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電視報》3月5日 記者：孫蓮蓮
1月25日，正月初一。總臺增援武漢的第二批報導團隊啟程，在許多戴著口罩的身影中，我們看到了董倩，鏡片背後一雙眼睛，柔中帶剛，理智、透徹裡藏著溫情。臨下高鐵之前，有同事問她接下來的工作計劃，董倩說：「到了，該幹活了。我是人物專訪記者，來給他們進行一次能多深入就多深入的訪談。其實人是最能夠反映出一個環境裡面的狀態的，對吧？」
●武漢每一個人都是新聞的主角1995年進入中央電視臺工作，從《東方之子》、《新聞調查》到《面對面》、《新聞1+1》，董倩一直擔任專訪記者。這位「有著20多年人物採訪經驗的老記者」，把她關注的目光又一次投射在人的身上。「我覺得任何一個新聞事件，不管大小，承載這個新聞事件的核心一定是人。現在武漢每一個人都是新聞的主角，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者、決策者，還是實施者、承受者，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都是主角。每個人就好像是一塊小瓷磚，把它們拼接起來，就形成一個馬賽克。你採訪的人越多，涉及的面越廣，你拼起來的這張圖畫就越接近清晰。」
在武漢期間，董倩幾乎是馬不停蹄地深入醫院、社區，她去的都是危險的地方，她採訪的都是工作在一線的人。「我對這些人的採訪，自然會問到他們經歷了哪些事，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他們在情感上經歷了什麼，這次疫情給身處其中的他們帶來怎樣的影響和改變。」在董倩看來，她的每一個採訪對象「都很棒」，「每個人身上都有觸動你的地方。」
「我們都很心疼你們，但是沒辦法，我們無力。這時候最有力的就是你們，所以還得指望你們。胡醫生，沒別的話，就是多保重。」在採訪武漢市肺科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胡明時，董倩說。有觀眾表示，董倩的這句叮囑，「把我們打心底裡想對醫生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是一個職業採訪者，經常告訴自己要冷靜、客觀，一般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帶進去。」但那一刻，一句發自內心的「保重」自然而然脫口而出。「當時我們聊到他的作息時間，他說他一天吃飯沒有時間點，睡覺也沒有時間點，睡的也比較短。我就話趕話問他，你們醫生不是囑咐我們說，要吃好睡好、增加抵抗力嗎？你們叫我們做的這些，你們自己恰恰做不到，但是你們又恰恰最需要這些。他當時就說，哪有打仗的時候因為沒吃飽肚子，沒休息好，就不上戰場的？說這些的時候，你就覺得他不僅僅是一個醫生，而是更多了一層身份：一個上戰場打仗的戰士。可是就指望著他打仗了，你想幫他，你幫得上嗎？」
這一刻，董倩只能送上充滿敬意的祝福。而胡明醫生的開朗令董倩印象十分深刻，他還寬慰董倩說：「其實武漢沒有那麼可怕，武漢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
●「狠心下刀」背後的共情與「懂得」「不會太遠是多遠？」
「遠的話可能10年左右，不遠也就是5年左右。」
「您說的是生存，但是正常能夠走（還有多長時間）？」
「那就不敢保證，不知道會是多久。」
這是《面對面》裡董倩和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的一段對話，對話內容直指身患漸凍症的張定宇的生存期。其實問出這些話的時候，董倩心裡也很難過。「採訪他的時候，我就好像拿著一把手術刀，觸及他最深的那個傷口。他的傷口是什麼？是漸凍症。」有人說，漸凍症是比癌症還要殘酷的絕症，肌肉萎縮無力、機能退化喪失，一個人就感覺身體好像漸漸被凍住。「如果我是朋友，我一定會避免碰觸他心裡最難過的地方，但我是記者，我不能不去發問。」
在不少人眼裡，董倩是一個「問問題問得特狠」的記者，人們印象深刻於鏡頭前她不依不饒的追問，甚至有人批評她有些「尖銳」、「不近人情」。但看似咄咄逼人的架勢背後，其實是一顆柔軟的心。「你想想他（張定宇）多難啊，臀大肌是人身上最大塊最有力的肌肉，有一天睡覺的時候他自己摸摸，都凹下去了，可是第二天起來，還是得繼續幹。我聽他說這些的時候，真的挺難受的。」
