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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 趙蘭溪 顧嘉琪 記者 楊舒鴻吉
（一）
「爸，媽，你們快來救救我！」摔落在地板上的子樺發出了一條消息。
2016年10月，宿舍裡只有她一人。她把衣服擰成繩子，試圖上吊自殺。進行到一半時，她突然不想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及時抓住衣櫃的門把手，發出求救消息。
大二剛開學不久，想自殺的念頭已經在子樺腦海裡徘徊了兩三個禮拜。周圍的世界似乎都跟她沒有關係。每天晚上睡不著，她便花上幾個小時盯著天花板，思考自己為什麼要活在世上，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找不到答案，她想到了死，不停在網上搜索哪種死亡方式的痛苦最小。
子樺來自浙江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望女成鳳，家庭氛圍嚴肅。子樺曾問過父母，活著的價值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讀書」。
高中時，子樺曾獲全國生物競賽二等獎，而後通過自主招生，於2015年9月進入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生物科學精英班。
生物是她最喜歡和擅長的學科，但是沒想到，大學生活並沒有想像中完美。除了生物，子樺還要上數學、物理、化學等自己不喜歡的課程。即便是生物課上，也有很多實驗內容她並感興趣。重新審視學科興趣，她發現自己其實只喜歡解剖課。
她沒有想過換專業。面對生物精英班高難度高強度的課程，達不到想要的成績時，她感到特別難受。她說，自己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
「還有缺乏學習以外的興趣愛好，」子樺說，「如果有興趣愛好的話，也許就會多做一點讓自己開心的事情。」
慢慢地，她開始失眠。夜裡睡不好，白天上課犯困，更加聽不進去。學習成績下降，又導致失眠更嚴重——如此往復，形成了惡性循環。
就連吃飯也受到了影響。她感到胃痛吃不下飯，進食就像是完成一種儀式，吃一點就會吐出來，兩個禮拜體重暴跌十幾斤。還有莫名其妙的反胃，一想到要回學校就開始嘔吐。
那時候，她眼中的世界是黑色的，黑色的抑鬱沉沉籠罩著整個世界。
邱吉爾曾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此後，黑狗（blackdog）便成了英語世界中抑鬱症的代名詞。
2015年深秋，剛邁入大學校門的子樺被診斷為中度抑鬱症。
「想開點就好了。」父母這樣勸子樺。
其實，她不是家族中首位確診的抑鬱症患者。子樺說，在父母眼中，抑鬱症不是一個大事情，他們甚至認為「這個病是矯情，是故意說自己心情不好」。
很長一段時間裡，子樺不敢也不願意接受自己是抑鬱症病人。聽說抑鬱症是一種「精神病」，她說：「我們從小說別人是』精神病』，不就是罵人的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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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抑鬱障礙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以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徵的一類心境障礙。
根據《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抑鬱障礙包括破壞性心境失調障礙、抑鬱症、持續性抑鬱障礙、經前期心緒不良障礙、物質/藥物誘發的抑鬱障礙、醫學狀況所致的抑鬱障礙等亞型。
抑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抑鬱障礙的一種典型狀況。
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曾估測，全球範圍內共有超過3.5億人患有抑鬱症，遍布各個年齡組。從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間，抑鬱症患者增加了18%以上。抑鬱症是世界各地的首要致殘原因，是導致全球疾病負擔的一個重大因素。從成因上來看，抑鬱症是社會、心理和生理因素複雜的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抑鬱症可導致更大的壓力和功能障礙，影響患者的生活並加劇抑鬱症狀。
