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趙蘭溪 顧嘉琪 楊舒鴻吉
編輯| 劉素楠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尹雪出國讀書的計劃。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她忽然覺得已經沒有很強的意願去做什麼事了，生活陷入了死循環。躺在床上完全沒有力氣，但又覺得自己必須要去幹點什麼事，她感到自我唾棄，而且逐漸失去食慾，心跳無緣無故加速，有時候還喘不過氣。
8月，尹雪被診斷為「重度抑鬱傾向」。在遵循醫囑堅持服藥後，她的抑鬱傾向仍未能改善，直到開學後又有新的學習任務，她才慢慢恢復了行動力。
尹雪就讀於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計算機類專業。她的專業課排名穩定在年級前30%，但她仍覺得自己還不夠優秀。同宿舍的其他三人，分別獲得國家獎學金和一等獎學金，而她只獲得了三等獎學金。有的同學四個學期每門課的績點都是滿績，還擁有國家級立項科研。 「每個人都是削尖腦袋去拼」。
周一到周五全天近乎滿課，她會提前完成作業，並參加課外競賽項目。沒課時她就在圖書館自習直到閉館，還自學了Python計算機語言。「一旦閒下來不做正事而去放鬆娛樂的話，就會有很強的負罪感。」她說。
尹雪希望通過緊張的學習節奏來躲避負面的情緒困擾。夜晚來臨，她仍然會失眠，越是提醒自己入睡，越是睡不著。她開始有些社交恐懼，遇到人多的情況便會莫名的緊張，也不願去結識新的朋友。朋友建議她前往學校心理諮詢中心尋求幫助，她總以沒有時間回絕。
中國青年報2019年7月24日曾在微博上發起針對大學生抑鬱症的調查，在超過30萬人次的投票中，超兩成大學生認為自己存在嚴重的抑鬱傾向。而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曾表示，大學生的抑鬱症高發與社會的內捲化是分不開的。現在很多高校學生用「內捲化」來指代非理性的內部競爭，內捲化現象在重點高校及熱門專業裡尤甚。
究竟什麼樣的狀況算是抑鬱症，又如何尋求心理諮詢或醫療機構的幫助？這個問題困擾著很多大學生。
子樺：「他們說這個病是矯情，是故意說自己心情不好」
「爸，媽，你們快來救救我！」摔落在地板上的子樺發出了一條消息。
2016年10月，宿舍裡只有她一人。她把衣服擰成繩子，試圖上吊自殺。進行到一半時，她突然不想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及時抓住衣櫃的門把手，發出求救消息。
當時子樺剛上大二，想自殺的念頭已經在腦海裡徘徊了兩三個禮拜。周圍的世界似乎都跟她沒有關係。每天晚上睡不著，她便花上幾個小時盯著天花板，思考自己為什麼要活在世上，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找不到答案，她想到了死，不停在網上搜索哪種死亡方式的痛苦最小。
子樺來自浙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望女成鳳，家庭氛圍嚴肅。子樺曾問過父母，活著的價值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讀書」。
高中時，子樺曾獲全國生物競賽二等獎，而後通過自主招生，於2015年9月進入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生物科學精英班。生物是她最喜歡和擅長的學科，但是沒想到，大學生活並沒有想像中完美。除了生物，子樺還要上數學、物理、化學等自己不喜歡的課程。即便是生物課上，也有很多實驗內容她並不感興趣。重新審視學科興趣，她發現自己其實只喜歡解剖課。
她沒有想過換專業。面對生物精英班高難度高強度的課程，達不到想要的成績時，她感到特別難受。她說自己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
「我也缺乏學習以外的興趣愛好，」子樺說，「如果有興趣愛好的話，也許就會多做一點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慢慢地她開始失眠。夜裡睡不好，白天上課犯困，更加聽不進去。學習成績下降，又導致失眠更嚴重——如此往復，形成了惡性循環。就連吃飯也受到了影響。她感到胃痛吃不下飯，進食就像是完成一種儀式，吃一點就會吐出來，兩個禮拜體重暴跌十幾斤。還有莫名其妙的反胃，一想到要回學校就開始嘔吐。
那時候，她眼中的世界是黑色的，黑色的抑鬱沉沉籠罩著整個世界。
2015年深秋，子樺被診斷為中度抑鬱症。
「想開點就好了。」父母這樣勸子樺。
她不是家族中首位確診的抑鬱症患者。子樺說，在父母眼中，抑鬱症不是一個大事情，他們甚至認為「這個病是矯情，是故意說自己心情不好」。
