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魯樞元（1946- ），人文學者。現任黃河科技學院生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創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出版有《創作心理研究》、《超越語言》、《生態文藝學》、《陶淵明的幽靈》等著述。曾榮獲國家圖書獎、魯迅文學獎及柯布共同福祉獎。
作者授權學人Scholar發布，此處為未刪節全稿。
文章的標題有些類似很早以前的一部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不過，列寧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創始人，劉再復只是中國當代一位近乎柔弱無助的文化人。況且，後來他還提出了「告別革命」的主張。
然而，就是這個看似文弱的讀書人，卻在中國當代歷史中的一個「大時代」——1980年代，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留下了歷史的印記，至今還在持續發酵。人類社會歷史的張力場中，似乎存在一種「恢弘的弱效應」，看似柔弱無力的東西，在歷史的長河中卻能夠綿延持久地發揮著影響。蘇州金雞湖畔樹有一尊老者塑像，張著大嘴讓人看他的口腔：原本堅硬的牙齒已經掉光，柔弱的舌頭還在。其尊容刻畫得有些醜陋，卻隱喻著「柔弱勝剛強」的深意，那顯然是中國古代首席哲學家老子在現身說法！
我與劉再復先生並無深交，上世紀80年代之後的許多年幾乎沒有什麼聯繫。談論劉再復，中國文學圈裡大有人在，即使謬託知己，我也不夠資格。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只是出於潛在心底的一絲懷念。在1980年代，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劉再復先生曾經無私地幫助過我這個剛剛踏進學術界門檻的「外省青年」。再就是，年既老矣，作為1980年代的過來人，我自然擁有關於那一時代的諸多記憶，儘管僅僅是私人一己的回憶。
所謂「八十年代」，與「五四時代」、「三十年代」一樣，已經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定格下來的時代。這是一個什麼時代呢？
「80年代」成名的傑出詩人北島說：80年代是中國20世紀的文化高潮，讓人看到一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究其未來的潛能，究其美學的意義，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1]
「80年代」活躍的思想家金觀濤指出：「80年代是中國第二次偉大的啟蒙運動……它與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相呼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2]
作為文學理論家的劉再復自己曾說：「80年代乃是心靈解放的年代，是面對生命的困惑提出各種叩問的年代。」「80年代也正是建國以後文藝批評的真正輝煌期。」「80年代是有鈣質的時代，是有勇氣提出新思想的時代。」[3]
對於「八十年代」乃至改革開放「四十年」這段歷史，固然會存在分歧和異議。但無論何時、何人在撰寫這段歷史時，都不可忽略文學藝術的作用，也都避不開「劉再復」這個名字。
對於劉再復在「八十年代」的文學貢獻，評價並不一致。一些人認為他那時提出的兩個核心理論：「文學的主體性」、「人物性格組合論」，較之此後引進的許多新奇的文學理論，似乎「無甚高見」，不如他在散文創作方面的成就。對此，我想還是有必要做些歷史性的回顧。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簡言之，「文學的主體性」，即文學活動過程中涉及到的人——如文學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閱讀欣賞文學作品的讀者，都是擁有自己的獨立存在性的，都是具有「自洽性」的個體，而不是一味受他者規範、掌控的工具、傀儡。往深裡說，這些理論其實已經涉入心理批評、文本批評、接受批評理論的領域。但劉再復當年的著力點主要是在為作家個體存在的主動性張目、發聲，即：作家是一個有著自己的頭腦、思想、情感、意願、個性、風格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可以隨意支使的工具，也不是機器上的零部件。所謂「性格組合論」，即：真實的人性是豐富的、複雜的，往往是善與惡、美與醜、堅強與軟弱、高大與平凡的有機複合，十分完美、絕對崇高、始終正確的人並不存在；反之，絕對醜陋、絕對險惡、一壞到底的人也是不可信的。文學創作對於人物形象的塑造，不能不在人性的多面性、豐富性、複雜性上下功夫。
