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寫的《白鹿原》就是這個地方，他老人家筆下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剛剛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死亡人數最多的空中慘案。」此前的「法醫書談」講了不少法醫學的基本知識和中外法醫的工作內容，這次寫幾個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案例，從空難鑑定遺體到大官之死的疑雲。
作者:陳夢溪
作者左芷津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長期從事刑偵工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警察，有著權威的專業背景以及大量刑偵實戰經驗。2000到2003年，他被公安部派往法國，有著國際視野以及與國際刑警合作的經驗。
左芷津是清代名將左寶貴五世孫，中山醫科大學法醫學博士，1983年進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從事法醫檢驗鑑定工作。23年間，他曾多次參與國內外重大案件偵破和空難事故調 查，1997年當選 「全國優秀人民警察」，2005年 被評為「北京市先進工作者」。出版《當法醫遇上警察：中國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記》時，左芷津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助理、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副總隊長，分管刑事技術工作，三級警監警銜。
1978年，左芷津在恢復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學，學了醫。除了一次在圖書館中看到《實用法醫學》的書，覺得很是新鮮以外，他完全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會跟法醫產生關係。直到畢業時國家分配工作單位，大多數同學要麼去醫院做了醫生，要麼去高校或其它科研單位，他忽然看到分配方案中寫著「北京市公安局」，覺得很好奇，一問，是在招法醫，他就報了名。那時他對公安完全不了解，家裡祖祖輩輩沒一個當過警察的。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的法醫前輩莊明潔帶著法醫任嘉誠對他進行了仔仔細細的面試，面試完一出門任嘉誠就說：這個人我要定了。於是，左芷津順利進入北京市公安局刑偵技術科，加入了法醫隊伍，他們這一批人也成了「文革」後第一批進入北京市公安局當法醫的大學畢業生。工作後，他第一次解剖屍體就是任嘉誠帶著的，時間長了，左芷津漸漸愛上了法醫這個職業。
《當法醫遇上警察：中國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記》一書記錄了左芷津當法醫、當警察的經歷和感悟，其中既有剛剛入行時的好奇和窘迫，又有破獲大案的種種心路歷程，既有在法國裡昂國際刑警組織中的「國際行動」，也有本土偵破遇到的離奇案例。左芷津用案例和細節，以及穿插其中的知識和思考，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個常人難以進入的世界——警察的世界。
遇難人數最多的空難
1994年6月6日這一天是個周一，左芷津記得很清楚，那天是他去公安部上班的第一天。5月底，他各個率領一支技術專家組去西安市興平縣調查一起特大爆炸案，這天正在跟領導匯報偵破進展，突然來了一個緊急通知：中國西北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在西安市長安縣失事墜毀，命令刑事偵查局迅速組織相關技術專家前往出事現場，參與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和事故原因的調查工作。左芷津與同事立即冒著大雨趕往出事現場（後經核實，機上146名乘客、14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下稱為「6·6空難」）。
