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本能寺之變，就是在天正十年（1582）六月二日拂曉，織田信長的重臣明智光秀突然襲擊了主君下榻的京都本能寺。織田信長身邊只有少數貼身侍衛，無法戰勝明智的大軍，最終一把火燒了本能寺後自盡。有說法稱「沒有找到織田信長的屍體」因而主張織田信長活了下來，但是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在大量的焦屍中分不出來哪個才是織田信長」。織田信長的嫡男織田信忠也受到明智光秀部隊的襲擊，最後在二條御所自盡，於是織田家的司令部被連根拔起。
織田信長在全日本建立霸權本來只是時間問題，但是他和他的繼承人信忠一同死於非命，日本的歷史就此改變。如果沒有本能寺之變，那麼我們就看不到豐臣秀吉統一日本，江戶幕府也就不會出現了。因此可以說，本能寺之變是日本史最大的陰謀之一。
問題是明智光秀為什麼要這麼幹。他為織田信長效力後不久就深受信任，急速升遷，最後成了領有丹波一國的大名。受了這麼大的恩惠，為什麼明智光秀要倒打一耙呢？這個問題正是人們都在思考的「本能寺之變的謎團」。
使這個問題更加難解的是人們的線索太少了。眾所周知，本能寺之變十一天後，明智光秀在山崎一戰敗給了羽柴秀吉（後來的豐臣秀吉），並在逃亡中喪命。而他的重臣也幾乎全部被殺。於是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明智光秀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明智光秀幹掉了織田信長後，為了爭取支持者應該給很多人寫過信，但都沒能保存下來。明智光秀失敗後，與他有關係的人和知道真相的人害怕被清算，都三緘其口並有計劃地毀滅證據。
史料少就意味著想像空間大。說句難聽的話，「半吊子」就容易有發言權了。因此，關於本能寺之變，不只是日本中世史的專家，業餘歷史研究者、作家、寫手等「偵探」頻頻登場。如此眾說紛紜的事件，日本史裡還真找不出其他例子（坂本龍馬暗殺也沒有這麼多的說法）。
本能寺之變
一、單獨行動說的介紹
江戶時代即存在的怨恨說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傳統的怨恨說。歷史小說、戲劇等經常採用這種說法，江戶時代初期成書的《續本朝通鑑》等史書也提到了怨恨說。大意就是織田信長過於殘暴，明智光秀怒而謀反。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的田中義成等大正、昭和時期的歷史學家也持此說。
具體來說，明智光秀的怨恨有以下五點：
第一，攻打丹波八上城之際，明智光秀以自己的母親為人質勸城主波多野兄弟開城，但是織田信長卻將城主兄弟殺掉，明智光秀的母親因此被守城將士殺害。
第二，織田信長命明智光秀接待德川家康，結果席上的魚是壞了的，織田信長一怒之下解除了明智光秀的接待職務。
第三，齋藤利三離開稻葉一鐵轉而追隨明智光秀，織田信長命明智光秀讓齋藤利三回到稻葉一鐵那裡，明智光秀不從，因此織田信長對明智光秀使用了暴力。
第四，武田氏被消滅後，明智光秀在諏訪陣前曾言「到底是沒有白費力氣」，而對此言不滿的織田信長懲罰了明智光秀。
第五，織田信長命明智光秀出兵山陰援助秀吉時，將明智光秀領地從丹波、近江志賀（滋賀）郡遷到出雲、石見。出雲和石見是未徵服地區，明智光秀必須憑自己的力量將其拿下，也就是說，明智光秀實際上被沒收了領地。
不過現在的研究認為，以上說法很可能是江戶時代編造出來的。首先，第一條所述波多野城事件來源於《總見記》（又稱《織田軍記》），此書的成書年代是本能寺之變一百年後，因此史料價值不高。而《信長公記》記載明智光秀切斷對方糧草，以策略降伏了城主波多野秀治等人，並沒有記載他將自己的母親送給對方當人質。《信長公記》是侍奉織田信長的太田牛一所寫的織田信長傳記。書中雖有美化織田信長的部分，但作者曾聽聞他的言行，只憑這點就比江戶時代的軍記物語要可信許多。所以第一條應該是江戶時代的創作。
第二條也只在《川角太閤記》等不可靠的史料中才有。明智光秀被解職接待職務是由於與毛利氏對陣的秀吉向織田信長求援，於是織田信長給了明智光秀支援秀吉的新任務。接待德川家康不一定非得由明智光秀來做，但是能統領大軍的武將，在京都附近卻只有明智光秀一人。織田信長當然會在這種情況下解除他的接待一職。第三條和第四條也只在《稻葉家譜》等不可信的史料中才有記載。
最後，記載第五條的《明智軍記》同樣成書於本能寺之變一百年後，沒有太大的史料價值。織田信長確實經常收回家臣的領地，另外給予新的領地，但只限於已經完全平定的徵服地，或者將要完全徵服的地區，把完全未徵服的地區給家臣（變成在沒有領地的貧困狀態下與敵作戰）是不現實的舉措。
很多丹波的武士隨明智光秀出徵，他們並不是明智光秀的家臣，只是因為明智光秀是丹波大名才跟著去的。他們的關係就好比丹波分公司的總經理和他的部下，只要明智光秀被調離那裡，他們之間的關係也就結束了。因此，丹波武士隸屬於明智光秀部隊就極好地證明了他依舊是丹波的大名。關於第五條，德富蘇峰很早就認為這僅僅是大正時代的民間傳言並否定了這種說法。
總的來說，怨恨說的證據全都是江戶時代通俗讀物的再創作，並不是歷史事實。之所以在此時期編造出了這麼多怨恨的理由，說明江戶時代的人很難理解為什麼明智光秀要背叛對自己有大恩的織田信長。
野心說正式產生於戰後