這些理論，在今天的文學博士、博士後看來，或許過於簡單，或許已經成為常識（當然，即使在今天，常識也不見得都能夠得到尊重），然而在四十年前的中國社會生活中，劉再復在文壇上發出的這些聲音卻是振聾發聵的。長期以來，中國的文藝理論界只允許存在一種聲音：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文學要歌頌英雄人物。文革之中，這種左翼的文藝思想被集中概括成所謂「三結合」、「三突出」的文學創作法則。「三結合」是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作家只能是一個類似顯微鏡、傳聲筒之類的工具，而且還必須是「馴服工具」。如果這個「工具」不能符合上級領導的意志，希望表達自己不同的意願，那就將大禍臨頭，輕者丟掉飯碗發配邊地，重者甚至會判以重罪、死於非命。文學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戲劇，在所有人物中一定要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又必須突出「無產階級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則必須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個唯一的人物就成了「高大全」的完人、神人。這種創作方法實際上是在為「個人崇拜」、「領袖崇拜」營造輿論，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極為惡劣的作用。然而，這些現今看來十分可笑的東西，當時卻是神聖不可更移的鐵定法則，一旦有所冒犯，或者僅僅是不表恭敬，就會遭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致命打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像老舍、傅雷、田漢、巴人、吳晗、鄧拓、楊朔、周瘦鵑、陳笑雨、李廣田、陳夢家、趙慧深、顧而已、馮雪峰、邵荃麟、侯金鏡、劉綬松這些著名文學家、文學理論家，就是因此獲罪慘遭批鬥，最終被逼自殺或瘐斃獄中的。
京劇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劇照
文革中，我在一所鐵路師範學校教書，講授文學理論，講「革命樣板戲」，課堂上宣講的也是「三結合」、「三突出」這套理論，而且竟然舉一反三、講得頭頭是道，贏得不少人的讚許！在政治的高壓下，我不是一個清醒者，更不是一個抗拒者。
文革結束，劉再復提出的「文學主體論」、「性格組合論」，實際上是在倡導文學家的自主與自由、在消解中國當代造神運動的遺毒。同時也在改變文學界的認知範式、拓展文學思維的新的空間。這些看似「無甚高見」的文學命題一經推出，便立即引發全國輿論的關注，劉再復也就成了1980年代初期中國文壇上的一位旗手。
在這一時期，我幾乎是身不由己、誤打誤撞地走進文藝心理學的研究領域，參與了朱光潛先生之後的新時期文藝心理學學科重建，連續發表了一些相關文章，結果引起再復先生的關注。在他那篇名噪一時的《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的文章中曾談到我：「近年來引入注目的，還有魯樞元的一系列文藝心理學研究論文。他在《上海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了一些認真的而且有特色的文章。」文中用不小的篇幅對我的研究給予積極的評價。[4]稍後，劉再復在其《文學的反思》一書的「前言」中再次講到我：
解剖自己比解剖別人還要艱難。因此，這種反思決不是那麼輕鬆的。然而，自我否定並不是自我撲滅，其實。也是一種自我更新。近日讀了《青年評論家》報介紹魯樞元同志的文章，就講了魯樞元經歷過一次精神的蛻變。他在給《上海文學》編輯部周介人同志的信中說：「我想再來一次蛻變，但也可能打破我的繭，變不出一隻好看的蝴蝶。」而朋友給他鼓勵說，祝他變成「一隻美麗的孔雀」。我想，魯樞元同志正是超越了精神蛻變的痛苦，才進入新的精神境界的。這又使我想起郭老」鳳凰涅槃」的詩境，如果不經過一次痛苦的涅槃，鳳凰就不能再生而翱翔歡唱。[5]這一時期的再復先生之所以會注意到我，我想是因為我關於文學創作心理研究的那些文章，曾講到作家的「有機天性」、「生氣灌注」、「情感積累」、「情緒記憶」、「創作心境」、「心理定勢」、「心理變形」等，我把文學創作視為一個包括文學家自己的需求、欲望、感覺、知覺、思維、情感、記憶、想像等心理功能在內的極其複雜的活動過程，這是一個同時包括了認識的高級形式和低級形式、心理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意識的顯在成分與潛在成分，主體的定勢因素和動勢因素在內的心理活動過程，是一種基於文學家的氣質、人格、個性之上的立體的、流動的、完整的、有序的心理活動過程。這種文學心理觀，與再復正在倡導的「主體論」、「組合論」遙相呼應、聲息相通。正是在這種情勢下，開始了我與再復的通信。
劉再復來信之一
樞元同志：
您好！
敬悉大函，十分高興。因常常拜讀您的文章，覺得和您已交流過許多思想，所以讀您的信，也感到特別親切。
