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根斯坦表述過的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想必是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到的：「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對於不熟悉維根斯坦的人來說，這句話未免顯得武斷，甚至有些無意義。但正如作者在書中序言提到的：「這本書也許只有那些自己已經思考過在此書中所表述的思想或者類似的思想的人，才能理解。」說明了這句話要在了解維根斯坦的思想邏輯之後閱讀才有意義。但不得不承認，在當下一切快餐化的社會環境中，要花遠遠多於閱讀一句話的時間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對大多數人來講顯得有些荒唐。正因如此，人們也沒有意識到，對語言產生的誤解已經無處不在，而這個問題也恰恰是維根斯坦論述的主要思想。不可否認的是，這本寫於二十世紀初的書並不完全適用於現在，但也如黑格爾所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如今人們仍然可以從維根斯坦的表述中了解他的思考方式並作用於當下，因為由語言的誤用而導致的諸多問題現在看來也並不過時。
在討論別的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解釋一下維根斯坦的在《邏輯哲學論》中談了什麼，並以此作為根基來討論為何他的思想仍是有用的。自古以來，許多哲學著作都因為內容過於晦澀讓人敬而遠之。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哲學探討的問題是普遍的，可以適用每一個人的，那麼它理應是所有人都可懂的，又為何會被後人詬病過於晦澀呢？其實哲學晦澀的不是其內容本身，而是書寫哲學所使用的語言。在現代哲學開端之前，哲學多指代形上學，其研究對象主要圍繞存在和本質。由於形上學是抽象的和超驗的，這意味著它是難以用日常語言去描述的，因此當人們就一個形上學的概念展開討論時，往往需要重新排列組合已知的語言去描述未知的東西。如康德所說的「物自體」，如果不加以解釋的話，會難以理解這個詞指代什麼。哲學語言的晦澀也導致了本應作為普遍知識存在的哲學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甚至邊緣化。
於是維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即上文引述的：「凡是能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保持沉默。」在維根斯坦看來，語言是關於經驗的描述，但並非所有思想都是關於經驗的，因此語言可以表達的東西變得十分有限。同理，哲學研究的內容也不屬於經驗，但人們在思想和表達哲學問題時，只能用語言來描述，因而導致這些描述變得無意義。維根斯坦認為「一切哲學問題都是對語言的誤用」，是因為語言被誤用在了它無法描述的事物上，以致前人討論的 「哲學問題」都是無意義的。在《邏輯哲學論》中，維根斯坦致力於給思想劃界，也就是在澄清什麼東西是可言說的，在找到可言說的事物的邊界之後（可說的要說清楚），不可言說的東西自然就在邊界之外顯現（不可言說的要保持沉默），以此來避免因人們硬去言說不可言說的東西而產生所謂的「哲學問題」。
但這並不代表維根斯坦認為哲學問題不重要，相反，他認為可以說出來的事物只是最小的部分，而那些不可言說的的部分（包括哲學）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只是否認了人們以往通過語言來表達哲學的方式。維根斯坦思考關於哲學問題是不是可以言說的觀點或許有些過時，但他所指出的由於語言的誤用而產生的矛盾卻仍在當下社會流行。尤其在中文語境下，對語言的層層誤用甚至可以成為思想史的一部分。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些詞是怎樣被誤用，和誤用之後產生了什麼效果。
在中文語境裡，「功利」雖然與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用的是同一個詞，其含義卻大相逕庭。中文裡的功利多有功名利祿的意思，如果說一個人很功利，或者功利心很強，往往是指此人為了追求虛名或者錢財而放棄內心真正的追求，帶有貶義的屬性。例如《莊子·外篇·天地》中就提到：「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行功利機巧之事，就會忘記自己的本心。德行完備的人會追求精神上的真正所需，不會為了功利目的去做言不由衷的事情。由於「功利」這個詞在中文裡的使用在先，當utilitarianism被翻譯成「功利主義」時，人們對功利主義的理解就產生了偏見，導致在中文語境裡，功利主義的常態是遭到摒棄。