很長一段時間裡，子樺不敢也不願意接受自己是抑鬱症病人。聽說抑鬱症是一種「精神病」，她說：「小時候我們說別人是『精神病』，不就是罵人的話嗎？」
學術文獻一般使用「抑鬱障礙」這個詞。《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鬱障礙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的一類心境障礙。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抑鬱障礙的一種典型狀況。
抑鬱症患者自身的病恥感，以及人們對抑鬱症以及相關精神疾病的輕視或汙名化，使很多患者抗拒尋求專業幫助，也就耽誤了治療時間。
王超是上海某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諮詢師，他告訴記者，有些學生到了心理諮詢處後，堅稱自己各方面都好，或者表示，只是為某件事心裡不舒服，最終在有經驗的心理諮詢師引導和共情下，才發現背後嚴重的心理問題。還有部分患有抑鬱症的學生不會主動來找心理醫生，直到出現了軀體病症，如胃疼、頭疼，去醫院檢查又查不出問題，才想到可能是心理問題引發的疾病，才來求助心理諮詢師。
40次心理諮詢
子樺邁出了這一步，她曾向學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然而，心理諮詢老師隨後將她的情況告知了輔導員。輔導員擔心她想不開，就將患病情況告訴了班委和她的室友，讓他們多看著子樺。
從此室友漸漸疏遠她，她患抑鬱症的事情也成為班上公開的秘密。隨後，在她參加轉專業考試時，填報專業的老師均以抑鬱症為由，拒絕了申請。「他們可能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源吧。」子樺猜測。
確診抑鬱症後，子樺辦理了休學手續，回到老家休息。但是，她吃了一個月的藥以後就自行停藥了，家人也不知道抗抑藥需要長期服用。
2016年初，大一下學期，子樺回到了學校。她瘋狂購物，渴望出去玩，想跟人聊天，情緒高漲，動不動就哭。當時家裡人都以為這是病情好轉的表現，卻不知道子樺已經發展為雙相情感障礙，正從抑鬱轉到躁狂。雙相情感障礙，通常指既有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類心境障礙。
同年秋天，剛上大二的子樺又由躁狂期轉到了抑鬱期，情況比之前更加嚴重。很長一段時間裡，自殺念頭縈繞在她頭腦中。她決定去死。幸好，求生的念頭阻止了這次自殺。
在接受第八次心理諮詢時，子樺哭了出來，當時覺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去外面吃早飯的時候，忽然感覺黑色的天空仿佛有了一點色彩，我能夠聽得清楚鳥叫，並且覺得鳥叫很好聽。感覺稍微有一點情緒的起伏了。」
休學期間，子樺接受了40次的心理諮詢療程。她認為，雖然心理諮詢看起來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但長時間的交流讓她有一個可以不停傾吐負能量的空間，就像一個接納情緒的黑洞，潛移默化中幫助她化解了抑鬱情緒。
父母也終於同意對子樺「完美」的人生鬆綁。在意識到她有自殺行為後，父母只希望女兒健康平安。他們明確地告訴子樺可以不用去學校，就算退學也沒有關係。子樺也放下了對學業的擔憂。
雖然病程多次反覆，但總體向好的趨勢發展。子樺意識到，當她對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以後，她的病就慢慢好起來了。抑鬱症並沒有吞噬她，她暫時戰勝了抑鬱症。
經歷兩次休學治療後，她換了一個專業方向，於2017年9月順利轉入社會工作專業。
為了幫助有抑鬱情緒的同學預防抑鬱症，她還結合自己的社工專業背景，創立了一個幹預小組，取名為「黑狗消失大作戰」。通過小組的方式，子樺向人們分享關於情緒的理論知識，告訴大家抑鬱情緒是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控制。
在醫院做實習社工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在傾聽被消極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時會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他們的痛苦。她打算以後繼續從事相關的實踐和研究工作，並將範圍擴大到青少年消極情緒的研究。
「在我生病以前，我一直想做一個優秀的人，生病之後我就只想做一個平凡的人。我現在覺得，活著的意義就是去體驗生活中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美好。感覺自己衝勁兒少了很多，但是對平凡的認同也多了很多。」子樺說。
文音：「他人的關懷成了我必須承受的負擔」
