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發現，我們所能看到的三部（《第三個人》《邊境風雲》《羅曼蒂克消亡史》）由程耳指導的長片，無一例外地都呈現出非線性敘事的特點，程耳自己也說，「我在上學的時候拍過一部畢業作品，叫《犯罪分子》。從那時起，我電影的結構就不是按時間敘事的結構。之後我拍《第三個人》，拍《邊境風雲》，包括這次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始終在延續這種結構。」雖然他將自己這種「從中間開始講一個故事」的敘事行為定義為一種本能、一種審美上的習慣，但這在本質上卻與他寫作劇本或者小說從不打草稿、列提綱的隨性自然相暗合，正是因為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些什麼，所以情節所至也便只能戛然而止，唯有事情確是發生了，才好回過頭來予以闡釋，何況，程耳還鍾情於「節外生枝」。
當然，這也是這位年輕自負但確實才華橫溢的編導假借電影來進行另一種自我書寫的方式，特別是對《羅曼蒂克消亡史》的締造，程耳自己坦言：「我是先寫了《童子雞》《女演員》《羅曼蒂克消亡史》三篇文字，加起來三四千字的短故事，後來的小說和劇本都是這三千多字的延伸，只不過延伸的方式不同。」也就是說，《羅曼蒂克消亡史》的劇本、電影與同名小說集是在同時誕生，其間並不存在誰改編誰的過程。這的確是一種任性，也足以見其野心，他試圖隨時改變心思或萌生意念去決定過往的任何一段曾經，好像可以令時間停頓、空間凝固，好像可以令自己「仍在原地」，他承認，那種「仍在原地的錯覺多半來自於無休止的欲望、貪婪，以及無處不在的相對論。」這種欲望、貪婪表現為他的「願造物始終鍾愛對稱。願諸神的魔力永不消亡。」所以，我們看到，日本人殺死了陸先生的兒子，到最後，陸先生也沒有延續日本人的生命；孫紅雷飾演的毒販破壞了小安和牙醫父親的家庭，到最後，死在了小安和父親的面前。一切都是那麼公平而不失分寸，一切都是那麼合情而不悖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