自殺企圖和自殺死亡是抑鬱障礙的最嚴重後果。《中國抑鬱障礙防治指南（第二版）》指出，一項大於10年的前瞻隨訪研究證實，抑鬱障礙的自殺率為4.0%-10.6%。
「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2019年7月18日，貴州醫科大學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主任、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王藝明在一個論壇上公開表示。同年7月24日，中國青年報在微博上發起針對大學生抑鬱症的調查，在超過30萬人次的投票中，超兩成大學生認為自己存在嚴重的抑鬱傾向。
大學生抑鬱群體越發引起社會關注。
（二）
大學生程穎的抑鬱症發病時間，可以追溯到中學階段。
高二時，程穎擔任班級團支書。在一次集體活動中，原本應該由四個班幹部組織的活動，最終只剩她一個人負責。那天，她在宿舍裡崩潰大哭，什麼事都做不了。後來，她再也不願意當班幹部。
因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突然失控，在她的高中生活中成為了常態。
進入高三之後，學習壓力使她的抑鬱情緒達到頂點。「有一天爸爸開車送我上學，我忽然就想打開車門跳下去。」她回憶。
程穎害怕這個念頭會成真，去了精神衛生中心就醫。醫生告訴她得了抑鬱症，而且很嚴重。
確診抑鬱症之後，程穎反而願意把這個情況告訴身邊的人，因為擔心自己可能會做出一些來不及挽回的事情，希望他們多注意一下。在課桌下，她用一把瑞士軍刀刺自己的手臂。同桌收走了她的刀，依舊不能讓她擺脫輕生的念頭。
四年前自殘經歷在程穎的手臂上留下了隱約可見的傷疤。受訪者供圖
並不是高考結束了，壓力就會消失。
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曾表示，大學生的抑鬱症高發與社會的內捲化是分不開的。
內卷，本意是指人類社會在一個發展階段達到某種確定的形式後，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現在很多高校學生用「內捲化」來指代非理性的內部競爭。
內捲化現象在重點高校及熱門專業裡尤甚。
尹雪目前就讀於南方一所重點大學的計算機類專業。她的專業課排名穩定在年級前30%，但她仍覺得自己還不夠優秀。同宿舍的其他三人中，一個獲得了國家獎學金，兩個獲得了一等獎學金，而她只獲得了三等獎學金，「這讓人很有壓力」。
放眼望去，同學中不乏佼佼者。有兩個學生四個學期每門課的績點都是滿績，此外還擁有國家級立項科研。在這個專業，績點直接對應了將來能去什麼層次的公司，「每個人都是削尖腦袋去拼」。
尹雪覺得自己對課業的理解能力不夠好，別人花一個小時就能搞懂的東西，她需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弄明白。沒課的時候，她就在圖書館自習直到閉館。周一到周五全天近乎滿課，她會提前完成作業，並參加課外競賽項目。
如此努力仍然不夠。尹雪還自學Python計算機語言，還提前準備考研的內容。「一旦閒下來不做正事而去放鬆娛樂的話，就會有很強的負罪感。」她說。
作為單親家庭的孩子，她擔心媽媽在她身上的投入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她時常想，如果媽媽把這些資源投入在另一個人身上，是不是會更有價值。她沒有花錢消費的欲望，希望多掙點錢給母親。「我想去網際網路公司做程式設計師，吃青春飯，差不多中年就會被開，我覺得挺適合我的。」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尹雪出國讀書的計劃。學習被按下了暫停鍵，她忽然覺得已經沒有很強的意願去做什麼事了，生活陷入了一個死循環：躺在床上完全沒有力氣，但是又覺得自己必須要去幹點什麼事，但是身體動不了，這讓她更加難受，又更加無力，隨後她便自我唾棄。逐漸地，她開始失去食慾，心跳無緣無故加速，甚至有時候喘不過氣。
2020年8月，尹雪被診斷為「重度抑鬱傾向」。在遵循醫囑堅持服藥後，她的抑鬱傾向仍未能改善，直到開學後又有新的學習任務，她才慢慢恢復了行動力。
（三）
在大二學生文音的邏輯中，死亡，在某種程度上，是解決問題的最優方法，甚至比活著能解決得更好。
「我已經和抑鬱症相處了五年了，我自己只把它當成腳氣一樣，它確實在困擾我的生活，但它也就那麼回事。」文音說。
一般人得了「腳氣」會覺得很不好意思，不希望別人知道，但是文音有很強烈的表達欲，她不認為這是一種羞恥，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抑鬱症群體的真實狀況。
