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他們的命運似乎有了某種轉機，但其實是進入了另一種的困境：
1.印第安人剛剛走出野蠻民族的生活苦海，又陷入走向開化民族的更加悲慘的深淵。他們覺得在我們的富裕環境中生活，其困難並不亞於他們在森林裡的生活。
2.無論從哪一方面去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的命運，他們的災難好像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們繼續保持野蠻，則白人會一直推進，驅趕他們；如果他們想要自己開化，在與比他們開化得多的人接觸後，就要受壓迫和使自己貧困；如果繼續從一處荒野漂泊到另一處荒野，則會滅亡；如果定居下來，也還得滅亡。
與託克維爾同時代的許多歐裔美國人認為，「北美的野蠻人，要麼文明，要麼滅亡」，但託克維爾看到，從天性和民情上講，印第安人無法接受歐洲人的文明。「印第安人不是永遠不想接受文明，就是在想開始怎樣做的時候已經為時甚晚。」大量的移民和美國急劇的擴張沒有給印第安人多少時間。歷史沒有等待他們，更沒有給他們再一次的機會。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即使對於那些所謂接受了白人文明的印第安人，其命運也沒有好到哪裡。儘管託克維爾覺得，印第安人還有另一個選項，那就是與白人戰鬥，但他無奈地看到，他們已喪失了與白人戰鬥的能力。他們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遷移，可遷移也沒有帶來命運的改變，而是消亡的加速。
託克維爾在考察美國的政治民主文化時，曾關注美國社會的民情，認為民情對維護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極為重要。有什麼樣的民情，就有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在關注印第安人的生存狀態時，託克維爾也曾試圖去發現和界定印第安人的民情。可他很快就發現，要了解印第安人的民情並非易事。在絕望的印第安人那裡，民情不再發生作用，傳統已經失去力量。人們變得一天比一天粗野。因為構成民情的許多主要因素，如心理習慣、行為模式、以及生活習慣所遵循的的全部思想，已經發生了畸變。這是託克維爾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學觀察。處在絕望困境中的民族，民情往往會發生畸變，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其實距離消亡已經不遠了。
在19世紀這樣一個殖民時代，如果將歐裔美國人與印第安人的衝突放在當時全球史的背景下來考察，就涉及到了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即文明與野蠻的界定、衝突的形式和化解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問題上，託克維爾並沒有囿於一個歐洲人的立場，以歐洲人的傲慢來看待印第安人。他覺得，有些印第安人的部落，如切諾基，曾有機會使自己進入更為文明的狀態，「當初如憑藉自己的力量，十分堅定地設法使自己開化，他們也許可以成功」。當然，託克維爾這裡所說的成功是以接受歐洲文明的程度為標準。
託克維爾認為，外界的衝擊固然重要，但野蠻民族往往都是靠自身的努力，通過自身的轉化逐漸自行變得文明的。與歷史上的一些所謂的野蠻與文明的族群的衝突不同，當印第安人面對異族的侵略時，他們始終處於被徵服者的地位，沒有變成徵服者，始終沒有獲得至少平等的地位。在世界歷史上，不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可以見到相對文明的族群與野蠻民族的衝突。要麼一方擁有武力，要麼一方擁有知識。「當擁有物質力量的一方也同時具有智力的優勢時，則被徵服的一方很少能夠走向文明，他們不是後退便是滅亡。」顯然，與歐裔美國人相比，印第安人在兩方面都不具有優勢。他們所遭遇的是一個當時在世界上一個「最開化的民族」，也是「一個最貪婪的民族」， 也是最具有毀滅他們能力的民族。印第安人的不幸在於，「他們在接受文明的同時就接受了壓迫」。
其實，歐裔美國人並不是印第安人遭遇的唯一殖民者，在他們之前，印第安人還曾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欺凌。託克維爾通過比較研究發現，作為殖民者西班牙人與歐裔美國人都有一種類似的心態，即「上帝把新世界及其居民賜給了他們，作為他們的財產。」 從表面上看，美國人作為新的殖民者不像老殖民者西班牙人對待印第安人那樣兇殘，「毫無憐憫和顧忌之心」，但西班牙人並沒有徹底摧毀和滅絕印第安人。他們沒有做到的事，美國人則做到了。託克維爾指出：
1.美國人更講人道，更為溫和，更尊重權利和合法性，從不嗜血，但相比西班牙人，他們是這些種族更為徹底的摧毀者。毫無疑問，百年之後，北美不僅沒有民族，而且印第安人最顯赫的種族也將不會再有一個成員······
2.當年，西班牙人曾用他們的獵犬像追逐野獸那樣去追逐印第安人。他們不擇手段，毫無憐憫像摧毀一座城市那樣洗劫了新大陸，但他們未能把印第安人斬盡殺絕。
3.與西班牙人相反，美國人對待土著的態度，還有點講究規矩和法制的味道。只要印第安人願意保持他們的野蠻狀態，美國人絕不幹預他們，而以獨立的民族對待他們。在按照條約的規定的手續購買以前，不允許任何人佔有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國人用十分巧妙的手段，有條不紊，通過合法的手續，以慈善為懷，不流血，以世人認可的偉大的道德原則，就達到了雙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辦法消滅人，可謂美國人之一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