功利主義雖然在十八世紀末才被邊沁和穆勒提出成為道德哲學的一個理論，但它出現的時間最早可以追溯到昔蘭尼的阿瑞斯提普斯和伊壁鳩魯提出的享樂主義，即主張人終其一生追求的不過是快樂。同樣的，功利主義雖有主張各不相同的眾多流派，但無論哪種流派都是基於對快樂的追求，因此功利主義可以理解為享樂主義的進階版，即致力於把享樂主義追求的快樂量化。功利主義主張快樂是善，每個人都追求快樂，而痛苦是不好的，要避免痛苦的產生。如果一個行為有助於增加快樂，也就是增加善，這個行為就是正確的，反之如果這個行為會導致痛苦的增加，那就是錯誤的。因此，想要一個社會達到最大的快樂總值（最大的善），就要把與此相關的所有個體的快樂和痛苦納入考量，以此來判斷採用何種策略能讓整體快樂值最大化，達到最大效益，因此功利主義最恰當的叫法是「效用主義」。
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功利主義是從個人角度出發的，它注重人的價值和個體之間的平等，即每個人都被視作一個人，不能被視作多餘或少於一個人。正因如此，把功利主義概括為「為了整體效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功利行為」的說法是對其極大的誤解，甚至可以說， 「功利主義」與「功利」在中文裡的含義幾乎沒有任何聯繫。但由於（粗略地看）功利主義更注重結果而非動機，與中文的「功利」不謀而合，導致功利主義在中文裡和「功利」混為一談。作為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功利主義在中文裡被如此不準確地理解是非常遺憾和危險的。
不可否認，關於功利主義的爭論有很多，包括功利主義本身發展出來的諸多流派之間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甚至對於如何界定和量化快樂值等問題至今在學術界仍被反覆討論和歸納。但這並不代表功利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仍在社會問題的實際應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舉個例子，福利國家的理論支撐就是功利主義，即通過收入再分配來改善貧窮。但在誤用功利主義者的人看來，功利主義消除貧窮的辦法應遵循「為了社會整體犧牲少數人」的原則，不救濟窮人，任其被淘汰。這其實是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鍋甩給了功利主義。如此對功利主義的誤用甚至比不了解功利主義還要可怕，因為它極大地封鎖了中文語境裡人們對於功利主義的思考和應用，也封鎖了諸多對社會有利的政策的可能性。這樣的矛盾正是維根斯坦所說的由於「對語言的誤用」而產生的無意義的問題，而這本可以通過用「效用主義」替代功利主義，用語意澄清來避免一部分的。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女性權利的討論此起彼伏，使女權主義這個詞被頻繁提及，其中不乏對女權主義知之甚少的人陸續發表看法，使討論再次淪為爭吵，理性再次被口水淹沒。能在中文網際網路中看到這種矛盾的顯現當然是一種進步，只是這種矛盾還遠遠不到可以「討論」的標準。討論是建立在參與討論的人都明確在討論內容範圍的情況下進行的對話，但如今很多關於女權主義的所謂的「討論」都是建立在不了解或者誤解「女權主義」的基礎上的，導致圍繞這些話題的對話像是搭錯了的電話線，往哪說都是無意義的。因此也有必要對「女權主義」的含義做一些澄清。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女權主義（feminism）中的「權」代表的是「權利」（right）而不是「權力」（power）。權利主要指代人權，即作為人類應該享有的權利，例如生命權和自由權，是值得被爭取的。而權力多指對他人他物的控制和影響，是需要被警惕的。生活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女權主義倡導者正是因為察覺到了女性作為人類應該享有的權利在社會中的缺席，才發起了關於女權主義的運動，以此來為女性爭取作為人的權利。這種主張在現代化的文明社會，是無論作為何種性別都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已經建立起了「所有人類都需要人權」的共識。女權主義同廢奴主義一樣，是人類社會的覺醒和進步，因此在概念上來說，反對女性權利也是反對人權。然而女權主義在中文語境裡的應用還是導致一些沒有必要的矛盾，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女權」在中文裡容易被望文生義。
