的高端人才供應不足，而低端勞動力供過於求。尤為嚴重的是，大量低技能的海外移民湧入歐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市場的急劇變化使得西方國家的本土勞工既對本國的精英權貴強烈不滿，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迅速滋生。
第三，西方自由派宣揚的「普世價值」正在瓦解由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結構。按照西方普世價值的教條，既然人權高於主權，既然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是超越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大眾流向發達國家是天經地義，被看成是體現了西方國家在制度上的優越性。西方宣揚「普世價值」的自由派為了政治正確，很難堅決拒絕發展中國家的新移民和難民的大量湧入。在美國，每年大量增加的拉丁裔移民正在改變社會的族裔結構。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在2012年的預計，到2024年，歐洲裔白人在美國的人口佔比將首次小於50%，美國的拉丁化趨勢將會越來越明顯。在歐洲，大量的中東難民和非洲前殖民地國家的底層民眾湧向歐盟各國尋求更好的生活，給歐洲發達國家的中下層民眾的就業和生活帶來了巨大衝擊。這些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催生了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右翼民粹主義。
美國每年不斷湧入的新移民正在改變該國的族裔結構。
第四，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貧富懸殊。毫無疑問，西方國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這個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國家中的大資本，對於西方國家大多數中下層勞工階層來說，全球化意味著工作機會減少，實際工資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2016年7月發布的美國大公司主管薪酬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大公司主管平均薪酬達到1550萬美元，這種收入是公司僱員平均薪酬的275倍。根據《福布斯》雜誌，美國400名金字塔頂端最富有人的財富總和超過了金字塔底端7000萬個美國家庭，相當於1.94億美國人的財富總和。
第五，社交媒體的興起給這一波新民粹主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代以來，西方的媒體輿論一直被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所謂「政治正確」所主導，一般草根大眾很難在輿論平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近年來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過去碎片化的草根階層通過社交媒體聯合起來，一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的聲音在社交媒體上得到了強有力的表達，傳統媒體的「政治正確」受到嚴重挑戰。在今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和英國的「脫歐公投」中可以清楚看到社交媒體正在深刻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
民粹主義並非一種新的社會思潮，19世紀的俄國、北美，二十世紀的歐洲、亞洲、南美都出現過強大的底層大眾反對精英權貴的民粹主義浪潮，這一波新民粹主義的特點在於跟資本的全球化和人員流動全球化緊密相連。由於這個新的時代背景，西方反對貧富分化的左翼政治力量和排外反移民的右翼政治力量開始合流，都聚集在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大旗下，西方從近代以來形成的民族國家開始發生根本性的動搖。
三、西方國家的精英統治及其致命弱點
西方從古到今實行的都是把平民大眾踩在腳下的精英統治。從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到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西方社會實行的是以血緣等級為基礎的精英統治。近代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西方社會中個人的流動性和自主性導致了近代平民主義產生，這種平民主義最終引發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到了19世紀，由資本主義催生的個人主義開始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權利，一人一票的選舉構成了對西方精英統治的第一波衝擊。
從政治層面看，一人一票的普遍選舉跟西方的精英統治在本質上是衝突的。西方國家近代經過了幾百年的轉型，終於在二十世紀中葉把一人一票的普遍選舉納入了精英統治的社會框架。為了防止一人一票的普遍選舉瓦解傳統的精英統治，西方社會的統治精英構築了四道「防火牆」，專門防範平民政治的出現。
第一，劃分資本與政治的勢力範圍，確立資本對社會的絕對統治。資本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需要自由流動的勞動力，而自由流動的勞動力理所當然地會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平民大眾的覺醒和成長是難以避免的歷史趨勢。但是，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精英統治，優勝劣汰的叢林原則在自由市場中天然地篩選出資本精英來統治社會。所以，儘可能擴張資本的活動空間，壓縮政治的勢力範圍，讓資本凌駕於政治之上，自由凌駕於平等之上是資本主義在制度上的應有之義，也是西方統治精英對平民主義的釜底抽薪，是防止平民大眾崛起的最重要一道防火牆。
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中，權力結構呈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形式，企業的所有者或獲得授權的經營者擁有原初的權力並處於權力的頂端，是一種典型的精英統治。而由於私人經濟活動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居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所以私權力對公權力也呈現出壓倒性的優勢。這樣一來，即使是社會實現了一人一票，民眾選舉出來的政治官員不僅不能僭越出政治的藩籬，對資本精英在社會生活中的強力統治無能為力，即使在政治領域也不得不受資本的控制。
第二，在範圍極為有限的政治領域中再設立第二道防止平民大眾通過選舉進入統治集團的防火牆——兩官分途。大約在19世紀中後期，西方國家先後建立起以考試錄取，終身僱傭的精英文官制度。由於兩官分途的實行，即使是所有成年公民都有了普選權，民眾可以選舉出的政治官員在整個政治構架中也只佔極小一部分，絕大部分的政府官員都是屬於考試錄取，終身僱傭的文官。所以，在西方國家，雖然民眾能夠一人一票選舉出政治官員，但社會中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事實上掌握官僚體系中的絕大部分權力樞紐。
