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妻」還是「母老虎」: 農村婦女的角色為何尷尬?

✪ 郭俊霞 |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導讀］家庭倫理劇中，婆媳關係常成為著重描繪的張力，兒媳面臨張揚跋扈的婆婆只得忍氣吞聲，丈夫的愚孝和拎不清更讓人惱火，直到媳婦熬成婆，又捲入下一輪的代際鬥爭。只是近年來，家庭倫理劇的主要受眾，婆婆們開始覺得婆媳的關係編排有失偏頗，他們既不能干涉兒媳的生育，親生的兒子也「胳膊肘向外」對兒媳鼎力相助，在中西部的荊門農村，當地老人甚至認為現在進入了「女權時代」，男性在公開場合坦然承認為「妻管嚴」，被吼罵也覺得不丟面子，而男性在村莊公共政治舞臺上形成的決議，妻子們可以通過罵人、哭鬧、撒潑等「攪局」方式予以否定，而這與當代家庭經濟模式--男女兩性都必須參與到生產之中（雙方外出務工，或是「男工女耕「分工），帶來的女性地位增長密不可分。

筆者發現，反觀經濟發展較好的寧波地區，女性的地位出現「擰巴」現象，她們雖在家庭關係中（婆媳、妯娌等）能夠左右自己的丈夫，但對外又表現出賢惠、溫順等傳統婦女的形態，並羞於參與村莊的公共生活。筆者指出，這與寧波經濟發展較好，經商風氣有關，男性相較女性經商機會更多，更容易扮演使整個家庭「一飛沖天」的支柱角色，女性雖然也同荊門婦女一樣，可在外務工，但務工帶來的經濟收入相比經商相當微薄，導致寧波婦女喪失主體性，被迫扮演「有力無處使」的主婦角色。

本文原刊於《文化縱橫》，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參考。

▍農村婦女地位：寧波與荊門的比較

中西部農村中，荊門農村婦女地位的提高非常大，首先因為她們在家庭中扮演了積極而又有決斷力的角色。荊門農村的婦女往往是家庭中當之無愧的「當家人」，當地老年人甚至認為現今已經進入「女權時代」。這並非一句誇張的玩笑話。做了公婆的中老年人，通常能最先敏銳察覺到婦女地位的提高。按傳統規矩，代際間長輩更有權威，小輩必須恭敬，若勢態突然發生逆轉，對他們的衝擊最大，他們的感受也最強烈。以生育決策為例，婦女越來越有主動權，她們的生育行為越來越「由不得老人」，政府宣傳的「男女都是傳後人」早已實現，獨生女家庭在荊門農村20年前就已常見。對此，老年人只能搖頭說「一輩管一輩」，他們早就不再有幹預兒媳生育的能力。

公婆與兒媳公開吵架在荊門農村已成常態，經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婆媳衝突劇烈時期後，公婆的地位逐漸邊緣化，他們越來越讓著媳婦，2000年後婆媳公開吵架也有所減少。代際衝突往往能夠凸顯夫妻關係的狀況：勢均力敵的婆媳吵架時，丈夫偏向任何一邊，都可能鬧出大事，所以「和稀泥」成為他們的第一要務。如果丈夫站隊時「立場」有問題，被妻子數落，則表明在夫妻關係是平等的。但在當前荊門農村，公婆已漸漸不敢與兒媳吵架，兒子常常公開或隱蔽地對老婆鼎力相助，父母再也無法約束已經「背叛」的兒子，兒媳成為家庭中理所當然的主導方。

在家務的分擔、家庭財務的決策、子女的教育等各方面，婦女都在取得更多的權利，甚至成為當之無愧的主管。當前荊門農村的夫妻關係中，婦女唱主角、妻唱夫隨是普遍現象，公然表現出怕老婆的男人越來越多。正因此，很多老年人常感慨，住到女兒家比在兒子家更自在。傳統社會中，怕老婆的男性在村裡往往是被嘲笑的對象，也是各類民間故事中被捉弄的對象。但在如今的村莊語境中，怕老婆越來越是正面和積極的，越來越得到村民的認可。男性在公開場合坦然承認家中老婆作主，願意被老婆管束，被「悍婦」吼罵而不覺得丟面子，這些都是普遍現象。

