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門縣令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銘》，全稱《大唐故朝議郎行絳州龍門縣令上護軍元府君夫人羅氏墓志銘並序》（以下簡稱《羅氏墓誌》），是2020年夏天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鹹陽城考古隊在西安西鹹新區秦漢新城發掘出土的。2020年11月13日上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通過新聞媒體正式向社會各界公布了它的基本情況（《新京報》記者蕭舒妍《顏真卿早年墓誌真跡亮相，系首次經考古出土》）。由於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別發布這方墓誌的著眼點是墓誌上題署的「書人」（就是拿著毛筆最初寫出石頭碑誌上刻出的字跡那個人）是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所以當即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一時間議論紛紛，世人關注的焦點，即墓誌所書字體在顏真卿書法演變史上的地位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就《羅氏墓誌》涉及的紀時方式和墓誌書人等問題撰寫長文，限於篇幅，編輯分篇處理，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內容圍繞辛德勇教授對墓誌書人是否為顏真卿的幾點疑慮。
我關注這方《羅氏墓誌》，同絕大多數人一樣，緣於對這方墓誌書人的關注。與很多關注者不同、同時也與這方志石的發掘者認識有所不同的是，我對這方墓誌上標記的書人——顏真卿，是深感疑惑的。儘管深感疑惑，但由於我對書法和寫字兒的書法家都完全不懂，所以是沒有資格發表學術性看法的，更沒有資格給這方墓誌做鑑定。我覺得這方墓誌出自別人替顏真卿代筆，也只是表述一下我個人的感覺。這就像一個人進餐館吃過飯後談談對這頓飯的感覺，覺得好吃就說喜歡，若是不好吃就說不喜歡。每一個吃飯的人都有這個權利。當然這樣的感覺也只是說說而已，飯菜好壞最後還是得由美食家去評定。
《羅氏墓誌》上的書人顏真卿題名不知為什麼，很多人根本不注意我談論這一問題出發的前提，說什麼我談談自己的感覺就是在「辨偽」，即以為我懷疑連同刻著羅氏墓銘的這方志石都是後人偽造的。這樣的議論，當然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意。這是一方經過科學考古發掘才出土問世的唐代銘文，沒有特別的原因，即考古學家不做考古而是去仿古了，那才有可能出現贗制的情況。但我見過的考古學家們，無一例外，都酷愛挖土方那個體力活兒，對躲到小黑屋裡去做藝術創造，根本沒什麼興趣。所以我相信這方墓誌一定是真的真的真貨。是真的，就假不了，可刻在石頭上的字最初到底是不是顏真卿書寫的，卻不是不能懷疑和討論；至少我本人還沒有看到書法研究專家對此做出有學術價值的解釋。我看到的一些論述，不客氣地說，無一例外，都是大而無當的空話。這樣的情況，不僅讓我想起老師黃永年先生一篇文章的題目——「請來一點正經的考證」（收入先生文集《學苑零拾》）。
實際情況既然如此，今天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再向大家具體闡釋一下我對《羅氏墓誌》書人的疑慮。
我對這方墓誌書人的疑慮，首先出自對字體的觀察。本來我對一方唐墓誌的出土，並沒有什麼興趣；對於現在一些唐史專家（這裡面也包括日本的某些學者）候著墓誌做研究，更是不以為然。那天，一位關注我微信公眾號的朋友同我交流說，這方墓誌上的字體，是不是同宋代版刻中蜀本有些相像？我這才在網上看了看這方《羅氏墓誌》。
