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理教育是本科教育之核心的信念建立在一個獨特的美國式理念上，其最初源自古典教育和宗教教育。多年來，踐行這一信念的方式在於讓學生置身於具有重大意義的人性論辯、謎題和話語之中，並以此為手段發展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培養他們成為我們世界的積極公民。
然而，今天卻有許多人聲稱這種教育無關緊要、浪費精力甚至是危害，甚至還有人對公民權利的重要意義以及公共領域的觀念提出異議。有關亞里斯多德對「善的生活」的思考，孔子對公共倫理的思考，洛克和馬克思對財產起源的思考，傑弗遜和託克維爾對民主本質的思考，達爾文對人類進化的思考，杜波依斯對奴隸制遺留問題的思考，甘地對帝國之羞辱的思考，或者是波伏娃對女性如何被塑造的思考——在今天，讓學生深入這些命題是否依然重要，許多人也表示懷疑。時至今日，我卻仍然從早年一堂課的魅力中受到啟發。在那堂關於「自由意志與必然性」的課上，我參與了一場貫穿整個學期的辯論，辯論的一方是關於自由與人的能動性的理論，另一方則是源自生物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證據，命題的複雜性至今仍吸引著我。
我們對科學技術的依賴正在一步步地加深，不僅依靠它們來規劃我們與身處環境之間的關係，也憑藉它們重新塑造和定義我們同經濟、社會甚至自我的身體之間的關係。而我相信越是如此，對我們文學和藝術想像力的培養就越是不可缺少，我也相信，我們所有的學生都需要深入到科學領域古往今來的各種辯論和發現中，以直接地介入當前那些日益緊迫的問題。
值此艱難的時世——經濟動蕩、政府負債、針對眾多公立機構的幻滅情緒在不斷增長，我們所提供的教育也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檢驗。在高等教育費用持續攀升的情況下，這種檢驗不僅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必要的。
我剛才所主張的觀點有一個前提，即應該首先保證我們所有的青年都有適當渠道獲得大學教育，讓他們對負擔得起學院的費用沒有後顧之憂。當學生們背負著債務，又面對著不確定的工作前景從學校畢業時，也難怪我們被要求去評估一個學位實在的價值幾何——能否找到工作，薪水多少。博雅教育如今時常像是一項只有精英們才負擔得起的奢侈之物，甚至連精英們對此也持懷疑態度。然而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卻關係重大，正如同民主自身的未來、公共領域的特性、我們想像力的廣度，也同樣面臨嚴峻的挑戰。上述列舉的問題事實上都不是奢侈之物，無論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公正的社會，還是創造一個高效生產的經濟、運轉良好的政治體系，甚至一個可持續的星球，它們都是最基本的條件。
如果我們不能想方設法捍衛我們的公共責任和知識使命，我們就不能獲得足夠的資源來保護我們的大學，也不能從州政府那裡，從校友和捐助者那裡獲取更多的資助（我想明確一下，這幾者必須齊頭並進，不可偏廢）。我們決不能將精力耗費在內部的爭吵上，以致失掉了主張。我們必須以新的方式講述我們的故事，並向世人證明一所公立機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贏得大家的信任。當然，在我看來，我們必須把本科教育放在我們研究型大學的中心位置。
為此，我們將全力以赴為我們的本科生創造絕佳的機會。我們不應忘記一個振奮人心的事實，那就是伯克利學生中獲得佩爾助學金（Pellgrant）的人數幾乎等於常春藤大學獲該獎學金人數的總和。但這當然還不夠，我們必須通過提供更多的財政支持，更好的諮詢和能夠服務更多學生的配套建設，以支持和擴大（學生社會階層）的多樣性。我們也將繼續對本科課程保持持續和全面的關注，因為課程是博雅教育的核心，也是全體教員和大學最重要的職責。我們需要採取各種措施，為學生提供更加廣泛的獲取學術資源的機會，同時也在學生和教師、和擔負起督導角色的研究生之間創造更加密切的聯繫。
我們本科教育的成功必須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上：包括我們的「新生研討會」（freshmanandsophomoreseminars），我們的「大創意」課程（BigIdeascourses），也包括諸如「伯克利聯結項目」（BerkeleyConnectprogram）、讓研究生參與到教學中的「學生導師項目」（SMART）等一系列創新行動計劃。我們需要確保我們所有的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到實驗室和圖書館的研究工作中來，參與到覆蓋廣泛的、包括在國內和國外進行的研究項目中來，正如我過去求學時曾經歷過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