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 1897 - 1990）
20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被譽為20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和21世紀的社會學家
「文明」這一概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狀況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懲處或食品烹調；仔細觀察的話，幾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進行的。所以，要用幾句話囊括「文明」所有的含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考察一下「文明」這一概念的一般定義，以及到底為了哪些共同之處人們才把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類行為和成就都稱作「文明」，那麼首先可以找到這樣一種簡潔的表達：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或者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識。它包括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西方社會正是試圖通過這樣的概念來表達他們自身的特點以及那些他們引以自豪的東西，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等。「文明」一詞的含義在西方國家各民族中各不相同。首先，這個詞在英、法兩國和在德國的用法區別極大。在英、法兩國這一概念集中表現了這兩個民族對於西方國家進步乃至人類進步所起作用的一種驕傲；而在德國，「文明」則是指那些有用的東西，僅指次一等的價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現象。在德語中，人們用「文化」而不是「文明」來表現自我，來表現那種對自身特點及成就所感到的驕傲。一個奇特的現象：英、法語言中的「文明」以及德語中的「文化」，這些詞似乎不言而喻地界定了某些範疇，從而與其他範疇相區別，其中隱藏的價值使它們在所屬的社會內部使用時意義明確，而那些不屬於這個社會的人們則很難理解其中全部的含義。在英、法語言中，「文明」這一概念既可用於政治，也可用於經濟；既可用於宗教，也可用於技術；既可用於道德，也可用於社會的現實；而德語中「文化」的概念，就其核心來說，是指思想、藝術、宗教。「文化」這一概念所表達的一種強烈的意向就是把這一類事物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區分開來。英、法語言中的「文明」可以指成就，也可以指人的行為、舉止而不論是否有成就；德語中的「文化」則很少指人的行為以及那種不是通過成就而是通過人的存在和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德語中「文化」概念的這種特殊含義由它的派生形容詞「文化的」（kulturell）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文化的」指的不是一個人的存在價值，而是某些特定的由人類所創造的價值和特性。這個詞是無法直接譯成英語和法語的。「有教養的」一詞與西方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即便是在「文化上」「一無所成」的人和家庭也可以是「有教養的」。與「文明」一詞相同，「有教養」首先是指人的行為和舉止，指人的社會狀況，他們的起居、交際、語言、衣著等等。「文化的」之所以區別於「文明的」就在於它不直接指人本身，而是指人所取得的成就。與之緊密相關的是這兩個概念的另一個區別：「文明」是指一個過程，至少是指一個過程的結果，它所指的是始終在運動，始終在「前進」的東西；而德語中的「文化」，就它目前的使用情況來看，它指的是另一種傾向，指那些已經存在的人的產品。就像「田野裡的花」，指的是藝術作品、書籍以及反映民族特性的宗教和哲學體系。所謂「文化」指的就是這些。「文明」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有了某種程度的減少，因為它強調的是人類共同的東西，或者說，應該是共同的那些東西——至少對於那些已經「文明」了的人來說是這樣。「文明」體現了某些民族的自我意識。對於這些民族來說，幾百年來形成的民族界線和民族特性已無可置疑，因為這些東西早就通過他們的擴張和殖民完全確立了。與之相反，德國「文化」的概念強調的是民族差異和群體特性。正是德國「文化」概念的這一功能，使它在民族學和人類學等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並遠遠地超過了德國語言的範疇，超過了這個名詞最初所表達的一個民族的狀況。與西方其他民族相比，這個民族用了很長的時間才在政治上取得統一和鞏固。幾百年來直至今天，它的領土總是被別人侵略或受到侵略的威脅。