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困境:臺灣民粹主義與第三勢力的興起

2021-01-09 中國臺灣網

由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共同主辦的「兩岸圓桌論壇·第四期」於21日下午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來自北京高校、智庫的兩岸關係專家以「『民主的困境』:臺灣民粹主義與第三勢力的興起」為主題展開深入討論,就臺灣民粹主義、臺灣的第三勢力及二者關係等問題發表了各自看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英津主持是次研討。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英津

王英津在開場時首先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供與會學者們思考和討論:

其一,第三勢力、中間勢力、第三黨是否是同一概念?第三道路、中間道路和中間路線,是否是同一所指?若有不同,區別在哪裡?其二,臺灣的第三勢力如何界定?是除了藍、綠之外的剩餘力量,還是除了國、民兩黨之外的剩餘力量,抑或除了國、民兩黨之外的剩餘力量中的一部分力量?從劃分方法的角度看,是堅持二分法,還是三分法,抑或多分法?倘若這些概念和劃分方法不加以釐清,就會直接影響我們對島內第三勢力未來發展前景的研判,因為這直接影響到我們對第三勢力精英的選民基礎的判斷和分析。其三,臺灣的藍、白、綠與西方國家的左、中、右有何區別?換言之,臺灣所謂的中間路線與歐洲國家所謂的中間路線有何不同?其四,在目前政黨政治仍然為民主政治至之基本內容的現實背景下,臺灣第三勢力在未組建政黨的情況下,未來贏得選舉以及成長壯大的空間究竟有多大?其五,臺灣民粹主義如何影響臺灣第三勢力的興起和發展,並對臺灣的「憲政」民主、代議民主產生怎樣的衝擊?

全國臺灣研究會副秘書長、研究員嚴峻

全國臺灣研究會副秘書長、研究員嚴峻在發言中分析了臺灣的民粹主義和「第三勢力」,以及二者的關係。

他表示,今後臺灣民粹主義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將可能更多體現為體制內的「公民投票」和法律允許的示威遊行,而非體制外的抗爭運動,尤其是規模大、持續時間長的街頭抗爭。

在臺灣,貧富差距的擴大是民粹主義發酵的主要根源,反貪腐反特權等民粹運動從根子上看主要都是為了尋求某種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當島內民粹主義對「平等」的關注不再局限於經濟利益分配,而投向所謂「國家地位平等與尊嚴」上時,當「公投」為這種民粹情緒提供法制化的出口時,例如這次所謂「東京奧運正名公投」,那麼臺灣事實上已經遊走在法律性、民粹性的「臺獨」邊緣。但這顯然不是多數臺灣民眾的希望,哪怕相關「公投」案因門檻降低而能夠通過。

對於所謂臺灣「第三勢力」,嚴峻認為,「第三勢力」這個詞在臺灣很早就出現,現在基本上對其有兩種界定

第一種觀點認為,除了藍、綠兩大陣營,其餘的政治勢力稱為第三勢力;第二種觀點認為,除了國、民兩黨外,其餘的政治勢力為第三勢力。

隨著時空的變化,第一種界定越來越不科學,因為:

第一,現在已經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藍、綠兩大陣營,因為當我們說某某力量是一個陣營時,至少該陣營相對固定、內部相對團結。而自2000年「藍營」、「綠營」概念產生後,發展到今天,組成所謂「藍營」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之間,紛爭不斷,談不上是個團結的陣營;組成「綠營」的民進黨、"臺聯黨"和其它「極獨」勢力也不遑多讓,也不是一個團結、穩定的陣營。第二,臺灣民眾對藍、綠的感情投射越來越多元化、分裂化。所以,他更傾向於第二種觀點,即,只要不是國民黨或者民進黨的較固定支持者,就是「第三勢力」。

臺灣的民粹主義與「第三勢力」有何關係?嚴俊表示有以下三點:

其一,民粹主義運動的發展有助於成就第三勢力的熱點人物;其二,臺灣第三勢力的發展也會推動臺灣民粹主義運動;其三,臺灣「兩大黨主導」的政治生態還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存在。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劉佳雁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劉佳雁表示,臺灣民粹主義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極端平民化的政治思潮、社會運動和政治策略。從臺灣政治轉型的整個歷史面考察,臺灣民粹主義雖一度表現為特定群體實現權益保障的一種途徑,但更多的是表現為一種政治民粹運動,即主要是通過政治精英利用選舉進行政治策略操弄的產物。臺灣民粹主義的嬗變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依發展的情境在不同的時間階段進行不同的樣態轉換,最主要的共同點是政治精英操作,迎合民眾並以人民代言人自居,以政治精英的個人魅力為基礎進行政治動員,帶有濃厚的「臺灣主體意識」色彩。論述策略是簡化問題,強調人民主權、激化對立。

他認為,從李登輝到蔡英文,臺灣民粹主義經歷了民粹威權、民粹式民主,製造了更多的民主亂象。在全球化影響下,經濟民生議題日益突出;伴隨島內「公民運動」的崛起,尤其是「白衫軍」運動,刺激了新興民粹現象的產生,其代表就是柯文哲,還有現在的韓國瑜。臺灣民粹主義正逐漸從精英民粹向庶民民粹轉變。