右圖：建陽黃善夫書坊刻三家注《史記》（據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看過網上的墓誌圖片之後，我突出感覺是，就像這位網友講的那樣，其字體確實同宋代版刻中的蜀刻本頗有相通之處。按照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的說法，最有代表性的蜀刻本的字體，是「顏體字的架子，但不同於建本的橫細直粗，而是撇捺都長而尖利，滲入了中唐書法家柳公權的柳字的成分」（黃永年《古籍版本學》）。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當然是宋刻建本中的顏體字。由蜀刻本同建刻本的字體對比出發，來看這方《羅氏墓誌》的字體，使我感覺它的字體同目前所知所有顏真卿書寫的碑誌都有明顯區別——這個區別主要就表現在字體結構開張這一點上，即筆勢明顯不同於其他顏字；特別是它的捺筆，不僅不像前此所見顏真卿碑誌文字那樣下壓內斂，而且有些筆畫在尖利伸張的同時還略顯上揚外挑。換一個說法，即顏真卿所謂「蠶頭燕尾」式的筆法，在這個《羅氏墓誌》中不僅根本看不到，而且我還看到了與之判然有別的另一方式的寫法。
我之所以特別重視顏字「蠶頭燕尾」這一筆勢特徵，是因為在像我這種不懂書法奧妙真諦的世俗夫子眼中，「蠶頭燕尾」一直是顏真卿書法最淺表的外在特徵。試看宋人論學顏而不得其妙者云：「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宋·佚名《宣和書譜》）人們認識一件事物的順序，總是由表及裡，由外至內。若是連顏體字最基本的外在特徵都不具備，甚至截然相反，那麼，你還讓我怎麼相信這篇《羅氏墓誌》一定是由顏真卿執筆書寫的？
有很多浮泛的議論，說什麼顏真卿的書法乃博採眾長而成，故具體每一件作品，往往亦不拘一格，變化多端；特別是從早期到晚期，其字體風格是在不停變化、不斷演進的。這篇《羅氏墓誌》是他早年的作品，自然會與晚期有所不同。我的職業就是研究隨時間流動而發生、而變化的歷史，當然知道一個人的字體風格不可能一成不變，活得越久，也就意味著變化的可能性越大。顏真卿一下子活到了77歲（還是被人活活害死的），字體變化的時間幅度自然更大。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個人的字體變化，在前後時間序列中也是具有連貫性的，不會變幻莫測，一天一個新面貌，想怎麼變，就怎麼變。
《王琳墓誌》拓本。左：開元二十九年初刻本；右：天寶元年再刻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羅氏墓誌》拓本
《郭虛己墓誌》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我覺得《羅氏墓誌》不像出自顏真卿的手筆，是先看前邊在開元二十九年寫下的《王琳墓誌》，再看它的後邊在天寶八載寫下的《郭虛己墓誌》。這件《羅氏墓誌》寫於天寶六年，往前不到六年，往後更不到兩年，而在我談到的字體結構這一點上，前後兩頭都是同一路風格，而且即使是年代最早的《王琳墓誌》也已經出現「蠶頭燕尾」的初步筆形（如開元二十九年刻本中那個「潤州刺史」的「史」字，所謂「燕尾」的筆法就已經相當明顯），那麼，這方《羅氏墓誌》怎麼會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上下不靠別具風韻呢（我想，若是遮住「長安縣尉顏真卿書」這一行題名，單看字跡，時下那些宣稱這方墓誌必屬顏書無疑的書法家們，恐怕不會還有什麼人會仍然把它看作是顏真卿的作品）。再往下看，一直看到《多寶塔碑》、《東方朔畫贊》以至《顏勤禮碑》和《顏氏家廟碑》，在我講到的這一點上，可謂前後相繼，一脈相承。那麼，這個長得跟誰都很不一樣的《羅氏墓誌》，又怎麼可能也是出自顏真卿之手呢？這是讓我感到大惑不解的主要疑點。
《多寶塔碑》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東方朔畫贊》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顏勤禮碑》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
