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歐美國家，民粹主義逐漸佔據了政治議題的中心位置。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素人」川普戰勝老資格政治家希拉蕊入主白宮，很多學者認為，他在競選期間的一系列言論具有典型的民粹主義傾向。
在民粹主義衝擊下，歐美傳統政治版圖面臨著重新劃分的壓力。傳統的左翼在重組，傳統的右翼在重組，傳統的中間派也在重組。比如，在法國2017年總統選舉中，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輪流執政的兩大傳統政黨雙雙落敗，執政的社會黨在第一輪選舉中僅僅得到6%的選票。從該黨中脫離出來的馬克龍藉助一個成立還不到一年的前進運動黨贏得了大選。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也顯示了傳統政治組織動員能力的下降，川普在共和黨內缺少足夠的支持，在幾乎所有的傳統媒體都反對他的情況下，仍然贏得了大選。
民粹主義的興起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高度重視。著名政治學家約翰·基恩（John Keane）警告說，那些感到失落、憤怒、無力、不受關注的人，正在運用民主政治中的各項權利，集結起來進行反擊。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發表在《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右翼民粹主義正在試圖組建一個包括傳統左派和傳統右派的新聯盟。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拉赫曼指出，威權主義浪潮重新抵達西方。
當前西方民粹主義的表現及特徵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有關民粹主義的定義。由於民粹主義訴求過於模糊、多變，它可以與政治光譜中的不同波段結合，形成包括左翼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等各種不同形態的民粹主義。在不同的背景下，民粹主義既可能是推動變革的力量，也可能是極端保守、抵制變革的力量，有時是進步主義的同盟軍，有時則是主張倒退者的庇護所。
當前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運動的主要訴求，幾乎都含有抵制移民、重建並嚴守民族國家邊界、反對全球化、反對跨國精英等內容。以「人民」的名義，大肆批評現有國家體制和體制內精英，是民粹主義運動或政黨中唯一確定的主題。
民粹主義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如文化民粹主義、經濟民粹主義、傳媒民粹主義等。當前西方主流民意最為關心的，並不是從事文化批評的民粹主義或經濟民粹主義，而是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以「運動」「政黨」作為自己的組織基礎，藉助體制化的各項合法權利反對代議制國家，謀求執政地位。西方主流民意之所以對民粹主義充滿警惕，原因正在於此。
信息社會轉型對西方民粹主義的推動
信息技術的不斷突破，網際網路傳播工具的普及，為人們行使各項權利提供了條件。在工業時代，西方公民的表達權雖然在憲法和法律中都有規定，但表達渠道有限，公民接近媒介面臨著很多制度性障礙，權利無法轉變為權力。但是，資訊時代的技術革命，使權利表達的成本大大降低。所有的電子工具都具有信息發送和接收的功能。網際網路技術將所有的設備都轉變成信息機器。任何人，只要接觸和使用網際網路，就能夠獲取信息和發布信息。普通人不再只是精英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和「受眾」，他們也是信息的生產者。
信息技術革命具有顯著的政治賦權功能。各種各樣的流，觀念流、信息流、資本流、物流、移民流、影像流、全球遊客，等等，打破了西方在工業化時代形成並建制化了的權力體系，導致權力在各個層面上被信息流組成的輿論場滲透、切割和重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術革命對下層的賦權作用正不斷擴大和深化。傳統政黨、利益集團、精英人士曾經獨佔的建構社會事實的權力受到極大制約，以至於與傳統權力集團耦合的社會事實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出現了「後真相」問題。所謂「後真相」指的是，事實不再是唯一的和確定的，而更多地要依靠是否能夠喚起情感共鳴甚至是憤怒情緒得到界定。人們藉由網際網路建立起來的「弱連接」彼此溝通，組成虛擬社區和社群。資訊時代的社群以小型的、流動的、靈活的團體為主，通過緊密的情感和身份紐帶聯結起來，易變，多變，很難穩定。穩定、持久的傳統鄰裡關係衰落，「電子」社區興起。
這是一個風險和不確定同步增加的過程。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化，西方傳統的政治建制以及政治溝通工具趨於衰落，代議制民主作為有效過濾民粹主義訴求的社會機制日益僵化，這導致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富豪直接訴諸民意，動員民眾參與，川普、馬克龍等人之所以在得不到建制性力量支持的情況下逆襲成功，就得益於對網際網路新溝通技術的熟練使用。
分析西方民粹主義的四個維度
1.西方國家社會建制的衰落。
經過數個世紀的鬥爭，西方國家體制已經實現了社會內部各種權力組合的協調。然而，在信息技術的影響下，這種合作體制正經歷著重大轉型。全球信息流作為一種機制嵌入到西方國家權力體系中，使「全球在場」和「全球圍觀」成為一種新現實。西方國家政府的信息控制能力面臨挑戰。
西方國家內部，如社區、階級、教會、生產方式等，都受到全球流動的影響。主要由象徵的或文化的產品——從影像、貨幣、觀念、溝通到隨著移民旅行的「旅行文化」——組成的流，在侵蝕甚至瓦解著上述社會建制的同時，還有能力逃避本土政治產生的建制化權力的控制。