在家庭領域之外，即村莊公共生活中，荊門婦女也有著更多的參與能力。她們在村集體組織的各種形式的舞蹈隊、文藝隊中，也體現出相當的自我表現的勇氣。農閒時節，她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麻將，甚至去稍遠的茶館打麻將的婦女由丈夫接送，這都是村莊中再普遍不過的事情。荊門農村婦女在丈夫辛苦打短工時自己可以「好吃懶做」，卻仍然在家庭中佔有相當高的地位，她們的強勢地位與其在家庭經濟中的貢獻度常常並不一致。此外，雖然她們並不直接參與村莊政治和村莊治理，但對於丈夫在村莊公共政治舞臺上形成的決議，她們可以通過罵人、哭鬧、撒潑等「攪局」方式予以否定。這體現了荊門農村婦女大膽、潑辣的一面，她們在村莊公共舞臺上越來越不可忽視。

與荊門農村婦女不同，寧波農村婦女似乎仍然過著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生活。村裡的多數中青年婦女雖然在附近工廠打工，但回家後就忙著家務，做飯、洗衣、輔導小孩等，周末如果不出去購物，也不回娘家，多是在家做全面清潔。富裕農戶婦女不用出去打工，而是成天在家忙家務。當地中青年男子多在外做生意，但無論是一般家庭還是富裕家庭的婦女，都不會過問丈夫在外的生意情況，田間工作也多由男子承擔，多數婦女對自己家田畝的具體數目都不清楚。

在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下，婦女們極少外出交際，也很少隨同丈夫外出玩樂休閒。當地農村男子有生意夥伴、麻將朋友、釣魚朋友等各種圈子，他們隔三岔五地聚會喝酒，婦女卻很少有屬於自己的朋友圈。富裕家庭的婦女可能有朋友和聚會，但也局限於幾個富裕家庭太太之間，頻率也很低。婦女們除了做家務外，就是看電視、做刺繡、上網、逛街等。她們很少串門，也很少去小店打麻將，因為她們認為串門不方便，在小店說話又人多口雜容易生是非，所以即使娛樂她們也局限在家裡獨自進行。

至於各種集體活動，村裡的婦女更是羞於參加。2008年，鎮裡要求各村組織一些婦女活動，但活動就是組織不起來。村裡請來了教練，配備了音響設備，結果只有一個自然村組織起來了。這支跳舞隊的三位婦女也告訴我，她們很不習慣拋頭露面：「看別人扭也不好意思！」負責組織工作的婦女主任也靦腆地說，因為是上面布置的任務，自己只有硬著頭皮做。另一個自然村的負責婦女告訴我，去年為組織跳舞，自己每天下班後就去場地等候大家，浪費了許多時間，還落下埋怨，參加的人又總是只有兩三個。因為覺得在公共場合跳舞麻煩，也不願意轉移到農戶家裡，都說在別人家院子裡跳更不好，妨礙別人生活，看樣子今年更難組織了。顯然，與在公共場合有滋有味地排練和表演節目的荊門農村婦女相比，寧波婦女更顯出賢惠、羞澀、內向的家庭主婦特質。

寧波農村婦女在村莊公共場合表現得很賢惠，很少約束甚至鼓勵丈夫在外活動，自己卻很少拋頭露面。然而，在公共場合表現得傳統、賢惠的婦女，在家庭生活中卻舉足輕重，她們往往是各種家庭關係中的決定者，並不會因為在家中表現出的狠勁和韌勁而受到輿論壓力。這一點，與傳統農村賢惠婦女的外來者身份、依附於夫家的形象頗有距離，與她們在村莊公共場合的賢惠、內向形象也不相符合。

▍寧波農村婦女的悖論地位與尷尬角色

寧波農村婦女的地位似乎存在悖論。在家庭中，她們較為強勢，能夠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婆婆、兄弟、妯娌的滿意或不滿意，甚至存在很多不太符合傳統的不寬容、好爭寵心態和行為，她們均能常常獲得丈夫的默認或公開支持。然而，在形式上的大家庭中表現出爭強好勝、寸步不讓的婦女，在夫妻關係和核心小家庭中，卻表現出近似傳統的賢惠。尤其是她們極少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幾乎不參與村莊公共領域，在外也一定給丈夫面子，雖然丈夫在家可能「怕老婆」。她們一方面在家庭關係的處理上表現出主動性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在村莊公共領域而表現出賢惠、消極、隱忍、內向、保守的特徵。而我們通常說的賢惠，不僅僅是對丈夫的溫順，與丈夫的恩愛和顧家，還有對長輩孝敬、對平輩的關愛等。寧波婦女這種「賢惠」又「不賢惠」、「強勢」又「不強勢」的悖論地位，恰是與荊門農村婦女「裡裡外外一把手」、「全部自己說了算」截然不同的地方。