文音幼時和母親被生父趕出家門。父母離婚之後，父親每個月支付300塊錢撫養費。「本來只有100，後來我媽討價還價才變成了200，在我上小學的時候，他才漲到了300，而且他每次都繞過我媽把錢給我。」
在課堂上，文音是「捧哏」。周圍人都覺得她精神狀態很好，老師還將她視作正能量的典範。只有她自己知道同時感到極度亢奮和極度疲憊是怎樣一種生活：「早上計劃滿滿，晚上就想立遺書。」
2016年，文音在高一期末時頭痛到不能思考，去了醫院各個科室都沒有查出問題，她悄悄地盼望自己是得了癌症。之後，她在精神衛生中心測出中度強迫、重度焦慮和重度抑鬱。
文音父親的家族有精神類疾病病史，比她大六歲的表哥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他的家人已放棄他了。因此，文音父親那邊的親戚不願意承認她有抑鬱症，認為得了精神疾病就意味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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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文音來到上海念大學。同年，她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確診為雙向情感障礙。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雙相障礙通常指既有躁狂或輕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類心境障礙。
上大學後，為了消耗每天過剩的精力，文音買了毛線學織造，排滿閱讀書單。
難過時，她會去看黃片，不是為了感受刺激，而是為了感受人生的虛無。「他們好像是很快樂，但也就十幾分鐘就結束了，所以一切（快樂）都會過去的是吧。」
每次看到有人在朋友圈曬幸福生活，文音都會覺得他們太單純，「被保護得太好了，沒有實打實地見過苦難，所有對窮人的想像都來自書本。」文音想不通，為什麼身邊的人都能心安理得地過自己的生活，而她一想到世界上有些人連生存都很困難，就會充滿負疚感。
每個月，文音都會省出一部分飯錢捐給公益機構。偶爾點了幾十塊錢的外賣，她會非常後悔。「我在幹什麼？把這些錢拿給他們的話，他們就能吃上飯。」
她甚至在看到輕奢廣告時當場崩潰大哭。「為什麼會有人把錢花在這種地方？真的有人都活不下去了，竟然還有人浪費這麼多錢來幹這種事！雖然錢是他們的，怎麼花是他們的自由，但是拿去捐款不好嗎？」
文音說自己無時無刻不在籌劃自殺。一個人坐在宿舍樓頂望著樓下的時候，她在考慮跳到哪個地方不會太影響到樓下的人。
還沒有給媽媽存夠養老錢是阻止文音自殺的主要原因。每次一聽說媽媽賺了錢，她都會「很開心」地想：「你有錢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死了？」但是轉念一想，父母花了錢把自己養大，如果不能連本帶利地「還債」給他們，至少要把本金還清。
文音如此規劃人生：年輕時掙一大筆錢，然後英年早逝；如果掙不到錢，就買一份巨額保險，再結束自己的生命。
她擔心和別人產生了較深的情感後，就捨不得離開了。一旦察覺到自己和某個人的關係還不錯，她就會很害怕，想要逃離，「反正不能跟人家有親密關係」。
她有兩位關係很好的朋友，每次三人聚會後，那兩個朋友還會單獨聚會。文音很珍惜這樣的友誼結構，她覺得這樣很好，很放心。「我哪天突然死掉了，她們兩個也不會怎樣。」
2019年11月的一個周末，文音獨自在宿舍，動了輕生的念頭。她給好友發微信：「你半個小時過後幫我收一下屍。」之後，就用腰帶在床頭試圖自縊。她感到視線逐漸縮小，像電影裡的雪花一樣逐漸縮小，感官逐漸消失。
突然，腰帶的扣子崩壞了。摔倒在地的文音大哭著又給好友發微信：「靠，死不掉了。」
文音說，活過來就不想死了，因為下周還要和兩個同學組隊考口語。「要死也不能耽誤別人啊。」
（四）
抑鬱症患者自身的病恥感，以及社會上整體對抑鬱症以及相關精神疾病的輕視與汙名化，使很多患者抗拒尋求專業幫助，耽誤了治療時間。
在上海一所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任職心理諮詢師的王超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一些學生到了心理諮詢處後，堅稱自己各方面都好，或者表示只是為某件事心裡不舒服，最終在有經驗的心理諮詢師引導和共情下，才發現背後嚴重的心理問題。
還有部分患有抑鬱症的學生不會主動來找心理醫生，直到出現了軀體病症，如胃疼、頭疼，去醫院檢查又查不出問題，才想到可能是心理問題引發的疾病，才來求助心理諮詢師。