「我步步緊逼，其實於心不忍……」這是董倩在她的隨筆集《懂得》裡寫下的話。她說，「記者的職業就是把人在經受非常時的本能心理，盡最大的努力保存下來。我要把我的採訪對象，帶回到事發的心境中去，把當時那種左右為難、舉步維艱掰開揉碎地講；我要把他們個性和人性中最閃亮的地方展現出來。」
這次訪談，董倩的話題更多圍繞的是張定宇的病情。「比起他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做過什麼，我更關注的是這次疫情的發生，讓他不得不把自己的病情告訴大家了。我們看到他在與疫情做鬥爭，但更多的其實是他在與自己的病情做鬥爭。」
採訪前，董倩試著問張定宇：「張院長，您看咱們能不能聊一聊這些年您是怎麼和這個病（漸凍症）打交道的？」出乎意料的是，張定宇很豁達。「他一點也不隱諱。他說以前不想說，是不想給別人添麻煩。現在說出來了，就要去面對。」董倩印象最深的是張定宇的笑，「哈哈哈」的大笑，真誠、坦蕩、爽朗。「這麼沉重的話題，您還能笑得出來？」董倩問。「我現在已經能夠面對它。這不是多可怕的事情，人生的終點都是要面對死亡，只是我的終點不可能走得太遠，我就要把這個時間用足，用好。」張定宇說。
「我覺得有時候新聞記者就像外科手術的醫生。你說我這一刀下去，目的是什麼？讓他受罪嗎？把他的傷口再拉開給別人看嗎？當然不是，我是要治病，要把傷口縫合。」25年的記者生涯，許多次，董倩不得不這樣「狠心下刀」，也有許多次，在完成這「蛻層皮一樣」的採訪後，採訪對象對她說：「謝謝你。有些事自己是不敢深想的，可是你逼著我去想了。想了，說出來，能喘口氣。」
這次在戰「疫」一線，董倩的提問中也不乏直指問題核心的「犀利」。採訪李蘭娟院士時她問：「武漢什麼時候是個頭啊？他們到底要隔離多久？」採訪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醫生張旃時她問：「我採訪您的時候，就問過宣傳部的人員，我要怎樣防護。我把護目鏡、手套、防護衣都準備好了，這種心理您怎麼看？」採訪武昌區公安分局中南警務站站長劉俊時她問：「為什麼你們警察一去事情就很快能夠平息？」而正是由這些「犀利」提問引出的一個個真誠、坦率的回答，如一塊塊碎片匯集，拼接出一幅真實、鮮活的武漢戰「疫」圖景。
疫情背景下，記者應該怎樣採訪？在一次次採訪中，董倩也在不斷思考——只有更加真誠，更加設身處地。她曾在《懂得》裡寫道，「我跟採訪對象素昧平生，相處時間也僅僅是採訪的個把小時。但就是在這個時限裡，我跟他們一起去經歷內心的出生入死，在狂風驟雨中的那條小船上，只有我們兩個人，不管是遍體鱗傷或者毫髮無損，我都要最近距離地觀察、感知、體悟。」
一次好的採訪，必然是心與心之間的共情和「懂得」。
●去新聞現場是一個記者的本能去武漢，對董倩來說並不需要太多考慮。「我是主動申請去的。」董倩說，做了25年的新聞記者，去現場已經成為她下意識的舉動，甚至不需要一個「決定的過程」。「任何一個職業做久了之後，都會形成一種職業本能，25年的職業訓練已經讓我訓練有素，就好像膝跳反射一樣，這是我的本能，當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一個記者該做什麼！」
正月初一，董倩拉著行李箱離開家，出門時，她像平常出差一樣和家人告別：「我走了，這次（出差）時間可能會長一點。」上初三的兒子忍了又忍，終於說了一句：「武漢那麼危險，媽媽能不能不去啊？我馬上要考高中了，你不是說好幫我整理一下複習計劃嗎？」當時很多情況都是未知，大家都覺得害怕。孩子就擔心媽媽要是傳染上該怎麼辦，當時覺得好像傳染上就會死一樣。但從小在母親「說走就走」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他知道這個時候是留不住母親的，因為他太了解母親對這個職業的堅持和追求。
「要說怕吧？也不是怕，就是擔心。為什麼擔心？因為未知，不知道前面等著我們的是什麼。病毒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是它的殺傷力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當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究竟該怎麼防護才有效。這些不確定都讓人感覺心裡沒譜。」25年的記者生涯，各種急難險重的採訪任務董倩基本上都經歷過，許多暗含危險的現場，也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地震、颱風、洪水、海嘯、泥石流……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洩漏、2015年8·12天津濱海新區危險化學品爆炸……當災難來臨時，她多次「逆行」趕往一線。「核輻射、不明有害氣體，也是看不見摸不著，我們也都去過、經歷過，心裡是有底的，談不上什麼怕。」想的最多的，反而是如何做好防護，因為「你不把自己保護好，就沒法開展工作。」