如果說「文明」表現了殖民和擴張的傾向，那麼「文化」則表現了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這個民族必須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特性究竟是什麼？」他們必須經常從各個方面進行探求，以維持政治上、思想上與他人的界線。德語中「文化」概念所表達的傾向、所界定的範圍以及對民族差異的強調，正與這一歷史的進程相符。「究竟什麼是法國的？什麼是英國的？」很久以來，幾乎沒有一個法國人或英國人在他們的意識中提出過這樣的問題，而「究竟什麼是德國的？」這個問題，幾百年來卻一直沒有平息過。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對這個問題的許多回答中的一個便是「文化」。因此，通過「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意識是很不相同的。德國人自豪地談論著他們的「文化」，而法國人和英國人則自豪地聯想起他們的「文明」。儘管這兩種自我意識有著很大的差別，大家卻都完全地、理所當然地把「文化」或「文明」作為了觀察和評價人類世界這一整體的一種方式。德國人也許可以試著向法國人和英國人解釋他們所謂的「文化」，但是他們卻無法表述那種特殊的民族傳統和經驗，那種對於他們來說這個詞所包含的不言而喻的感情色彩。法國人和英國人也許可以告訴德國人，是哪些內容使「文明」這一概念成了民族自我意識的總和。然而，不管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是多麼理性，多麼合理，它也是經過一系列特殊的歷史積澱而形成的，它也是被一種感情的、傳統的氛圍所環繞的。這種氛圍很難解釋，但卻是構成其整體意義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德國人想對法國人和英國人解釋，為什麼「文明」這一概念在他們看來雖有價值，但僅是次一等的價值時，這種討論便失去了意義。「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往往會與那些僅在某個小群體、某個家庭、某個宗教派別、某個班級或某個「同盟」內部使用的語言有相似之處，對於知情者來說這種語言內涵豐富，而對於局外人來說卻意義甚少。這是因為這些概念是在共同經歷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同使用它們的群體一起成長、一起演變的，這些群體的狀況和歷史就反映在這些概念之中。對於那些沒有這種經驗或沒有同樣的傳統、經歷的人們來說，這些概念是蒼白的，而不是生動的。自然，「文明」和「文化」形成的背景既不是某些宗教派別，也不是某個家庭，而是形成這兩個概念的社會，是整個民族——或許，最早只是在這些民族中的某些社會階層。從許多方面都能看出這兩個概念與那些僅在某些小群體中使用的特殊語言有著共同之處，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往往有著某種共同的傳統和經歷。數學概念可以同表述它們的那些人無關，三角學不用顧及歷史便可以得到解釋，而「文明」與「文化」的概念則不然。可能是某個人用他所在群體內部現有的語言材料創造了這兩個概念——至少是給現有的語言材料賦予了新的意義；於是這兩個概念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其他人接受了其中新的意義和內容，又將其傳播開去，並在談話或文章中不斷將其完善，一個傳一個，直到它們成為可供使用的工具。人們用它們來表達共同經歷過的東西，並希望通過它們互相理解，於是它們成了時髦的語言，成了某個社會口語中流行的概念。這表明，它們不僅符合了個別人的表達需要，同時也符合了群體的表達需要。群體的歷史在這些概念中得到了反映，人們也因為這些概念所包含的內容而去使用它們；儘管他們知道得並不很確切，為什麼這些詞表達了這樣的意義和範疇，為什麼其中存在著細微的差異和某些新的東西。他們使用這些概念，是因為他們覺得理所當然。他們從小就學會了通過這些概念的有色眼鏡去看世界，至於這些概念的社會起源及其過程可能早就被遺忘了。一個概念可以世代相傳，但人們卻無法將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作一個整體傳下去。只要過去的經驗和狀況在現實的社會存在中還有一定的價值和作用，只要世代相傳的人們還能夠從這些詞的意義中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這些概念便有生命力；一旦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與這些概念的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經驗相聯繫的東西，這些概念便會慢慢死去。有時候它們只是停滯了，或者是其中某些特定的範圍停滯了，以後又會從新的社會狀況中再次獲得新的現實意義。人們之所以重新記憶起這些概念，是因為現實社會中的某些東西藉助過去的詞彙得到了體現。顯然，德語中與「文明」相對立的「文化」概念在1919年以及這之前的幾年裡又重新活躍了起來，因為有人以「文明」的名義對德國進行了戰爭，同時，也因為在和約籤訂以後所出現的新情況中，德國人必須重拾自己的信心。