江戶時代就有了野心說，但是能夠顯示明智光秀很早就有奪取天下野心的史料非常缺乏，因此被由前述各種逸事所支持的怨恨說掩蓋了。二戰前，德富蘇峰在《近世日本國民史》中指出明智光秀對織田信長的強勢心懷怨恨，同時也認為明智光秀懷有奪取天下的野心，於是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起兵了。而正式將野心說搬上檯面加以討論則要到二戰之後。高柳光壽的《明智光秀》（1958）是一本裡程碑式的著作，他圍繞著野心說展開了詳細論述。
高柳光壽指出，所謂怨恨說都是江戶時代通俗讀物的創作。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怨恨，那麼動機就只剩下野心了，即織田信長、明智光秀、羽柴秀吉三人都對天下抱有野心。
不過，這並不是說高柳光壽發現了能夠證明明智光秀有野心的史料。他介紹了出自《老人雜話》的一段軼事，說明智光秀將自己的居城命名為周山（意思是明智光秀將織田信長比作暴君殷紂王，將自己比作討伐紂王的周武王），不過同時也指出這段軼事並非史實。
結果高柳光壽只舉出「愛宕百韻」作為明智光秀有征服天下野心的證明。很多小說和戲劇都描寫過此事，不過我還是在這裡大概說下事情的經過。就在本能寺之變四天前的五月二十七日，明智光秀只帶了嫡男明智光慶和少數隨從參拜了京都的愛宕山。當時他奉織田信長之命，將要出兵援助秀吉，因此事先求神拜佛也理所當然。在廟裡住了一晚後，二十八日，他與連歌師裡村紹巴等舉行了連歌會，這就是所謂的「愛宕百韻」。
在連歌會上，明智光秀吟出了這樣的詩：
時機就是現在，天要下雨，應該就是五月。（ときは今天が下しる 五月哉）
這首詩表面上是吟唱五月的雨，但是明智光秀橫死後不久成書的軍記物語《惟任退治記》（別名《惟任謀反記》）寫道「如今回想起來，這就是謀反的先兆」，認為這首詩是明智光秀決心謀反的證明。雖然該書並未具體說明此詩應如何解讀，不過一般的解釋是這樣的：「とき」一語雙關，既有「時」的意思，又指代「土岐」（明智氏是土岐一族出身），「天が下」暗指「天下」，「しる」有「知る（統治）」的意思。
桑田忠親著《明智光秀》（1973）對高柳光壽的野心說提出了批評：「這是一種未能反映現實的，帶有先入觀念的學說。」對於強調明智光秀野心的《惟任退治記》，桑田忠親指出，該書作者大村由己是秀吉的親信，為了歌頌秀吉而將明智光秀描寫成了惡人。另外，桑田忠親推測，明智光秀愛宕百韻中本來寫的是「時は今天が下なる五月哉」，而為了突出明智光秀的野心，大村由己將其改成「ときは今天が下しる五月哉」。
接著，對於高柳光壽批評的怨恨說，桑田忠親一方面與高柳一樣，認為《總見記》的波多野城事件、《川角太閤記》的德川家康接待事件的說法都是後世捏造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援引同時代弗洛伊斯著《日本史》中織田信長腳踢明智光秀的事件，認為兩人確實關係緊張。
即使明智光秀的確怨恨織田信長，他也不可能因此立即謀反。織田信長權傾天下，為了復仇直接與其為敵太過冒險，對明智光秀而言，為了一時憤懣而謀反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因此人們自然會認為明智光秀的反抗應該有其他能夠帶來更大利益的原因。那是不是就意味著他想奪取天下呢？桑田忠親對此持否定態度。連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這樣的英雄，也是在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死後才開始考慮奪取天下的，像明智光秀這種程度的武將幾乎不可能在織田信長還活著的時候就想奪取天下。
明智光秀不是有志於天下的大人物，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一點根據都沒有，只是桑田忠親的感覺而已。不過，他的意見確實直指本能寺之變各種學說分歧的本質。近年流行的一種看法是，有人指使明智光秀刺殺織田信長，或者明智光秀有共犯，也就是所謂的黑幕說（下一節詳述），這種黑幕說的出發點和前述桑田忠親的看法有契合的地方。也就是說，因為認定了明智光秀這樣的「普通的優秀人物」根本無法刺殺織田信長這樣的大天才，所以他肯定不是單獨行事，應該還存在著幕後黑手。黑幕說就是在這種思路下誕生的。
我在上一章的結尾曾提到過，當人們看到一件帶來巨大影響的大事件時，往往下意識地認為有一個能與其匹敵的大陰謀。關於911恐怖襲擊，也有陰謀論說是美國在自導自演。區區一個蓋達組織怎麼能夠襲擊美國。這種心理正是陰謀論的溫床。
戲劇裡常有的光秀勤王說與光秀幕臣說
有些說法認為明智光秀舉兵並非為了一己之私，而是為了國家。其中之一就是光秀勤王說。勤王說的著眼點在於明智光秀有著良好的古典修養，與公家、僧侶的關係不錯，還有就是本能寺之變後他向朝廷獻金。
明智光秀重視傳統權威，尊崇朝廷，作為一個有實力的大名，因為織田信長有尊皇之志而全力支持織田信長，希望藉此使朝廷中興。但織田信長傲慢日盛（或者說暴露本性），將自己神格化，還曾要求正親町天皇行幸安土。明智光秀發現織田信長欲凌駕天皇之上後，為朝廷和正親町天皇舉兵討伐織田信長。勤王說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思路。很多小說和戲劇即採用這種說法。另外，歷史學者小和田哲男的「阻止織田信長匪行說」也包含了勤王說的觀點。
如果假設勤王說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認為注重秩序與權威的明智光秀與改革者織田信長的「性格衝突」導致明智光秀心生怨恨，而從明智光秀討伐了織田信長之後，計劃由自己當將軍來守護朝廷的想法來看，明智光秀的野心也是很明白的。這說明勤王說不一定會否定怨恨說和野心說，而是能夠與之並存。認為幾種動機並存的小說和戲劇也不在少數。