這幾年來，您走入文藝心理學領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研究實踐，並成為我國文藝心理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的研究，是我所嚮往的。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要做出些成績，實在太艱辛了。但我們的努力畢竟沒有白費氣力，我覺得，文學研究已處於新的轉機之中。經歷一個研究的動蕩時期，使各種思維模式互相競爭，這對於扭轉那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數十年一貫制」的思維模式是極有好處的。您和興宅的追求的大方向不同，但我都喜愛，都學習。我處於這樣的研究院，深深感到在精神界也應當與自然界一樣，應各有一種整體性的生態平衡，所以我在我們所提出學術自由、學術個性、學術尊嚴，學術美德的方針，有些同志願意「為科學而科學」，我也支持。我現在主持所裡工作，決心把文學所變成開放型的研究機構，因此，很希望您以後能參與我所的一些課題，還要請您到我們所來講學。我相信您一定能支持我們的工作。
敬頌 撰安！
劉再復
（1985年）4月7日
這封信中講到的林興宅，是我的朋友，但我並不贊同他的文學理論科學化的主張。再復實踐了他倡導的「學術自由」，說我和興宅的學術追求他都喜愛，都尊重。
再復在這封信中說邀請我到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講學」，顯然不是一句客套話。此後我便被聘為文研所「高級研究班」的教師，受邀到京授課，參加由他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藝新學科建設」的課題組，[6]並擔任這套叢書的編委。這時，距離我調入高校才不過三、五年的功夫。這對於我這個生在社會底層、學界剛剛起步的「外省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強大的激勵。而對於再復來說，「學術乃天下公器」，這樣做順理成章，完全是為了推進中國新時期學術的進展。
劉再復來信之二
樞元兄：
您好！因幾項很急的工作，（包括大百科全書的「中國文學」條目）把我壓得很苦，完全打破我的生活的秩序，因此也未能及時給您寫信，請原諒。
目前文化氛圍又趨於緊張，我已經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文學評論》在受到熱烈的讚美的同時，也被一些同志懷疑、攻擊。我幾乎每天都聽到一些善意的「勸告」和惡意的警告。慢慢地，心理開始傾斜，好端端的心理環境開始布滿陰雲。我已覺得逐步失去研究的內心條件，因而時時感到苦惱。今日我院院長胡繩同志[7]作為朋友也批評了我的「主體性」等觀點。他最近被任命為中央理論領導小組副組長，另一位副組長是鄧力群同志，組長是胡喬木同志。
我們倆都被任命為作協評論組成員，這個組不知道有什麼使命。[8]我可能起不了什麼作用。很可能只能起「搗亂」作用。但又未徵求過我的意見，推辭也推辭不得。
我所的多數同志倒覺得我這一年來的作為是對的，他們的心情與我差不多。因此，我在所裡的日子是比興宅同志要好的。他說他已開始被說成「資產階級思潮」，不得不忍辱負重了。
請多保重。
撰褀！
劉再復 1985年12月25日
由「文化大革命」結束過渡到「新時期」，還是一個「初寒乍暖」的季節，多年積弊的極左思潮仍徘徊在中國社會空間的各個方面。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風起雲湧，一些人將學術問題上升為兩條路線的鬥爭，並試圖以搞階級鬥爭與大批判的方式對待學者、藝術家，似乎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結果引起了社會上的混亂與不安。隨後由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制止而偃旗息鼓，但這股左傾路線的思潮並未罷休，仍在時時製造事端，為新時期文學事業的發展施加羈絆。再覆信中說的「目前文化氛圍又趨於緊張，我已經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蓋出於此。
劉再復來信之三
樞元兄：
您好！
我月初到上海去讀《性格組合論》的校樣（七月將出版），之後又被「抓」去參加文化戰略會，直到今晨才回到北京。
剛剛坐下來讀信，先是見到您的信，讀後十分欣慰。《紅旗》發了陳湧[9]的文章後，我想了不少事。從理智上說，我讀了他的文章後，倒感到可以放心了，我原以為必須經受一次理論上的艱苦應戰，看來不太需要了。另外，也獲得一種信心，我想，一個舊的文學理論時代已經終結。但是，我在感性上有些悲傷。
您可能還不知道，我對陳湧同志是怎樣地尊敬和真摯地愛戴過他。他還沒有摘帽子時，我在研究院、在我所為他呼籲，在《魯迅研究》開闢「學人採訪」專欄時，我主張第一個採訪他，和兩位同志抱著錄音機到家裡採訪他。我並不是要他報償，但是沒想到他是這樣不懂得尊重我的感情。他如果在學術上批評我，再尖銳我也沒有意見；但是，沒想到，他竟然說我是以變革理念「為名」，連動機都懷疑，還有「數典忘祖」等那麼多侮辱性的話。這種事，使我對人生產生了一些消極的東西。此時，我很可憐這位老朋友，但對人生卻感到一種悲觀。連他這樣本來在我心目中是一個很仁厚的人，也可以馬上變得很兇，那麼，這個世界不是太不可靠了嗎？
