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近新年，美國的新冠肺炎患者確診數仍舊高居不下，新冠病毒在英國發生變異倫敦封城…這一切，都讓我們把目光重新聚焦在了國外的防疫政策、公共衛生系統和醫療體系、制度上。
中西方醫療差異究竟有哪些，如何看待這種不同？
12月上旬，由中信出版集團和言幾又書店聯合舉辦的「看病那些事：外籍醫生的中國醫院故事」——《我在中國當醫生》新書分享會上，本書作者，曾於1980至2012年服務於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現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血液科及造血幹細胞移植中心主任朱知梅教授，與他的同事蔡繼福醫生一起，從跨文化視角，就中英兩國醫療差異、進行了探討，以下是活動部分文字實錄。
PART-1
想親歷中國發展，在英行醫32年的資深教授回國了
朱知梅：我的背景，說簡單也簡單，也複雜很複雜。1954年，我在上海出生，很早的時候，爸爸媽媽帶著我去香港，所以我在香港長大和接受教育，畢業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就去了英國，然後竟然在英國呆了30多年。
20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要創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這件事。沒想到2012年初，香港大學找到我，詢問有沒有興趣回來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做事。
如果來中國大陸工作，對我個人而言，衝擊是很大的。我在英國做醫生的30多年裡，工作和生活已穩定而成功，自己也進入了一種無欲無求、處之泰然的境界。
朱知梅教授近照
所以，當香港大學找到我時，面對這樣一個可以回中國做醫生的好機會，我沒有考慮很長時間就答應了。
主持人：您能說一下具體是什麼原因觸動您回到中國嗎？
朱知梅：在英國30多年間，我以旁觀者視角親眼見證中國的發展，覺得非常地感動跟自豪。現在能有機會親身參與其中，這樣的機會在人生中不會很多，所以不容錯過。如今回想，我曾做過很多決定，但是這可能是我做過最好的一個決定。
PART-2
差異之一：英國醫療水平均衡，但無法自主選擇醫院和醫生
主持人：在新書《我在中國當醫生》中，您回顧了自己生在上海，成長於香港，求學和工作在英國，又回到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這段特殊經歷，這使得您有機會親歷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醫療體系和做事方法。
在這裡，想請您結合自己的親身感受，來聊聊中英兩國醫院異同有哪些？
朱知梅：首先，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要寫《我在中國當醫生》這本書。
《我在中國當醫生》作者：【英】朱知梅
中信出版社 2020年12月出版
在回來8年半中，我學了很多東西，看了很多東西，也積累了很多東西。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從個人角度，跟深圳政府和老百姓做一個交代，講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麼，中英兩國醫療體系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比起中國，英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其人口數量只有廣東省的一半。英國的醫療體系的水平和服務質量是基本統一的，不管是北部、南部，還是東部、西部。但中國的醫療體系有一個情況，地區不同或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其服務的質量有不同。
第二，兩國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在醫療文化方面。中醫作為中國的主要醫療方式，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而西醫只是近兩百年才在中國慢慢發展起來。所以，中國有中醫文化，而中醫的文化是調養、養生。但外國的醫療文化就是看病。當然，資源投資也是不同。
第三，兩國的病人看病的習慣也不盡相同。不過這種不同並能不表示我就不能回來工作，我應該主動來適應這種不同，與同事們一起走出一條自己的服務之路。
蔡繼福：我的情況跟朱教授剛好相反。朱教授是1980年到英國，我是1980年出生。朱教授在英國待了32年後，回來看看中國的醫療情況。而我則是從2001年大學畢業後，在廈門的一個公立醫院工作了十來年，想看看外國的情況。當我了解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會有很多從外國回來的醫生，所以我就第一批被招進來做專科醫生。
中英的醫療體制有什麼不同？我沒有去過英國，但是我多多少少有接觸了解過。我個人感覺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在英國或香港看病，病患沒有自主選擇醫院的權力。你必須要先去看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再給你轉接到你固定的那個醫院。不是像中國，今天想在人民醫院看就在人民醫院看，明天想在北大醫院看就在北大醫院看，但在英國和香港是沒有這個機會。
第二，英國、香港或美國的醫療水平的均值化確實要好一點。這就是說，在國外，病患找王醫生看病給的診斷跟找李醫生看病差不太大。找GP（全科醫生）看病或找專科醫生看病，看法也是相對是一致的。
但在國內這點是有挺大的不同的，因為中國太大了。並且這幾十年間，中國也沒有類似歐美那樣系統、長期的醫生培訓體系和醫師規範培訓體系。所以中國的地區之間、醫院和醫院之間，其醫療水平和資源不均還是比較明顯的。再加上病人可以自由選擇就診的醫院，就會有在北京感冒了，病人都想跑到協和醫院看病的情況出現。
