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對諸如疫情大流行這樣的突發事件，政府的應對表現如何，總是會影響政治家的選情乃至最終選票，因此，這類事件從本質上就不可能迴避被政治化的命運。
一般來說，許多國家不絕如縷的民粹主義政策傾向，根源就在於，政治家面對國內種種長期無法解決的棘手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體制根源方面投鼠忌器，既無心也無力一舉斬斷「戈迪亞斯之結」。
因此，他們只剩下以下三條民粹主義道路可走：要麼尋找一個外部目標作為替罪羊來轉移矛盾，要麼做出一紙空文式的民生承諾，要麼採取飲鴆止渴的經濟刺激政策。
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看，每逢發生大規模的戰爭、自然災害和疾病大流行，都伴隨著隱瞞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嚴重程度等事實真相、汙名有競爭關係的國家或者作為傳統替罪羊的族群（如猶太人）、藉機打擊政治上的競爭對手、把意識形態泛化到各個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等做法，由此產生無奇不有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無所不用其極的政府舉措，以及荒誕不經的社會行為。
以一個世紀以前發生的著名大流感為例。1918年導致全球5000萬人到1億人死亡的這場大流感，起源地是美國哈斯克爾縣和臨近的範斯頓軍營，並通過軍隊在國內調動以及到歐洲參戰而廣泛傳播，演變為流行全球的大瘟疫。但是，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無視科學家和醫生們的一再警告，罔顧已經普遍發生的嚴峻事實，以一切為了戰爭（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由，封鎖和壓制關於疫情的真實信息，故意淡化疫情的嚴重程度，沒有做出有助於阻擋疾病傳播的必要應對，最終造成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極大損失。
當時，美國政府為了轉移公眾視線和推卸自身責任，採取了種種高壓手段控制輿論和無視民情，各種針對國內非主流政治群體、少數族裔以及其他國家的汙名化行為也甚囂塵上。一個最為經典和最具標誌性的事實是，為了作戰的需要，參戰各方都對疫情的報導進行了嚴格的新聞管制，以致一個作為中立國因而無須新聞管制，且與大流感起源無關的國家——西班牙為疾病發源地「背鍋」，並且從那以後，「西班牙流感」這個疾病的名字被用了一個世紀有餘。
在很多國家，採用包括經濟政策在內的各種民粹主義政策，不惜以飲鴆止渴的辦法來應對那些短期難應對且長期無出路的困難局面，也是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多恩布希等經濟學家最早提出宏觀經濟民粹主義這個概念，並以拉丁美洲國家為對象進行了經驗研究，從中得出一些國家經濟的失敗正是在於應用了這類政策的結論。
實際上，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也有深厚的宏觀經濟民粹主義傳統。例如，拉古拉邁·拉詹就曾指出，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擴大信貸來刺激消費，以便緩解由於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深層次焦慮。這類政策的後果表現為金融過度發展，導致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錯配，直至造成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進而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然而，儘管金融危機後發生了很多重要的變化，美國國內的收入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萎縮現象卻並沒有改變，貧富分化及其導致的社會分裂和政治對立等現象愈演愈烈。
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產生的巨大衝擊，迄今已經顯示出聯邦政府的嚴重應對不力。因此，正如完全可以預料到的那樣，美國總統川普及其團隊為了在2020年的大選中贏得連任，這時再次急需尋找替罪羊，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地把國內矛盾轉移到國外。
為此，他們不惜用盡諸種不名譽的手段，包括汙名中國的國內抗疫策略和對外抗疫援助、敦促美國企業與中國供應鏈脫鉤、掣肘WHO在國際合作抗疫中發揮協調作用、製造各種有關中國以及中國與WHO及其他國家合作的陰謀論，以及實施可能產生巨大負面溢出效應的貨幣政策（赤字貨幣化）。
可見，國內政策的民粹主義和國際關係中的民族主義及單邊主義，與把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具有相同的動機。而且，這些意識和行為也都會產生逆全球化的結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