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深圳望野博物館的《李訓墓誌》，是見證唐代中日交往的重要文物，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同時，也引發了以辛德勇教授為代表的真偽質疑。本期，就其質疑的所有關鍵點，結合唐代史料闡述下看法。
作 者：吳 斌
前些年，出土了一方唐代《李訓墓誌》，現展出於深圳望野博物館。這方墓誌的珍貴，在於書寫者是著名的遣唐使吉備真備，這是唐代中日交往的重要見證，引起了兩國學界的熱烈關注。
重要文物的出現，往往會帶來質疑，多年來，一貫都是這樣。
前些天，有人詢問我對《李訓墓誌》真偽的看法，並轉來辛德勇教授《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此文篇幅很長，揶揄很多，直指《李訓墓誌》為當代贗品，理由是墓文有若干「不通」。他是「反方」的主要代表，擁護者甚眾。
辛德勇教授的質疑，從現代人的常規角度，聽起來有道理，否則，也不會有這麼多人讚揚。但是，一件真實的文物，有自己的歷史環境，未必可以用現代思路來理解。如果《李訓墓誌》超出了辛德勇教授的現代認知範圍，出錯就是必然的。
今天，我基於唐代的歷史環境，簡單說說對《李訓墓誌》看法，也算為真跡辯護。本文以史料列舉為主。本期所有配圖，俱來源於網上。
需要說明的是，今年初，館藏方出版了一本研究文集。這本書我沒有看過，下文也許會和學者們的成果重合，朋友們可以隨時留言指出，我們會第一時間公開。
一
「天下第一姓」
多年前，《李訓夫人王氏墓誌》已經出土，現藏於西安碑林，其中寫道：「隴西李公（李訓），興聖皇帝十葉孫也」，《李訓墓誌》說「出自隴西，為天下著姓」。辛德勇認為，李姓是「天下第一姓」，說「著姓」，文辭拙劣。
辛德勇說：
唐朝皇室血脈出自隴西，……《舊唐書·高祖本紀》即謂「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嵩七代孫也」，所以，李訓這個「興聖皇帝」十世之孫，豈不是地地道道的龍子龍孫，乃是天下第一姓，何止僅僅「著姓」而已。其文辭之陋劣，超乎想像。在我看來，對於稍讀過唐人墓誌、唐人文章的人，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事實上，所謂「天下第一姓」，是現代思維下的偽概念，真實的唐代根本不是這樣的。
沈括《夢溪筆談》之《族望》論唐代著族云：
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範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増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撰定，而流習所狥，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唐末。所以，李訓自稱「出自隴西，為天下著姓」，是符合史實的正當表述。
二
李訓的仕晉之路
辛德勇認為，墓誌闡述的李訓仕晉之路，實在是「不通」。唐代進士當官，尚且十分困難，李訓弱冠，且未經科舉，怎麼可能給他當縣尉？不是天上掉個「純豬肉大餡餅」嘛？
辛德勇說：
……可下面卻是「弱冠以輦腳調補陳留尉」。這是什麼概念？須知唐朝那些青燈黃卷長年苦讀才考中進士的書呆子，入仕之初得到的，最高不過是個縣尉，往往還不能很快走馬上任！
這方墓誌的持有者，在其書的前言中提到，李訓去世那一年，顏真卿以二十六歲的年紀「進士及第」登甲科，而《新唐書·顏真卿傳》記述其起家官職說：「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唐代另一大文豪白居易，「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製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舊唐書·白居易傳》）。須知這兩個人都是在常科進士考試中式後再參加制科考試，才獲取一個縣尉的。
