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8月15日，在主題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與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新機遇》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國際貿易論壇（2020）視頻會議上，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珠海市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學橫琴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長李曉教授做了題為《拋棄經濟全球化幻想 警惕全球化的「去中國化」》的主旨演講。
李曉教授在演講中指出，長期以來經濟學界對經濟全球化的認知存在著三個誤區，可以將其稱為「全球化幻想」：一是把經濟全球化當做全球化，忽視了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政治選擇；二是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去國家化」的進程，嚴重忽視了國家具有強烈的技術能力、政治意願及其選擇來影響全球化進程；三是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的線性發展過程，不會出現重大的衝突或轉折。這些「全球化幻想」是中國經濟學界對中美大國衝突集體失語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認識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狀態及其趨勢，是中國經濟學界面臨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簡單地認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處於「逆全球化」過程是不充分的，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狀態或者趨勢是「全球化分裂」 ——主要大國之間，特別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在關於什麼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損益、運行規則和秩序等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歧，不再擁有共識。美國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是在簡單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搞另一套經濟全球化，即沒有中國的經濟全球化。對中國而言，最應該警惕或防範的不單是產業鏈脫鉤，而是經濟全球化的「去中國化」。
對此，中國針對美國的全方位打壓不能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應從更加長遠的戰略視角，堅定地推進新的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包括金融業的進一步擴大開放。「雙循環」的目的，不是要走閉關鎖國的道路，而是要為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搭建一個堅實的平臺。同時，由於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制度競爭，其核心是促進效率、公平和創新的競爭，因而必須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國家在全球權力體系當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力。
拋棄經濟全球化幻想 警惕全球化的「去中國化」
——在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國際貿易論壇（2020）上的主旨發言
李 曉
尊敬的楊燦明校長、宇燕會長、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感謝學會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李小平院長給我這樣一個寶貴機會，讓我在論壇上談談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今天我要談的不是國際貿易問題。一是因為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二是因為當前大家所高度關注的中美關係的實質早已不是國際貿易問題，或者說從來就不曾是國際貿易問題。正如我兩年多之前說過的那樣，「貿易戰」不過是中美兩個世界大國世紀性博弈的一場序幕。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中美關係走到今天已經不單是自由落體的速度，更有加速惡化的特徵。當然，中美關係惡化的責任完全在美方，美國負有全部責任。問題是我們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界是不是需要反思些什麼？因為實事求是地講，自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經濟學家的影響力在下降。
迄今為止，在我不完整的了解和記憶中，在2010年之前，國內外只有五位學者曾經預測到中美兩國的這場世紀性衝突。國外是保羅·薩繆爾森、塞繆爾·亨廷頓和保羅·克魯格曼；國內有兩位，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學的著名社會學家丁學良教授，另一位是原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秦暉先生。剛才宇燕會長、家棟教授都提及薩繆爾森的這篇以中國、印度崛起為背景、針對國際貿易在國家之間利益得失所做的著名論文，我就不多說了。亨廷頓在1993年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1996年在他的《文明點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更加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中國在未來10-20年間仍舊保持非常快的增長速度，那麼中國將有能力重新恢復自己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的那種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而美國的長期國家戰略是防止任何強國主宰歐洲和亞洲，並為此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因此中國的發展必將導致美中衝突。
