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各國人民之間亦有著複雜的情感。作為媒體人，我們要做的就是時刻保持清醒、客觀，不要讓偏見佔據大腦，不要讓極端聲音佔據我們的主流輿論場。破除少部分國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不切實際幻想，還之以一個豐富多元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讓海外讀者看到中國的多樣性，從西方主導的媒體話語體系中突出重圍，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宣道路，講好中國人自己的故事，讓世界看到一個豐富的、立體的中國。
本次講座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吳老師曾參與了多少次高端訪問，而是他對待每一位普通人的尊重，看待世界的善意以及想要做回記者的初心。他說我們並不特殊，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平常地擁有著自己的欣喜與悲傷，而國際新聞記者能做的就是將多樣的世界客觀地傳遞給大眾，促進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間的相互理解與包容，減少對立與偏見。
新冠疫情期間無論是《紐約時報》、CNN的 「Wuhan Coronavirus」，還是國內網友的「談鄂色變」，其實都像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所批判的：癌症、肺結核等疾病在社會進程中被隱喻化，從一種身體的疾病淪為一種道德批判，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這樣的隱喻使得公眾有可能將恥辱印記和敵視態度從疾病本身，擴展到患者個體、地區甚至民族國家身上。
所以國際傳播的意義不僅在於塑造國家形象，也是在拉近世界的距離。儘管個體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人為之努力，世界就有不一樣的可能。
我想起了我很喜歡的一位記者張翠容，她從1998年開始以獨立記者的身份遊走世界，足跡遍布拉丁美洲、歐洲、中東等地區，她曾經說過，「媒體在一定程度上企圖主宰、塑造人們的思維和想法，可能他們有對的地方，但我覺得世界不應該只存在一種聲音和邏輯，所以我要到現場去尋找真相。」通過她的文字，我得以了解到在地球上的其他角落，在宏大的政治圖景之外，普通人艱難的生存以及對於國家出路的苦苦求索。
在後記中，她寫道，「莫問中國是否崛起，中國以外有太多值得我們華人共同思索和參考的地方。」撇開單調的政治敘述，我希望有更多的世情能夠得以展現，讓我們得以窺得這個世界的複雜。而作為架起國內與國外的橋梁，媒體人怎樣看待世界、報導世界就尤為重要，它真切影響著人們如何構築自我和世界的關係，影響著人們看待世界的視野和格局。
約瑟夫·奈曾指出，當一個國家的文化涵括普世價值觀，其政策亦推行他國認同的價值觀和利益，那麼由於建立了吸引力和責任感相聯的關係，該國如願以償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強。我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過程中，不能盲目追求西方新聞媒體所體現的個性化和自由化，但也不能一味以本民族文化為標準尺度去衡量傳播內容，而是要不斷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係，在兩者中找到平衡點，即在遵循傳統的文化價值理念的基礎上，將能被國際社會共同理解的且與中國社會主流價值取向相符合的價值觀作為中國國際新聞傳播的故事內核。只有將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享價值觀作為國際傳播的精神內核，方能更好地發揮價值觀傳播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