如果明智光秀最大的動機是守護朝廷，那麼他事前與朝廷通氣就再自然不過了。照這個道理，光秀勤王說就發展成了朝廷黑幕說（見後文）。
光秀幕臣說的思路與此相似。眾所周知，明智光秀最早追隨的是足利義昭。足利義昭得到織田信長擁戴回到京都成為將軍後，明智光秀同時侍奉足利義昭和織田信長二人。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開始對立時，明智光秀的立場就顯得很尷尬了，他最終拋棄了義昭，選擇了織田信長。此時明智光秀的猶豫不決經常成為小說和戲劇的題材。
此後，明智光秀得到織田信長的信任，步步高升，但這並不是說他就完全放棄了幕臣的身份。三鬼清一郎在論文《織田政權的權力構造》（1981）中指出，明智光秀是畿內舊幕臣的首領。當織田信長流放足利義昭（此事標誌著室町幕府事實上滅亡）時，如果明智光秀並不贊成這種做法，那麼在織田信長大意馬虎之際，明智光秀招集舊幕臣，為再興幕府而舉兵就非常有可能了。
這種情況下，明智光秀如果有迎將軍足利義昭回京，輔佐將軍掌握實權的政治構想，那麼可能事前就已經與足利義昭暗通款曲。如此一來，光秀幕臣說就發展成義昭黑幕說。
無論是勤王說還是幕臣說，都視織田信長為致力改革的現實主義者，視明智光秀為保守的、有教養的人，將本能寺之變視為保守派打擊改革派的行動。藤本正行對此持批評態度，他認為並沒有確切證據表明明智光秀就是保守派。明智光秀確實與公家過從甚密，但織田信長也經常舉行茶會，與公家交際應酬。明智光秀因在火燒比叡山時表現活躍而得到織田信長賞賜，離開足利義昭、臣服織田信長也是他的選擇。因此倒不如說，明智光秀是一個與織田信長類似的現實主義者。
明智光秀
二、黑幕說的介紹
20世紀90年代登場的朝廷黑幕說
上節介紹的是所謂的「單獨行動說」，本節將介紹所謂的「黑幕說」。主張黑幕說的人認為有幕後黑手指使明智光秀謀反，或者有同謀與明智光秀暗通款曲。
如前文所述，黑幕說基於這樣一種心理：「像明智光秀這樣程度的人能憑一己之力討伐（或下決心反叛）織田信長這樣的大人物嗎？」如果沒有手握實權的人或集團的協助，明智光秀應該不會下決心與織田信長為敵，襲擊也不可能這麼輕而易舉地成功。一些人因此懷疑單獨行動說，從而催生出了黑幕說。況且織田信長為人強勢冷酷，樹敵頗多，很容易就能想出不少欲置其於死地的人。結果，各種各樣的人被認定為「幕後黑手」，各種各樣的黑幕說出現在人們眼前。
最先出現的是20世紀90年代登場的朝廷黑幕說。當時，著名的中世史研究者今谷明在著作中強調朝廷與織田信長的對立關係。受其影響，朝廷黑幕說浮上水面。今谷明批評了戰國時代朝廷式微的傳統說法，認為隨著將軍權威衰弱，天皇的權威則相對地增強，而織田信長也利用天皇的權威擴大自己的實力。但是到了織田信長一統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時，對於要確立自己絕對權力的信長而言，一個至高無上的天皇就顯得礙事了。於是，織田信長與當時的正親町天皇產生了激烈的對立，織田信長甚至逼迫正親町天皇讓位給誠仁親王。
今谷明本人並不主張朝廷與本能寺之變有什麼關聯，但他提出的「織田信長最大的敵人就是正親町天皇」的觀點的影響力很大。受此啟發，不斷有人提出本能寺之變是朝廷對織田信長攻勢的反擊，也就是所謂的「朝廷黑幕說」。
本來，如果只是某個作者的個人猜想，那麼朝廷黑幕說就不會成為話題了。使此說備受矚目的是桐野作人、立花京子二人。他們仔細研讀《兼見卿記》《日日記》等一手史料後，提出了朝廷黑幕說。特別是立花京子，她向學術雜誌投稿，她的論文經過專家審查後得以發表。民間研究者經常會提出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觀點，這些人經常認為「自己的說法未被接受是因為學術界的大學教授歧視民間研究者」。但是桐野作人、立花京子二人也是民間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成果卻能夠得到學界的承認。所以，歧視說只不過是民間研究者的被害妄想罷了。
其後，桐野作人轉向了單獨行動說，立花京子轉向了耶穌會黑幕說，目前已經沒有主要研究者支持朝廷黑幕說了。可以說這已經是一種被拋棄的學說。不過為了理解以後的研究史的發展，還是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朝廷黑幕說。其要點如下：
第一，織田信長打算強迫與自己敵對的正親町天皇讓位給皇太子誠仁親王，最終讓自己的養子五之宮即位，自己成為太上皇。
第二，織田信長在人生的最後幾年裡將自己神格化，是為了讓五之宮當天皇，嫡男織田信忠當將軍。
第三，朝廷內，誠仁親王、近衛前久、吉田兼見、勸修寺晴豐等結成反信長同盟，並拉攏勤王派的明智光秀，計劃打倒織田信長。
朝廷黑幕說失去了說服力
前面已經說過，朝廷黑幕說的前提是朝廷與武家政權的權力鬥爭，也就是所謂的「公武對立史觀」。不過以今谷明的著作為契機，朝廷與武家政權關係的研究得以發展，最後證明了「公武對立史觀」是不成立的。
現在的主流說法是堀新的「公武結合王權論」，強調織田信長與朝廷之間互相依存的關係。在織田信長的經濟支援下，朝廷的財政危機得到大幅改善。與其說朝廷敵視織田信長，倒不如說朝廷盡力討好織田信長這個錢袋子。公武結合王權論的提出使基於公武對立史觀的朝廷黑幕說失去了說服力。