第三，用政治捐款的形式在選舉中設立第三道防火牆。多黨制的政治捐款實際上是用金錢來篩選政治精英，起著把平民大眾從選舉中過濾出去的作用。競選活動耗資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額捐款人青睞的候選人，才有可能籌到充足經費，打贏激烈的選戰。因此，政治捐款機制基本能保證當選者在政策上傾向於精英階層。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論自由的表達，企業、利益集團等組織，只要不直接把錢給候選人，即可通過「超級政治委員會」無限制地募集、使用資金支持候選人的選舉。最高法院這項判決的實質是，通過各種不設限額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的精英階層可以無限制花錢助選，由此抵消草根階層的影響，來保護美國的精英主義體制。
第四，資本精英通過壟斷媒體在輿論場上篩選角逐政治官員的人選，這是西方統治精英為了防止平民大眾參政的第四道防火牆。由於私人資本和知識精英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佔統治地位，西方的主流媒體事實上都被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所壟斷，成為篩選政治精英的另一道過濾機制，竭力防止草根大眾進入政治競選的圈子。
川普與支持者在一起
所以，儘管西方國家實行的普遍選舉天然地與西方國家的精英統治相衝突，但由於構築了上述四道防範平民大眾進入統治精英圈內的防火牆，西方的精英統治仍然能夠維持到今天。只要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資本對政治的統治就不會變，資本對人才的篩選就不會變，西方的精英統治就可以得以維繫，這是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統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反大眾的精英統治。
不過，當前這波新民粹主義的興起正在改變對西方近代以來形成的資本精英統治社會的結構，西方國家過去用來防範平民大眾的四道防火牆開始變得不那麼有效。本來，西方國家精英集團用來防範平民大眾的防火牆是一個國家內部的統治精英對底層社會大眾的防範，屬於階級壓迫的範疇，西方國家對於這種階級防範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但是，目前西方社會的階級問題、貧富問題已經跟種族問題、宗教問題、移民和難民問題交織在一起時，問題就變得非常複雜，原有的階級防範、階級壓迫的方式很難再有效。
當前，西方國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和平民大眾的抗爭，不再是像過去那樣孤立存在，而是跟族裔間的利益衝突、宗教派別間的價值衝突的緊密聯繫在一起。當這些不同的矛盾和衝突交織在一起，一種新的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應運而生，西方國家過去用來來防範平民大眾的四道防火牆逐漸失去效用。因為，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新民粹主義，衝擊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而是衝擊了資本主義國家最根本的基礎——民族國家。
從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看，沒有資本主義，西方國家就無法走出封建主義的政治藩籬，無法瓦解打破血緣等級制度。正是資本主義的興起催生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催生了近代民族國家。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瓦解民族國家的基礎。由於資本競爭和逐利的天然本性，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存在著依賴低端勞工輸入和製造業轉移的問題。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掠奪殖民地和使用黑奴，到今天依靠廉價的外來勞工，資本主義事實上是在不斷地改變國家的族裔結構，製造民族國家的掘墓人。當資本主導的勞動力流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族裔結構和宗教結構時，種族衝突和宗教衝突必然會以民粹主義的形式爆發出來，這種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將會對民族國家的穩定與發展構成巨大威脅。
毫無疑問，這種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新民粹主義並不會建立一個更合理的新社會，西方各國也不至於在短期內被這一波民粹主義所摧毀。但是，這一波新民粹主義的浪潮確有可能把西方各國推入一個新的衰落期，社會將長期處於貧富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精英與大眾的矛盾的煎熬之中。這是在21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新特點。人們將會看到，資本主義不僅會孕育出瓦解自身的政治力量，同時還會孕育出瓦解民族國家的種族衝突和宗教衝突。朝未來看，資本主義的滅亡可能不會像19世紀和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預見那樣，可以經過階級革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西方社會未來走向的更大可能是，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進程中催生出各種不同的異己和敵對力量，貧富矛盾、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交織在一起，統治精英與平民大眾徹底分裂。西方幾百年來建立的文明模式，包括民族國家模式和國際秩序都將陷入混亂和動蕩之中。
綜上所述，近年來西方國家出現的種族主義、平民主義和本土主義是資本全球化和和「普世價值」催生出來的。西方統治精英構築的防範本國平民大眾的「防火牆」並不能有效抵抗這一波把階級利益訴求與族裔利益訴求糾合在一起的新民粹主義。西方社會的政治板塊正在分化和重組，傳統的左與右、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分歧和矛盾已經不是當前西方政治的主軸，精英與大眾的分歧和衝突日漸激烈，社會呈現撕裂狀態。西方上層社會的權貴精英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生活下去，西方下層社會的草根大眾也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下去。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和政治正確的教條如果不進行根本性的改變，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有可能提前退出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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