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的人口發展變化，過去狹義的人口學——人口統計學發展成廣義的人口學，不僅研究人口統計，還要研究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機理。《新中國人口學研究7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按照廣義人口學的脈絡進行梳理，回顧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人口學研究領域的成果。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人口政策的演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1979年；第二階段是1979年到2012年；第三階段是2013年至今。
新中國成立以後，圍繞人口的爭論一直存在，核心問題是人口增長與物質生產資料的增長能否同步。從社會學派的人口節制主義到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從對馬寅初的批判以及對批判的糾正，再到對低生育帶來的人口老齡化的重視……可以說學者對人口與經濟關係的認識經歷了人口促進經濟增長到人口質量制約經濟增長，又回到人口促進增長的過程。生育率、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所以人口與經濟關係的認識和判斷需要從當時的經濟條件和發展出發，離開經濟發展階段的約束，單獨談論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危險的。
隨著研究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看到，人口結構而不是人口總量更有意義。1980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特殊的人口結構，即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加、人口撫養比持續降低的情況下，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額外的貢獻，通常稱為人口紅利。中國之前經濟高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貢獻達到25%。2010年以後，中國人口紅利窗口逐漸關閉，潛在增長率也出現逐步放緩的趨勢。此外，學術界越來越多地採用人口差異化的視角來重構經濟和金融模型。
1980年出臺的獨生子女政策並非沒有考慮到日後的老齡化和獨生子女家庭等社會問題。準確地說，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也非永久之計，而是著眼於從嚴控制一代人生育力的特殊政策。以25-30年作為一代人，或者是一個周期。此後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就是對政策的調整和完善。
70年中，傳統的狹義人口學——人口統計學本身亦有發展，從調查數據和統計數據轉向調查人口的統計方法、人口推斷和預測以及人口統計數據的質量評估，相關研究突出了我國對人口預測的準確性問題。其次，該領域針對生育模式、死亡率和死亡模式也進行了研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口死亡率總體進入快速下降的過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持續增長。這個領域也包括了婚姻問題、出生性別比問題以及人口流動問題。
我們看到了人口與社會之間的雙向影響，即宏觀與微觀的社會影響因素推動了人口轉變，而人口轉變也反過來推動了社會發展及新的社會貢獻的產生：包括人口增長、人口遷移流動與社會，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以及人口性別、人口結構與社會的交互作用。
社會因素及變革引起了生育率的兩次轉變，生育率從上世紀60年代的6.25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使中國正式進入低生育國家行列。同時人口轉變也帶來人口老齡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獨生子女以及空巢老人群體等問題對人口學、社會學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戰。
與其他研究相比，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尚不完善，現有研究更多關注人口與環境汙染及人口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如何將人口與資源環境納入統一的研究框架還有待更多的探討。採用規範的理論經濟學體系，構建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未來研究的重要特性。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新中國人口學研究70年》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