此次全國的宣傳部長會議，還把我在政協的發言作為參閱件發給部長。朱厚澤同志[10]是個很善良、很有思想的部長，他和我們的心靈能相通。在這種氛圍下更有利於心靈的解放，可多做些事。但我卻不得不讀點詩歌和散文來療治心靈的創傷。
您寫的論述新時期文學的論文[11]，請給《文學評論》，直接寄給我，今年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12]，我想是一定要開的，您參加嗎？
即頌 撰安！
劉再復 1986年5月16日
這封信，再複寫得很傷感。這段時間，他在承受著來自兩個方面的挑戰，一是更年輕一些的學者對他的學術視野、理論水準提出異議，而且用語還十分尖刻，批評他的文化性格存有缺欠，不具備新的世界觀，他關於「主題論」、「組合論」的理論像一個「窘境中降生的嬰兒」；另一方面，像陳湧這樣的老一代文藝理論家，一生堅持文學藝術應該遵從革命需要反映時代生活，此時便認為劉再復的理論已經偏離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方向，必須嚴加批判。當一些青年學者認定劉再復的理論已經顯得陳舊時，一些馬列老人卻認定他已經跑得太快、太遠！對於前者，再復尚可心態平和地對待，並且認為是好事，中國文藝理論界這盤棋將因此而盤和！對於後者，他的心理負擔卻很沉重。尤其是當他所敬重的陳湧先生竟懷疑他拓展文學思維空間的動機時，他就感到非常委屈，感情上難以自持。而在陳湧看來，事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正性、事關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持續發展，必須迎頭痛擊。
魯樞元：《創作心理研究》，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在這封信之前，陳湧先生對我的文藝心理學研究基本上還是肯定的。1985年10月18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外國文藝研究所、華中師範大學主辦的「文藝學研究方法論學術問題討論會」在武漢召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賀敬之、中共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顧問陳湧出席了大會。陳湧在會上講：「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心理學研究對立起來，而是應該把馬克思主義和文藝心理學溝通、聯繫起來。用文藝心理學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是不對的。但是文藝心理學的研究的確對形象思維問題、藝術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問題是需要的。魯樞元同志在這方面是有成就的。他並沒有說這是馬克思文藝規律的全部，他說他是在心理學範圍內的研究。他有一篇談藝術的心理定勢的文章，這文章基本內容亦是講創作的認識論，他說藝術感覺的特點是主觀性、情緒性、獨創性，這有道理，我也受到啟發。」[13]這次會議我沒有參加，會後，華東師範大學王先霈先生將簡報寄我。1991年，我在鄭州組織舉辦「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邀請了林默涵、周海嬰、陳湧諸位先生。見面後陳湧先生主動與我談起曾鎮南對我的一系列批評，他說我的文藝心理學研究前期是好的，後來有脫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不好。他還對我說，曾鎮南也不真正懂得馬列。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再復是善良的，總是以善意待人，也希望人人以善意相待；再復是真誠的，總希望真誠能夠換來真誠；但再復也是軟弱的，一旦善意被遺棄、真誠被蔑視，心靈就很受傷害，甚至要撤下陣來，「不得不讀點詩歌和散文來療治心靈的創傷」了。從這封信也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的文化人即使被推上「旗手」的位置，在政治風浪面前也仍然顯得何等無助！
劉再復來信之四
樞元吾兄：您好！
大函已敬悉多時，因為所班子正在換屆，又有兩本集子正在發稿，忙亂的很，未能及時復函，實在抱歉。
我讀了您的答辯文章，完全支持您，在文藝心理學與文藝理論上您是有建樹的，而且在中國作家爭取靈性的解放事業中，您是立下功勞，這是那些東倒西歪之輩所不能比擬的。某論客對您的責難如此尖酸，實出我意料之外，我對人總是從善處看去，因此常有上當之感。最近錢鍾書先生[14]贈我一句阿拉伯諺語：旅行者走過美麗的村莊，狗總是在後面狂吠。您遇到的還不是狗，但這一諺語的精神，也可放在心上，以免影響您的思緒。我相信人世間還有三分公道，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信用人生。
