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Evernote的創始人，斯泰潘一生都致力於解開人類記憶之謎。他對研究人類記憶的熱忱可以追溯至他的青年時代，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那個年代正處在資訊時代的前夕，網際網路、電腦的研究進行得如火如荼。然而，斯泰潘的腦海中卻在醞釀著另外一場技術革命。1970年末期到1980年初的蘇聯搖搖欲墜，面臨解體崩塌。出於對人類文化、藝術、歷史的熱忱，斯泰潘深刻意識到保存人類記憶的重要性。如果人類失去了他們的記憶，整個文化都將消失殆盡。他希望靠電腦來拯救人類記憶。
斯泰潘常被人稱作矽谷之父。在科技發明中，他融入了屬於自己的一套哲學理論。儘管有些時候，他的想法被一些人認為是荒謬可笑的，但這些想法背後，都源自一個共同的理念-永恆。他發明了一套能夠識別手寫筆跡的電腦軟體。在教學領域，他還發明了最早一批虛擬實境系統，從而讓孩子們感受到更真實的歷史。他還為美國郵局發明過一套光學字符識別（OCR）系統。後來，他提出Evernote的構想，把它當做人類記憶的外延。不管是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記憶，都能具體化、有形化，從而更好地保存人類文明。
斯泰潘說，「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是很小概率的事件了。我的媽媽和爸爸是偶然相遇的。他們的相遇和基因的結合都是十分偶然的，因此我們每個人的誕生都是小概率事件，概率小得幾近為零。但是，百分之百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有一天走向死亡。那時，人們會記住我們什麼呢？誰還會記得我在這個世界上做過什麼呢？我們能記住莎士比亞，是因為他對世界做出過貢獻。這正是我們人類活著的意義—讓世界變得更好。我的理論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讓世界變好，不管你是一名計程車司機，一名廚師，還是一名科學家。但前提是，別人要能夠記得住你做過的事。而這一切的背後都需要記憶作為基石。」
談到這裡，他特意放慢了語氣，鏗鏘有力地說，「記憶成就了你、我和每一個人。把記憶除去，我們每一個人還剩下些什麼呢？」
斯泰潘與家人
即使是在30年前，我年輕氣盛的時候，就已經想不起來很多東西了。許多名字、笑話、表達方式或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都消散在記憶之外。或許，我能夠再溫習那些我忘記的知識，但是我的校園生活，我認識的那些人、我的同學、老師卻很難再想起來了。在過去的20年裡，我往資料庫裡存放了將近75000張照片，但有些沒有拍成照片的東西就徹底遺忘了。
斯泰潘這種銘記和被世界銘記的想法成就了今天的Evernote。不幸的是，自那之後，曾經竭力想要保存人類記憶的他，開始遭受帕金森病的侵擾，記憶力每況愈下。不過，斯泰潘似乎並不為此感到煩惱，「我其實並沒有那麼沮喪。只是，每當別人以同情的姿態去看我時，我的確感到有一些難過。」他看著地面，低聲說，「我想要傳達給世界的理念，他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不過，他把自己和霍金比時，認為自己還是很幸運的。當他用他顫顫巍巍的雙手在電腦上打字時，他想到，霍金甚至都無法用自己的手指打字。