相比之下，李訓以弱冠之年而又未經科舉，就輕輕鬆鬆地就「調補」到了同樣的官職，還是在中原腹地陳留這麼好的地方——那你小子究竟還想咋樣，還有什麼時人之「測」與「不測」可言？一定要說「不測」，只能說是天上掉下來一塊誰也沒想到的純豬肉大餡餅，這顯然不是志文所要表達的意思。在我看來這實在「不通」之至！
唐人當官，並非只能如顏真卿、白居易那樣走科舉道路。李訓是靠門蔭入仕。《李訓墓誌》說：「弱冠以輦腳調補陳留尉」。出身給他帶來的仕晉起點，無數士子寒窗半生恐也不易得到。且看下面的唐代史料。
唐代杜祐《通典》卷15《選舉三 歷代制下》云：
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腳、軍功……諸以親蔭並藝術百司雜直，或賞賜出身不可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
《通典》卷17《選舉五 雜議論中》云：
今貴戚子弟，例求早官。或齠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腳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
另如名相李峴，也是宗室，曾在洛陽任鴻臚寺丞，是李訓的繼任者。他的墓誌，2000年出土，現藏西安長安區博物館，由大書法家徐浩書寫。李峴就沒通過科舉，「起家左驍為兵曹、太子通事舍人、鴻臚丞……」
三
「不壽」的52歲
李訓活了52歲。《李訓墓誌》說：「天與其才，不與其壽」。辛德勇認為，在古人看來，不能稱之為「不壽」。
辛德勇說：
這五十有二的年紀，在古人的眼裡，稱得上是′不壽‵麼？《禮記·王制》記古代養老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活到五十二歲的李訓，怎麼還能說蒼天苛待其人而′不與其壽‵呢？須知這篇墓志銘文所標示的執筆人′秘書丞褚思光‵，正是′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的官員，豈能不明《禮記》的典制？
「天與其才，不與其壽」和「不壽」，兩個壽字的詞性不同，兩個詞也有著不同含義，本不可混為一談。但我們不糾纏詞義，只看看，在唐代，50歲以上去世的人，真的不可以稱之為「不壽」嗎？茲舉兩例：
盧弘宜《唐故右金吾衛倉曹參軍正府君墓志銘並敘》：
「享年五十七。……卑秩不壽，豈天之為？」
——《全唐文新編》第741頁
《唐故太中大夫行殿中省尚藥奉御孫府君及二夫人墓志銘並序》：
「（孫府君）春秋七十九……天降鞫兇，斯人不壽。」
——《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輯》第295頁
四
「拼湊」的避諱
因避諱故，《李訓墓誌》對「世」字做了「缺筆」和「換字」的兩種處理。辛德勇感到奇怪，說這是作偽者拼湊的「雜燴亂燉」。
辛德勇說：
我感到奇怪的是，這篇銘文中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做了兩種不同處理：一是闕筆，如「能文不以曜世」和「道足經世」的「世」字；二是換字，如「當用人之代」和「棄代雲亡」句子裡的「代」字，顯然都是替換「世」字。同一篇文字，為何把平平常常的避諱搞得這麼複雜？若不是有意做得更花哨一些，就是在仿自或是錄自不同來源的唐人碑刻，把不同文稿中不同的避諱方式拼湊到同一篇墓志銘中，才會出現「雜燴亂燉」。
其實，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同樣的「世」字，一塊墓誌兩種避諱，在唐志中，不是孤例。茲舉和《李訓墓誌》一模一樣的，「世」字闕筆和以「代」字換「世」字的唐志一種：
《大唐劉弘墓志銘並序》（《唐代墓誌彙編》上冊弘道002號），其中「惟君之英，世濟其美」的「世」字闕筆；「漢中山靖王勝即君之十二代祖」，以代字換世字。
五
「權殯」和倉促下葬
李訓死後五天下葬，辛德勇認為這太倉促，不合禮法與人情。
辛德勇說：