「我已經和抑鬱症相處了五年了，我只把它當成腳氣一樣，它確實在困擾我的生活，但它也就那麼回事兒。」文音說。一般人得了「腳氣」會覺得很不好意思，擔心別人知道，但文音有很強烈的表達欲，她不認為這是一種羞恥，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抑鬱症群體的真實狀況。
2016年，文音在高一期末時頭痛到不能思考，去了醫院各個科室都沒有查出問題，她悄悄地盼望自己是得了癌症。之後，她在精神衛生中心被測定為中度強迫、重度焦慮和重度抑鬱。
文音幼時和母親被生父趕出家門。父母離婚之後，父親每個月支付300塊錢撫養費給她們。其實，文音父親的家族有精神類疾病病史，比她大六歲的表哥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已放棄他了。因此文音父親那邊的親戚認為，得了精神疾病就意味著「完了」。
回憶起當年老師和親人對自己的「幫助」，文音卻用了「抓」、 「逮」 、「拖」、「押送」這樣的詞。高中的某一天，她感到頭痛手抖，父母忽然衝進教室，把她直接拖走，還把桌子裡的東西全部掏空帶回家，班主任則直接給她開了一周的假條。這是她生活的常態。
2019年，文音來到上海念大學。由於在一次聊天中不小心告訴了輔導員自己有抑鬱症，並已經斷藥，輔導員就停了她周五的課，並將她帶到學校心理諮詢中心插隊就診。
上大學後，為了消耗每天過剩的精力，文音買了毛線學織造，排滿閱讀書單。難過時，她會去看黃片，不是為了感受刺激，而是為了感受人生的虛無。「他們好像是很快樂，但也就十幾分鐘就結束了，所以一切（快樂）都會過去的是吧。」
每次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曬幸福生活，文音都會覺得他們太單純，「他們被保護得太好了，沒有實打實地見過苦難，所有對窮人的想像都來自書本。」文音想不通，為什麼身邊的人都能心安理得地過自己的生活，而她一想到世界上有些人連生存都很困難，就會充滿負疚感。每個月，文音都會省出一部分飯錢捐給公益機構。偶爾點了幾十塊錢的外賣，她會非常後悔。「我在幹什麼？把這些錢拿給他們的話，他們就能吃上飯。」甚至在看到輕奢廣告時，她會當場崩潰大哭。「為什麼會有人把錢花在這種地方？有人都活不下去了，竟然還有人浪費這麼多錢來幹這種事！雖然錢是他們的，怎麼花是他們的自由，但是拿去捐款不好嗎？」
在課堂上，文音是「捧哏」。周圍人都覺得她精神狀態很好，老師還將她視作正能量的典範。只有她自己知道同時感到極度亢奮和極度疲憊是怎樣一種生活：「早上計劃滿滿，晚上就想立遺書。」
文音說自己無時無刻不在籌劃自殺。一個人坐在宿舍樓頂望著樓下的時候，她在考慮跳到哪個地方不會太影響到樓下的人。她有時候會想當然的規劃人生：年輕時掙一大筆錢，然後英年早逝；如果掙不到錢，就買一份巨額保險，再結束自己的生命。
她擔心和別人產生較深的情感後，就捨不得離開了。一旦察覺到自己和某個人的關係還不錯，她就會很害怕，想要逃離。她有兩位關係很好的朋友，每次三人聚會後，那兩個朋友還會單獨聚會。文音很珍惜這樣的友誼結構。「我哪天突然死掉了，她們兩個也不會怎樣。」
2019年11月的一個周末，文音獨自在宿舍，動了輕生的念頭。」之後就用腰帶在床頭試圖自縊。她感到視線逐漸縮小，像電影裡的雪花一樣逐漸縮小，感官逐漸消失。
突然，腰帶的扣子崩壞了。」。
文音說，活過來就不想死了，下周還要和兩個同學組隊考口語。「要死也不能耽誤別人。」
文音曾向心理諮詢師詳細講述了自己的自殺計劃，心理諮詢師建議她去精神衛生中心就診。後來她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
輔導員拿到她的轉診通知，說自己沒見過這種情況，就告知了學院書記。書記隨後邀請文音去她的辦公室，拉著文音噓寒問暖。文音想找藉口離開時，書記一把抓住文音的手問道：「有人愛你嗎？」文音嚇了一跳，猛得把手抽回去。書記又一次抓住她的手說：「有人抱過你嗎？我們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文音感到非常不適，不想和書記聊。她認為這種關懷方式「非常糟糕」，「但凡有點心理學知識的老師，都不會這個樣子」。
文音希望老師不要太把她的病當回事兒，然而老師的關懷卻成了她生活中必須承受的「負擔」。溫度驟降時，輔導員關心她「天氣涼了，我怕你難過。」輔導員還常常以「給我看看你們家的貓吧」，「這兩天霧霾重」為開場白，跟她聊了兩句便直奔主題：「你在吃藥嗎？」
後來文音的抑鬱症更加嚴重了。2020年秋天，她被送進精神衛生中心住院，學業也被迫中止。
在精神衛生中心，文音遇到了幾位聊得來的高學歷夥伴，也遇到了一些難以溝通的患者，他們都是被家人送進來的。她覺得，這次在精神衛生中心住院的經歷，都可以寫一本小說了。
2020年只剩下最後十幾天，她剛剛出院回到老家，打算先找一份實習，等拿到康復證明後再回到學校。
她知道，雙相情感障礙很難根治，自己即便拿到「好轉」證明，沒有得到「臨床痊癒」證明，明年新學期能否返校，仍是一個問題。
從高校到醫院：心理諮詢就像走鋼絲
