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曾說：「毛澤東這個人雖然是蓋頂的大人物，而實際上也是個極平常的人……」
的確，偉人的生活也有平實有趣的一面。尊崇寺廟、最討厭錢，甚至會為了愛吃的紅燒肉與夫人大鬧一場，這樣的毛澤東你見過嗎？
一天，我跟著他離開南河底村後，便來到了白雲山一帶。那個山上有座白雲寺廟，很大。毛澤東突然問我：「銀橋，你到過寺廟嗎？」
我說：「小時候跟我媽去過小廟燒過香，大廟沒見過。」
毛澤東樂了，說：「看來你又跟我一樣了。我小時候也是跟母親到過小廟燒過香，還磕過頭呢！不過，我比你強一點，我見過大廟哩！那是在長沙讀書時，我與一個同學曾一次徒步五個縣搞社會調查，我們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溈山寺，討得一頓齋。那寺廟好大喲，方丈是個很有學問的人……」
片刻，毛澤東轉頭問我：「想不想去看廟？」
我猶豫了：「這……不都是些迷信嗎？」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嗎？寺廟是中國傳統的名勝古蹟，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種了不起的文化。」
我搖搖頭，心想：我只知道書本上的東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們上山，一定去看看廟。」毛澤東興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氣晴朗。毛澤東手持柳木棍，帶著我，順盤山的松林蔭道，向山上走去。當地的縣長聞訊後也從縣城趕了來，陪我們一起上山。
到了山頂，毛澤東俯瞰大地，臉上露出了驚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對我說：「銀橋，你看要是再有點雲，今天我們可真成了騰雲駕霧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興地笑了，問：「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嗎？」
「有啊。」毛澤東一本正經地睜大兩眼對我說，「能改變這個世界，能呼風喚雨的就是神仙。這個神仙就是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哇！」
我和縣長聽他這麼一說，都笑了。是啊，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的人民用雙手能在地上種出糧，造出田；我們的黨領導人民從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會；我們的軍隊能以一當十，在短短時間內，打得胡宗南部隊落花流水，難道這不是神仙嗎？可這一切，難道不都是您毛澤東領導的結果嗎？啊，毛澤東，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裡話告訴毛澤東。我剛想說，卻見茂密的柏樹叢裡鑽出一個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禮貌，看見毛澤東是縣長陪著的，料定是個大人物，於是便合掌施禮。
毛澤東很高興地上前與他握手，說：「老師父，我們來參觀參觀你的這個大寺廟。」
老和尚忙彎腰說：「歡迎歡迎，首長請。」
毛澤東笑了：「你們過去是稱『施主』麼，怎麼改口了？可別破壞了佛門的規矩。」
老和尚一聽，肅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澤東，我見他的眼裡閃著光芒。
進了寺廟，後入至方丈。屋子裡顯然是日久無人打掃過，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塵。老和尚又吹又撣的，毛澤東忙說：「不要費事了，我們隨便坐下來聊聊麼。」
老和尚還是很客氣地給毛澤東沏上一碗香茶，而後才坐下。
「你們現在生活怎麼樣？」毛澤東問。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縣長後，含糊地答道：「好，好著哩！」
毛澤東笑著一擺手，說：「出家人是不打誑語的，你們是講究超脫的，要講實話。」
老和尚聽後很是感動，於是也就不看縣長，只管與毛澤東聊道：「不瞞施主，以前這兒信佛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們生活得很好。後來成了解放區，信佛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來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有時顯得困難。」
「嗯，很好，這才是實話。」毛澤東頻頻點頭，又問：「有什麼困難你都說說。」
毛澤東與中國佛教協會喜饒嘉措大師