首先，關於第一條提到的織田信長強迫正親町天皇讓位，朝廷黑幕說認為天正九年（1581）二月的「馬揃」（軍事遊行）是強迫讓位的證據之一。今谷明將此視為織田信長威脅不願讓位的正親町天皇的軍事行動。神田千裡則指出，織田信長曾下令此次活動須辦得熱鬧好看。如此一來，與其說是軍事威脅，倒不如說有著濃厚的節日氣氛。而正親町天皇也非常欣賞，甚至要求織田信長再辦一次，結果在三月又舉行了一次。堀新指出，前一年誠仁親王生母新大典侍突然去世，朝廷一片愁雲，遊行實為振奮人心之舉。現代人習慣了終生在位的近代天皇制，就容易產生誤解，以為中世也是這樣。但其實中世天皇在上了年紀之前讓位是很普遍的，而正親町天皇自己也同樣希望讓位。之所以未能實現，只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財舉行儀式而已（織田信長樹敵頗多，未能專心致力於朝廷再興）。
第二條織田信長的自我神格化經常被當作他試圖將自身的權威置於天皇之上的證據，而這條同樣遭到質疑。織田信長死前幾年開始自我神格化的說法，只出現在耶穌會傳教士弗洛伊斯的書信和他的《日本史》中，日本人的記錄裡完全找不到相關記載。實際上，織田信長一直保護著伊勢神宮、石清水八幡宮、善光寺等大寺社，看不出他有自我神格化的跡象。弗洛伊斯的書信和《日本史》都寫於織田信長辭世之後，他編造了一個織田信長膨脹到自我神格化，惹怒了全知全能的神，最終不得好死的故事。
接下來讓我們再來看看第三條所列舉的被視為明智光秀同謀者的皇族及公家。
本能寺之變後，誠仁親王代替天皇命明智光秀恢復京都治安，因此被當作幕後黑手。但織田信長嫡男織田信忠躲進了誠仁親王居住的二條御所，誠仁親王自己差點被捲入戰鬥。織田信忠本來住在二條御所西鄰的妙覺寺，如果誠仁親王果真是同謀的話，那麼就應該預測到，作為明智光秀目標之一的織田信忠會逃進比妙覺寺戒備更森嚴的二條御所。但是誠仁親王並沒有找個什麼藉口，事先躲入天皇居所，而是待在危險的二條御所，這就意味著誠仁親王並不知道明智光秀要謀反。況且，二條御所是織田信長讓給他的，他對織田信長應該懷有感激之情。
攝關家的近衛前久之所以被懷疑與本能寺之變有關，是因為攻擊織田信忠的明智軍從近衛前久家向二條御所開槍。但是，這應該被視為不可抗力，近衛前久從織田信長那裡獲利頗多，並無參與反信長陰謀的理由。
公家吉田兼見在本能寺之變後作為敕使和明智光秀交涉，明智光秀敗北後改寫了日記，抹除了和明智光秀交涉的記錄，因此被懷疑參與了陰謀。但是沒有軍事力量的朝廷、公家只能順從支配京都的大名。本能寺之變後，誠仁親王命明智光秀恢復京都治安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織田信長控制了京都，他們就跟織田信長親近；明智光秀打敗織田信長，他們就努力跟明智光秀搞好關係；秀吉趕走明智光秀，他們就對秀吉笑臉相迎。公家本來就是這樣，這不能成為吉田兼見參與陰謀的證據。而且，日記原本就將明智光秀的行動描寫為「謀反」，對於明智光秀殺了曾經提拔他的織田信長一事持批評的態度。
勸修寺晴豐是近衛前久的家臣，同時也是武家傳奏（朝廷向武家傳遞消息的窗口）。他在日記《日日記》中有「（明智光秀家老齋藤利三）是商討推翻信長的人之一」一條。立花京子注意到這點，由此得出結論「這表明確實有推翻信長的計劃，並且晴豐雖未列席但也知道此計劃」。這樣的解釋實在過於牽強。此文的前後內容是「拂曉有個叫濟藤藏助（齋藤內藏助利三）的人，是明智的手下，是武家的人，是商討推翻信長的人之一，被活捉回京都」。可以看出這是記錄齋藤利三在山崎之戰中敗走後，被綁縛京都的內容，從寫法來看，勸修寺晴豐並不是很了解齋藤利三。甚至可以認為，這是他第一次聽說齋藤利三的名字。再有，我們也找不到他參與明智光秀行動的動機。勸修寺晴豐如果確實參與了明智光秀的計劃，應該不會留下可能表明自己做了「壞事」的證據。
本能寺遺蹟
三職推任問題
和朝廷黑幕說相關的還有三職推任問題。三職推任指的是本能寺之變即將發生前，織田信長可能被任命為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的動向。1964年，巖澤願彥確定了《日日記》的作者就是勸修寺晴豐，並將其視為記錄了本能寺之變前後政治動向的重要史料，而這份史料也證明了織田信長有可能成為徵夷大將軍。
具體來說，武田氏滅亡後的天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勸修寺晴豐拜訪了織田信長家臣村井貞勝。兩人在對話中提到了可以任命織田信長為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安土へ女房眾御下し候て、太政大臣か関白か將軍か、御推任候て然るべく候よし被申〈申され〉候、その由申し入れ候」）。
問題是說出可以任命織田信長為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的是誰？中世的日記經常會省略主語，上述引文也不例外，沒有主語。分析的線索是表示尊敬的助動詞「被」。用到了「被」，表明說話人是需要勸修寺表達敬意的人物，也就是地位比他高的人。巖澤願彥認為這是日記的作者勸修寺晴豐在轉述朝廷的意思，這後來成了定論。也就是說，三職推任雖然是勸修寺晴豐說出來的，但他只是轉述者，真正做出決定的是正親町天皇或者誠仁親王，因此，為了表示對天皇、親王的敬意，用了「被」字也就不奇怪了。
可到了1991年，立花京子發表了新見解。她將《日日記》中所有「被」的用法做了統計，並進行了分析，推定上文是村井貞勝的發言。身為權中納言的勸修寺晴豐在敘述地位比他低的村井貞勝的行為時使用敬語，看上去有些不通，但是《日日記》中還有其他用敬語描述村井貞勝行為的例子，所以這裡的用法沒有問題。