我們通常認為，荊門農村婦女「裡裡外外都當家」（尤其是在家裡管全家的財政，在家外管丈夫的交際）的狀況，顯示著農村婦女地位的大幅度提高。畢竟，與傳統婦女依附於男子（在滿足男子傳宗接代的要求後，方能獲得立足於村莊和家庭的資格）、唯命是從的形象相比，荊門農村婦女「說了算」的當家人模樣，確實顯示了她們不再男尊女卑的人生境遇。然而，讓我們困惑的是，何以寧波農村婦女在家庭關係的處理中能夠左右自己的丈夫，能夠掌握主動權，但對外卻又表現出如此內向、謹慎和保守的性格，只要涉及對外事宜，無論是自己的閒暇，還是丈夫的交際，都顯出消極的處理原則。在「賢惠」與「不賢惠」的張力中，我們有必要對寧波農村婦女悖論地位的形成做一番探討。

荊門農村婦女的地位之所以上升很快，這與荊門農村社會關係的「原子化」密切相關。在原子化的村莊中，缺乏結構性力量的約束，村莊內傳統的男性支配結構不再起強有力的作用，這為婦女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提供了可能。婦女根據現代性話語和相關利益訴求自由和獨立時，不會遇到有組織性的對抗和壓制，因此她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容易獨立，她們也更大膽、更能解放自己。然而，在寧波農村，村民關係如同荊門一樣原子化，村莊中同樣缺乏結構性力量，血脈親緣不再是整個村莊構成的基礎，兄弟間劍拔弩張、代際間疏離淡漠、妯娌間漠然，都是人們可以理解、輿論不再規制的現實，婦女卻並沒有如荊門農村一樣完全解放出來。她們當然也受到了現代性話語的影響，其地位也有所提高，但與荊門農村婦女有著質的不同，她們在村莊生活不同領域中的地位似乎存在著巨大張力和悖論。

這種悖論可以從寧波農村婦女的尷尬角色中獲得解釋。她們的尷尬角色深嵌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中，我們可以從男女兩性對家庭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顯性貢獻率切入。寧波農村家計模式普遍是「男主外女主內」分工模式，這受制於整個大環境，「女主外男主內」或男女完全同時對內對外在實踐中幾乎不可能。這種模式與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分工模式當然有差別，男子確實是在外經商，而女子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全職家庭主婦，她們也在工廠做工，尤其是家庭經濟一般的人家。但是這份工作，對於家庭經濟的意義，比較於男子的工作，是相當有限的，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決定性的意義上。這種有限性使得婦女的依附地位難以改變，其角色因此比較尷尬。

寧波一帶經濟水平發展較高，有著頗多的經商機遇，當地也有經商傳統，這些使得當地男子除非天生有缺陷，都多有到外闖蕩和打拼的雄心以及經歷，「在家窩著也不像一個男人啊」。「男主外」在當地不僅有傳統，而且有高回報的可能。尤其是在存在富人、經濟分化明顯的村莊中，出外經商打拼對一個感覺到社會壓力的男性而言，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奮鬥途徑。所以當地不到50歲的男子，通常都在外闖蕩做生意，只有50歲以上的打拼失敗的男子，才甘於在村莊裡做日收入100多元的小工。經商是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的選擇，其中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這使得村莊形成了明顯的經濟和社會分層。無論如何，經商是已婚男子奮起一搏，非如此不可的選擇。在沒有徹底失敗之前，每個男子都將家庭崛起的夢想寄托在經商上，這樣「男主外」就是必須的選擇。

如此一來，當丈夫在外拼搏努力時，小家庭的穩定就意義非常之大，「女主內」就成為婦女不得不如此的理智選擇。每個尚未被真正甩到村莊底層的家庭，都有奮力向上流動的願望，女子經商不如男子容易，而經商又最能迅速地帶來家庭經濟的騰飛，「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因此形成。也正因為這種定位，當丈夫在外娛樂休閒甚至賭博時，小心持家的婦女必須給男子交際的足夠空間，因為「經商靠的就是人脈」，「不拖男人後腿」的賢惠形象和道德要求更得以強化。