空難現場需要法醫等公安技術人員率先到達的原因，是首先需要弄清楚機上和地面的遇難人數、受傷人數、倖存人數。不僅如此，還要逐一找到每一位遇難人員的遺體，絕不能有遺漏。左芷津召集法醫、痕跡、照相、錄像等技術人員尋找遇難者屍體。陝西的同事告訴他，陳忠實寫的《白鹿原》就是這個地方，他老人家筆下這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剛剛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死亡人數最多的空中慘案。有驚無險的是，飛機殘骸全部墜落在已經收割過的麥子地上，沒有汙染任何莊稼，機頭離地面的民居只有60、70米遠，不知是巧合還是飛行員最後一刻的努力，因為再稍微偏一點，落在居住區，就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好在飛機失事墜落後沒有著火，但飛機是在空中解體，所以飛機殘骸和遇難者分布的範圍很大，東西長5公裡，南北寬3公裡。據左芷津所寫，當時公安機關還沒有配備GPS地面衛星定位系統，只能用測繪大隊的定位儀，但儀器精讀不高，相差百米也有可能。他本人就親眼看到殘骸在河這邊，但定位出來標在地圖上就跑到河的另一邊了。
據書中描述，遇難者的遺體散落在稻田、麥田、果園、荒地、河灘各處，現場瀰漫著濃烈的血腥味。許多遺體都血肉模糊，支離破碎。坐在飛機前部的乘客遺體多困於殘骸中，當飛機前部殘骸撞擊地面時，產生巨大的類似剎車的慣性，座椅都從地面上拔起，向前撞去，多數乘客是被疊壓的座椅壓在裡面。還有一部分乘客是在墜落地面時被甩出客艙的，這類遺體損毀不算嚴重。損毀最嚴重的是在飛機空中解體後便拋出機艙，直接從萬米高空墜落，摔在地面上，粉身碎骨。
在法醫工作中接觸的最多的一類死亡就是高空墜亡，不過這裡的「高空」大多是從樓房3層以上的墜落，同樣是墜落，從樓上墜落與從萬米高空墜落完全不同。左芷津發現，從幾千米高空墜落的屍體反而沒有從十幾層樓上墜落的屍體損毀嚴重。這是因為從千米高空墜落時，會有上升氣流的託頂，人在空中會隨著氣流漂浮一段時間，上升氣流大時，甚至還會向上漂浮。而從幾十米的高樓掉下時，沒有氣流託著，人就會按照重力加速度直接朝地面砸去，造成很大的損傷。不過空難中在空中被拋出的乘客，大都因為空氣稀薄缺氧失去了知覺，或是在被拋出的一瞬間就已經死亡了。
法醫進行空難、爆炸等多人死亡的案件要做兩件事，一是判斷死亡原因，二是確定死者身份。對於這樣規模的空難，前者並不難，但後者卻有相當難度：除了許多屍骸並不完整等原因，160具屍體在炎炎夏日，缺乏足夠的製冷設備，需要儘快進行鑑定的時間緊迫性。
在檢驗中法醫們發現，這160名遇難者中頭部損傷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並且大部分罹難者的損傷分布廣泛，也就是說屍體的頭部、胸部、腹部和四肢都有損傷。這表明死者生前遭受了巨大的外力作用，衝撞部位多。在檢驗時，法醫們並沒有在任何一具遺體上發現有爆炸、火藥等傷害或痕跡，也沒有任何子彈、刀斧等兇器造成的損傷，這說明飛機上沒有發生過爆炸、搏鬥等人為傷害事件。
最終的事故原因在這裡也交代一句：這架飛機是前蘇聯製造的TU154B飛機，在俄羅斯專家來華與國內航空專家的聯合調查中發現，飛機起飛前的維修時，維修人員將減震交換平臺的插頭差錯，飛機也沒有查錯設置，故而飛機帶著故障起飛，最終墜毀。一個小小的插頭的錯插帶走了160條生命，這背後是飛機設計的缺陷、維修管理的漏洞和機組培訓的不足等問題。據說俄羅斯專家在調查清楚後，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淚流滿面，這說明他們知道了飛機設計上存在的嚴重缺陷。同時檢查、監察等部門也對涉案的維修人員進行了連夜抓捕。
查不出死因怎麼辦
工作兩三年後，左芷津第一次「單飛」（指單獨解剖）出現場，就碰上了個不同尋常的案子。新街口附近某小區，一位29歲女子死亡，身份明確，死因不明。西城區公安分局向市局請求支援，市局便派了左芷津去積水潭醫院的太平間進行法醫解剖。誰料出師不利，從下午一直到天黑，左芷津認認真真地從頭到腳解剖完了，什麼也沒發現，也就是說，沒有找到死因，他心裡一下子就「毛」了。用法醫的術語講，這屬於「陰性解剖」，是解剖中的大忌，法醫最「窘」的就是碰上這類情況。左芷津很鬱悶，只好把死者所有臟器一丁點不落地帶回了局裡。
第二天，他向局裡幾位老法醫請教。主任與他再次去太平間查看屍體，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於是便等待毒物檢驗和病理檢驗。毒物檢驗沒有發現常見毒物，病理性檢驗中除了胰腺有少量紅細胞外，沒有發現任何病變。讓左芷津感到溫暖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法醫部門有個好風氣，一旦遇到困難，大家一起上，誰都不會袖手旁觀，法醫們都明白，今天你碰到的情況說不定明天我就碰到了，有忙大家幫。每個法醫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和獨特的心得，總有高手能指點迷津。但全員上陣，仍然對這個案子百思不得其解——誰都沒有看出有什麼問題。