此志文稱李訓「權殯於洛陽感德鄉之原」並附有正式的墓誌，則應該是下葬於唐東都洛陽郊外的墓地。問題是，其一，若是以「殯」稱葬，唐墓誌中雖亦間有其例，但極少見，這不符合韓愈所稱唐制。其二，若謂李訓「權殯於洛陽感德鄉之原」是正式下葬，那麼，在他故世之後十六年死去的夫人王氏，卻是被安葬在關中的郿縣，夫妻一直東西分葬於兩地，這很不正常。王氏去世之前，長子李侹一度「徙居東洛」，完全有機會遷葬乃父於關中卻未遷，很不合情理。
其次，李訓以「開元廿二年六月廿日」逝世，僅僅五天之後的同月二十五日，即被「權殯於洛陽感德鄉之原」，這實在太過於急促了。通觀唐人墓誌，不管是傳世文獻中留存的文稿，還是從地底下挖出的刻石銘文，都很難看到這種情況。檢《禮記·王制》所記古代喪葬禮節，是「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左傳》隱公元年的記述，與此稍有不同，乃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二者殯柩之日長短的差別，只是士人的殯期是三月或是一月。再參照《舊唐書·呂才傳》的有關記載，可知李訓倉促下葬，明顯違背當時的禮制和習俗，也不合人情。
《李訓墓誌》說，李訓「權殯於洛陽感德鄉之原」。何謂權殯，不能及時歸葬祖塋的死者，在短時間內淺埋安厝，以待將來正式遷棺。這本是權宜之計，在唐代，沒有所謂的「三月或一月之期」，幾天內下葬，符合當時習俗。
唐志中權殯並「倉促下葬」的例子，茲舉兩例：
《盧道助墓誌》：
"在洛州遇疾，大唐武德六年二月六日亡，即以其年其月十四日，權殯於州河南縣千金鄉老子裡。"
——《全唐文補遺》第7集第240頁
《唐故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司戈梁府君墓志銘並序》：
「以天寶七載七月十七日奄終於西京巖壽裡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即以其月權殯於秦郊。」
——《全唐文新編》卷404
六
李訓死亡的「兩處地點」
多年前，《李訓夫人王氏墓誌》已經出土，現藏於西安碑林，內說李訓死於「鴻臚丞官舍」，這種表述，和《李訓墓誌》說他「以疾終於河南聖善寺之別院」不同。辛德勇認為，這是贗造的鐵證。
辛德勇說：
《李訓墓誌》說他「以疾終於河南聖善寺之別院」而沒有其他說明，殊為可疑。堂堂朝廷命官，又不是出家僧人，怎會無緣無故命終於佛寺？更為重要的是，《李訓夫人王氏墓誌》明確記載說：「開（元）廿二載，李公無憂卒於鴻臚丞之官舍。」即李訓本來是猝死（這是我對「無憂」的詮釋，可能並不準確）在長安城中鴻臚寺的辦公室裡，根本不是「以疾終於河南聖善寺之別院」。這可以說是所謂《李訓墓誌》出自今人贗造的一項鐵證，足以徹底戳穿這通刻石的真相。
隋唐時代，鴻臚寺在洛陽，一直派駐有機構和官吏。李訓生前，鴻臚寺不獨管理外交，《新唐書》說，「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還掌管「賓客及兇儀之事」。洛陽還是遣唐使的必經之路，比如日本名僧宗睿，就曾在洛陽聖善寺求法。
鴻臚寺官舍和聖善寺別院，完全可以是同一處地方。在唐宋時代，在寺觀置官舍，例子是有的。如陸遊《渭南文集》卷20有《諸暨縣主薄廳記》，云：「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
另外，唐代還有種習慣值得注意，人得病未亡時，會移寢寺院禳災。茲舉一例。
《大周常州司法參軍事柳君故太夫人京兆杜氏墓志銘並序》：
「粵以永昌元年秋九月遘疾於常州之廨宇，尋又移寓於天興寺之別院，廿一日終於其所」
——《全唐文補遺》第3集第483頁
所以，李訓死於聖善寺別院，是正常事。
剩下的還有些質疑，如《李訓墓誌》的「套話多」「牽強」，事實上，唐志大多如此，讀多了就習慣了。
又如說這位日本留學生地位低下，不足以寫墓誌。哎呀，唐代「微不足道」的人為官員書寫墓誌的例子太多，甚至連名字都署不上，就不一一列舉了。
最後，關於墓誌書寫人「日本國朝臣備」，是否是吉備真備的問題，我再說兩句。《李訓墓誌》既為真，我們又只能從史料中，找到李訓時代，唯一叫「備」的遣唐使，那麼，他只能是吉備真備。還有其他選擇嗎？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