這是最直觀的兩國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兩國醫療體制各有優缺點。
PART-3
差異之二：中國醫療水平地區差異大，但有選擇權，效率高
在英國公平性會更好，但是效率可能沒有國內那麼高。在英國，病人能去專科醫生那看診，可能需要好幾個月。
2013年，我在香港待過一段時間。如果病人胃炎犯了，或者想看消化門診，是比較難的。但國內恰恰相反，效率可能要更高，病人當天想看馬上就能約到，即便約不到，下個禮拜也能約到，不存在等候時間太長的問題。
只是國內因為醫療水平均值化不是很好，病人如果找三個醫生看病，可能會得到三個不同意見。有的說你要開刀，有的說你要化療，有的說不用化療，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我們國家已經在進行改善中，比如進行住院醫師規範培訓，國家質量控制中心統一監督等。國家已經知道這個問題，但現狀改善確實還需要一段時間。
這是我對兩個國家醫療體系異同的最直觀感受，謝謝。
朱知梅：蔡醫生跟我又是意見不同。
我個人的看法是，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所以，中國每個病人可以選擇到哪裡去看病，是非常好的。外國沒有選擇的餘地，香港也沒有。
有選擇的權力是很好的，問題是怎麼樣去選擇。
我常常跟血液科的同事說，我希望病人在深圳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假如他們選擇來港大醫院看病，這是我們的一種榮幸。但我希望病人選擇港大醫院不是因為某位在港大醫院的醫生，而是因為港大醫院醫生團隊的服務精神——門診水平、值班醫生能力、白天和夜晚不同時段的醫療水平等。這是病人所做的抉擇中最重要的部分。
英國做了幾十年，還沒有做到讓病人真正自主選擇。中國有讓病人做選擇條件的就不要放棄，但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怎麼樣讓病人做正確的選擇。這就跟我們可以清晰的對自己吃晚餐吃什麼，跟誰吃做出最好的決定是一樣的。
Life is about choices，尤其在自己的健康面前，這點更加重要。
PART-4
差異之三：手機推送公共防疫預警信息，這在國外看不到
主持人：進入冬季，雖然南方不像北方有那麼四季分明的感覺，但冬季確實是傳染病多發的季節，朱教授有什麼小妙招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朱知梅：冬天一般人免疫力確實會低一點，導致傳染病高發，大家一定要會保護自己。
中國在公共衛生、公共防疫等方面的進展，是我在8年半之前想不到的，這種效率和模式，我在國外也看不到。Winter Crisis（冬天危機）英國每年都會遇到，中國有一點非常好，相關機構、媒體會及時發布預警提示信息，進行有效預防。
我舉個在外國看不到的例子。每當深圳有大雷雨或者降溫，市民的手機會彈出提醒。幾年前，中國南方出現了禽流感，這個信息政府會發送給大眾，大家都知道。今天冬天，我就收到提醒，你是否接種了禽流感疫苗。從這些可以看出，中國在利用新技術和媒介，比如手機，把信息傳達給每個人。年輕人可以照顧他的父母，父母可以提醒自己的鄰居……這一點點小事加起來，最後影響範圍就會非常大。
#人物介紹
朱知梅：《我在中國當醫生》作者，香港大學深圳血液科及造血幹細胞移植中心主任教授、香港大學瑪麗醫院教授
1978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1980至2012年服務於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任職血液科顧問醫生及教授，皇家利物浦醫院醫務總監，英國皇家內科學院院士，以及英國皇家病理學學院院士。在英國行醫32年間，於臨床、管理和教學方面累積了豐富全面的經驗。
朱知梅醫生憑藉自2012年起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實務和體驗，確立了不少個人的洞識和視角，尤其是有關中國醫療體系的卓越臨床水平、高超效率、人民對醫療服務的期望、國內全科及專科的平衡發展、醫學界最新的科技進展，以及這些發展對未來醫療服務、藥物研發和醫學專才培訓的影響，等等。
蔡繼福，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神經內科副顧問醫生、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卒中中心執行主任。
2001年開始參加臨床工作，研究生期間在北京天壇醫院接受臨床訓練，臨床經驗豐富，認可港大醫院的多種辦醫理念，2012年在港大醫院建院時就加入港大醫院，並開始籌建並負責卒中中心和神經內科的各項服務。建立了港大醫院首個24小時急診靜脈溶栓及急診神經介入服務；在深圳市首先開創了卒中病人120繞行搶救室的新流程，成功將急性腦梗死的溶栓時間縮短至20分鐘以內；帶領港大醫院卒中中心成功通過國家高級卒中中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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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知梅教授這本書，寫他自己的成長與求學的經歷，達安輝與楊紫芝都應該教過他。是那麼有趣的經歷，大可勒碑誌之。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朱教授熱愛中國，他被委任到中國來協助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發展，無疑是非常適當不過的人選。醫道夠不夠高明是一回事，關不關心國家是另一回事。二者兼備的人選不易找。如果本書的作者朱知梅教授能把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搞起來，有朝一日，為中國的醫療制度做出貢獻，他更是奇葩一朵也。
——張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