子樺邁出了第一步，她曾向學校心理健康中心求助。
然而，心理諮詢老師隨後將她的情況告知了輔導員。輔導員擔心她想不開，就將患病情況告訴了班委和她的室友，讓他們多看著子樺。
從此，室友漸漸疏遠她，她患抑鬱症的事情也成為班上公開的秘密。隨後，在她參加轉專業考試時，填報專業的老師均以抑鬱症為由，拒絕了申請。
「他們可能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源吧。」子樺猜測。
確診抑鬱症後，子樺辦理了休學手續，回到老家休息。但是，她吃了一個月的藥以後就自行停藥了，家人也不知道抗抑藥需要長期服用。
2016年初，大一下學期，子樺回到了學校。她瘋狂購物，渴望出去玩，想跟人聊天，情緒高漲，動不動就哭。當時家裡人都以為這是病情好轉的表現，卻不知道子樺已經發展為雙相情感障礙，正從抑鬱轉到躁狂。
同年秋天，剛上大二的子樺又由躁狂期轉到了抑鬱期，情況比之前更加嚴重。很長一段時間裡，自殺念頭縈繞在她頭腦中。最終，她決定去死。幸好，求生的念頭阻止了這次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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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音在描述學校老師對自己的「幫助」時，會用「抓」 「逮」 「拖」「押送」這樣的詞。
高中的某一天，她感到頭痛手抖，父母忽然衝進教室，把她直接拖走，還把桌子裡的東西全部掏空帶回家，班主任則直接給她開了一周的假條。這是她生活的常態。
上大學後，由於在一次聊天中不小心告訴了輔導員自己有抑鬱症，並已經斷藥，輔導員就停了她周五的課，並將她帶到學校心理諮詢中心插隊就診。
文音向心理諮詢師詳細講述了自己的自殺計劃，心理諮詢師建議她去精神衛生中心就診。
轉診單。受訪者供圖
在拿到轉診通知後，輔導員表示沒見過這種情況，需要跟領導匯報，於是告知了學院書記。書記隨後邀請文音去她辦公室，拉著文音噓寒問暖。文音想找藉口離開時，書記一把抓住文音的手問道：「有人愛你嗎？」
文音嚇了一跳，猛得把手抽回去。書記又把她的手抓了過去說：「有人抱過你嗎？我們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對此，文音感到非常不適，不想和書記聊。她認為這種關懷方式「非常糟糕」，「但凡她有點心理學知識，都不會這個樣子」。
文音希望學校老師不要太把她的病當回事兒，然而，老師的關懷成了她生活中必須承受的「負擔」。
溫度驟降時，輔導員關心她：「天氣涼了，我怕你難過。」輔導員還常常以「給我看看你們家的貓吧」「這兩天霧霾重」為開場白，跟她聊了兩句後便直奔主題問道：「你在吃藥嗎？」
（五）
2018年，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要求強化諮詢服務，向學生提供經常、及時、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導與諮詢服務。
同時，《綱要》強調了「保密」原則，要求建立心理健康數據安全保護機制，保護學生隱私，杜絕信息洩露。
但是，校方也承擔著社會輿論的壓力。王超指出，主要還是因為社會對於高校自殺的容錯率太低，一旦有學生在大學自殺，輿論壓力通常一邊倒地責怪學校，家長也責備校方，學校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便會認為是校內的心理健康中心沒有把工作做好。
王超指出，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在判斷是否需要突破遵守保密原則時也面臨兩難境地。一方面，根據諮詢倫理，高校心理諮詢師希望遵守從業原則，只有當來訪者出現傷害自己或者他人的傾向時，諮詢師可以可以突破隱私保密原則，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但另一方面，學生往往不希望自己的心理問題被家長知道，因為很多時候家長就是導致這個心理問題的原因，告訴家長後反而會加大學生的壓力，並導致諮訪關係的破裂。
在巨大的輿論關注和學校壓力下，給抑鬱大學生做校內心理諮詢，就像是在走鋼絲。
某高校心理健康中心牆面上的標語。攝影：顧嘉琪
此外，《綱要》要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職教師要具有從事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相關學歷和專業資質，要按照師生比不低於1:4000配備，每校至少配備2名。
但現實情況顯然與這一要求存在差距。
