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還面臨著兩個重大問題
一是歐盟和美國是否會出臺體量
足以復原全球經濟的復甦計劃
二是國際社會能否團結起來
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的援助
全球復甦的領先變量
文/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發於2021.1.4總第979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步入新年之際，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新冠病毒不會消失。儘管我們已經從2020年春天的首輪封鎖造成的經濟低谷中取得了實質性的復甦，但全球GDP和就業所遭遇的損失足以使之成為過去百年來第二或第三糟糕的經濟衰退，即使剛剛問世的新冠疫苗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
疫情究竟會造成多大損失？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主要國家在未來幾個月中施行的經濟政策。滯後效應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已被掏空的家庭和企業資產負債表只能逐步恢復；就算病毒受到控制，在疫情期間破產的企業也不會突然起死回生。即使是經濟的近期走向也非常難以解讀。
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全球復甦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並在2010年實現了近12％的年增長率。但在這次疫情中，中國的危機後增長更為平緩，而貿易順差的增加則意味著它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為全球經濟提供支持。從更宏觀層面上看，儘管世界先進經濟體都拿出了巨額財政赤字去防止GDP遭受重大損失，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卻無法提供類似水平的支持。
除了未來潛在的新冠感染「第N波」帶來的不確定性外，2021年還面臨著兩個重大問題：一是歐盟和美國是否會出臺體量足以復原全球經濟的復甦計劃；二是國際社會能否團結起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的援助。
2020年美國大選並未解決這些不確定性。在多個參議院和眾議院席位的競逐中民主黨人的表現都低於預期，因此拜登政府可能無法在其所需的大規模刺激計劃上得到國會的支持。在大選之前，無視所有限制、預算或其他原則的川普一直在探索另一套刺激方案的可能性，但最終遭到了共和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抵制。而拜登為恢復兩黨關係而作出的努力能否成功則有待觀察。
已為億萬富翁和企業減了稅的共和黨人似乎將再次推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阻止民主黨取得任何重大成就。為此共和黨人提出一個對州和地方政府或失業者都幫助不大的「瘦版」財政方案。如果這種有限的刺激措施就是聯邦政府能拿出的所有東西，那麼美國和世界都沒有好日子過。
而歐洲則歷史性地攜手共同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但歐盟提供的7500億歐元（折合8860億美元）復甦資金並不夠用，尤其是在該地區受到第二波疫情的重創之後。歐洲能否再次團結起來通過新一輪互助方案？如果無法實現這一點，那麼它的復甦效果（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就很可能好壞參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裡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呼籲多發行50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這對重啟全球經濟將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已有幾個富裕國家承諾會將提款權捐贈或借給其他急需國家的情況下。而川普政府對新特別提款權的反對主要是出於惡意而非其他。眼下我們只能寄望當選總統拜登能扭轉美國的做法——不僅在特別提款權上，還包括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上。
在債務重組方面，也同樣迫切需要強化領導。新冠疫情引發的衰退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陷入財務不穩定狀況。最初的流動性問題已演變為償付能力問題：許多國家根本沒有資源去償還債務。因此歷史悠久的不可抗力原則（面對特殊事件時的寬限措施）也比以往更重要。在這方面拜登可以再次通過與債權國領導人合作去扭轉事態，並提醒所有人：沒有誰能在另一場全球債務危機中獨善其身。
拜登執政以後，在世界各國領導人某種程度的合作下，我們有機會儘快渡過新冠危機。這就要求各方作出不惜一切代價的承諾。如果政治領導人敢於直面挑戰，那麼2021年即使不是最好的時期，至少也不必是最糟糕的年份。
拜登「重建美好未來」的競選承諾可以且必須落到實處。我們完全有能力在疫情後建立一個更可持續、更公平、更合作也更能戰勝挑戰的世界。
（作者系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前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
值班編輯：薛夢昭
推薦閱讀
▼
北京985大學生，不再愛北漂？
封面報導
《面對共同的威脅》
點擊下圖，一鍵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