您對《劉再復現象批判》一文[15]的意見，我有同感。您畫的圖也很有意思。這兩位年青朋友的批評是善意的，我已請「文評」的王行之兄與您聯繫，如能寫點商討文章也可。
我就要到法國[16]，忙得連衣服還沒買。有許多話以後再說。
敬頌 文安！
劉再復（1988年）5月23日
我自己沒有想到，1986年發表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一年後竟引發一場頗具規模的爭論。《文藝報》《文論報》《文藝爭鳴》等報刊持續發表文章，意見紛呈。有贊同，也有反對。有的文章用語尖酸，站在山上頻頻向我扔石頭，我那時年輕氣盛，忍不住便「以牙還牙」，同時向再復訴苦。再復這封來信說了許多勉勵我的話，並轉贈錢鍾書先生給他的那句贈言，即出於對我的撫慰。我說再復是脆弱的，其實我也堅強不到哪裡！
1985年與王蒙、蔡翔、程德培等榮獲上海文學獎。右一為張軍，右二為周介人
信中提到的陳燕谷、靳大成的那篇文章，我是看過的，話鋒犀利，口無遮攔，用心良善，富有灼見。至於我在寫給再復的信中說了些什麼，如今已經完全記不得了。但對於文中的某些觀點，即使現在說來我也並不完全同意。二位年輕人把「新」與「舊」、「傳統」與「革新」之間的關係看得太絕對了，而且其「學術進化論」的立場也是值得商榷的。況且，理論家的學術個性並不能框定在一個模式之內，「概念形而上」思維並不就是文學理論批評唯一的思維模式。再復的感悟式思維、古典型情懷對於他的文學理論研究而言或許還是優長之處。日後我為自己總結的治學經驗：堅信性情先於知識、觀念重於方法，學術姿態應是生命本色的展露，蓋本於此。
再復囑我撰寫的文章我沒有寫。相對於今日的學界，值得一說的倒是：那時的陳、靳二位都是社科院文研所入職不久的新手，是「劉所長」的部下，然而他們竟能夠以萬字長文、在所長任主編的《文學評論》上直言頂頭上司的種種不是！年輕人如此真誠坦蕩的心地不能不讓人心儀；而「所長大人」光明磊落的胸襟不能不讓人欽佩！其實，那時的文研所以及文學界是沒有「劉所長」、「劉主編」的，而只有「再復」，無論老的、少的，熟識的、初識的，全都喊他「再復」。
2009年秋與劉再復相聚於常熟理工學院
2009年秋天，劉再復先生應江蘇常熟理工學院邀請，在剛剛揭幕的「東吳講堂」講演，這是我與再復闊別20多年後的第一次見面，「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歲月無情，我和再復都已年過花甲，多年來的海外漂泊並未消減再復依然燦爛的笑容。再復演講的題目是《李澤厚哲學體系的門外描述》，分別闡述了李澤厚哲學的六個方面：純粹哲學、歷史哲學、倫理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美學哲學。再復與李澤厚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既是學界知音，又是患難之交，再復自謂李澤厚先生亦師亦友，崇敬之意溢於言表。講演結束後，主持人丁曉原教授突然「發難」，要我評述再復的講演並代做這次盛會的「總結」。下邊是會後整理的我這次講話的內容。
今天，我在闊別20多年後再次見到劉再復先生，很激動。我能夠走進中國學術界，是與早年再復先生對我的提攜分不開的。八十年代初，那時我剛從一個中專學校調進鄭州大學中文系，一個普通的青年教師，才寫了不幾篇文章就引起當時已經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劉再復先生的注意，給我寫信，幫我發表文章，並在《讀書》雜誌上對我加以表揚。不久，竟又邀請我到中國社科院講學，我還真的去講了。這在現在是不可想像的。那就是80年代，是那個時代人與人、學者與學者之間的真誠關係。再一個呢，當然就是再復先生的個人情懷與人格魅力，是由他的道德學問決定的。再復先生離國後，不久我就自我流放到海南島，在海南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最終到蘇州大學落腳謀生，這二十年多年雖然沒有和再復先生直接來往，但我時常地想念他。得知再復先生來到常熟，我就連夜整理了他在80年代給我的一些信函，其中簡訊有四、五頁，兩封毛筆寫的竟長達八、九頁。這些信函我按原件製作成圖片，今天送交再復先生，表明我始終在惦記著他。分別二十年後，今天聽了再復的講座。我感覺他的知識更淵博，見地更深邃，而且悟性更高了，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通靈的境界、圓融的境界。變化雖然很大，但是有些根本的問題他還是沒有變。比如，還是一位頑固的理想主義者，嚴苛的完美主義者，一位追求大善大愛的人文學者。這些始終都沒有變，而且他雖然是在海外漂流，但是根還是深深地扎在中華民族的土地上，甚至比我們始終駐守在國門之內的人還要牢固些。再復與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的說法，一度在國內引起強烈震蕩。如今，靠革命起家的人怕也已經不再主張「鬧革命」了。今天再復對李澤厚先生的哲學進行了精到的講解，將其概括為六個方面，可謂廣納周至、言簡意賅。不過，從我所關注的生態批評的角度看，似乎仍然缺少了一個方面的哲學，那就是「自然哲學」。這恐怕不是再復的疏漏，而是澤厚先生哲學中的欠缺。記得我在編纂《自然與人文——生態批評學術資源庫》時就隱約感到這一欠缺，這或許更是「實踐哲學」自身的局限。既然主持人說交流，那麼我也就奉上這一點疑問吧。再次感謝常熟理工學院給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見到了分別二十年的再復先生。我的這個即興發言，真誠地表達了我對再復的思念與再次會見的喜悅，同時也對「告別革命」、「李澤厚哲學」提出了不同的（或曰「補充」）意見。記得南京作家兼畫家的蘇葉女士下來就對我說：你倒是直率！話裡不無讚賞的口氣。其實我是情不自禁的，正因為我自認與再復心靈相通，所以才百無禁忌地「信口開河」！