於是，案子驚動了我國著名法醫病理學家趙經隆先生。趙經隆先生1924年出生，1952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法醫。趙經隆先生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好幾天，看完了所有的病理切片，然後把他們都叫過去說，死者死於急性出血壞死性胰腺炎，胰腺中的紅細胞就是證據。
急性出血壞死性胰腺炎是一種發病迅猛、經常引發猝死的疾病，死亡率頗高。而且此病病因迄今仍不十分明確，更給法醫們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事後，趙老親自寫了法醫病理學的診斷，其中的一句描述給左芷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紅細胞像大海洋，壞死的胰島組織似島嶼樣分布。」左芷津第一次感覺到，權威的病理診斷也能寫得如此清晰明了，科學也能如此通俗易懂。
驚天大案背後玄機
在首都工作的法醫，難免不會碰上幾個起震驚全國的大案子。左芷津就遇到過不止一次，他在書中詳細寫了兩個驚天大案，他都參與了全程的法醫解剖和偵破工作。這兩個案子死亡人數倒不多，但死者身份特殊，都是大官。左芷津對於這樣的案子的經驗是，重中之重是弄清自殺還是他殺，一定要把證據找得無比紮實，經得住時間和歷史的考驗。
第一個案子發生在1995年4月5日清明節下午6時，北京市公安局接到市委的電話，稱市委常委、副市長王寶森已經失聯超過24小時，公安幹警與法醫、痕跡等專業技術人員帶上警犬，立即隨王寶森的司機到懷柔山裡尋找。當時左芷津正在秦城監獄參加幹部培訓，接到消息後火速回到局裡，與同事們趕往懷柔。凌晨五點多，他們在半山腰的一個小溝裡發現了王寶森的屍體。
在其後的檢驗和解剖中，左芷津得出結論：王寶森是因用制式手槍接觸射擊頭部，造成重度開放性顱腦損傷而死亡，槍傷符合自己右手開槍形成。也就是說，法醫這邊的結論是王寶森是用右手持手槍射太陽穴自殺的。在王寶森的手臂皮膚上的附著物進行的殘留火藥微粒檢查，其中的成分是銻、錫和鉛，與他手中手槍裡子彈的火藥對比後證明是同一種火藥。在其它痕跡檢驗如彈道檢驗等也都支持了這個結論。屍檢後，市局法醫中心還專門買了一個單人冰櫃，把王寶森的屍體放進去，貼上封條。直到三年後，才最終處理了王寶森的屍體。
關於案子其他與法醫無關的偵破細節，如槍和子彈是從何而來，和事後還原的整個案發過程的部分，就不在這裡贅述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書中的完整敘述。
第二個案件發生在1996年初春2月，。一天剛上班，左芷津便接到消息稱，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李沛瑤遇害被殺，還是在有著嚴密武警保衛的自己家中被殺。此事非同小可，李沛瑤1933年出生於香港，是著名愛國將領、民主革命家李濟深先生的兒子。他的逝世是國家的重大損失，因為以李沛瑤的身份和地位，對香港順利回歸等重大事件都會造成影響。
現場位於西城區新街口外大街4號院，院子裡住著許多高級幹部，還駐有武警27名官兵，院中設置六個固定執勤哨位和一個流動哨，日夜守衛著。按說這樣嚴密的守衛，發生殺害國家領導人的事件時間可能性微乎其微。左芷津等人對遺體進行了屍體外表檢查，因為刀傷十分明顯，面部、頸部、軀幹砍傷數十刀，是被人用菜刀砍傷導致急性失血性休剋死亡。這些檢查已經可以出具法醫鑑定書，被害時間也通過調查得到了證實，最終辦案人員及家屬一致同意不對屍體進行解剖。
這個案子很快就破了：兇手在逃跑往過程中被武警發現，當場抓獲，但誰也沒有想到，犯下兇殘案件的竟是執勤的哨兵。1995年3月25日起，這位名叫張金龍的19歲年輕人便被派到李佩瑤等領導同志的住所執勤。誰曾想，這個張金龍在這次犯案前曾多次到入室進行偷盜，但均未被發現，這次不巧被李沛瑤撞了正著。事後左芷津感慨萬分：雖然這個案件及其重大，性質及其惡劣，但偵破過程並不複雜。然而令人唏噓的是，案件的發生是由無數個巧合推動的。在這個震驚中外的重大案件中，任何一個可以阻止案件的因素都沒能有起作用，反而促成案件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最終釀成了慘禍。
(原標題:首位博士警察的法醫故事)
來源:北京晚報
編輯:tf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