Feminism在中文裡被翻譯成「女權主義」，從字面上理解的話，很容把它放在與「父權」（patriarchy）同樣的層面上相對。誠然，女權主義運動是對父權社會的一種否認與反抗，但必須注意的是，父權中的「權」指代的是權力，主要強調男性在社會中的支配地位，和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運作模式，這與女權主義中強調的「權利」完全不同，更不能放在同一個層面來對比。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與歧視在當下仍然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以爭取女性權利為目標的女權主義運動是一定會對父權社會造成衝擊甚至瓦解的，但這並不代表女權主義者要用一種與「父權」對立的，以女性作為權力中心和支配地位的社會運作模式來代替父權，從而反過來壓迫與歧視男性。恰恰相反，女權主義追求的是性別平權和反歧視，因此女權主義運動也是平權運動的一種，只是女權主義更多是從女性經驗的角度出發的。這也是為什么女權主義在中文裡為了避免歧義應叫作「女性主義」。
只有在弄清楚了女權主義的含義，澄清了對女權主義的誤解和偏見之後，人們才有可能對女權主義進行更深刻的討論，但由於這種誤解至今還沒有被澄清，導致中文網際網路對女權主義的爭吵還停留在「男性是不是能理解女權主義」的問題上，而這本身並不應該是個問題。承認性別之間的差異，和主張性別平權，這在女權主義運動中並不矛盾。男性當然沒有辦法體驗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受到的壓迫，正如女性也同樣體會不到男性在父權社會中收到的壓迫，但這並不影響兩性之間平等的訴求。例如前段時間某學校男老師性侵男同學的新聞被爆出後，許多女權主義者也在積極為受害者發聲，這顯然不是建立在女性理解被性侵的男同學的痛苦之後做出的行動，而是因為女權主義爭取的女性權利同時也是人的權利，所以也要為其他被侵犯人權的人發聲，無論受害者是不是女性。從這一點上來說，就不存在男性不理解女權主義的問題，因為所有有理性的成年人都可以理解人權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女權主義運動要做的是教化人們找到文明，使用理性，並且明白父權社會造成的悲劇不是能單純地甩給某個性別的人群的，要改變這種現狀是需要所有性別一起努力的，而這與當下中文網際網路上越來越嚴重的男女性別對立可謂背道而馳。尤其是在女性地位較低的東亞，女權主義應該是撼動高牆的一本書，但人們對它的誤解正在把它變成牆上的另一塊磚。
如果說女權主義是被中文的望文生義所拖累而產生了不必要的誤解，那麼「公知」和「理中客」兩個詞可以說是在土生土長的中文網際網路裡被完全汙名化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提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話，想到的可能不是單個的人，而是一個群體。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他們正如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所說的：「以社會公眾可以接近的方式表達自己，並且其表達聚焦於有關或涉及政治或意識形態色調的社會公眾關注之問題。」在那個時候，公知是受人尊敬的，因為人們渴望知識，而公知願意傳播知識。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雖然知識分子不再以群體的形式存在了，但社會大眾仍然關注他們的看法。甚至在微博出現之後，人們還會幻想，或許公共知識分子的階層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再現。然而十年後的今天，「公共知識分子」在中文網際網路裡早已不是本來的意思，因為智性不再是主流，社會大眾反而嘲諷有知識的人好為人師，甚至有些學者由於傳播「西方思想」而被罵崇洋媚外，「公知」也成了人人喊打和討伐的對象。當人們用站隊代替思考時，他們不再需要知識，也不再需要知識分子提供的觀點，畢竟黨同伐異只需要粗暴割席。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也代表著理性的衰落和反智的崛起。
在「公知」這個詞已經完全變味之後，那些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又該如何自處呢？他們沒有辦法自處，因為沒有別的詞彙可以代替「公共知識分子」。在「公知」被汙名化後，那些仍以傳播知識和觀點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們已經找不到別的詞語來稱呼自己，於是公共知識分子原本所代表的概念在中文網際網路中消失了，而人們並不在乎公知們在教化民眾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把公共知識分子取而代之的是被誤用的「公知」，於是劣幣再一次驅逐了良幣。