顯而易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戰後德國的歷史只是給一種對立的觀念注入了新的刺激，而這種觀念的對立從18世紀以來就是通過「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來表現的。或許是康德最先用這種相近的概念來表達他那個社會中某種對立的經驗。1784年，他在「從世界公民的觀點撰寫世界通史的想法」一文中寫道：「我們通過藝術和科學達到了很高的修養，我們太文明了，以至於繁文縟節成了累贅……」「道德觀念屬於文化範疇，」他繼續寫道，「而這一思想的流行，只不過造就了那些追求名譽、追求表面的禮儀規範等所謂的德行，只不過推進了文明而已。」儘管這一對立命題的表述在其概念形成的時候就已經與我們現在的說法接近，但形成這些概念的具體出發點以及它們所涉及的經驗和情況在18世紀末卻截然不同。不過，當時所涉及的經驗和情況與我們今天使用這些概念時所依賴的經驗和情況還是有著歷史的聯繫的。當正在形成的德國市民階層代言人，即處於中等階層的德國知識分子， [3] 大都還是「從世界公民的觀點」來談論問題的時候，「文明」與「文化」概念的對立首先是模糊地、僅在其第二層次的意義上才涉及民族問題，其表層意義所反映的僅是一種社會內部的矛盾。不過，這一社會矛盾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孕育著民族問題的萌芽，主要是那些講法語的、按照法國模式「文明化」的宮廷貴族與講德語的、處於中等階層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知識分子這個階層主要是由市民階層中「諸侯的僕役」和廣義上的國家公職人員所組成，其中也有來自農村的貴族。這也就是說，知識分子這個階層遠遠地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們不是在政治的範疇裡，而首先是膽怯地在民族的範疇裡思考。他們全部的合法性存在於他們的思想、科學和藝術的成就之中；在那兒，與他們對立的是社會的上層。在知識分子看來，這些人「一無所成」。這些人是靠他們已經和正在形成的上流社會的舉止行為來證實自我以及建立起自我意識的。這便是康德在講到「文明變成了累贅」、講到純粹的「繁文縟節」、講到「追求名譽」時，眼裡所看到的那個階層。這便是德國中等階層知識分子與佔統治地位的宮廷上流社會關於文明教養的爭論。這一爭論在「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形成的過程中起了作用，然而，與這兩個概念所反映的內容相比，這一爭論本身的歷史更為悠久，影響更為廣泛。這一爭論早在18世紀中葉之前就能覺察到了，儘管在當時它只是各種思想的弦外之音，與18世紀中葉之後相比，還顯得異常微弱。1736年出版的《澤德勒百科大詞典》中關於「宮廷、禮貌和宮廷侍臣」的條目使我們能很好地了解這一概念。因為這一條目太長，無法在這兒全文轉錄。條目中寫道：「『禮貌』一詞無疑是從宮廷及宮廷生活中來的。大君主們的宮廷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想在那兒試試自己的運氣，這就是說，要設法贏得君主和宮廷中最上層人物的垂青。人們想方設法去博得他們的歡心，使他們相信，我們隨時都準備竭盡全力為他們效勞。雖然我們並不是隨時都能夠或願意這麼做，並且這種不能夠和不願意一般都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這一切都是以禮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我們以表面的行為給他人以最好的保證，以至於使他們對我們寄予美好的希望，認為我們多麼樂意為他們效勞；這使我們贏得了別人的信任，使他在不知不覺中對我們產生了好感並很願意給我們以回報。禮貌的普遍意義在於，它能給具備它的人帶來特別的好處，儘管我們應該靠本事和德行來博得別人的尊敬。可是有多少人真有本事和德行呢？是的，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去尊重本事和德行呢？那些流於表面的東西往往更能打動那些只注重外表的人們，尤其是在能迎合他們願望的時候。用這些來形容一個禮貌周全的人是再確切不過了。」這一條目樸實地、不帶任何哲學闡釋地說出了與康德相同的對立命題，即一面是虛偽的、表面的「禮貌」，另一面則是真正的「德行」。顯然，這一命題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社會狀況而言的，只不過康德將其提高、深化了，並歸之於「文明」和「文化」的對立。在此，作者只是以悲觀嘆息的語氣順帶地談到了這個問題。18世紀中葉之後，情況有了改變。中等階層通過道德和教育來證實自我的傾向愈加明確、愈加堅決，他們與流行於宮廷之中的那種表面的、膚淺的行為的爭論也變得更加明顯了。
本文編選自《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題目為編者所擬。特別推薦購買此書仔細研讀。該選文已經過再編輯，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