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長的一天》：日本就是這麼用電影反思二戰的？
文/馬慶雲
2015年夏天，日本也上映了一部二戰題材的電影，名為《日本最長的一天》。我們這邊上映的是《百團大戰》，反應的是我們領導者的思維模式。而《日本最長的一天》，我認為，未嘗不是一種日本官方和民眾普遍帶有的思維模式，也算是日本的主旋律電影。
這部電影，講述日本在二戰投降前夕，圍繞是否投降的問題，天皇、內閣、陸軍和海軍之間展開的較量。雖然較量，但這四方的最終意識，都是為了「大日本帝國」和日本人民好，誓死好捍衛國家和人民。日本的這部二戰電影，與世界其它國家，如美國、韓國甚至一些歐洲國家的戰爭電影均是反戰不同，它將日本政府、天皇和軍隊之間的為國為民歌頌到了極致上去，對戰爭對別國造成的傷害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對戰爭對自身百姓造成的傷害，也是一兩個鏡頭帶過。
我不知道能不能將一部當代拍攝的電影當做日本當下的部分人群的意識形態。但我從《日本最長的一天》中，看到的是日本「真誠的虛偽」。無論是主張投降的天皇、內閣，還是主張抵抗的軍隊，都完全沒有為自身的利益著想，都是一心為民的，這樣的人物神話，我仿佛在蘇聯對史達林的歌頌中見過類似的。乃至於日本陸軍首領阿楠刨腹自殺，都演繹的如此真誠與慷慨，完全沒有人性的懼畏和對自身的絲毫考量，滿眼的，都是國家和民族。
這部戲中，演的越真誠，或恐越把日本民族意識形態中的虛偽說的淋漓盡致。當然，我們可以追問，日本人自己怎麼看二戰。從電影反應出來的情景來看，日本絲毫不認為這是對世界的一次侵略，相反，無論是天皇還是政府、軍方，都認為，這是一次大東亞的共榮行動，只是遭遇了錯誤的抵制。《日本最長的一天》對侵略行為，避而不談，只使勁歌頌自己的先人們如何為國為民——這正是它們的圓滑所在。越真誠，則越虛偽。
從電影中，也可以獲取另一種訊息。日本，是一個民族性極強的群體，這種民族性，當然也可以說是日本國土範圍內的地域性情緒。在中國，有地域性情緒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河南。如果跟河南人說，你們河南光騙子，對面的河南老鄉大抵是要跟你叫罵起來的。河南老鄉，不許你說河南壞話，但只停留在不許你說上，過後，偷依舊是偷，盜也依舊為盜。日本的地域情緒，則不然。
他們也生怕別人瞧不起他們，也生怕別人發現他們的缺點、惡處。但他們會擰著勁兒，往所謂的好處走。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政治制度被西方嘲笑，所以他們搞政治改革，紀念敲開日本國門的黑船，定位事件，並熱情歌頌。他們二戰後努力發展民主、經濟、文明，註定個人衛生，注重集體素養。我們甚至於邋遢習慣了的人，會喜歡上日本這種集體向上的民族。
可是，日本的問題也正在於，他們強大到可惡的地域情緒。日本這個族群，缺少否定過去的能力。要維護地域情緒，首要的，便是不能否定過去。所以，日本的很多藝術作品，極力地去尋找日本過往的正確和價值。中國當下的很多思潮，實際上，也是再走日本的路數。這個地域，保持了完備的民族情緒。這種情緒，有時候可以激勵這個族群，往更文明的方向發展，從而獲得世界的更多肯定。但某些時候，這種情緒也會帶動這個族群，用自己的文明去「解救」世界其它不文明地區和國家。日本發動的二戰，正是帶著這種情緒來的。我們稱之為軍國主義。我認為，軍國主義，只是恰好迎合了日本的這種族群情緒罷了。
因為缺少否定過去的能力，所以，《日本最長的一天》只會努力找天皇、內閣和軍方的各種為國為民的東西，不敢提出對他們的任何批評。我們一直說，日本對二戰的反思不徹底。這種不徹底，正是源自日本族群意識中的對祖輩的不可否定的情緒。帶著這種情緒創作出來的電影，從反戰的角度講，我認為《日本最長的一天》是以看似真誠的方式拍一個其他地區人民覺得非常虛偽的歷史。
如果電影真箇可以當做當下部分日本人的群體心態來看的話，那我覺得，《日本最長的一天》是有毒的，日本的部分民眾心態，也確實是值得警惕的。我比你更文明，那我就有權利殺了你。這句話，是否站得住腳？需要日本部分人思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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