而按照上海市規定，高校心理諮詢師與全校學生的配備量是1:3000。「要做到這個比例其實很難，學校固定的專職諮詢師數量不足，只能通過向校外聘用兼職諮詢師來彌補缺口。」王超透露。
2017年，我國正式取消心理諮詢師國考。這項存在了15年的制度，累計為國內培養來150萬持證心理諮詢師。在取消心理諮詢師國考之後，新監管政策幾年之內未能出臺，導致心理諮詢師資格認證出現斷檔。
「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在校外可以一小時賺幾百元起步，但是在學校往往只能拿到一小時一百元，學校只能通過免費的心理培訓、督導來吸引他們，但是部分骨幹還是會向外流失。」王超認為，薪資窘境也是導致高校心理專業隊伍儲備不足的原因之一。
在學校心理諮詢師本身短缺的情況下，來就診的學生數量卻在連年攀升，這給高校心理諮詢中心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六）
2020年9月11日，國家衛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層面，關注抑鬱學生群體。
《工作方案》要求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根據《工作方案》，在2022年前，國家將在試點地區初步形成全民關注精神健康，支持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公眾對抑鬱症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達80%，學生對防治知識知曉率達85%。抑鬱症就診率在現有基礎上提升50%，治療率提高30%，年復發率降低30%。
對於高校抑鬱症防治，現任環太平洋精神病學家學會（PRCP）傑出會士、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CSP）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陳俊認為，從當下來看主要是保護隱私的問題，從長遠看，消除歧視才是根本。
以抑鬱症為代表的精神類疾病，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病恥感，高校抑鬱症防治如果不能消除歧視，則會助長患者隱瞞、逃避病情的現實，影響病情判斷和質量。
同時，高校抑鬱症防治，還需要在隱私保護與聯防聯治中尋找到倫理的平衡點，「在合適的時機，以合理的方式，尋求來自家庭、校方、醫療機構多方力量介入。」陳俊建議。
他指出，目前有兩處地方尚可改善。
首先，學生患者本身有學業要求，一些治療中的學生往往需要在治病和儘快復學之間進行選擇。「為了身體康復考慮留級？康復後回到學校後，隨著心態變化，患者能否適應新環境、新同學和新老師？上述因素都有可能引發新的心理問題。」陳俊指出，大學生抑鬱症的治療與追蹤是動態的，不能簡單以生理疾病的治療周期作為參考標準。
其次，在學生心理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可以回復到熟悉的環境中進行恢復性治療時，一些學校要求家屬和醫院提供治癒康復證明才批准回校。「從醫學角度來說，醫療機構無法提供這類證明，這也顯示了學校對精神心理治療的認識不足，也違背了治療的程序。」他表示。
在陳俊看來，還需要構建學校與醫療機構之間雙向互動的合作體系。
他指出，高校與醫療機構之間，不僅僅是轉診與諮詢的功能，更要明確各自的分工。「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從業人員首先需具備基本醫療常識，並且了解心理諮詢的工作範疇，知道哪部分內容該由醫生來做。此外，學校和醫療機構可以建立合作機制。比如，醫療機構可以為合作的高校心理健康中心提供轉診綠色通道，也可為心理健康中心從業人員提供繼續教育服務，幫助他們解決在心理諮詢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實際上，高校在抑鬱大學生應對能力上的不足，也是我國整體精神衛生預防與治療能力不足的一個縮影。
國家衛健委2015年的數據顯示，全國開設精神醫學本科專業的高校數僅29家，每年招生數1600人。截至2017年底，全國共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3.34萬人。
「其中，部分精神科醫生來自其他科室，經過短期的轉崗培訓之後轉至精神科。純粹科班出身的精神科醫生在每10萬人口當中的佔比，我國在全球是倒數的。」陳俊說。
他指出，精神科醫生的嚴重不足，一來是與學科發展有關，同時也與現階段醫療就業前景掛鈎。「從學科發展角度來看，精神疾病因為不受社會重視，導致學科也不受重視，因此從業醫生少。」