劉佳雁指出,臺灣地區新民粹成為風潮為第三勢力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某種想像。從臺灣政治的演變來看,臺灣政治格局是容許第三勢力的生存的,尤其是公民社會的成長與壯大及新媒體的發展,建立了政治精英與選民的垂直互動關係,在傳統藍綠政黨政治受選民厭惡下,第三勢力發展的空間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第三勢力的發展仍然面臨諸多結構性困境如藍綠二元政治格局的固化形成的政黨結構和選民結構、選舉制度、成分複雜、組織性弱等影響,前景尚待觀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林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林紅表示,當前臺灣民粹主義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內在價值缺失,成為通用的競爭策略、政治工具;其二,直接民主訴求泛化,挑戰法理權威;其三,政治動員議題化,政治視野狹窄;其四,表現出簡單化政治風格。

她坦陳,臺灣民粹主義已被視一個負面的標籤,是造成臺灣政治亂象、社會割裂、文化衝突的重要根源,加劇了統獨議題的衝突對抗性。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民粹主義一樣,它也帶來了消極的政治效應,對於政治秩序、公共治理的影響尤其惡劣,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使臺灣陷入標籤政治(或是顏色政治),出現「民主割據」異象;二是,民意綁架政治,造成公共治理低能低效,或陷入福利民粹主義的困境;三是,依賴偏狹與短視的單一議題政治、缺乏公共關懷;四是,鼓勵政治投機主義。

臺灣第三勢力與民粹主義之間有何關係?林紅說,臺灣第三勢力的興起具有其特定的民粹主義條件和民粹主義策略。

關於臺灣第三勢力興起的民粹主義條件,林紅認為,可以從社會文化、政治兩方面判斷。

所謂「社會文化條件」,主要包括:

民眾政治參與意識較高、選舉政治的訓練充分;臺灣民間社會非常活躍,社會資本比較豐富;媒體業發達、輿論空間無序。

而「政治條件」則指:

臺灣政黨體制之下存在微弱空間,當前的兩黨架構有歷史原因和選舉制度的原因,小黨雖無政治上發展壯大的條件,但在制度上有生存空間;國民黨、民進黨多次輪替,長期壟斷公共議程的設置權,但是卻無民眾滿意的政績,民眾在心理上願意接受其他選擇;制度設計上的自由民主與現實政治中的大眾民主還存在鴻溝。

談到臺灣第三勢力的民粹主義策略,林紅表示,主要體現為「反主流政治、構建新政治」的理念建構,「單一議題發動+公共事件聚焦民意」的大眾動員,以及「刻意與主流政治保持距離,擺脫傳統政黨形象,挑戰和破壞既有規則,不走尋常路」的具體運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嘉樹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嘉樹表示,談民粹一定要談民主,因為民粹其實就是民主的一種形式——大眾民主,民粹和民主都源於「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觀,民主必然要逐步擴大人民的政治參與,像選舉、公投、以及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示威等等都是大眾直接行使權力的民主方式,從形式講也稱為「直接民主」;但一般而論,人民直接行使權力的機會很少,通常是經由選舉選出人民信任的代表,讓人民代表代行權力,代表就是精英,「代議制」就是「間接民主」;由此就形成既有大眾民主、直接民主,又有精英民主、間接民主的複合架構。

正像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一樣,民主也有兩重性。但長期以來,我們把民主「聖化」了,民主變成與正義、真理、善一樣的褒義詞,對民主只能歌頌不能批評,於是大眾民主、直接民主中好的部分,就被放入民主的成就中受到讚美,壞的部分則另造出一個帶貶義的辭——民粹主義,對民粹就可以批評了。因為每人評價好壞的立場、觀點不一樣,同一件事如臺灣的「太陽花學運」,有些人就認為是民主的華美篇章,也有人認為這就是典型的民粹。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民粹就是幫大眾民主、直接民主背黑鍋。換個角度論,民粹既然在本質上就是民主的一種形式,當然也有其正面的價值、意義和功能。

因此,他強調,今天我們批評民粹主義,實際就是討論民主的問題,即所謂民主的困境。在以自由主義(憲政主義)為主軸的政治秩序中,是精英民主引領大眾民主、間接民主引領直接民主,後者即使有負面表現如衝擊社會秩序,也是可控的。換言之,民粹原本就是民主體制內的東西,無論在野黨還是執政黨都可能操作民粹,如臺灣的民進黨就曾長期這麼幹,但其前提是「可控」。現在的新問題是出現了新的民粹,一些超出政黨視線的「邊緣人」突然躍上政壇,短期內迅速獲得民眾的狂熱支持,成為政壇巨星,如美國的川普、臺灣的柯文哲、韓國瑜等。既有的政黨似乎難以預期這些政壇新星的能量和變化,他們成了傳統政黨政治「不可控」或者「難控」的新要素,如何解釋這種新現象?