在1990年代中期，保羅·克魯格曼根據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美國掀起的打壓日本、德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潮，關注到那一時期美國政界、學界強調所謂「國家競爭力」的現象，預計到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會從強調要在工資水平相近的國家之間開展自由貿易，發展到主張在市場規則、制度相近的國家之間開展自由貿易。而且他注意到，對一般國家而言，赤字國通常是通過匯率調整即本幣貶值而不是工資和價格下調的方式進行調整，但美國由於美元體系的緣由，大幅度貶值不可能，盈餘國也支持美元堅挺，最後只能導致國內工資、價格的下降，其結果一定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民粹主義的興起。這種觀點同卡爾·波蘭尼關於19世紀金本位制度所導致的外部均衡與內部均衡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一戰爆發的分析邏輯是一致的。丁學良教授早在1999年12月，也就是二十多年前，就從意識形態、種族或文明以及經濟規模及其實力這樣三個標準，認定在進入21世紀後的15年左右的時間裡，中美之間必將產生一場嚴重的歷史性衝突。他從社會學理論、國際關係理論和自己多年國際遊學的觀察與思考，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在尋找下一個可能的對手，要想成為美國的對手或敵人不難，具備上面三項標準中的任何一、二項都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比如蘇聯、古巴、日本、伊朗和北朝鮮等，都曾被美國當做主要對手，但關鍵問題在於，能將這三項標準合為一體的國家才能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當今世界唯有中國具有這個資格；而且，美國不會給中國很長的時間去處理、解決問題或者謀取發展，所以他認定，在2015年前後，中美之間的大國衝突一定發生。丁教授的這個預見在當時似乎是危言聳聽，結果卻出奇地準確。
大約在2008-2010年間，秦暉先生也曾做過中美兩國遲早要發生衝突的預見。他從社會主義的類型劃分出發，指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勞工福利及其標準的國際比較中所呈現出來的特色，使得建立在這種特殊性基礎上的外向型工業化進程，遲早要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政治理念及其勞動階層的利益發生根本性衝突。雖然他沒有像丁學良教授那樣做出具體時間的預測，但這種問題導向的趨勢性預測依然格外準確。在我的印象中，中國經濟學界就這個問題基本上是集體失語的。我不是說經濟學一定要對大國關係進行準確預測，經濟學原本就不是搞預測的，經濟學家做預測也幾乎沒有準確過，即便有，大多也是蒙的。針對大國衝突問題讓經濟學家做預測，更是過分的要求。但問題在於，為什麼大部分經濟學家在中美衝突業已開始後依然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仍然在用狹隘的經濟學視角同美國算「經濟帳」，而無法認識到大國博弈的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有著本質的不同？
在我看來，分工過於專業、細化的理論無法分析和解釋經濟全球化問題。經濟學就是這樣一門學科。不僅宏觀經濟學基本不考慮貨幣金融問題，經濟學自189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出版以來也早已不再是政治經濟學，將政治、社會、民族、國家等問題拋到九霄雲外。我們在精細化的專業領域裡越走越深入，在數量化、模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定，結果自然是脫離生活的實際。我們甚至不願意在外面早已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時候，從自己棲身的洞中爬出來，看看漫天翻滾的烏雲的模樣。這種狀況，尤其體現在我們長期以來對經濟全球化的認知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兩年多來，從貿易、科技、教育、人才、企業一直到意識形態等領域，我們的研究都是一步步被人家牽著鼻子被動地走到今天。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大國是需要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的。對國際戰略問題的研究，如同任正非強調的必須加強基礎科學研究一樣，必須通過諸多基礎學科的交叉、合作方能順利開展。經濟學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學科。
因此，當今時代，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需要擴張展視野、結合現實來進行。需要指出的是，迄今為止，在對經濟全球化的認知方面，經濟學界的很多理解是有誤區的。關於全球化，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甚至法學家們都從各自的角度進行過分析，發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卻很少有學者進行綜合的整體分析並能夠得出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在經濟學家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歧同樣不小：有人從貿易視角、有人從投資視角、有人從資本流動視角，有人從跨國公司視角，都曾做過大量有建樹的研究，但同樣沒有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在此過程中，我們對經濟全球化問題始終有至少三個方面的錯誤理解，我把它叫做「全球化幻想」。第一個「全球化幻想」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忽視其他領域諸如社會、文化或政治等方面的全球交流、發展，或者將它們簡單地歸結為經濟全球化。這是枉顧歷史與現實的，也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界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經濟全球化無疑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它是全球化進程中唯一發展成效顯著或令人矚目、影響巨大的領域。這也許正是人們出現這種「全球化幻想」的重要根源。