一旦有學生在大學自殺，社會輿論通常一邊倒地責怪學校，家長也責備校方，學校承擔了巨大的壓力，直接反應就是：校內的心理健康中心沒有把工作做好。在巨大壓力傳導下，給抑鬱大學生做心理諮詢，就像一份走鋼絲的工作。
如何把握隱私的邊界，就是一個頭疼的問題。2018年，教育部印發的《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就強調了「保密」原則，要求建立心理健康數據安全保護機制，保護學生隱私，杜絕信息洩露。
但是對待具體個案時，諮詢師往往面臨兩難。上海某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諮詢師王超告訴記者，一方面，根據諮詢倫理，當來訪者出現傷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傾向時，諮詢師可以突破隱私保密原則，告知周邊人員，這樣才能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學生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心理問題被家長知道，很多時候家長其實就是導致這個心理問題的原因，告訴家長後反而會加大學生的壓力，並導致諮訪關係破裂。
另一個問題是，有就診需求的學生太多，而高校心理諮詢師的數量遠遠不夠。
《綱要》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職教師要具有從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關學歷和專業資質，要按照師生比不低於1:4000配備，每校至少配備2名。按照上海市規定，高校心理諮詢師與全校學生的配備量是1:3000。「要做到這個比例其實很難，學校固定的專職諮詢師數量不足，只能通過向校外聘用兼職諮詢師來彌補缺口。」王超透露。
2017年，我國正式取消心理諮詢師國考。這項存在了15年的制度，累計為國內培養了150萬持證心理諮詢師。在取消心理諮詢師國考之後，新監管政策幾年之內未能出臺，導致心理諮詢師資格認證出現斷檔。
「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在校外可以一小時賺幾百元起步，但是在學校往往只能拿到一小時一百元，學校只能通過免費的心理培訓、督導來吸引他們，但是部分骨幹還是會向外流失。」王超認為，薪酬不高也是導致高校心理專業隊伍儲備不足的原因之一。
一邊是學校心理諮詢師嚴重短缺，一邊是來就診的學生數量連年攀升。這給高校心理諮詢中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實際上，不光高校心理諮詢師人力不足，我國整體精神科醫師數量也不多。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3.34萬人。「其中，部分精神科醫生來自其他科室，經過短期的轉崗培訓之後轉至精神科。純粹科班出身的精神科醫生在每10萬人口當中的佔比，我國在全球是倒數的。」陳俊指出。他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環太平洋精神病學家學會（PRCP）傑出會士、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CSP）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陳俊認為，「當下關注的主要是保護患者隱私。而從長遠看，消除歧視才是根本。」在他看來，以抑鬱症為代表的精神類疾病，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病恥感，高校抑鬱症防治如果不能消除歧視，則會助長患者隱瞞、逃避病情的現實，影響病情判斷和質量。
關於大學生患者的特殊之處，陳俊還指出兩處亟需改善的地方。
首先，學生患者有學業要求，一些治療中的學生往往需要在治病和儘快復學之間進行選擇。「為了身體康復，要不要考慮留級？另外，康復後回到學校，隨著心態變化，患者能否適應新環境、新同學和新老師？這些問題都有可能引發新的心理問題。」陳俊指出，大學生抑鬱症的治療與追蹤是動態的，不能簡單以一般生理疾病的治療周期作為參考標準。
其次，當學生的心理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可以回到熟悉的環境進行恢復性治療時，一些學校卻要求家屬和醫院提供治癒康復證明，這樣才批准回校。「其實醫療機構無法從醫學角度提供這類證明。所以，這反映了學校對精神心理治療的認識不足，也違背了治療的程序。」
精神衛生中心住院費用清單。受訪者供圖
（文中子樺、尹雪、文音、王超均為化名。）
——完——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