●我就是想去看看更多的人和事截至2月26日，僅僅一個月時間，董倩在武漢前線完成了42期新媒體《央視新聞面對面》人物專訪，4期新聞頻道《面對面》人物專訪，20期《戰疫情特別報導·武漢直播間》，7期《武漢觀察》專題片，以及包括《新聞1+1》、《東方時空》等新聞頻道各時段的大量直播連線報導和評論。驚人的工作量，驚人的戰鬥力。但在了解她的同事看來，這沒什麼驚人的，董倩平時就是這個樣子的。在武漢前線，她常常「從早上爬起來一直到回屋睡覺，一直在採訪。多的時候，一天要採訪五、六個人。」晚上回來連話都不想說，因為「白天都已經說一天了」。每隔一天會有演播室直播，上午一檔，下午一檔，都是人物採訪。而即便是在直播日的中午休息時間和下午直播之後的空當，董倩也要出去採訪人物。「沒有什麼累不累，我就是想再去看看更多的人和事。」
出入醫院、隔離點、社區採訪，通常的情況下，記者們也沒有更多的防護，「就是戴口罩，勤洗手。」董倩說，「一天到晚在醫院採訪，口罩永遠得戴著。一旦離開醫院的區域，到了一個相對空曠的地方，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扯口罩，真是憋悶死了。」口罩戴時間長了，臉上難免會留印子，不過董倩覺得無所謂，讓她在意的反倒是「戴口罩採訪，總是把我的眼鏡給虛糊了，上面一層水汽，影響我採訪。」
全副武裝的防護服，董倩還是上次去日本報導福島核洩漏的時候穿過，這次又穿上了。「這次我更多是站在醫生護士的角度去體驗。」董倩說：「我老是問人家，穿上什麼感覺，等自己穿上就知道，憋死了。眼鏡之外又有護目鏡，看不見，喘不上氣，行動也不方便。外科醫生還要穿成這樣做手術，有時候要連穿好幾個小時，也不能上廁所，他們真的挺了不起的。」
有細心的觀眾發現，董倩在出鏡時穿的衣服總是那麼兩身，一件灰色的大衣、一件黑色的羽絨服，都很樸素。董倩也坦言，帶到武漢的衣物不多，一來「打仗」就是要輕裝簡從，二來「別讓觀眾把關注的目光放在你那裡」。25年來，樸素一直是董倩的採訪風格。正如她在《懂得》裡所寫：這是我最喜歡的狀態——雖然攝像機對著我，但是我卻隱藏在攝像機後面。就像珠寶店櫃檯裡的黑絲絨，它的存在就是為了襯託出每一顆寶石的獨特。
「穿什麼一點都不重要，別凍著就可以。」董倩笑道。不過，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對一個在北方待慣了的人來說，南方冬春交際的天氣尤為溼冷入骨。「有一種澆花的方法叫坐水，就是讓花坐在水盆裡，把水從下往上吸。」在戶外採訪，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董倩感覺自己好像也變成了水盆裡的花，「涼氣就這麼一點一點地從腳底吸上來。」
冷得不得了，為什麼還一定要在戶外採訪？董倩說，這是出於安全防護的考慮。「到武漢初期，如果不是一定要採訪裡邊的患者和醫護人員，我們能不去隔離區就不去隔離區。為什麼呢？不是害怕被感染，而是因為防護裝備太緊缺了。去採訪一次就『浪費』一件防護服，真是捨不得。所以我們都是儘量把這些採訪對象請出來接受採訪，別的地方不敢保證，外頭最安全，凍著就凍著吧。」而隨著到達支援的醫療隊越來越多，醫療防護物資的不斷到位，方艙和隔離點的不斷建立，董倩又開始穿上防護服，到紅區去深入採訪報導。
●好消息跟著好天氣一塊兒來了武漢「封城」已經一個月，董倩也在時時關注著疫情給這個城市帶來的變化。「武漢在我印象裡是一個大喇喇的城市，武漢人說話聲音大、爽快，很熱情，但是我們正月初一到達這裡的時候，感覺完全不是你印象中的那個城市了，這個城市以前的特質全沒有了，一下子就變得很安靜。」
不過，在後續採訪的日子裡，董倩依然感受到了武漢人的熱情。「從正月初一到現在，一直是幾個司機師傅輪流拉著我們出去採訪。我們去醫院，去隔離點……哪兒都去，但他們都是二話不說，拉上我們就走。有一天，一位司機師傅跟我說，委屈你們了，到這兒來吃不上喝不上的。他話不多，但我聽了感到很貼心。他們自己多不容易啊，卻還覺得我們不容易。」
在一個隔離點，董倩遇到一位患者大姐。「她見到我們記者去採訪，就說，哎呀，我真是給你們添麻煩了。我說，這是哪兒的話？她說，我覺得武漢人都對不起你們，你們整個春節都沒休息上。為了給你們少添點麻煩，我到了隔離點，空調也不開，電視也不開，我就想著，能省點兒電就省點兒電。你看，這些武漢人他們心裡是愧疚的，覺得自己對不住別人。可是他們怎麼會給別人添麻煩呀？明明是病毒來找他們麻煩的。」