《顏氏家廟碑》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對於這種字跡差別，很多人說應是刻石工匠技術欠佳所造成的。具體地講，鑿刻碑誌銘文的工藝流程，在唐代，由書人在紙上寫出文字，到在石頭上刻出銘文，實際上至少要經過兩道重要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模勒，乃依照書人寫出的原樣把字跡勾勒出來，即「雙鉤其文以上石」（清·葉昌熾《語石》卷六）；其第二道工序，才是由石工按照這樣的字跡在石頭上刻出文字。所以，不管是模勒者，還是鐫字的匠人，都可能對書人寫出的字跡有所改變，其手藝高低的差別，決定了所刻文字的逼真程度。早在北宋中期，中國古代碑刻文字研究的先行者歐陽修，就直接針對顏真卿等人的碑刻文字多次談到這方面的情況。如謂「唐世顏柳諸家刻石者，字體時時不類，謂由模刻人有工拙」（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五「唐薛稷書」條）；又如言之曰：「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模勒鐫刻亦由工拙。」（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九「唐鄭澣陰符經序」條）等等。但我理解，這種模勒工匠或是石工手藝工拙造成的字體差異，只應是字劃和筆豐精粗美醜的細微差別，不會影響到上面我講的字體結構和字形筆勢。關於這一點，歐陽修即已針對顏柳碑刻文字明確指出，儘管模勒之人或刻字石工或會致使石刻文字與書人字跡有所不同，「然其大法，則常在也」（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五「唐高重碑」條），其差別大體如同前面提到的開元二十九年和天寶元年先後兩次刻制的《王琳墓誌》一般，或者比這再稍微嚴重一些。道理很簡單，要是這些工匠會把字體弄得面目全非，那喪家還花錢僱他幹啥？喪家還特地延聘書法高手或是高官顯宦來寫錄銘文幹什麼？世界上絕沒有這樣的道理。
還有更多的人，很浮泛地議論什麼顏真卿的書法系師出多門，特別是說顏魯公的書法是直接出自褚遂良之體，這個《羅氏墓誌》正帶有很濃的褚字風格。對這一點，我也很難理解。對比褚遂良的字體，我覺得二者之間，差距巨大；特別是我提到的捺筆的運筆方式，同褚體也截然不同。
褚遂良書《孟法師碑》拓本（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 顏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再說顏真卿的書法，到底是從哪裡起步，作為外行，我並沒有看到直接的記載，後世所論，好像都是出自北宋時人米芾的判斷（宋·米芾《海嶽名言》，又米氏《寶晉英光集》補遺《跋顏書》）。實際情況，是否如此，見仁見智，也有人做出別的認知。如諳熟古人碑版書法的清末學人葉昌熾，乃謂「顏魯公之父名惟貞，嘗從舅氏殷仲容授筆法，以草、隸擅名。今所傳《蕭思亮墓誌》，惟貞文而無書人名。楷法秀逸，疑即惟貞所書。此魯公書學所由來也」（清·葉昌熾《語石》卷七）。這樣的認識，至少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看待顏真卿的書法淵源，從而也能更加周詳地把握新出《羅氏墓誌》的書人。
《蕭思亮墓誌》拓本需要說明的是，儘管顏真卿幼年喪父，自言賴伯父教誨成人（顏真卿撰《顏氏家廟碑》），但唐人令狐峘撰《顏魯公神道碑銘》記述說，父亡後他是由母親殷氏「躬自訓育」（《顏魯公文集》篇末附刊）。母親的訓導至少在其成長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乃父墨跡家中自有存留，子效其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不管顏真卿的書法如何轉益多師，其揮毫運筆的趨向應是熔鑄諸家以自成一體，而不會像當今那些所謂「書法家」一樣，為炫技於人而刻意今天張三、明日李四，川劇變臉般不停地折騰。因此，還是前邊講過的那句話，從《王琳墓誌》，到《郭虛己墓誌》，再到《多寶塔碑》，這中間容不得《羅氏墓誌》那樣的東西。