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全球範圍內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不斷走向融合的過程，表現為跨越國界的貿易發展、資金流動和生產、服務等經營活動的全球擴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過程主要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跨越國界的貿易、投資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生產和服務等經營活動的快速發展與規模擴張，二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日趨一體化，這既涉及市場運行的基本層面或交易層面的市場規則，如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產業鏈管理、資本市場運行以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都要求參與者遵循相同的市場規則，也包括市場經濟體制或模式，並因此受到各國、各地區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前者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後者是其本質。換言之，如果沒有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全球一體化，便不會有經濟全球化的諸多具體表現形式在更大規模和更快速度上的發展。經濟學家們所關注和談論的經濟全球化，正如經濟學內部的分工與專業化發展日益精細且壁壘森嚴一樣，是非常狹隘的，它一般是指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的全球自由流動，或生產過程的全球配置與重組，反映的是世界各國經濟日益相互依賴和融合的過程。
然而事實上，這種認知忽視了經濟全球化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過程，它首先是政治決策的結果，其次是受到政治理念、意願和價值觀等方面的制約或影響。這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過程，而非單純的經濟過程。四十年前，正是裡根、柴契爾夫人等美歐領導人的政治選擇導致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那個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隨後的市場化進程，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發生了趨勢性類同，這是中美兩國在價值觀層面迅速走近、兩國關係發展比較順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這也是使得美國對中國發生它們所期望的轉變抱有幻想的重要原因。如今，同樣是川普總統的政治選擇，導致全球化的政治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的「逆全球化」浪潮迎面撲來。同以往相比，政治因素不僅從全球化的幕後走到前臺，更使得經濟全球化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這種政治選擇甚至比技術進步對企業經營、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大、更直接，而且幾乎完全出乎經濟學研究的預料。第二個「全球化幻想」很大程度上是第一個「全球化幻想」的衍生物。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關於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主體與非國家主體之間的關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這一切，皆源於二戰後興起的這一波全球化所具有的前所未有的特徵所致。這就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的漫長時期裡，各種形式的民族國家一直是國際社會中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而這一波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力量並使其自身的活動超越了民族國家，其典型代表就是跨國公司。自1960年代起，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跨國資本包括那些無國籍的全球資本，開始打破或超越以往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民族國家疆界。在此過程中，全球經濟體系的運行規則及其基礎雖然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行為主體發生了明顯改變，跨國公司和跨國資本擁有了更多的在全球範圍內的選擇權力。尤其是它們打破了國家對生產體系的壟斷，把所有參與進來的國家重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生產網絡，並深刻地影響著這些國家、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
正因為如此，相當多的人開始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去國家化」——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化主導力量可以擺脫一切國家的控制與影響。甚至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國家政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不僅民族國家體制過時了，與全球市場和跨國公司預期相牴觸的國家內部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過時了，民族國家再也不是一個強有力的經營者了，它只能提供國際資本認可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社會和公共服務，而且管理成本要儘可能的低。一句話，民族國家已經成為全球化體系中的地方性權力機構，其職能就是為全球資本服務。這種「全球化幻想」的問題在於，它只關注全球化對國家力量的衝擊或削弱，沒有看到國家仍有技術能力、政治意願及其選擇來影響全球化進程。一方面，只有當資本輸出國政府允許時，資金才能被轉移到納稅避風港和海外金融中心去。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對這些資本移動進行阻止或懲罰，那麼大多數納稅避風港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就會倒閉，正是由於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等鼓勵放鬆管制，才使得大規模的資本國際轉移成為可能。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新自由經濟思潮的興起正是主張放鬆管制的政治決策的結果。