公共知識分子的缺席其中一個根源是理性的缺席，而理性的缺席是由於對理性的誤用導致的。這裡要強調，理性指的是人運用理智的能力，可以看作是人的基石。換句話說，能意識到自我的人類都是有理性的。理性本是個無可指摘的詞，卻常常因為與感性對立而產生矛盾。例如A和B同時看到一個乞丐，A覺得乞丐可憐，於是給他5塊錢。而B通過對乞丐的觀察分析得出，乞丐是裝的，於是沒有給錢。這時人們就會傾向於認為A是善良且感性的，而B是冷漠且理性的。理性就與感性產生了對立，而實際上這種對立是不存在的。感性指的是人對一切事物的直接感覺而產生的感受，但這種感受是經過意識的反饋才得以實現的，例如一隻小動物看到乞丐就不會覺得他可憐，因為小動物沒有自我意識。而上文中的A和B 的不同反應都是看到乞丐之後的感覺反饋給意識，意識思考後做出的決定，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理性的體現。因此感性（包括人的共情能力）都屬於在理性的一部分。
在澄清了理性的邊界之後，就可以發現，理性的缺席是導致「理中客」被汙名化的重要原因。理中客原意理性，中立，客觀，本身並無黑點，但是總有一些打著「理性分析」旗號的文章在人類運用共情能力時假裝清醒，並對人們的情緒發出質疑。這些文章輸出的內容除了煽動各種群體間的對立之外，就是為利益相關方洗地，可以說與理性思考毫無聯繫。舉個例子，在今年三月份某段時間全網都在因為李文亮醫生去世而聲討武漢政府處理新冠肺炎不力時，有一篇公眾號就以「各位，這裡有點不對勁」的假裝理中客的標題吸引人眼球，在文章裡明嘲暗諷以往瘟疫蔓延時各個西方國家做的都不好，並且明確表示相比之下中國已經做了很多了云云。於是一部分人看進去了，還有一部分人以在悲傷憤怒的氣氛下不適合邏輯分析為由把這篇文章作者歸為「理中客」，但實際上他與理性，中立，客觀毫不沾邊。其實在任何時候理性思考都不應該被摒棄，因為理性與人類所有的悲歡喜樂並不衝突。理性告訴人們，要把自己當作人，也要把別人當作人，理性的缺席就是人性的缺席。
在中文網際網路的語言環境已變得十分汙濁的當下，對語言的誤用已經無可避免，以至於很多時候，當人們要描述房間裡顯而易見但不可言說的大象時，面對的是和維根斯坦想要描述哲學問題時一樣的困境。維根斯坦已經在《邏輯哲學論》中把可用語言描述的部分的範圍劃清，以致在此範圍之外的東西自然就顯現了。這個方法可能在哲學研究中已經成為歷史，但卻正在作用於當下的中文網際網路：人們正在努力用各種東西把房間填滿，並嘗試描述房間裡面除了大象之外的所有細節，希望可以因此試探到大象的邊界，並把握到它的輪廓。維根斯坦雖主張對不可說的東西要保持沉默，以免造成對語言的誤用，但在中文語境裡，人們恰恰需要誤用語言去打破沉默，並讓矛盾得以顯現。
在中文語境裡，規定語言的使用方法是當權者權威的體現。當描述房間裡的東西也變得困難，而人們也不被允許發明另外一種語言去描述有關大象的一切信息時，他們只能用當權者規定的語言去描述這種語言範圍之外的東西，於是還是陷入了維根斯坦所說的「用語言描述不可描述之物」的陷阱中，又一次對語言進行了誤用。但這種誤用與前文提到的誤用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誤用語言的人是自省的，或者可以說，故意誤用中文是需要表達的人在中文網際網路的生存之道。舉個例子，五月三日是國際新聞自由日，有一個微博博主發了三張馬克思說過的關於新聞自由重要性的圖片，引來不少轉發和評論。在早期評論還可見時，其中大部分都是類似於「這是什麼大鬍子臭公知？」的評論，有的加了狗頭有的沒加，但人們心裡都清楚這是什麼意思。
赫塔·米勒也曾在散文集《國王鞠躬，國王殺人》中說過：「語言即家園。」她也曾叩問：「薩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時候，他在俄語中還能找到家園嗎？」顯然，這個問題在中文裡的答案，已經在李文亮醫生訓誡書中的「你能做到嗎？你聽明白了嗎？」兩行字裡被找到。維根斯坦說「語言是思想的界限」，是因為人的一切思想都由語言構成，人們無法描述思想之外的東西時，也就無法思考語言之外的內容。當母語不再是家園，當它代表了權威，並且被用來築起高牆時，使用母語的人只能從語言的深處為思想尋找家園。如同在五月四日b站發布的《後浪》演講中，不同的人對於當權者的語言輸出有兩套完全不一樣的理解。看不到房間裡大象的人認為大象的低吼是房間在裝修時發出的振奮人心的聲響，於是自己也忍不住跟著鼓掌，而看到大象的人都在被規訓的中文裡找到了出路。
引用：
1. 【奧】路德維希·維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賀紹甲譯，商務印書館第1版，2010
2. 莊子《莊子·外篇·天地》
3. 【英】傑裡米·邊沁《論道德與立法的原則》，程立顯譯，宇文利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
4. 【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效益主義》，葉建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5. 【美】理察·A·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 – 衰落之研究》，徐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6. 【德】赫塔·米勒《國王鞠躬，國王殺人》，李貽瓊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