黃嘉樹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釋上述現象:

首先,時代變了。過去的一百年,政治動員的主軸或者是熱戰的、基於民族認同的「獨立自主VS外來壓迫」,或者是冷戰的、基於民主理念的「自由解放VS專制獨裁」,而今變為基於民生問題的「發家致富VS又老又窮」,這個時代主題的轉變,傳統政黨大都轉不過彎子,還停留在以往的「恨式動員」的窠臼中,除了妖魔化對手不會別的,這就給「邊緣人」的突然「竄起」留出了空間。當然「邊緣人」也不能憑空起跳,他一定要找到基於民生的宣傳主軸做「撐杆」!第二,技術變了。黃嘉樹指出,網際網路滿足了大眾對於信息「知」的需求,又為精英動員大眾提供便利的指揮工具,一條信息就可以發動支持者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起而行」,這就為大眾民主和直接民主的擴張插上了翅膀。單獨的、具有群眾魅力的新生政治明星有了直接聯繫千家萬戶的技術手段,網民成了民粹浪潮的主力,「空軍」(網絡宣傳)成了造勢的重要手段,相應地候選人對政黨「後援」的需求下降。第三,最關鍵的還是今天會議題目所示——民主遇到了困境。黃嘉樹認為,民主最基礎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民主立基的經濟平臺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由資本主義導致的貧富差距對人人平等形成了尖銳的諷刺。(歐洲的難民和南美的「大篷車」人流直接衝擊民主的最核心)要妥善解決民生問題需要有計劃、有效率、能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形成穩定長期規範的「強有力政府」,但對抗的政黨政治很難產生這樣的政府。很多選民對兩黨惡鬥和「政府空轉」極度厭惡,就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第三勢力。

但黃嘉樹也坦陳,第三勢力及以個人形象為號召力的「明星政客」,最大的問題是掌權之後怎麼辦?畢竟基本的政治框架是政黨政治的框架,沒有政黨的奧援,個體的政治明星很難保持與公務員隊伍的良性互動,也很難得到以兩黨議員為主體的代議機構的配合,因此其施政也很難推動,或難以見到實效。所以第三勢力或者組黨參與政黨競爭,或者繼續圍繞在個別政治明星身邊,隨著明星光環的減弱而漸漸從高高的浪尖落至地面,變成攤開的大片浪花,再變成泡沫。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陳星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教授陳星表示,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不管什麼樣的民粹行為最終都必須由精英進行動員並將其納入政治系統才能發揮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說民粹更強調平民價值的理念,而不是政治動員本身。臺灣的民粹主義發展其來有自,各種政治勢力都打著關懷民眾的旗號進行政治動員,並千方百計將民眾納入到政治動員的過程中來。在長期的政治變遷過程中,仇恨動員是政治動員的主流形式,舉凡族群、悲情等動員議題均是依附於仇恨動員的目的而存在。2000年以後,隨著臺灣政治版圖的改變,仇恨動員的軸線遭到削弱,政治動員軸線出現多元化傾向,與之相關聯,政治版圖也出現碎片化傾向,這種情形為第三勢力的發展提供了契機。第三勢力的發展前景還要看主要的政治勢力能夠釋放出多少空間,不過毫無疑問,第三勢力出現會對臺灣的政治生態發展產生強烈衝擊。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志

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志認為,第三勢力是一個應用範圍很廣的詞語,如國共內戰中有民主黨派想充當第三勢力,民進黨成立後,其內部美麗島系與新潮流系之外的一些派系也自詡為黨內的第三勢力。在臺灣研究領域,過去對第三勢力的關注主要集中於政黨領域,從新黨成立,到宋楚瑜脫黨參選及親民黨成立,尤其是2012年宋楚瑜再次獨立參選,攪動國、民兩黨競爭局面,成為第三勢力又一次再起的標誌性事件。

他指出,在當時環境下,普遍認為政黨型第三勢力發揮影響力最大,實力最強。但隨著形勢的發展,2014年柯文哲現象出現,島內第三勢力的範圍從政黨型為主向無黨籍參選人類型的第三勢力發展,第三勢力形態更加多樣化。出現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一是民眾對傳統的藍綠政治產生厭惡情緒,對國、民兩黨不信任感增強。如國民黨實力下滑,缺乏吸引力。民進黨無法妥善處理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問題,不能獲得廣大民眾的信任。二是大環境的變化,為第三勢力崛起提供了社會基礎。當前臺灣經濟社會面臨的發展困境,引發民眾不滿情緒。柯文哲等人草根出身,以辛辣直白的語言,批判性的言行,滿足了民眾的願望,完成了民意與政治人物的供需對接。三是臺灣地區一定的人口規模、選區選制劃分,為無黨籍個人參選提供了條件。如臺北市270多平方公裡,200多萬人口,個人易為市民熟悉而掀起熱潮,加上新媒體工具的大量運用,為個人參選提供了新的渠道。在今年選舉中,柯文哲延續了2014年的氣勢,並非曇花一現的短暫現象,也說明民粹化浪潮有其興起退潮的周期,對此現象可持續觀察並加以總結。(本文轉自香港「中評社」,原標題《中評關注:專家共研臺灣民粹主義與第三勢力》)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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