立花京子進一步展開，主張織田信長授意村井貞勝，強迫朝廷任命其為「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織田信長的強勢激起了朝廷的反感，最終發展成本能寺之變。就這樣，立花京子將三職推任問題當作朝廷黑幕說的依據。
也有人對立花京子將三職推任的發言者視為村井貞勝的看法提出異議，不過近年來谷口克廣和金子拓都支持立花京子的看法，我也持此看法。但村井貞勝的發言是織田信長授意的嗎？二人面談後的五月四日，勸修寺晴豐作為敕使向織田信長傳達朝廷的意向：「關東平定（討伐武田）有功，想封你為徵夷大將軍。」《日日記》關於織田信長回復的記錄非常模糊，因此產生了暫時不回復和拒絕就任將軍兩種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遵命」之類的說法。無論如何，織田信長一邊要求「當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一邊在旨意下來時加以拒絕，是講不通的。
堀新指出，如果織田信長要通過村井貞勝提要求的話，那他應該有「我要當將軍」這樣明確的目標，而不是三個官裡隨便哪一個都行。他認為織田信長並未參與此事，村井貞勝不過是在陳述自己的想法。
織田信長在天正六年辭任右大臣、右近衛大將的官職後，沒有再擔任官職。天正九年，織田信長拒絕了朝廷提出的出任左大臣的提議。織田信長頗有忠義之心，總覺得既然當了高官，那麼必得為朝廷盡心。反過來說，當時的他腹背受敵，無法專心處理朝廷事務，那就不能做大臣了。
織田信長的這種態度想必令朝廷感到不安。「會被織田信長拋棄的吧」，這樣的想法漸漸抬頭。如果能將織田信長拉到朝廷做官，那麼強烈的責任感會驅使織田信長繼續捐助資金，助朝廷一臂之力。因此，朝廷一有機會就想授予織田信長官職。
天正十年三月，武田氏滅亡。對朝廷來說，這正是給織田信長封官的好機會。朝廷在思考給織田信長什麼樣的官職比較好，於是詢問村井貞勝「織田信長會接受什麼職位」，對此，村井貞勝提出「太政大臣或關白或將軍還不錯」，將這三個官職作為候補。結果朝廷選擇了與徵伐東夷的戰績最相稱的徵夷大將軍一職。
總而言之，朝廷希望與為自己提供資金的織田信長搞好關係。由此可見，朝廷敵視信長的說法並不成立。三職推任問題非但不是朝廷黑幕說的證據，反而能夠證明雙方關係良好。
義昭黑幕說帶來的衝擊
織豐期研究者、三重大學教授藤田達生則有不同主張。他在不排除朝廷（具體說是近衛前久）可能參與了本能寺之變的同時，主張寄身於毛利氏的將軍足利義昭是陰謀的主導者。1996年，他發表了名為《從織田政權到豐臣政權：本能寺之變的歷史背景》的論文。之後只要一有機會，他就不斷修訂強化自己的觀點。藤田達生關於本能寺之變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解密本能寺之變》（2003）一書。
如前文所述，一直以來都有保守派的明智光秀為了復興室町幕府而舉兵的說法，但是日本中世史方向的大學教員直截了當地說出「足利義昭指使明智光秀殺掉織田信長」的話，仍然帶來了很大的衝擊。藤田達生是專業學者，他通過發掘本能寺之變的新史料，將義昭黑幕說提高到了學術的水平。因此，大家會關注藤田說也就理所當然了。他的觀點可以概括成如下幾點：
第一，將軍足利義昭被織田信長從京都流放後，轉移到備後國一個叫鞆的地方，開設了所謂的「鞆幕府」，任命毛利輝元為副將軍，對抗織田信長。
第二，本能寺之變後的六月十二日，明智光秀收到紀伊雜賀眾的土橋平尉的來信後，在回信中提到會盡力使足利義昭重返京都，足利義昭因此被認為指使明智光秀通過政變顛覆織田政權。
第三，明智光秀發動軍事政變前，曾聯絡過長宗我部元親、本願寺教如、上杉景勝，想以擁護足利義昭的名義糾集反信長勢力。第四，朝廷欲立織田信長為將軍（這意味著解除足利義昭的將軍之職），明智光秀為阻止此事而發動政變。
比起朝廷黑幕說，義昭黑幕說更令人信服。朝廷對支持自己財政的織田信長抱有感激之情，而足利義昭則不同，他對流放了自己的織田信長心懷怨恨，這一點得到了史料的證明。而且足利義昭還曾組織過信長包圍網。因此，明智光秀奉足利義昭之命糾集反織田勢力，並不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對於明智光秀來說，與朝廷站在一起雖然可以確保大義名分，但對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並無幫助，而獲得足利義昭的支持則意味著能夠與毛利氏等勢力聯手。藤田達生進一步說明：「從軍事上看，明智光秀的軍事實力最多只能通過奇襲織田信長來奪取政權，但不足以維持之後的政權。所以，如果要發動軍事政變，那麼他必須事先確保自己與毛利氏、長宗我部氏、上杉氏等有強大軍事實力的戰國大名的團結。」
我們可以從藤田達生的分析中一窺各種黑幕說誕生的理由。對於後世的我們來說，明智光秀的舉事相當缺乏考慮。他或許能夠推翻織田信長，但是之後如何維持通過政變奪取的政權呢？實際上，明智光秀的天下只維持了短短十天。有一種說法認為明智光秀有精神問題，但是從其對織田信長、織田信忠父子的周到的處理手法來看，還是應該認為他具有正常的判斷能力。如此一來，就應該認為明智光秀也考慮過推翻織田信長後的戰略，既然單獨對抗織田家的反擊是非常困難的，那麼他事先應該和其他勢力建立了合作關係。
而他如果要找人合作，之前的主君、將軍足利義昭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比起很多胡說八道的黑幕說，義昭黑幕說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義昭黑幕說的問題