正是以上分工格局使得婦女的角色頗為尷尬。她們囿於家庭之中，無論進工廠與否，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即便不是無形的，也是不值一提的和無關緊要的。男性的工作對家庭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決定性意義，使得婦女不會也無法將多掙錢當作第一要務，她們更需要做的是顧家。富裕家庭的婦女，打工收入往往是可有可無的，她們工作更多只是為了消磨時光。在現有的「最佳」分工模式下，婦女不得不認為多掙錢更是男人的事情，不得不將家庭崛起的夢想寄托在男人的身上。

在守望男人的成功、隱身於家庭之際，婦女無論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小家庭範圍內展示。也正是這樣，寧波農村婦女的角色頗為尷尬，非常消極，她們只能扮演一個有力無處使的主婦角色。她們只需要做一點體面、輕鬆的工作，打發一下閒暇時光，補貼一下家用。如果丈夫一旦成功，她們這份簡單的工作也可以不做，從而真正的做起閒太太；如果她們的男人再也沒有成功的可能，他們也都老了，老年婦女工作起來可能更加賣力，也需要更加賣力。

而在荊門農村乃至所有中西部農村地區，由於經濟發展程度有限，已婚男子若不在農閒時節外出做苦力小工，就會和妻子一同外出進工廠，做生意往往只是少數人的選擇，且通常是小本經營，風險更小，回報也更少，這與寧波農村已婚男子從事的生意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荊門農村，不管是男女雙雙外出打工的家計模式，還是「男工女耕」的家庭分工模式，都使得男女雙方的經濟收入，對家庭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換句話說，因為在事實上，重要的不是工作的性質，而是工作收入對家庭經濟的顯性貢獻率。與男人的收入比較，荊門農村婦女在家務農的收入即便少於寧波農村婦女進工廠的收入，但對她們自身的家庭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農民家庭因為有打工務農兩部分收入，方能完成勞動力再生產。農民家庭因為有來自婦女收入的支持，而可以忍受外出務工的極低收入。這與寧波農村家庭是意義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

荊門農村家庭因為打工和務農同等重要，使得婦女做好本職工作——務農或者進工廠——的意義凸顯，也使得她管制好丈夫的意義凸顯。因為一個家庭要想過好，男女兩性都必須參與到生產之中，而婦女管理家庭的積極性、主動性，更需要充分調動。荊門農村的婦女大鬧丈夫的牌場，則不過是積極地保護自己的小家庭，制止任何不理性的消費行為。寧波農村婦女需要做好的只是家務，而不是在外管制男人，否則會適得其反，影響丈夫的形象。她們即使給在外娛樂的丈夫打電話，也不過是要丈夫在經營人脈的同時保重身體。

▍婦女尷尬角色背後的主體性問題

寧波農村婦女的尷尬角色，終歸是婦女在當地經濟和社會環境下不得不如此的無奈選擇。在理解這種尷尬角色形成的結構性因素的同時，有必要對中國農村婦女地位問題進行新的探討。過去我們認為農村婦女地位提高，主要著眼於她們在家庭關係和家庭事務中的控制力和自由度。而寧波農村婦女狀況無疑對這一認識模式提出了挑戰。僅僅看她們在家庭關係和家庭事務中的表現，無疑會認為她們與其他地區農村婦女一樣，地位都在提高。但如果關注她們在公共生活中的表現，就能注意到她們在「賢惠」與「不賢惠」的膠著中扮演的尷尬角色。在這種尷尬角色的背後，隱藏著婦女的「主體性」這一重新認識婦女地位問題的維度。

寧波農村經濟高度發展，村莊內部的經濟分化程度也較高，打工收入與經商收入相比在當地顯得相當的微薄。因此，通過經商獲得向上流動的衝動和誘惑，以及不得不如此的壓力，使得當地的已婚男子多外出尋找經商的機會，婦女則因經商明顯不如男子有優勢，且經商男子往往更需要一個「閒」內助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因此她們只能在做家庭主婦之外就近打工，或者乾脆做全職的家庭主婦，她們對家庭經濟的顯性貢獻意義並不大。「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得到強化。