流動的權力與西方國家內部的權力組合成各種不同的政治主體，從而重構了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在傳統的西方國家之上，出現了超組織的、流動的全球權力。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都形成了一個全球化的精英階層。這個階層漫遊於全球空間，其對於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的感知能力和忠誠度下降，與本地社區成員協商共享意義的意願降低，共同體存續所需要的妥協藝術被忘卻。傳統上經由本地政治過程生產出的權力總是顯得不夠有力。 發達國家內部一再爆發的民粹主義運動，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根由。
2.知識生產領域的權威基礎趨於瓦解。
知識生產方式由製造業時代的精英主導，轉向資訊時代的多人協同。大量的非專業人員甚至底層人士成為知識生產者，進入到此前由專家把持的知識生產領域。知識生產領域長期存在的不對稱關係正在改變。
近代以來，作為科學知識基礎的事實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首先是「經典事實時期」，達爾文等科學家面對的就是這類事實，知識生產者需要通過巨大努力才能獲得這類事實；第二個時期是「基於數據的事實時期」，研究者們通過統計、記錄匯集大量的數據，用以建構和證明科學假設；第三個時期是「網絡化的事實時期」，事實存在於一個相互連接的網絡內。而事實之所以變成了網絡事實，正如《知識的邊界》一書的作者溫伯格所說，是因為信息社會的基礎設施正是一個「超連結的出版系統」。
知識以及作為其基礎的事實，是一個社會及其權威的基石。這種知識生產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有效過濾民粹主義的機制。然而，新的知識生產方式正在破壞甚至瓦解西方國家的政治權威體制這一基礎。權威不再只是用來稱呼那些擁有專業資質和聲望的特殊人物，也不再只是指具有某種資質認證的專業機構。一旦知識生產和知識權威的外殼被打破，人們對傳統政治權威的態度就改變了。
3.民眾公共性訴求不斷膨脹。
民眾公共性訴求的不斷高漲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種種陳情呼籲通過網際網路、大眾媒介、智庫、公益機構以及遊說組織洪水般湧向民族國家的公共機構。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90年代開始爆發的不滿，隨著全球化影響的深入而更趨強烈，對國內傳統的建制性權力機構更加不信任，社會情緒呈現出越來越焦慮、越來越激憤、越來越極端的特點。早在20世紀60年代，漢娜·阿倫特就注意到美國等發達國家面臨著「權力無力」的問題。她指出，60年代發達國家的公共機構及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公用事業，如學校、警察、交通部門、環境部門以及政黨，普遍面臨著力不從心的衰落景象。美國可以登月，但卻無法終結在越南的戰爭。公共機構的衰落，使美國在喪失了做可能事情的能力的情況下，擁有了做不可能的事情的能力。世界上除一些小國家外，所有發達國家的權力衝突都變得公開化，衝突範圍都在擴展。這是一種抗拒中心化的趨勢，而西方國家則試圖用強化中心的辦法加以應對。
西方傳統的代議制國家體制，面對戰後興起的權力革命和新的政治運動，表現得力不從心、無所適從。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向公共行政的轉向，出現了重建公共性的浪潮。
進入資訊時代以後，權利意識、權利話語、個人體驗和心理效應與信息技術革命聯結起來，形成了西方新的公共性生產機制。建立在工業化秩序基礎上的「政治人」、政治分野正如「工業鏽帶」一樣走向衰落。起源於工業革命時代的西方國家黨派結構趨於瓦解，戰後長期輪流執政的「中—左」和「中—右」政黨及聯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反映到選舉上，往往呈現50∶50的局面。今天的西方國家選民已經不符合舊的分類，建立在舊分類基礎上的組織政治活動的方式不再有效了。在一個選民身上，可能會形成看起來十分矛盾的政治光譜的組合。他們在經濟上或許屬於保守派，在社會政策上卻有可能是自由派，支持同性戀等。社會基礎的分裂和重組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很難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聯盟，也很難有效遏制民粹主義訴求，相反，民粹主義的修辭被普遍接受，在公共層面，至少在政治演講中，聽起來大家都是民粹主義者。
4.資訊時代民眾意見流正逐漸衝破決策系統精心設置的隔離外殼。
民眾意見日漸嵌入到權力及決策系統內部，使決策過程中越來越多地滲入了民粹主義成分。決策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每個議題，都受到公共輿論過程中多種意見流的對抗和爭辯的影響。一個決定做出後，有可能很快就被相反的決策替代。
在一些西方國家，民眾意見在權力和決策系統中的結構化，造成權力運行和決策系統不確定性的增加。世界範圍內都出現了政治風險加大的趨勢。在「後真相」時代的信息政治環境下，行為、環境和觀念的客觀性失去了依託，被容易被情緒所左右。溝通和循環總是能夠把要求對話的力量帶入現場。這意味著權力隨時要面對「闖入者」和諸多不確定的意外事件，隨時要做出回應。同時，也刺激著更多的人採取類似的行動。
結語
在當前西方國家民粹主義興起的背後，是深刻、劇烈和持久的社會轉型。信息社會拓展了民粹主義的範圍，為民粹主義運動提供了動員手段，放大了民粹主義的不滿，削弱了抵擋民粹主義的社會機制。
信息技術革命以及溝通的便利為民眾抗議和民眾參與提供了條件。隨著網際網路技術的不斷突破，所有的物體都將變成「信息機器」。一方面，人們被拋入信息洪流中；另一方面，自身也在不停地生產著信息。社區、社群和溝通的信息性質導致傳統上具有過濾民粹功能的組織化社區、媒體和代議制機構等傳統建制出現功能性衰竭。基於此，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常態化將是伴隨信息社會轉型而出現的新的政治現實。
（作者：中國文史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
責任編輯：狄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