雖然如此，義昭黑幕說仍有許多問題。首先第一條，天正十年的足利義昭是否有能力糾集全國反信長勢力頗值得懷疑。谷口克廣指出，從天正五年年中開始，足利義昭不再號召全國大名打倒織田信長，而是越來越依賴毛利氏。但毛利氏並沒有追擊斷然實行中國大折返的秀吉，當織田信長橫死，足利義昭欣喜地請其幫助自己返回京都之際，毛利氏也顯得非常冷淡。可以說，當時的足利義昭作為將軍的影響力已越來越小，所謂的「鞆幕府」也已名存實亡。
如果明智光秀真的事先與足利義昭有合作，那麼合作最大的目的就是通過足利義昭聯絡毛利氏，利用毛利氏將秀吉牽制在中國地方。反過來說，如果毛利氏在秀吉這件事上幫不上忙的話，那麼特地與足利義昭合作就毫無益處。
不過藤田達生也承認，沒有證據證明毛利氏事前知道明智光秀的反叛計劃。毛利氏一直在與秀吉和談，想盡方法避免與織田軍決戰。假設足利義昭與明智光秀合謀的話，那麼毛利氏應該聽到了風聲。毛利氏什麼也不知道，就意味著足利義昭也不知道明智光秀的計劃。
關於第四條任命織田信長為將軍一事，前面已經提過，織田信長沒有說過「要當將軍」。雖然可以解釋為只不過是裝腔作勢沒有立即應承，但是就字面意思來看，織田信長對此任命的態度並不積極。正如神田千裡所推論的，這是因為織田信長顧忌現任將軍足利義昭。
織田信長總被看作秩序破壞者，但現實中，他相當尊重天皇、將軍、大寺院等。流放足利義昭後，他也曾經試圖與其和解。織田信長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的形象，是基於到日本的耶穌會傳教士寫給耶穌會總部的報告書創造出來的。傳教士沒有向本國報告他們的庇護者織田信長對日本傳統仍保持敬意，而是極力誇大了織田信長的理性與進步。
關於第二條，天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明智光秀給土橋平尉的信中有一段話「上意馳走申し付けられて示し給い，快然に候，然而，御入洛事，即ちご請け申し上げ候」。藤田達生將此翻譯為：「協助上意（足利義昭）之命，已經知悉，多謝告知。但關於（義昭發出的讓他）回到京城的要求，我（明智光秀）以前也收到過。」藤田達生據此主張，本能寺之變前，足利義昭就與明智光秀有聯繫。
不過，細察原文，找不到含有「以前」之意的詞語。更何況，既然明智光秀已經答應幫助足利義昭回京，那麼土橋平尉請求明智光秀「協助將軍回京」就顯得奇怪了。分析其原因則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土橋平尉不知道足利義昭和明智光秀已有合作；另一個是，雖然明智光秀回覆說會協助義昭「回到京城」，但是一直沒有行動，因此土橋來信催促。若為前者，那麼足利義昭的回京計劃未免過於草率。若為後者，那說明明智光秀沒有把足利義昭當回事。無論怎麼看，這段文字都無法支撐藤田達生的說法。
之所以藤原達生會翻譯出「以前」一詞，是把原文中的「然而」讀作「しかれども」，把它當作轉折的「然而」來解釋。但是桐野作人、藤本正行則認為應該讀作「しかして」，當是表示順接的「於是」之意，這樣句子就顯得比較通順。也就是說，明智光秀得到土橋平尉的信後才第一次獲知足利義昭的回京計劃，於是回信說會提供幫助。這段史料證明，本能寺之變後，明智光秀在考慮如何與足利義昭合作。同時也證明，事變之前二人並無合作。即使在本能寺之變後，明智光秀也沒有積極主動地接觸足利義昭。六月九日明智光秀給舊幕臣細川藤孝的信中並未提到足利義昭。明智光秀本希望和自己關係不錯的細川藤孝能加入自己一方，但是細川藤孝為了悼念織田信長而剃掉頭髮，拒絕了明智光秀的勸誘。明智光秀急忙送去親筆信，希望能說服細川藤孝，這封信同樣未提及足利義昭。
如果明智光秀討伐織田信長是受命於足利義昭，那麼對於細川藤孝這個足利義昭的舊幕臣來說，這會是很有說服力的理由。反過來說，信中未提及足利義昭恰恰說明明智光秀並非奉足利義昭之命，而且討伐織田信長後，他也沒有擁立足利義昭的想法。
明智光秀給土橋平尉回信是在六月十二日，也就是山崎之戰開始前一天。此時，他的姻親同時也是與力大名的細川藤孝、筒井順慶等沒有像他期待的那樣支持他，而秀吉率大軍直逼京都，在如此絕望的處境下，明智光秀終於決定迎足利義昭回京。這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稻草。
陰謀實施前的聯絡過於危險
第三條說明智光秀曾聯絡過長宗我部元親、本願寺教如、上杉景勝，實情如何呢？谷口克廣指出，所謂與長宗我部元親和本願寺教如的合作，證據薄弱。對於和上杉景勝的合作，藤田達生則以河隅忠清六月三日給直江兼續的書信為證據，此文收錄在《覺上公御書集》裡（原文為「一昨日，須田相模守方より召仕の者罷り越し，才覚申す分は，『明智の所より魚津迄使者指し越し，御當方無二の御馳走申し上ぐべき由申し來り候』と承り候」）。
《覺上公御書集》為米澤藩上杉家編撰的編年史，記載了上杉景勝任家督時上杉家發生的事情，以條目形式書寫，典據出處均有註明。現存《覺上公御書集》為江戶時代後期平田範隅所書，原本編纂時間為江戶前期。此書所載河隅忠清書信是有關本能寺之變的第一手史料。
藤田達生的功勞在於向世人介紹了這個史料，但是他對史料的解讀卻值得再斟酌。他根據「六月三日」的日期和「一昨日、須田相模守方より召仕の者罷り越し」一句，認為六月一日上杉家臣兼越中方面的司令官須田滿親向越後春日山城的上杉家臣河隅忠清傳達「明智的使者已到越中魚津城」的消息。如果這個解釋是正確的，那麼明智的使者最晚在五月底已經到了魚津城。前面已經提過，本能寺之變發生於六月二日，因此藤田達生主張，明智光秀在決定謀反前派出使者是向上杉傳達謀反計劃。
