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帶孩子去參加了第六屆上海國際手造博覽會——雖然門票上赫然寫著「國際手造巨擘匯聚」，但「國際」二字今年其實已多少有些名不副實，畢竟往屆多少還有一些國外的參展商，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都已不見蹤影。
但問題是，在現實中，它的機制使得整個博覽會難以達成預計目標。幾乎所有的「體驗」都是要花錢的，而且價格不菲；應該說，這類手工製作的體驗活動確實都不便宜，不過，博覽會不是廟會，原本就已賣了門票，而且這涉及博覽會的定位：
它究竟是什麼？是以展覽為本，還是一個遊覽、交易的市集？是應該讓更多人對此感興趣，培植社會基礎，還是把參觀者都視為潛在的消費者？——如果是後者，那麼理論上其實它應該不收門票才是，畢竟這樣才能招來更多人消費，而現在卻是兩頭收錢。
在歷史上，博覽會原本就是消費社會的一個現代發明。瓦爾特·本雅明就曾說19世紀末出現的世界博覽會是「商品拜物教的朝聖地」，它與消費文化的興起有著直接關聯，給社會注入創新能力，本身就像是一個消費社會向世界展覽自己。
隨後，當人們發現它能聚集人氣、拉動消費時，它又成了城市生活的象徵，能帶動城市發展，甚至有美國學者將之稱作「城市促進主義的氫彈」。許多展覽都聲稱有教育意義，在校學生無論在哪裡都是參觀博覽會的重要人群，《遊客凝視》一書就從旅遊人類學的角度認為，當代的博覽會表明「文化與娛樂正在融合」。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博覽會雖然早已有之，但它早先所著重的倒不如說是新國族面貌的自我呈現、國民教育或行業交流，直到近些年才開始與消費社會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然而，就像國內普遍可見到的那樣，這些新現象從一開始就往往變成了一種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昂貴體驗——民宿業也是如此，原本在國外都屬於廉價、親民的家庭旅館，但引入國內後就成了一種主打情懷、格調的高端體驗，價格甚至堪比五星級酒店。
當然，在國外旅遊時，體驗項目也往往價格不菲，差別只是體驗有多好。四年前，我和家人去日本衝繩，在讀谷村的「體驗王國」，手工製作一盞貝殼燈的價格是2300日元，當時約合人民幣150元——考慮到日本物價約是國內三倍，這已經不算貴了。在衝繩海洋博覽會留下的海洋博公園內，門票不貴，大部分項目也都免費，在一座可以讓孩子體驗木工製作的小木屋內，所有器具都全開放，既不收費也無人看管，換作國內城市，每小時100元恐怕是不誇張的。
我並不是反對市場化，事實上，在我看來，國內的這些新發展勢頭與其說是市場化本身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它市場化不足所致。因為雖然已經出現這樣的需求，但明顯供應不足，於是人們只能在有限選擇下忍受價高質次的服務——像這次的門票80元，但黃牛隻賣30元，一早剛開場半小時就跌到了20元，這正折射出市場的真實反應。
如果說這是「博覽會的迪斯尼化」，那可能真正的問題在於四不像：它不像早些年的博覽會那樣秉持面向公眾的理念，倒是更想通過各種設置，希望從你的口袋裡掏錢，但與此同時，它又不像迪斯尼那樣有成熟的商業化模式，通過吸引人的項目、精巧的路線設計和物有所值的服務，讓你心甘情願地消費。
毫無疑問，像這樣的博覽會要怎樣才能既兼顧公共性和市場化，實現可持續發展，如今在國內還在摸索當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本身也需要時間。
但無論怎樣，它最終的成功都取決於公眾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人喜歡這樣的手工體驗和產品，並願意為它付費，多少才算是人們可接受的合理費用，這些才是關鍵。要麼一起把蛋糕做大，要麼大家都沒有蛋糕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