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許望 上海報導
很少有人能把一件事堅持做三十年，當代藝術家丁乙是其中一位。在5月19日即將於倫敦泰勒畫廊開幕的個展中，丁乙帶去的仍是其最新創作的十示系列作品，而這一系列從1988年算起，已經創作了二十九年。
泰勒畫廊呈現的七張作品中四張是綠色調，三張是紅色調，從半浮雕到慢慢發散，從沉靜到強烈的爆發力，各自獨立的作品呈現出漸進的序列，在畫廊方正的空間內呼應。在這些一眼難於理解的抽象畫作背後，是丁乙近三十年的創作積澱。
1949年後的美術教育視野還不夠開闊，直到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西方當代藝術隨之引進，加速了年輕一代的思考，當代藝術也由此在中國萌芽，那也正是丁乙在上海工藝美術學校求學的年代。「那時我看到了美術史的案例，看到了曾經呈現過的東西，我意識到必須要找一條新的路，這條路區別於西方已經走過一百年的現代主義道路，又區別於中國傳統文化。」
當時的中國沒有純粹的抽象藝術，更沒有理性的抽象藝術，在丁乙1988年第一次用十示這樣的名稱和符號創作時，實際上是發出了自己的宣言，告訴世界，他從此以後要做一個理性的抽象藝術家，形式主義的抽象藝術家，做一個研究藝術本體的實驗者，抽離社會實踐和社會生態。「每個人都有辨識的經驗，這些經驗與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現實連接在一起。我用十示做題目，就是為了切斷和觀眾之間的這種意象或經驗的連接。」
最開始丁乙選擇了一種非常理性，甚至冷漠的方式進行創作。他用尺和直線筆繪製出作品，用以區分當時主流的繪畫藝術。「我甚至想做出不是人畫的而是機器畫出來的效果，我當時非常明確地要把藝術做得不像藝術。」
儘管周圍的老師和同學不太認可，認為丁乙的作品不像藝術，甚至惋惜丁乙走錯了方向，但丁乙自己內心是堅定的。在閱讀了多本現代藝術史書籍，看到了西方當代藝術百年進程後，他堅定地認為在進程的任何一端重新開始工作都是沒有意義的，必須要找到一種新的角度來創作。
最初丁乙執著於十示的精確性，將畫鋪在兩條凳子上，俯身一筆筆勾勒，但這樣的創作方式對健康的折耗很大。「幾年下來腰就受不住了。」丁乙回憶道。於是他開始用更「口語化」的方式來創作，畫面中仍然有塊狀重複單元的結構，但筆觸更加隨意了。
1998年是十示系列的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丁乙買了郊區的房子，工作室也在一起，於是他成天在工作室畫畫，也不太出門。那一年的上海雙年展以水墨為主題，藝術評論家鄭勝天告訴丁乙，他感受到了上海這座城市發展變化的巨大能量，為什麼藝術家們的作品卻都是文文氣氣的沒有去表現城市的變化？鄭勝天說，1930年代的巴黎和當時的上海很像，城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巴黎的藝術家們馬上緊跟時代反映了城市的變遷。這番話一下子擊中了丁乙。他租了蘇州河邊的工作室，從郊區出來，全身心地感受上海這座城市的變化，而這些感受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體現。「那時有了亮燈計劃，像回到了舊上海，晚上仍然是不夜城。」 儘管丁乙的作品沒有直接描摹出每條街道的樣子，但他的畫明顯地變了。原來超平面的畫開始有了空間立體感和光感，透視感越來越強，螢光色的加入也帶來更強烈的觀感衝擊。
丁乙對色彩是有偏愛的，在長達12年的「螢光色時期」後，他曾經想要回歸原點，並且創作了很多黑白灰的作品，但現在，那些鮮亮的色彩又回到了他的畫布和木板上，用丁乙的話來說，實在是「憋不住」啊！
一年半前辭去做了二十多年的教職後，丁乙想的不是休息，而是自己終於有了完全可以控制的時間。他早上十點多到工作室，晚上十一點才離開，到家吃完晚飯後已經十二點，還要再畫會兒小的紙上作品再休息。「有規律總是好的。」丁乙非常淡然地說，仿佛繪畫本就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
《21世紀》：堅持自己的創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如何有這樣的耐心和決心的？
丁乙：我1993年就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但是我始終是邊緣化的藝術家。國際巡迴展覽一年後寄來剪報，很奇怪的是剪報裡沒有我。那時候一些媒體用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做了封面，但沒有我的。我的創作受眾比較小，有人會覺得這不是看中國的合適窗口。
但這些事也幫助了我的創作，我看到這些寄回來的剪報裡沒有我時，就知道西方媒體是怎麼來看待中國藝術的。我明白自己要更有耐力，我不是一個明星式的藝術家。我要耐得住，慢慢來。
《21世紀》：十示作為一個基本的單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丁乙：以前和現在的意義完全不一樣。以前是要強調十示的無意義，當時的藝術都是意向的表達，要有指向，十示這個符號就切斷了這種表達。現在我把十示看作一種筆觸，我不會再講白色或者紅色的十示代表了什麼，而是說這張整體的畫代表了什麼。
《21世紀》：很多畫家在畫了很久之後，會選擇嘗試一下新媒體藝術，你對於新媒體藝術持怎樣的態度？
丁乙：我覺得新媒體藝術當然是代表著這個時代的很多東西。我有一個老朋友旅法華人藝術家杜震君，他1980年代去巴黎，1990年代後期投入多媒體的創作潮流中。我曾經引進了他在中國的第一個展覽，那個時候我覺得中國還沒有這種東西。但現在我去問他，他會說，新媒體藝術有很多問題。技術的變遷非常快，很容易被淘汰，而且也養不活自己，很多大的想法都不能實現，沒有機遇實現。
所以如果宏觀地來看待，新媒體對社會是有促進和影響力的。但是它的持續性和能夠走向未來的途徑不是那麼燦爛的，到達終點的方式也不那麼可控。
《21世紀》：現在很多年輕人做新媒體藝術，繪畫一定程度被冷落了，你怎麼看這件事？
丁乙：這在很早之前就開始了，西方自1970年代安迪·沃霍爾開始，市場就對繪畫興趣減弱。我覺得每個藝術家需要找到自己的原點。我自己經歷了創作的三十年，會有很多感悟，這種感悟來自於自己的內心，是經歷過後真實的東西。什麼是適合你的，讓你堅持下去的？是內心而不是外界的東西。我這樣站著畫一天是很舒服的，不厭煩的，是有激情的。很多年輕的藝術家不會，這是因人而異的。對我來說,繪畫是直接的媒介，讓觀眾感受到一瞬間的魅力。今天我已經對繪畫和繪畫的語言都有一種認識。你必須嘔心瀝血，自己沉浸在裡面才能讓人家沉浸。你如果想要偷懶草率，你的觀眾能感受到。新媒體藝術可以用聲光電不斷地刺激你，而繪畫是一種更加慢的媒介，掛在美術館裡，慢慢散發魅力。羅浮宮裡大師們的作品到今天都是永恆的美，一個是表達了時代氣息，另一個是作品的張力超越時代，讓人們不斷地接受信息。我記得1980年代畢卡索的原作來上海展覽，我看著他的作品感覺腳底是震顫的，我感受到了作品裡的震撼。
能夠感動人是最重要的，無論是影像還是別的。今天的繪畫越來越好玩，瞬間的好玩，但作為藝術家應當是有態度的，不為一時的潮流影響，應該想的是未來。我覺得感動人的追求是不會有錯的。(編輯 董明潔 許望)
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