老和尚受了鼓勵，於是便放開了膽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廟會也收不了幾個錢，我們吃穿就都有困難了。現在廟裡的人已經走了不少。後來人民政府叫我們自力更生，種點地，搞些生產，開頭不習慣，乾乾就手腳靈活了，倒也能勞動。」
「好，這可是一大進步。」毛澤東十分讚許道，「你說說，現在生活到底怎樣呢？」
「出家人不打誑語。現在我們自己打的糧食夠吃，其他什麼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來，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蠻好的了。」老和尚說。
毛澤東聽到這裡，臉上終於露出寬慰的微笑。「老師父，你看這樣安排還妥當嗎？」
老和尚連忙拱起雙手，做鞠躬狀：「託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們出家人也得隨著社會一起進步啊！」
「講得好！講得好！」毛澤東好不高興，說：「社會變了，人也要變。過去和尚一不生產人口，二不生產糧食，現在要隨社會變一變，不生產人口可以，不勞動可不行。我們共產黨人是保護宗教信仰的，將來全國解放後也要這樣做。不過，和尚還有尼姑們，得參加一些能養活自己的勞動，參加勞動一可以解決吃飯問題，二可以增強體質。老師父，今天我來到你這兒真是『取經』了。」
老和尚高興得連連點頭：「不敢不敢。」
毛澤東接著又問了有關寺廟的情況，完後便在老和尚的領路下，參觀了整個寺廟。
這座白雲寺廟很大，有五十餘座殿、堂、庭、閣。毛澤東對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類尤感興趣，一塊一塊地看，一字一字地讀，並不時感嘆地說：「這些東西，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一定要保護好，不要把它毀壞了。」
轉頭，他對縣長說：「縣長同志，請縣裡再撥一些經費，這寺廟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給它重新修一下了。」縣長馬上掏出小本本記上。
要告別了，老和尚依依不捨地送我們出了寺廟，臨別時說：「明天是九月九，這裡有廟會，還有大戲，歡迎施主光臨。」
「噢？明天就是廟會呀！」毛澤東很高興地接受了邀請，「好，明天我們就來看大戲。」
下山時，我見毛澤東的腳步似乎輕鬆了許多。看得出，他的心頭又去了一樁心事——這大概就是他平時難有閒暇顧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黨的宗教政策落實情況。白雲寺廟這一趟，使他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毛澤東的專列按照他的意圖，奔馳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儘管專列可以開到毛澤東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卻無法滿足毛澤東想在毫無外界幹涉的情況下，親自到群眾中了解民情的願望。
一次專列行駛在山東境內，我走進他的臥室給他換茶和整理床鋪，只見毛澤東久久地站在車窗口，望著一閃而過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轉身對我說：「銀橋，通知專列停車！」
我感到很突兀，因為他事先說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於是，便問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鄉家裡吃一碗紅燒肉。」
「什麼，吃紅燒肉？」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吃碗紅燒肉乾嗎一定要停車？一定要到老鄉家裡？我便不明就裡地輕聲問道：「主席，紅燒肉專列上也有，您……」
毛澤東轉過身，顯得有些不耐煩地朝我一揮手：「這個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車。」
無奈，這是毛澤東的命令，我趕忙通知隨行其他領導和列車長，同時又趕忙用專線電話通知所在地方，告訴他們毛澤東主席要到他們那兒去，要吃碗紅燒肉。
「什麼，要吃紅燒肉？」對方覺得毛澤東應該是到他那兒作指示、巡視的，怎麼只說吃紅燒肉，於是很驚異地反問。
「對，就照這個意思辦！」我乾脆答道。
於是，當毛澤東下到專列停靠地附近的一個村莊時，一位早已把院子裡外打掃得乾乾淨淨，炕頭鋪上也換了樣的農舍主人，在省、縣、村幹部的帶領下，出來請毛澤東到他家做客，然後又忙端出香噴噴的兩碗紅燒肉請毛澤東吃。
毛澤東對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氣地說了兩聲謝謝，但他沒有馬上端起那桌上的紅燒肉，而是把老鄉拉到身邊，親切地問：「你家也能吃得上紅燒肉？」
還用問？老鄉把早已準備好的話端了出來：「能吃到，一個月全家能吃上幾回紅燒肉。」
