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煥新一直保留著父親被救時的照片
高密，作家莫言的故鄉，在他筆下這塊土地有很多傳奇的故事。但高密人劉煥新和其父親劉連仁的故事，可能要比書裡的故事還要傳奇。「野人」劉連仁的名字在被擄赴日勞工圈裡流傳，「劉會長」劉煥新的名字在勞工家屬圈裡流傳，父子兩代人都為「勞工」二字所累。
近日，山東30名三菱受害勞工獲賠償金，赴日勞工劉連仁之子、中國受害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的電話又被打爆了。
「劉連仁受的苦沒法說」
冬日的高密乾冷乾冷，距離高密城區50裡路的草泊村更冷，凍得人只想跺腳。
劉煥新的家就在村頭，門口有棵柳樹，風一吹飄飄落下幾片黃葉。劉煥新站在門口招手，「在這裡！」12月7日，新時報記者見到了這位在勞工家屬圈小有名氣的「劉會長」。
9日，在高密市草泊村，劉煥新講述父親的故事。
「我有爹了，再也不受別人欺負了。」77歲的劉煥新回憶起父親剛回來的日子，眼眶溼潤。劉連仁剛從日本回來的前幾個月，一聲「爹」就在劉煥新嘴邊，但面對父親時，他總是喊不出來。接受新時報記者採訪講述父親的故事時，劉煥新還是直呼父親「劉連仁」大名。
1944年9月，劉連仁被日軍強行擄走的時候，劉煥新還未出生，等到父親回來時，他已經14歲。1958年4月，在天津接到父親的那一刻，母親跑上前去就抱著父親哭，「高興的哭？辛酸的哭？我說不出那種滋味。」14年，對劉煥新和母親來說是太漫長的等待。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被日軍擄走的勞工除了慘死異鄉，基本都已回國，劉連仁屬於下落不明者。劉煥新收藏了一本日本人編撰的《強擄中國赴日勞工名錄》，這份名單重達7斤5兩，劉煥新翻開一頁，指著自己父親的名字，上面寫著「86號 劉連仁 脫走行方不明」。
等待的煎熬，劉連仁的家人比其他家庭多承受了近13年。幾乎每一年，劉煥新的母親都會帶著他去找村子裡的算命先生，對方說：「你爹還活著。」一家人就堅信，劉連仁還活著，過年家裡請祖先牌位時，家堂上就是不寫劉連仁的名字，「因為算命先生說了，他還活著。」
活著，一家人就等，這就是他們堅持下來的信念。
劉煥新講述父親的故事
為了有個寄託，有個好的念想，祖母給劉煥新起了小名，叫「盼盼」，五歲之後又改為了一個單字「尋」。
就在家人苦苦等待時，劉連仁從日本昭和煤礦（目前已關閉）逃出，在北海道的深山老林過著「野人」一樣的生活。創傷有多大，從劉煥新對父親的描述中就能略知一二：「劉連仁受的苦沒法說，回來後有床，但還是會像在山洞裡一樣睡。」「劉連仁會在深夜裡夢遊，睡覺時會呻吟、尖叫。」「劉連仁看不得黃呢子大衣，日本兵當年就穿那樣的衣服……」
結束14年的苦等，劉煥新一家團聚後，特意請算命先生吃了一頓飯，為了那句——「還活著。」
劉煥新在講述父親的故事時潸然淚下
「幫他討公道，幫勞工討公道」
「留作紀念吧，看到就心痛！」1991年，劉連仁到日本故地重遊，來到昭和煤礦，從那個當年地獄一樣令他拼命想逃出的地方，順帶撿了幾塊煤帶回中國。目前，這幾塊煤就陳列在劉連仁紀念館裡。
那一年，劉煥新跟父親赴日，只感受到了北海道徹骨的冷，「他是怎麼在那裡藏了13年？」
也就是自那一年，劉煥新親眼看著自己年近80歲的父親，堅定地走上了向日本政府討還公道的荊棘之路。劉連仁頻繁接受媒體的採訪、到日本各處演講，甚至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的個體。也就是那一年，劉煥新開始接觸勞工維權。
「基本上，日本我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劉煥新站在一張日本地圖前，背對新時報記者，「你看，那些紅點標註的地方都是我、劉連仁走過的。」數了數，226個紅圈，那是226個地方。
地圖上標識著劉煥新去過的地方