然而同樣編纂於江戶前期米澤藩的《歷代古案》也收錄了幾乎一樣的河隅忠清書信，但是沒有日期和收信人。《覺上公御書集》裡的日期和收信人有可能是平田範隅在抄寫時添加的。因此，六月三日這個日期不一定可信。
魚津城在五月底被織田軍隊層層包圍（六月三日陷落），明智光秀的使者潛入城中並非易事。萬一被織田方的士兵抓到，走漏風聲的話，那就萬事休矣。這麼大的風險值得冒嗎？
藤田達生推測，織田方面與上杉方面在進行和談時，魚津城有可能會打開城門，所以當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織田方面的包圍比較鬆散時（二十九日再度開戰），明智光秀的密使乘機混入魚津城。但是，明智光秀又是如何預見織田方面的包圍會暫時放鬆呢？就算明智光秀的使者進入了魚津城，也不能保證上杉景勝一定會支持明智光秀。有必要冒著情報洩露的風險這樣做嗎？桐野作人的推測則比較合理，那就是明智光秀使者入城並非五月末，而是當柴田勝家得知本能寺之變而撤軍的六月八日之後。
還有，藤田達生對明智使者所言「御當方無二の御馳走申し上ぐべき」所做的解釋也不合理。他將其翻譯為「希望上杉家能為我方盡最大努力」。明智光秀只不過是織田信長的家臣，解釋成希望上杉家為他「盡最大努力」未免過於自大，所以盡力的對象不可能是明智光秀。因此，藤田達生認為這裡不是為了明智光秀，而是為了將軍足利義昭。也就是說，明智光秀在足利義昭的指示下，拜託上杉景勝協助足利義昭重掌大權。
但是，如果明智光秀確實在輔佐足利義昭的話，那麼他應該會用到諸如「上意」「公儀」之類的詞來表達這是義昭的意思。再者，假設這確實是足利義昭所言，只是一味要求上杉氏幫忙也相當失禮，作為說服的語言顯得有些蹩腳。鈴木真哉和藤本正行認為這句話的意思不是「希望上杉家為我方盡最大努力」，而是「對上杉家，我（明智光秀）將盡最大努力」。明智光秀為上杉氏盡力，因此也希望上杉氏幫助自己。
我們不清楚明智光秀具體打算如何「盡最大努力」，大概是他不久後會派援軍到北陸，在此之前希望上杉氏先拖住柴田勝家的部隊吧。
近年，石崎建治提出了新的史料，即（天正十年）六月九日上杉景勝給遊足庵（奧州蘆名氏的外交僧）的信，從信的內容來看，上杉景勝並未掌握本能寺之變的真實情況。信的內容大概是，秀吉被毛利的軍隊包圍，織田信長出兵援救，但是在援救前，秀吉戰死，織田信長無奈退兵，就在這時，津田信澄（織田信長之侄、明智光秀女婿）背叛，導致織田信長自盡。如果上杉景勝事先知道明智光秀謀反的話，那麼他就不會相信這麼離譜的傳言了。
共謀的實際利益不大
明智光秀不是在政變前而是在政變後才聯繫上杉景勝，這再次提醒我們策劃陰謀過程中保密的重要性。
不只是藤田達生，持黑幕說的人都強調，若非明智光秀事前建立了強大的聯盟，他是無法下決心對抗織田信長的。但是，事前建立同盟帶來的並不總是利益。
如果像之前足利義昭發動信長包圍網時一樣，反信長勢力團結起來的話，其力量將超過織田信長。武田信玄突然背叛織田信長，開始率軍西進，發動攻勢之際，織田信長迎來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機。
不過在天正十年這個時間點，就算織田氏以外的大名們團結起來，也很難戰勝織田信長。不管是毛利氏還是上杉氏，都在與織田氏的戰鬥中處於劣勢，即使織田信長死了，他們也不可能組織大規模反擊。他們那時已經沒有餘力了。
事先結成同盟只有在協調作戰時才有意義，只要不是諸勢力一起攻打織田領地，那麼就沒有必要專門結盟。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被視為日本的失策，究其緣由，正在於即使沒有協同作戰的計劃（比如日本、德國一起攻打蘇聯等）卻依然締結了同盟。只是為了「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種單純的理由，就建立名義上的同盟，而實際上各自為戰的話，這種同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也許有人會反駁，如果事先知道織田信長將死，那麼大規模的反攻作戰豈不是可以在織田信長死時同步展開嗎？但是，這樣就需要到處告知家臣們「織田信長很快就要死了，做好準備反攻」，這麼大肆宣揚也不現實。再者，即使明智光秀在發動進攻前通知了上杉氏和毛利氏，他們事前能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
事先聯繫的好處，最多不過可以防止上杉氏和毛利氏過早向織田氏投降。然而，就算沒有事先聯繫，等到織田信長一死，織田家大亂，他們如果判斷這是可乘之機，自會發動反擊，攻打織田領地。反過來說，即使他們事先承諾要幫助明智光秀，這樣的承諾也毫無意義。上杉景勝和毛利輝元本來並不認識明智光秀，信賴關係更無從談起。他們如果覺得攻打織田家有困難，完全可以靜觀織田家與明智光秀的爭鬥，然後支持對自己有利的一方。
關原合戰的例子能更加清楚地說明這個道理。毛利輝元通過安國寺惠瓊與石田三成取得聯繫，起兵攻打德川家康。但是在這次合戰中，毛利軍實際上是旁觀者。儘管毛利輝元與石田三成是舊識，但毛利輝元依然未遵守諾言。由此可見，老練的明智光秀根本不可能對素不相識的上杉氏和毛利氏抱有多大的期待。
總而言之，無論事先是否共謀，上杉氏和毛利氏能採取的行動都不會有太大改變。如此一來，明智光秀就沒有必要冒著被發現的危險事先與他們共謀了。只要他們兩家還在，就能起到牽制秀吉和柴田勝家的作用，這對明智光秀而言已經足夠了。