斯泰潘說，「俄國有這樣一句諺語——『樂觀者與悲觀者的區別是什麼？悲觀者認為事情很糟糕，已經到了不能再糟糕的程度。樂觀者卻覺得這件事還能變得更糟糕』。而我，是個樂觀者。」
「唯一一個讓人類文明留存的方式就是讓人類的大腦比現在的運轉速度快千倍萬倍。」
正是這種樂觀的精神，激勵著他一步步向前展望Evernote的未來。對他來說，Evernote只是一個讓人類文明永駐，永遠充滿活力的敲門磚，而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迫切地想要讓人們感受到他的理念。」我們必須要意識到，電腦運轉起來要比人的頭腦快得多。」 他設想在不久的未來，將會展開一場激烈的人機大戰，而人類將會在此敗北。
不過，斯泰潘不是為了做出一個反烏託邦的預測，他認為這次人機之戰正是促進人類發展的大好時機。「電腦不會人讓人類變得更聰明、更優或是反應更迅速，而讓人類文明長存的唯一方式就是讓我們的大腦比現在運轉的速度快千倍萬倍。」
斯泰潘與比爾·蓋茨
斯泰潘將未來的科技視作一種人類大腦的有形外延，或許就像插在人類大腦裡的一個晶片。當有人向他指出Evernote沒有任何將人轉化為電子人的計劃時，他表現得十分泰然自若。他聳聳肩說，「我們別無選擇了。這只是另外一種植入罷了。事實上，人們已經開始使用各種各樣的技術讓他們變得更強了。他們戴眼鏡讓自己看得更清楚。同理，Evernote或是智慧型手機也一樣。如果你把智慧型手機看做是身體的一部分，你在接電話的時候就不用把它湊近耳朵了。」
如果你了解了斯泰潘的過去，就不難理解他對未來的夢想。作為前蘇聯時期的一名年輕科學家，他在蘇聯科學院接受了數學、經濟領域的教育。他的生活雖然算不上是稱心如意，倒也十分舒適。
他說，自己身邊的每個人都不得不用「雙重思維」去生活。「我身邊有許多朋友常伴左右，我的收入頗豐，我能買得起轎車、一個大公寓、令人羨慕的孩子、一個私人圖書館以及黑膠唱片。但是，如果你問我，『你尊敬你的政府嗎？』，我只能回答，『是，我很尊敬。』你甚至無法回答，『我們的政府還有一些改進空間。』那一切像極了奧威爾筆下的1984，我們必須要想一套做另外一套。」斯泰潘還有一件日思夜想的事——環遊世界。「對那時的我而言，去美國、英國、義大利或是墨西哥旅遊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可能和登月一樣難。」
藝術與科學相遇雖然身在蘇聯，但斯泰潘讓他的心靈在大千世界中盡情遨遊。對戲劇和電影的熱愛給了他想像的翅膀，而對電腦技術的信念也讓他明白了一點——有了創新，沒有什麼不可能。
斯泰潘決定將創新寄托在最具有開放思維的兒童身上。在1986年，在朋友的幫助下，斯泰潘創建了全蘇聯第一個電腦俱樂部。那是莫斯科普通人能有機會接觸到電腦的唯一一個地方。起初，斯泰潘和俱樂部成員不得不手把手教孩子們操作電腦。但很快，他們發現身邊有許多優秀的人。他還記得，「有了這麼多才華橫溢、思維活躍的人才，我們完全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在那時，「蘇聯已經不再是原來的蘇聯了。」
在戈巴契夫改革的年代，政府開始在前蘇聯實行政治改革，開創一家半私有企業不再是空想。斯泰潘的第一次嘗試是Paragraph,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對電腦識別字體的嘗試。「誰會需要這樣的技術？」斯泰潘答到，「當然是孩子們。我們不想讓孩子們失去手寫技能。同時，我們也想說服家長們手寫能夠鍛鍊大腦。」斯泰潘的這種想法在當時來說是十分超前的。他的創意吸引了Apple的注意力，後來，他在Apple的支持下發明了另一個適用於掌上電腦的手寫識別系統-Newton.
