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缺乏法律的保障，日本社會文化要求受害人要隱忍。
儘管日本是一個充滿性意味的國家。「一旦涉及到約會強姦、性侵犯，這些話題從不會被輿論提及，你看不到這方面的公開指控」，《讀賣日報》犯罪記者Jake Adelstein在接受BBC的採訪時說道。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公布的數據顯示，關於向警方報案的強姦指控數量：英國510起/萬人；日本10起/萬人（來源：BBC）。記錄在案的強姦案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瑞典。
這並不是說，日本對女性而言就更加安全。
日本上智大學副教授 出口真紀子
實際上，無論在瑞典也好英國也罷，這些國家的受害者處於更敢於報警、訴諸法律的社會環境。
而日本女性很少有人會提出關於性侵犯的指控，有數據顯示超過95%的性侵事件沒有報案，日本人普遍不會公開討論強暴案件，輿論也常常一味地責怪受害人而非是加害者。最終，大多數的受害者最終都選擇了「忘記過去」，保持沉默。就連警察也會規勸受害者停手、接受和解，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黑箱》中，伊藤還引用了這樣一組數據：
在性犯罪的案件中，通過庭外和解與協商的方式撤回控訴的比例，實際高達35.4%（2010年統計數字顯示）。
伊藤詩織在報案後，也同樣不止一次聽到過類似的警告和勸阻：如果你這樣做了，在男權氛圍濃厚的日本新聞界，哪怕沒有得罪什麼政治人物，日後恐怕難以在新聞界立足了，人生也會泡湯。
2017年5月，伊藤詩織決定向檢察審查會遞交案件複議申請。她下定決心藉此時機公開發聲，召開媒體見面會。
在此之前，伊藤也嘗試通過媒體訴說自己的遭遇，她接受了《周刊新潮》的採訪，以一個不具其名、不見其貌的女性受害人A的形象被報導。
「不可以在安於做個『受害者A』了！」
公開真實的身份，以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登場，或許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影響。
而伊藤的父母在得知她想開媒體見面會時極力反對， 「比起去向社會宣戰，我更希望你作為一個人，……身為一個女性，能穩穩噹噹地結婚」，就當一切都不曾發生，這樣活著。
當她執意選擇站出來在發布會公開指控山口後，令人吃驚的是，社會對待遭受性侵犯的她相當冷漠無情。
「日本女性不會講述這麼羞恥的事情，伊藤詩織不是日本人。」
「公開談論自己被性侵經歷的日本女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僅憑這一點，她就在撒謊。」
「賤人，她一定是妓女，為了上位到處和別人睡覺。」
「這個女人是瘋子，全是妄想，不過是為了攻擊安倍政權的伎倆罷了。」
這樣不堪入耳的指責，正是伊藤詩織所遭受的。
發布會後，網絡上有人謾罵，有人抨擊她沽名釣譽，有人甚至人肉出她的家人朋友。
更令人心寒的是，來自同為女性的一名政府議員的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