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毫無半點破綻。雖然毛澤東起初的目光裡帶有幾分懷疑，但儘管他明察秋毫，卻始終找不到能讓他懷疑的證據。
紅燒肉吃到了，但卻不見毛澤東以往那吃完紅燒肉後的興奮情緒。
回到專列上，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一根一根地抽著煙。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裡心潮起伏，洶湧澎湃。毛澤東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緒。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個對事物極為敏感的人，對老鄉家的紅燒肉，對老鄉回答他的話，他心中與我們一樣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他不願當著群眾的面讓當地的幹部下不了臺。
再者，他明白群眾對黨，對他毛澤東所懷有的無限深情，正是這種深情使人民群眾在自己的領袖面前不願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滿情緒流露出來。然而他們哪裡知道毛澤東的心思呢？他是多麼想了解真實的民情、真實的社會、真實的中國啊！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燒肉有著特別的偏愛。甚至有一次，為了吃紅燒肉的事，毛澤東還跟江青鬧了一場，結果兩人從此分開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的那陣子。有一次，毛澤東連續工作了幾十個小時，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經兩三天沒吃一頓正經飯了。」
「是嗎？」一頭埋在文件堆裡的毛澤東似乎有些驚異地反問我。當他的眼睛離開文件時，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餓了，便說：「真有些餓了，好吧，我吃一頓飯吧！」
我說：「徐醫生早定好食譜了，就是沒有機會做……」
毛澤東一聽便擺擺手：「他的什麼食譜，我不要。你給我搞一碗紅燒肉來就行，這幾天用腦累了。」
我正要到廚房去交代，江青從她屋裡出來，她小聲說：「主席要吃飯了吧？」
我點點頭：「他要紅燒肉。」
「又是紅燒肉！」江青很不滿意，「吃什麼東西不比紅燒肉好？幾天了，主席沒正頓吃飯，昨天吃的什麼？」
「麥片粥。」
「前天呢？」
「小張說煮了碗掛麵。」
「看看，你們就是不會辦事！看我什麼時候把你們那個電爐子和茶缸扔到外邊去！」江青生氣了。平心而論，那時的江青還是比較關心毛澤東生活的，她說這些，也是希望毛澤東能改改飲食習慣，多吃些有營養的飯菜。
問題是，她不該獨斷和說那麼多的話。她衝著我說：「不要再囉嗦了，照我說的辦！紅燒肉不要弄，什麼好東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農民習氣！」她是說毛澤東。
就這樣，按照江青的意思，給毛澤東弄了碗魚塊。吃飯時，我心怯怯地站在一邊，等毛澤東吃飯。
毛澤東吃飯總是離不開手中的書或報紙。他手裡抓著筷子，眼睛卻仍然盯在一張報上。江青夾了塊魚放進丈夫的碗裡，毛澤東發現不對頭，便轉頭瞥了一眼桌上。
「嗯，紅燒肉呢？」毛澤東眉頭一皺。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來。我是知道毛澤東的脾氣的，他一貫主張「交代了的事就要辦」，我這明擺著不辦，那是非剋不可的。可我心裡企望著江青會幫我說話。
「紅燒肉呢？」毛澤東的目光轉向了我，聲音也提高了。
我咽了幾口唾沫，想等江青解釋，可她沒說話，於是我只好回答說沒弄。
「為什麼沒搞？」毛澤東生氣了，大聲問，「交代過的事為什麼不辦？」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說話，交代的事為什麼不辦？」毛澤東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紅燒肉，過分了嗎？」
主席啊，您哪裡過分啊！您為中國革命，為億萬萬老百姓操勞幾十年，就是天天吃紅燒肉也不過分呀，我們衛士也願意天天給您做，可這次是江青不讓做的。我心裡這樣說，嘴裡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因為我知道，我一說，事情就鬧大了。毛澤東本來跟江青就過不到一起，這個時候我一說，毛澤東非得跟江青吵上一場不可，可江青你自己應該出來解釋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說，淚水簌簌地流了下來。
毛澤東是看不得人哭的，一見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後注意麼，交代了的事就要辦。你不要哭了呀，我還要吃飯呢。」