從「不可能」開始斯泰潘一度對人類大腦十分痴迷，尤其是研發出一種促進兒童智力成長的軟體。從他對大腦的熱愛中衍生出來了另一種想法：如果能複製出你的大腦會怎麼樣？如果擁有一份大腦的備份會怎麼樣？「如果你死了，你可能會在幾百年以後重生。我們很容易就能夠萌生出這樣的想法，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能做到複製基因了。但當我們死了以後，我們就會丟失所有的記憶。」斯泰潘也知道，這樣的目標聽起來有些天方夜譚，」當你打算開創一家公司的時候，你必須要先有一個宏觀而偉大的目標，然後再逐漸回到現實中去。我把這種辦法稱作『從不可能開始』。
從設想建立大腦備份開始，斯泰潘逐漸將目標縮小到設計一款輔助人類記憶的產品。他堅信人類記憶的重要性，以及保存這些記憶的緊迫性。他問到，「你能想像到一個聰明人記憶力很差嗎？如果你連別人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你看起來會很愚蠢。智商和記憶力是相輔相成的。」不過，他同樣也提到，人類記憶十分脆弱，也很不可靠。「我們每天都會接收成百上千條信息，但如果我們無法及時找到這些信息，就相當於是無效信息。在生意場上，最忌諱說的一句話就是』不好意思，我忘記你的名字了。』」說到這裡，他笑著說到，「這樣的產品我自己也需要。」
斯泰潘和他的兒子亞歷克斯
斯泰潘構想的結果自然是Evernote。創辦於2002年，Evernote公司在2004年發布了產品原型。最初的EverNote(N大寫）版本不具備雲端服務，無法同步筆記，但斯泰潘在Evernote上又重新構建起了他鍾愛的手寫識別技術。
即便是使用Evernote，人們仍然能夠用傳統的手寫方式記錄筆記，而這些手寫筆記也是能搜索到的。全文搜索這一項技術對Evernote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斯泰潘很明確地說道，「我討厭關鍵字搜索！」他沒辦法一直記住在哪些筆記中寫了什麼，也不想為了獲取信息而強迫自己記住數不清的關鍵字。
在2007年，斯泰潘遇到了菲爾·利賓（Phil Libin），並毫不猶豫地選擇他做了Evernote的新任執行長。「他十分聰明，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我相信他能成為一個比我更好的CEO。」
在利賓的帶領下，Evernote由一個初創公司發展為今天具有幾百萬用戶的實力雄厚的大公司。
受斯泰潘的靈感鼓舞，利賓帶領著全公司的員工，潛心製造人們真正需要的產品。在此期間，斯泰潘始終在董事會中為他提供支持。斯泰潘說到，「利賓不需要我的幫助。他僱傭了許多新員工，成功研發了Evernote的Apple版和Iphone版。」2015年，利賓從Evernote退位，但是斯泰潘對他的影響從未中斷。斯泰潘說到，「利賓就像是我兒子的又一個父親，他教我的兒子如何做生意。他對公司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過去的重要性斯泰潘現在已經67歲高齡了，但他仍然相信生命的本質在於記憶。他的生命能以Evernote的形式不斷延續下去，他感到十分滿足。「我不信神，如果你不怕神的懲罰，還有什麼能夠阻擋你犯下罪行呢？」對斯泰潘來說，答案仍然是記憶。說到這裡，他的眼神變得越來越堅定，「我害怕留下有關自己不好的記憶。但我們在善與惡之間做出抉擇時，一切只關乎記憶。摧毀一個文明是很簡單的事情。因此，我們的使命，我們的最終目標，就是要盡所能去保護自己的記憶。」
有一句諺語這樣說，「智慧會隨著年齡而增長。」而斯泰潘自己卻並不是如此，他說，「我的年齡不斷增長，而我的智慧是在與疾病對抗的過程中漸漸增長的。我的疾病，我身體的局限為了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我不再關注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了，我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生命的真正價值中去。但生命的真正價值到底是什麼，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直到現在，斯泰潘仍然活躍在Evernote的董事會，為公司的未來發展出謀劃策。他與公司的現任CEO克裡斯·奧尼爾（Chris O』Neill）也締結了深刻的友誼。
奧尼爾坦言，從他剛開始接手Evernote起，便開始悉心聽取斯泰潘和利賓的建議。奧尼爾很感激斯泰潘早在一開始就為Evernote規劃了一條清晰的道路，「斯泰潘預見了一個我們能夠很快捕捉想法的世界。他能清楚地知道我們在做的是什麼，也知道記憶的重要性遠遠超越了文化、宗教和種族。他希望通過科技來保存人類的記憶。我想，有了斯泰潘的智慧作為引領，我就知道了Evernote在未來該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