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國家民主政治，經過數個世紀發展，本已走向日趨成熟。雖然黨爭綿延不絕，但在大多數議題上均存在共識，所以承平年代鬥而不破，大難臨頭則共度時艱。
而隨著全球化加速發展，現代社會利益的高度分化，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出現，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民主制開始運作不良，傳統政黨政治已陷入政治僵局，各國國內政治力量出現錯綜複雜的整合和重組。
為此，選民將大量選票投給更為激進左翼和右翼，以表達對傳統政黨的失望、甚至憤怒的情緒。正是傳統政黨已難有所作為，美歐同時興起一股強勁的反主流、反建制的潮流，政治黑天鵝事件頻發現象。
剛剛過去的2016年，歐洲右轉不斷。無論極右政黨是否能上臺掌權，多個歐洲國家執政的核心都已開始動搖，並已嚴重衝擊了歐洲政治版圖和歐盟一體化進程。
在美國，自從70年代之後，極化程度就一路走高，尤其是在90年代之後，極化程度比起歷史上其他時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稅率、財政赤字、外交政策等方面本有因歷史因素形成的分歧，但在極化背景下，兩黨內部越來越同質化，同時兩者之間越來越異質化，兩黨溫和派越來越少，交集越來越小，這種政治極化趨勢在近些年愈演愈烈。
美國國內社會運動及2016年大選也是觀察美國政治極化的重要窗口。2009年的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反對歐巴馬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醫療改革方案，主張政府要縮小規模、縮減開支、降低稅收、弱化監管，和歷史上的其他右翼運動一樣，主張反對「大政府」。
茶黨對歐巴馬政府的抵制使共和黨在其執政兩年後控制了眾議院，在2014年又成功奪回8年失去的參院。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意圖是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則主張限制壟斷、保障民權，繼承了歷史上左翼反對「大公司」的傳統。「佔領華爾街」運動直接民主社會傾向的桑德斯在民主黨內崛起，並直接對民主黨黨內建制派的當家人柯林頓·希拉蕊的黨內提名構成了直接挑戰。
再看總統大選，川普、桑德斯等反主流、反建制派候選人的強勢崛起更是美國政治極化所致。自負且背負種種政治不正確言論的川普以及並不符合美國政治傳統的桑德斯之所以能夠吸引大批選民，源於選民對傳統政治精英（建制派）的失望與不信任。
政治極化及其導致的激烈黨爭、立法僵局和骯髒政治等負面現象，讓不少選民對主流政治的失望、厭惡和憤怒轉化為民眾對非傳統政治人物或是「反建制派」的強烈期待。
隨著2009年開始的兩場社會運動和2016年大選中左右非建制力量的崛起，公眾的政治意識被喚醒，因此帶來的社會右傾、左傾趨勢短期內必然加劇美國政治極化。應該說，傳統政治精英無法形成共識並取得政治突破，更激進或反建制的代表人物上臺就成為必然。
在一個利益高度分化，社會撕裂與政治極化的美國，再與其分權制衡體制結合，最終導致福山所說的福山認為相互「否決政治」(vetocracy)，政治僵局甚至是政治衰敗也難免會出現。福山認為：「政黨沒有激勵，不願切斷來自利益集團的財路；利益集團也不願看到金錢買不到影響的新體制。」
而經濟學家米拉諾維科則認為，在過去1/4世紀的歷史中，「發達國家的頂層階級不斷累積越來越多的收益，一直使得他們與他們自己的同胞在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分離開來。」西方世界中全球化的「輸家」，尤其是在美國，幾乎沒有發言權，因為富人，即收入增長的前5%的人，已開始掌握了政治的進程。
他們運用政治權力使得全球化延續時，卻掏空了國家民主，並使得許多國家更接近成為富豪統治集團。因此，選擇處於兩者之間，要麼富豪統治集團和全球化，要麼民粹主義和停止全球化。
作者 | 中國南海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儲昭根
編輯 | 趙義 zy@nfcmag.com
排版 | I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