大概他也看出其中有些名堂，於是在我服侍他睡覺時，他小聲地讓我告訴他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可他偏要我說。偏偏這個時候江青進屋了，毛澤東朝她白了一眼，江青立刻喊了起來：「你們談，你們談，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壞了，江青肯定知道我在毛澤東面前告她狀了。無奈，我必須回答毛澤東的提問。當我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之後，毛澤東沉下了臉，氣呼呼地說：
「她沒說錯，我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改不了農民的生活習慣。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塊兒就分開。銀橋你記住：今後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習慣辦，江青住的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這樣，毛澤東一家僅有的兩人的吃飯問題也變成了「兩條戰線」。
根據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要求，毛澤東的衛士班主要是負責照顧毛澤東及其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毛澤東家除李訥有時還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江青兩人，但毛澤東的家族和江青的娘家人以及幾個子女加起來，也算得上是個大家庭了。
毛澤東從來不沾錢，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平生最討厭錢，而江青又是個屬於享受型的人，所以，我這個衛士長除了負責領導好整個衛士班的工作外，實際上還兼當了毛澤東一家的「管家」。因此，毛澤東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一家的生活實行的是經濟包幹制，因為當時還沒有實行薪水制。國家給毛澤東每月二百元左右，江青為一百多元，錢統一由我掌管。當時我是每月五十多元。
毛澤東自己不管錢，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我這個人最討厭錢。」在我跟隨他十幾年間，從沒見他動手拿過錢。一位叫張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時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解放後，他寫信給毛澤東說家裡遇到了困難，毛澤東見信後立即吩咐我寄錢。
我從毛澤東的工資節餘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紙袋裡，準備寄之前讓毛澤東本人過過目。當口袋送到他面前時，毛澤東以為又是什麼公文，正準備抽出來看時，我說了聲：「是給張瑞岐同志的救濟款。」
毛澤東一聽，臉色突變，像是無意中抓了一隻癩蛤蟆似的那樣噁心，把牛皮紙袋扔到了一邊。「你以後要注意呢！我是從來不摸錢的。我最討厭錢這東西。」從那時起，我便知道毛澤東是不摸錢的。
然而，他自己不摸錢，對我們衛士，對身邊的同志，卻總是關懷備至、百般幫助，記得經我手得到毛澤東經濟幫助的就不下幾十人次。對我們衛士來說，除了平時家中和個人有什麼特殊困難毛澤東要救濟外，一般在衛士離開他時，在衛士結婚、生育時，在衛士離開數年再來看他老人家時，或者來信有意無意地提起有困難時，毛澤東無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確實，毛澤東給同志的這種幫助一出手就是幾百元，不了解內情的人還一定以為反正毛澤東是國家主席，要多少錢就會有多少錢。錯了，毛澤東儘管一年中總有幾次那樣幫助別人，但從來不動用公家或者說國庫裡的錢給別人。
他的這種資助，全是用他工資節餘的存款，也就是說，都是從他牙縫裡和身上摳出來的錢！我粗略地統計過，他一年幫助別人的錢，總是遠遠多於他自己吃飯和穿衣所花去的錢。
毛澤東有一筆數目不小的稿費，過去是由秘書代為保管，後來是全部繳中央辦公廳，就連李敏、李訥都不會得到。對過去的朋友，對生活過得清貧的民主人士，對那些素不相識但問題反映到他老人家那裡的平民百姓，毛澤東的幫助，大多動用他的稿費，由秘書代為處理。
最後，我還要補充的一點是，儘管我們衛士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過毛澤東的經濟幫助，但他老人家把我們看做自己家庭成員中的一員的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政治上給了我們平等的權利，生活上給予了關照，以及精神和感情上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