在這種家庭分工模式下，婦女就嚴重喪失了主體性。如果男子在外經商獲得成功，由於「有錢了再婚很容易」，因此他們可以選擇離婚後「挑選」一位更年輕的妻子。當然，也有很多成功男人並不會拋棄在家的妻子，而是夫妻百般恩愛，這樣的妻子就很可能因丈夫的寵愛而在家庭和村莊內都獲得尊嚴和體面感，甚至成為村莊內最善交際和最跋扈的婦女。若男子在外闖蕩失敗，帶著空空的錢袋和失落的情緒返鄉，守候在家的妻子就顯得彌足珍貴，他不可能離婚再娶，畢竟婚姻的成本對於處於困境的男子來說是很高的。在家的妻子因此在家庭中有很大的權力，但在家庭之外卻因丈夫和整個家庭處於村莊底層而無法獲得足夠尊重。她們日漸成為說不起話、交不起朋友的角色，連到小店娛樂打牌都小心翼翼。她們無法在村莊中獲得尊重和體面感，只有黯然地退守在家庭之中。

只要婦女將個人的成功寄托在丈夫身上，她最終無法獲得主體性。無論是富貴的閒太太，還是貧窮的妻子，依靠男性來定位家庭成敗的客觀環境使得她們只能扮演著尷尬的角色。在成功的家庭中，女人的地位首先取決於男人對她的態度，因此她們即使有地位，也是缺乏主體性的，被動而消極的，她們的地位是男人「賜予」的。丈夫對妻子家庭關係處斷權的默認，很難說是女性控制力更強，地位更高。在一個男人掌管大局的家庭內，女性管理財政，處理各種繁瑣的關係和家庭事務，並不真正危及男人的支配力。

簡單地用夫妻關係中的決策權、支配力等來討論婦女地位有較為明顯的缺陷。其實，在中國農村歷來就有「老佛爺」式的女性權威，也有悍婦之類的婦女，她們在夫妻關係中佔有支配地位，是當家作主的「角兒」，但這並不能說明傳統社會婦女地位高。一是她們在婦女群體中屬於少數角色，不具有代表性，且往往是各種民間故事諷刺的非主流角色；二是她們之所以能擁有決策權，是由於她們捨棄了女性特質，擁有了男性的性格特徵甚至生理特徵，充當著男性實際社會角色，在精神和生理上對傳統女性角色有著雙重否定，其主體性並未建立。

而當前荊門農村潑辣的婦女，不是傳統社會中的「悍婦」，而是建構了自身的主體性。荊門農村男工女耕或者男女同工的社會分工模式，使得男女兩性提高了經濟參與和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使得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儘管也有學者認為，「男工女耕」的性別角色模式實質上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在當今社會的新表現形態，並認為它是「農業女性化」的具體體現，這影響了農村男女兩性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參與方式。但事實上，在「男工女耕」的性別角色模式下，婦女不僅自主意識得到了強化，獲得了獨立的生存能力，並形成了獨立人格。男女兩性對家庭經濟有著同等重要的貢獻，這為男女兩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奠定了經濟基礎。加上婚姻市場上男多女少的現實和男子娶妻的高成本，女性更是在家庭關係中表現出較多的優勢，這也為她們在村莊公共生活領域表現自我、釋放自我提供了基礎。

同時，寧波農村婦女的賢惠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賢惠，她們的賢惠是在現有分工模式下，將夢想寄託於丈夫後不得不如此的「顧家」。在區域經濟的背景下和村莊結構中，她們在賢惠與平等的張力中，無法建構自身的主體性，無法真正發揮主動性，也無法真正把握自身的命運。我們很難說寧波農村婦女的地位有多高。

在近百年時間內的滄桑巨變中，女性解放和自由的話語已響徹中國，並深入、內化到中國人的行為意識中；加上人口流動和外出打工帶來的家庭核心化，女性就業的多元化，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場，傳統的夫權觀念已經非常淡化，女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都有所增強。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前後成長起來的中青年婦女，她們的父母輩早就受到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話語的薰陶，能夠給她們更為寬鬆和自由的教育。這一批農村婦女早已不是「家庭奴婢」，她們獲得了充分的家庭決策權，與丈夫以及婆婆爭取當家作主權也成了過去的故事，即使是隱身於家庭生活之中的寧波農村婦女亦如此。不過，女性地位的真正提高並不僅僅指她們在家庭中的決策權和支配權，也不僅僅指她們能夠參加公共性的勞動從而走出家庭；更在於無論是在公共生活領域還是私人生活領域，她們都能發揮自身的積極性並作出建設性的貢獻，從而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本文原刊於《文化縱橫》，原標題為「郭俊霞 ▍農村婦女的尷尬角色」。版權所有，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回復此微信獲得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