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所有男女都平等。我將此視為我們政治理論的主旨。」
針對沉迷於等級和特權的右翼人士的這一反駁，來自19世紀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所著的《Phineas Finn》一書中自由奔放的自由主義女主人公格倫科拉夫人(Lady Glencora)之口。它概括了很多左翼人士的根本錯誤。
這部小說的激進分子之一約舒亞•蒙克(Joshua Monk)看穿了這點。他說：「平等是一個醜陋的詞彙……它讓人害怕。」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目標不應該是平等，而是「提升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實現這一目標不是通過再分配，而是通過自由貿易、義務教育和婦女權利。
此後發生的情況正是這樣，在英國自1800年開始，或者在義大利自1900年開始，或者在香港自1950年開始，實際人均收入增加了15倍至100倍之多，取決於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計入鋼梁和平板玻璃的質量提高，以及醫藥和經濟學的進展。
相對而言，最窮人群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富人變得更為富有了，這沒錯。但還有數百萬人擁有了暖氣、汽車、天花疫苗、室內給排水系統、廉價旅行、婦女權益、兒童死亡率下降、充足的營養、更高的身材、壽命延長一倍、子女上學、報紙、投票權、有機會上大學並得到尊重。
人類歷史上以往從未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古希臘或古羅馬的鼎盛時期沒有出現過，古埃及和中世紀時期的中國也沒有出現過。我所稱的大富裕(Great Enrichment)是經濟歷史的主要事實和發現。
然而，你聽到的觀點卻是，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不平等，我們必須讓所有男女平等。不，我們不應如此——至少，如果我們想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的話，就不應從這個角度出發。
從道德上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只應關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當中的最窮人群是否在趨向於擁有足夠多的資源，可以有尊嚴的生活並參與民主？答案是肯定的。即便在已經富有的國家，例如英國和美國，窮人的實際收入近年也在增加，而沒有停滯——如果正確衡量收入，計入更佳的醫療、更好的工作條件、更長的受教育時間，更長的退休生活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商品質量的不斷提高。沒錯，收入增加的速度慢於上世紀50年代；但那個快速變富的時期是在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二戰的悲慘挫折之後出現的。
當然，富人如何獲得財富的問題在道德上很重要——是通過偷盜還是通過投對了胎（借用億萬富翁投資者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話）？或者來自自願換取廉價水泥或廉價航空旅行，現在富有的人們知道把這些提供給那些曾經貧窮的人們。我們應當對盜竊行為提起公訴，並重新引入高額遺產稅。但我們不應殺雞取卵。
在道德上並不重要的是，衡量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不斷輪迴的歷史起落，或者1%的富人中1%的豪富的過分行為，300年前我們或許能在凡爾賽宮看到類似的行為。世界上真正富有的人還不夠多。如果我們收繳全球最為富有的85個人的財產，用其成立一個基金，每年分給最貧窮的一半人，那麼他們的每日購買力僅會增加不到4便士。
例如，國際社會對非洲或中南美的全部外援，抵不過富國取消農業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給這些地區的國家所帶來的好處。幫助窮人是有辦法的——讓「大富裕」繼續推進吧，就像在中國和印度那樣——但慈善或徵收財產並非解決之道。
「大富裕」來自創新，而非積累資本，剝削工人階級，或者逞殖民主義威風。資本與此幾乎毫無關係，儘管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是我們稱這個體系為「資本主義」。資本是必要的。但水資源、勞動力、氧氣和鉛筆也是如此。通向繁榮之路的關鍵在於改善，而不是一塊塊地堆磚。
向富人或資本徵稅都不會幫助窮人。要改善地位在我們之下的人們的人生，最強大的發動機來自於一種新的平等，並非物質財富的平等，而是自由和尊嚴上的平等；而向富人或資本徵稅可能阻礙這臺發動機的運轉。重要的不是基尼係數；而是「大富裕」。
來源｜FT中文網
作者｜麥克洛斯基
譯者｜梁豔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