19歲那年，劉煥新遵從父親意願去當了兵，他說：「是祖國給了他第二次生命，只有祖國強大了，老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18年後，劉煥新又被父親從部隊召了回來，「幫他討公道，幫勞工討公道。」
父親在世的時候，劉煥新會陪同他一起去日本做報告。這個在家裡基本上不太講苦難經歷的男人，到了臺上就能連貫地講，還很有條理。關於父親所經歷的苦難，劉煥新都是在那時候聽來的。
也正是聽得多了，劉煥新開始逐漸理解父親為什麼還要在晚年一搏，給自己討公道。出於「野人」劉連仁在勞工圈的影響力，劉煥新於1994年被擄日受害勞工們推舉為中國受害勞工聯誼會的執行會長。2000年父親去世後，劉煥新接過了父親手中的接力棒，繼「野人」劉連仁之後，「劉會長」劉煥新的名字又在勞工家屬圈流傳開來。
「我要的不是賠償，我要他們謝罪」
2020年12月9日10點11分，山東省高密市軍人接待站賓館又來了五個被擄赴日勞工的家屬，這次劉煥新將他們帶到了213房間。像這樣接待天南海北的勞工或者家屬，他已記不清有多少次。
幾年前，為了方便接待天南海北的勞工家屬，劉煥新在軍人接待站賓館租了兩間房，有個固定的地方接待家屬們。近幾年打起了遊擊戰，哪個房間空著到哪個房間，來的人多就選個大點的地方，來的人少就選個小點的房間。這一次，來了5個人，加上媒體，劉煥新跟前臺說：「213吧，能坐開。」
9日，在高密市，前來做登記的勞工後人口述父輩的故事。
84歲的楊典成第一次見活生生的記者，自告奮勇打開了話匣子，「俺爹被抓的時候33歲，俺7歲，還有弟弟和妹妹，俺娘帶著我們怎麼活呀，差一點就把妹妹拽（扔）了，那日子沒法說，沒法說。」
一旁的陳丕剛仔細地翻看著五個人帶來的資料。陳丕剛和劉煥新一樣也是轉業軍人，爺爺是擄日勞工。作為勞工家屬，他將和其他29位勞工家屬一樣，領到三菱支付的10萬元賠償金。
2005年，從部隊轉業的陳丕剛聽說劉煥新正在搜集被擄赴日勞工的資料，自己便找了過去，想了解爺爺的事情。到之後，發現劉煥新缺少正式的統計表格，於是他便主動幫忙整理表格，這一整就是15年。「你看到的這些材料都是我先擬定了模板，讓他們回去比著抄。」陳丕剛表示，有時候一次講不明白，勞工家屬可能要來幾趟，「索賠和討公道，太難了。」可是，劉煥新身上的勁頭一直感染著陳丕剛，讓他堅持了下來。
9日，在高密市，陳丕剛將整理好的資料交給勞工後人。
其實，這次公布的30個領到補償金的勞工名單裡並沒有「劉連仁」這三個字。「我要的不是賠償，我要他們謝罪！」劉煥新有些激動，「逝去的勞工，正在等說法的勞工家屬都在等一個公道，不要日本的所謂『深刻反思』。」
2014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首次全面、完整公布了日本強擄中國赴日勞工名單，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38935名中國勞工分169批被相關日本企業夥同日本政府抓去做勞工，被押送至日本35家企業至少135個作業場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國勞工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11歲，30歲以下者居多。被擄到日本的勞工中，有6820名客死他鄉。
劉煥新說，他要做的不僅僅是為父親討公道，30年的「鬥爭」，他早已從父親個人的苦難中跳脫出來，更多地去關注勞工這個大群體，「大群體的訴求解決了，全面解決了，劉連仁的公道也就討回來了。」
9日，在高密市，勞工後人拿到了父輩關於勞工的歷史資料。
劉連仁和劉煥新，兩代人為「勞工」二字所累，只為「公道」二字。「要有骨氣、志氣和勇氣，這是劉連仁臨終時交代給我的。」劉煥新說，不光是三個氣，還說了，「他如果不行了，還有我，我不行了，還有子子孫孫，就是要討一個是非對錯，討一個公道。」
現如今，這個公道是劉煥新討給父親的，也是討給所有被擄赴日勞工的。
新時報記者:謝苗苗
攝影:王汗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