但是毛利輝元同秀吉達成和解，並未追擊揮軍前往京都的秀吉。上杉景勝也迴避了與柴田勝家北陸軍的對決，出走北信濃。事態的發展證明，明智光秀打錯了算盤。如果明智光秀和足利義昭、上杉景勝事前商量過而又陷於如此局面，只能說他愚蠢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是，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情。明智光秀應該想到了，即使事前合謀過，上杉氏和毛利氏最後也會採取對自己有利的行動，而且也不可以苛責他們的判斷。
過於荒誕無稽的耶穌會黑幕說
提出過朝廷黑幕說的立花京子，在《織田信長與十字架》（2004）中推翻了自己的說法，轉而提出耶穌會黑幕說，其概要如下：
第一，耶穌會是南歐（西班牙、葡萄牙）勢力徵服亞洲的先鋒。
第二，耶穌會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支援了織田信長統一日本的大業，其目的是讓織田信長以武力徵服中國，使其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
第三，但由於織田信長將自己神格化，想要脫離耶穌會獨立，所以耶穌會利用明智光秀推翻織田信長，之後又利用秀吉推翻明智光秀。
立花京子之前提出的朝廷黑幕說曾在學術界成為話題，而這次的耶穌會黑幕說由於過於荒誕，誰也沒有將其視為正經學說。同明治維新羅斯柴爾德黑幕說一樣，這個說法是一個典型的陰謀論，認為歷史完全按照某人或某集團的構想發展。
耶穌會黑幕說最大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史料能夠證明耶穌會對織田信長的軍事和經濟支援。日本方面的史料裡沒有相關記載，耶穌會方面的史料裡也沒有。立花京子辯解說，這是因為太過機密所以沒有寫。照這種想法來看待問題的話，什麼樣的結論都能言之成理了。說得極端些，按這樣的思維，耶穌會黑幕說和「本能寺之變是外星人的陰謀」也沒什麼區別了。
耶穌會研究表明，耶穌會日本支部財政困難，並無餘力在經濟上支援織田信長的統一大業。客觀地講，不是耶穌會支援了織田信長，而是織田信長保護了耶穌會。
另外，耶穌會日本支部重要人物奧爾岡蒂諾在本能寺之變後，因怕明智軍襲擊安土城而逃往琵琶湖中的小島，途中遇襲，還被湖賊奪去了財物，遇到了許多不幸的事。如果耶穌會參與了本能寺之變的話，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秀吉黑幕說是馬後炮
順便介紹一下秀吉黑幕說。這種觀點認為秀吉和明智光秀是同謀，或者秀吉誘導了明智光秀，很多作家都持這種看法。明智憲三郎主張的雖然是家康黑幕說，但同時也認為秀吉知道明智光秀的謀反計劃。這可以看作秀吉黑幕說的亞種。
為什麼秀吉被認為是幕後黑手呢？因為在本能寺之變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人就是他。這裡，我們又看到了「誰獲得最大利益，誰就是主謀」這樣的思維。如果沒有事前準備就不可能有中國大折返，這也被當作論據之一。
本能寺之變後，秀吉和毛利氏迅速達成和解。本能寺之變是六月二日，達成和解是六月四日，確實快得驚人。秀吉黑幕說的支持者認為，因為提前知道織田信長會被攻擊，秀吉已經取得了小早川隆景及安國寺惠瓊等人的理解，所以和解才這麼迅速。
但實際上，由於秀吉的水攻，毛利方面已經無法救援備中高松城，提出和解的其實是毛利方面。聽說織田信長出兵的消息後，秀吉盛氣凌人地提出要毛利氏割讓備中、備後、美作、伯耆、出雲五國，因此交涉沒有進展。但秀吉得知本能寺之變後做出讓步，只要求割讓備中、美作、伯耆三國並要求備中高松城主清水宗治切腹。此時，毛利氏對本能寺之變一無所知，痛快地答應了條件。
也有人質疑為何秀吉這麼快就得到本能寺之變的消息。這也不難推測，因為秀吉知道織田信長出兵，他需要掌握織田信長的動向（什麼時候能到）。織田信長部隊到了的話，秀吉與毛利方面的交涉方針也會隨之改變。秀吉已經布好了情報網，因此及時獲知了明智光秀謀反的消息。
如前文所述，還有人認為中國大折返的驚人速度就是秀吉事前了解實情的證據。特別是從沼城（現岡山市）到姬路有七十公裡，秀吉的部隊只用一天就走完了，確實讓人忍不住懷疑有什麼隱情。不過正如谷口克廣指出的，實情是只有主要的家臣（騎馬的武士）才一天就到了姬路，而步兵並沒有這麼快，事實上，沒趕上山崎之戰的人同樣為數不少。
明智光秀討伐織田信長後，他再討伐明智光秀，由此繼承織田信長的地位。將這一連串舉動視作秀吉的算計，只能說是馬後炮。就算秀吉事前與安國寺惠瓊等人確有共謀，也不能保證毛利氏得知了本能寺之變後不撕毀和議，攻擊秀吉。
實際上北條氏政就是這麼做的。他得知京都方面有異變後，答應幫助上野的瀧川一益，但是確認織田信長的死訊後，轉頭攻打上野。秀吉締結和約後，也是先觀察毛利軍隊的動向，然後才開始撤退的。在織田政權中，秀吉是最成功的人，沒有理由冒著被毛利氏和明智光秀夾擊的危險謀殺織田信長。更何況，稍有不慎，他就會親手把天下人的寶座送給自己的對手明智光秀。這樣的陰謀對秀吉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本文摘自吳座勇一著《古代日本的戰爭與陰謀：從源平爭霸到關原合戰》，姬曉鵬譯，後浪丨廣東旅遊出版社，2020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編輯：秦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