另一方面，主要國家如美國在自由貿易的旗號下鼓勵自由競爭，同樣不只是一種經濟考量，也是一項政治選擇，倘若忽視這種選擇的本質，只將其當做一種權衡經濟利益的結果，會導致人們對全球化進程做出粗淺的認知與判斷，並將為此付出代價。如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之間重新談判貿易規則、市場規則的過程，吸引或迫使跨國公司產業鏈回歸或轉移的手段，以及對一些中國高科技企業通過經濟制裁進行長臂管轄的事例，都活生生地告訴我們，所謂「去國家化」的經濟全球化幻想是多麼的天真和有害。第三個「全球化幻想」是達爾文主義的，它認定全球化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會一直持續下去，甚至在過去三四十年的時間裡，全球化會一直持續下去成為世界經濟運行的三大假設之一（另外兩個假設是貿易是發展富強之路、經濟權力正在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全球化一直會持續下去的「幻想」是前兩個經濟全球化幻想的自然產物，即將全球化視為單一的經濟過程以及政府權力被嚴重削弱、超越的結果。在這種想像的場景中，全球化自然是無法遏制地一直奔跑下去。過去幾十年裡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掩蓋了大國之間關於全球化的重大分歧乃至對立。
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全球化更多地是一種政治選擇。最後，有必要做兩點簡要的歸納。首先，如何認識現階段的經濟全球化狀態及其趨勢，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簡單地認為目前的經濟全球化處於「逆全球化」過程是不充分的，美國不是在簡單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搞另一套經濟全球化，即沒有中國的經濟全球化。對中國而言，最應該警惕或防範的不單是產業鏈脫鉤，而是經濟全球化的「去中國化」。關於目前的經濟全球化狀態，許多人都習慣用所謂「逆全球化」來進行描述。我認為其本質應該是「全球化分裂」——主要的大國之間，特別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之間在關於什麼是經濟全球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損益、運行規則和秩序等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歧，不再擁有共識。兩年多以來，無論具體過程怎樣，其結果就是美國試圖使當下與未來的經濟全球化「去中國化」——貿易領域構建新的更高標準的市場準入規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新的市場經濟國家集團，貨幣金融領域從C6到C15，企業層面在搞產業鏈的「脫鉤」，科技、人員交往、教育等領域強制性交流中斷，再加上7月23日蓬皮奧的所謂「新冷戰宣言」，其目的就是全面遏制中國，其手段已經從關稅、產業鏈脫鉤、科技交流阻斷、金融和經濟制裁發展到意識形態對立等幾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領域，總體趨勢就是從經濟領域發展到政治領域，大國博弈的政治邏輯正在取代經濟邏輯——只要可以贏便不計成本，這是非常令人擔心的全球化作為一種政治選擇的後果。
美國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退回到1978年之前的狀態，徹底遏制中國崛起，使中國崛起中斷。由於存在著上述經濟全球化三個幻想，使得我們沒有意識到，四十年來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很大程度上相當於我們的「身體」進入了「體系」當中，而其他部分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理念等諸多「頭腦」領域從未進入也不可能進入這個「體系」。因此，當我們的身體日益強壯、與強者的觸碰越來越多、交流越來越緊密時，上層建築領域的矛盾必然會凸顯，衝突將會增大。我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等因素是中美兩國衝突的重要根源，所謂「實力接近」導致守成國對挑戰國的競爭性打壓只是重要原因之一，並非充分必要條件。正如修昔底德本人曾經把伯羅奔尼撒戰爭或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質視為斯巴達的貴族制與雅典的民主制之間的衝突一樣，實力彼此消長所導致的大國之間的壓力與威脅並非衝突原因的全部。其次，針對美國的圖謀，為防止經濟全球化「去中國化」，中國在應對美國的全方位打壓時不能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應從更加長遠的戰略視角，堅定地推進新的、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包括金融業的進一步擴大開放。
「雙循環」的目的，不是要走閉關鎖國的道路，而是要為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搭建一個堅實的平臺。在此過程中，我們要意識到，經濟全球化一定會對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運行及其模式產生重要影響，約束國家的傳統權力，刺激或強迫傳統權力調整原有的實施方式，以適應新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過程。換言之，新的經濟全球化形勢與未來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需求，對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全球化使得需要全球治理的問題及其規模、手段遠遠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疇，新的全球化權力體系的形成使得國家必須與全球層面上的各種力量，包括傳統民族國家也包括非主權性質的各類參與主體進行互動、分享、合作、交換乃至爭奪影響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內居民和各類社會組織會更多地直接地面對各種全球化主體，由此將產生很多新的問題，導致國內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治理更趨多元和複雜，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及其政治權力面臨著新的背景和定位，使得國家無法再以傳統理念和方式實行統治和治理，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成為必然。全球化時代國家競爭的本質是制度競爭，其核心是效率、公平和創新的競爭。一個國家的治理結構、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在全球權力體系當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力。今天就談到這裡，請大家批評指正！（博士生陳煜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