把話說得再「大」一點兒，若是我們相信所有的書法都是由人手寫出來的，同時又把書法作為人類歷史活動的一個方面來研究的話，其發展變化總不應該違背人類活動的一般規律。因而不管是從褚遂良的字出發，還是從他老爹顏惟貞的字出發，即使是寫著寫著由《王琳墓誌》那種字倒著往回走，也絕不應該走到《羅氏墓誌》這裡來；更何況走著走著他又再一次掉轉身子，重回到《王琳墓誌》的路上，一直走到了《郭虛己墓誌》那裡去。這個變化太突兀了，往哪邊兒對接也都對不上茬口。
我怎麼看這篇《羅氏墓誌》也不像出自顏真卿的手筆，可它又是經過科學考古程序從唐墓裡掏出來的真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推斷應是顏真卿倩人代筆所書。
針對我的這一推論，我看到的不同批評意見，主要是說顏真卿這件作品書寫於天寶六載，這一年他只有三十九歲，書法尚未成熟，也沒有什麼名氣，哪裡會有人請他來執筆書丹？同時其區區長安縣尉的身份也不是什麼高官顯宦，並不會有什麼人為借重他的官位而請他書寫志文。
案顏真卿當時官卑位低雖確屬事實，可他的書法，卻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微不足道」。據顏氏門客因亮撰《顏魯公行狀》記載，顏真卿「以家本清貧，少好儒學，恭孝自立。貧乏紙筆，以黃土掃牆，習學書字。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年弱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及第，登甲科」（《顏魯公文集》篇末附刊）。顯而易見，這裡所說「攻楷書絕妙，詞翰超倫」，講的是他考中進士之前的情況。類似的記載，還見於唐人令狐峘撰寫的《顏魯公神道碑銘》，謂其「承奉慈顏，幼有老成之量。家貧屢空，布衣糲食，不改其樂。餘力務學，甘味道藝，《五經》微言及百氏精理無所不究。既聞之，必行之，尤攻文詞，善隸書，書格勁逸，抗行鍾張。弱冠，進士出身」（《顏魯公文集》篇末附刊）。兩相印證，足見在進士及第之前，顏真卿的書法就已經頗受世人稱道，尤以碑誌習用的楷書知名於時，因而元家人請他來為故世的羅氏夫人書寫這篇墓誌，是毫不奇怪的，正常得很。
最後，我來和大家談談顏真卿為什麼沒有如約給人家寫出這篇志文。當然這事兒沒有明文記載，只能就目前所見的材料來做一推測，而我通過這樣的推測，可以進一步證明《羅氏墓誌》的書人不會是顏氏，而應出自他人代筆。
我推想，當時的情況，或許大致如此：顏真卿在應允元家為其書寫志文之後，突然遇到了某種變故，以致實在沒有時間兌現前言，於是，經與元家商議，就採取了一種倩人代筆的折中辦法。這個時間，應該是在天寶六載正月的時候。可就在捉刀人定下之後，顏真卿的官職發生了變動——他在天寶六載正月由長安縣尉被擢升為監察御史了（《顏魯公文集》篇末附刊宋留元剛撰《顏魯公年譜》）。
這一官職變動的具體日子雖然沒有見到記載，但應該是在正月底的時候。因為我們看到《羅氏墓誌》上題寫的下葬時間是天寶六載二月初三，顏真卿在墓誌上題寫的官職還是「長安縣尉」，這反映出羅氏下葬的時間應該距顏真卿擢任監察御史的時間不會很久——要是久了，就會改鐫上這個更高、因而也就更有面子的職位了。
由此向下再做更深一層的追究，我們還可以看到，要是由顏真卿自己動手寫出這篇銘文，那麼，他是不會既署上「長安縣尉」這個職銜，同時又寫出「以天寶六載丁亥律應夾鍾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遷合於元府君舊塋」這個下葬時間的——因為羅氏下葬時他已經不是長安縣尉了。我的結論，是只有找人代筆，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然，人類的社會行為相當複雜，從理論上講，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即元家在顏真卿官職轉遷之前已選定下葬的時間並請他寫好了志文，這樣，在實際下葬時雖然顏真卿的職位已經升遷，也沒再費事重刻或是改刻墓誌。所以對論證《羅氏墓誌》的書人來說，顏真卿由長安縣尉轉遷監察御史的時間，只能說是一項旁證而不宜用作確定的依據，而我對墓誌書人的看法，終究還只是一個外行所發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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