不過，在陳俊看來，這只是短期的一個數據，長期來看，隨著學科發展以及國家重視程度提高，精神科醫生數量會逐漸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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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接受第八次心理諮詢時，子樺哭了出來，當時覺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去外面吃早飯的時候，忽然感覺黑色的天空仿佛有了一點色彩，我能夠聽得清楚鳥叫，並且覺得鳥叫很好聽。感覺稍微有一點情緒的起伏了。」
休學期間，子樺接受了40次的心理諮詢療程。她認為，雖然心理諮詢看起來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但長時間的交流讓她有一個可以不停傾吐負能量的空間，就像一個接納情緒的黑洞，潛移默化中幫助了她化解抑鬱情緒。
父母也終於願意對子樺「完美」的人生鬆綁。在意識到她有自殺行為後，父母只希望女兒健康平安。他們明確地告訴子樺可以不用去學校，就算退學也沒有關係。子樺也放下了對學業的擔憂：「如果我的病不治好的話，我可能就只能去自殺了，所以我肯定第一個想到的是我不能死，我的病必須好起來。」
雖然病程多次反覆，但總體向好的趨勢發展。子樺意識到，當她對自己的期待值降到零以後，她的病慢慢好起來了。抑鬱症並沒有吞噬她，她暫時戰勝了抑鬱症。
經歷了兩次休學治療後，她換了一個專業方向，於2017年9月順利轉入社會工作專業。
為了幫助有抑鬱情緒的同學預防抑鬱症，她還結合自己的社工專業背景，創立了一個幹預小組，取名為「黑狗消失大作戰」。通過小組的方式，子樺向人們分享關於情緒的理論知識，告訴大家抑鬱情緒是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控制。
在醫院做實習社工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在傾聽被消極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時會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他們的痛苦。接下來，她打算繼續從事相關的實踐和研究工作，並將範圍擴大到青少年消極情緒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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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病以前，我一直想做一個優秀的人，但生病之後我就只想做一個平凡的人。我現在覺得，活著的意義就是去體驗生活中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美好。感覺自己衝勁兒少了很多，但是對平凡的認同也多了很多。」子樺說。
如果讓她選擇，她更願意做那個沒有得過抑鬱症的、敢衝敢做的自己，因為抑鬱症實在太痛苦了，她希望這段經歷最好沒有在她身上發生過，也不要發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現在，她也會因為害怕抑鬱症復發而變得小心翼翼，避免一切會帶來較大壓力的事情。
高三曾多次自殘的程穎進入大學後，培養了新的興趣愛好，每周都和朋友一起去運動。雖然偶爾仍會無緣由地流眼淚，但她開始尊重自己的內心感受，逐漸學會表達情緒，不再將其埋在心底。
尹雪還是和原來一樣忙於學業，她希望通過緊張的學習節奏來躲避負面的情緒困擾。夜晚來臨，她仍然會失眠，越是提醒自己入睡，越是睡不著。她開始有些社交恐懼，遇到人多的情況便會莫名的緊張，也不願去結識新的朋友。朋友建議她前往學校心理諮詢中心尋求幫助，她總以沒有時間回絕。
精神衛生中心住院費用清單。受訪者供圖
文音的抑鬱症更加嚴重了。2020年秋天，她被送進精神衛生中心住院，學業也被迫中止。
在精神衛生中心，文音遇到了幾位聊得來的高學歷夥伴，也遇到了一些難以溝通的患者，他們都是被家人送進來的。她覺得，這次在精神衛生中心住院的經歷，都可以寫一本小說了。
2020年只剩下十幾天，她剛剛出院回到老家，打算先找一份實習，等拿到康復證明後再回到學校。
她知道，雙向情感障礙很難根治，自己拿到了「好轉」證明，沒有得到「臨床痊癒」證明，明年新學期能否返校，仍是一個問題。
（文中子樺、程穎、尹雪、文音、王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