在武漢，還有很多細節讓董倩感到很溫暖。「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個小飯館，在飯館大多停業的情況下，老闆主動留下自己的聯繫方式，說我知道現在很多醫護人員吃不上飯，叫不上外賣，如果你們需要，直接給我打電話，我做好飯給你們送去。我給他打電話，我說我不訂飯，我是電視臺的記者，想採訪你。他說，謝謝你的好意，但是我沒空接受你的採訪，我現在正忙著做飯呢。」雖然採訪被拒，但董倩卻感到很安慰。「我想採訪他，是想讓更多人知道他在做這件事。但是別人知道不知道他其實一點兒也不在乎，他在乎的反而是能實實在在服務到這些在一線努力搶救生命的醫護人員。」
2月8日，元宵節。董倩在寒風凜冽的馬路上，採訪了輾轉300公裡回單位「抗疫」的「騎行女孩」甘如意。採訪結束時，社區裡一個小夥子為他們送來一鍋他母親剛剛熬好的銀耳湯，他說，看到你們在這麼冷的街上採訪，我們一家人都感動了。捧起一碗熱乎乎的銀耳湯，暖熱了董倩快要凍僵的手指，也暖熱了她的心。
之前有一段時間，武漢的天氣變得非常糟糕。「一開始下雨，後來又下雪，冷雨夾雜著雪粒，淅淅瀝瀝，地上滿是雨雪打落的枯葉。」然而，僅僅過了兩天，風停雨住，雲開雪霽，「天氣沒法再好了，太陽早早就出來了，出門正見一枝梅花，迎風傲雪，每一個花骨朵都很飽滿。在等待什麼？等待春天。」
這一天，董倩剛好採訪了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王行環告訴董倩，雷神山醫院的救治工作正在有序展開，1000張床位馬上要投入使用，而且經過一個治療周期，又有一批患者治癒可以出院了。
「感覺壞天氣過去，好消息跟著好天氣一塊兒都來了。別看之前又是風又是雨，又是雪又是冰雹，但是別忘了大勢是什麼？春暖花開，才是大勢。冬天再冷，也一定會過去的。」
●記者是內容提供者，要搭起一座橋採訪董倩的過程中，忽聽見電話那邊門鈴響，是工作人員來送午飯。讓她趕緊先去吃飯，等一會兒該涼了，她說：「繼續吧，說完再吃。不好意思老拖著你，今天忙這事明天忙那事的，可我每天都惦記著（要接受採訪的事）。」前線的「戰鬥」狀態下，他們也很難做到像醫生叮囑的那樣「吃好睡好」。有時候採訪完了，大家就在馬路邊各自找一個背風的角落，站著吃上兩口盒飯。記者請她一定保重身體，她笑著說：「我平時鍛鍊足夠到位，一點兒也沒問題。」
這些天，臺裡多次和董倩約稿，請她寫寫自己在武漢的採訪故事，可她寫來寫去，寫的卻都是別人。「我真不會寫自己。作為一個採訪者，只有眼睛不斷地去觀察別人，怎麼可能有空去琢磨自己呢？」她更希望「通過我的視角，讓大家更多地知道我的同事們在前線都做了什麼」。
正月初一，董倩是跟著總臺新聞新媒體中心的同事一起來到武漢的。「都是一些20歲、30歲左右的年輕人。有一個叫李南星的小夥子，20多歲。我問他，來武漢你媽知道嗎？他說，我媽知道。我說，你媽讓你來嗎？他說，我媽讓我來。但是一說完，他的眼睛就紅了。他說，我覺得我挺對不起我媽的，我讓我媽擔心了。我說，怕媽媽擔心，你可以不來啊？他想了一會兒說，那我還是想來。說完，又笑了。這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真的還是一個孩子啊！可是這麼難，這麼危險，這些孩子們都是主動要求來的，對他們我是有敬意的。我想，經歷過這次『戰疫』後，他們會迅速成長為非常棒的新聞記者。」董倩說，她的年齡與這些年輕同事的母親一樣大，她天天跟這些年輕人一起工作，更願意幫助他們去做新聞。
董倩說，到武漢，就是要更多地看，更多地想，更多去報導，客觀冷靜地報導，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這是新聞人的本分。「職業本分是有彈性的，平常彈性弱，非常時期彈性就得加強，你就要比平常做得更多。非常時期新聞職業的本分是什麼?就是當好多人往後的時候，你得往前。這是這個職業對你的要求，不需要考慮，也沒什麼好說的。如果大家都後撤了，前方的一切後方怎麼知道啊?記者是內容提供者，我們要搭起一座橋，把武漢發生的一切，讓更多的人知道。」
來源：《中國電視報》3月5日 記者：孫蓮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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