我們這代人是讀著李澤厚先生的書成長起來的，但我與李先生少有接觸。查一查我1980年代的日記，僅1986年秋天在北京召開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研討會上有過一次相遇：「晚飯後，再復攜李澤厚先生來。再復曰：澤厚說讀了你的文章。澤厚曰：文章寫得好。餘曰：不好，有些則是受了您的啟發。曰，多聯繫。」[17]對於哲學，我一無根基，始終有些望而生畏，見了哲學家自然也就顯得局促不安，說的話也語無倫次。
今年四月底，我到美國西部參加「第12屆生態文明國際論壇」，得知再復與李澤厚先生就住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附近，一時心血來潮很想趁機過訪，無奈旅程匆匆，加之與再復已經又是10年沒有通過音訊，竟錯過一次相見的機會。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見再復！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較之現下學界的交往風氣，我與再復的交往比水還淡。然而，即使到我生命結束之際，我仍然不會忘記再復，不會忘記那個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不會忘記在那個年代再復給予我的真誠無私的鼓勵與栽培。
2018.8.22 紫荊山南
注釋：
[1]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0-81頁。
[2] 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73頁。
[3] 馬國川：《我與八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24，135，136頁。
[4] 劉再復：《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載《讀書》雜誌1985年第2期。
[5] 劉再復：《文學的反思》·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6] 這套「文藝新學科建設叢書」與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文藝探索書系」，成為1980年代最有影響的兩部叢書，我的《超越語言》、《文藝心理闡釋》分別入選。
[7] 胡繩，（1918－2000），哲學家、近代史專家，1982年，胡出任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1988年起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被譽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8] 1985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首屆「理論批評委員會」。組長為馮牧，副組長是《文藝報》總編謝永旺。組員共8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李希凡、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張羽、解放軍總政治部的範詠戈、中宣部文藝局的梁光弟、北京大學的謝冕、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顧驤；鄭州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講師魯樞元。
[9] 陳湧（1919-2015），1938年到延安，曾任《解放日報》副刊部副主任。建國後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劃為右派分子。復出後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組長、顧問、《文藝報》主編，享受副部級待遇。他在1986年第8期《紅旗》雜誌上發表《文藝學方法論問題》，對劉再復的「主體性」進行批駁。陳湧一貫堅持左翼立場，但為人質樸、低調，不僅贏得了左翼圈的尊重，也贏得了左翼之外的人們的尊重。
[10] 朱厚澤（1931-2010），出生於貴州省一個書香門第，歷任貴陽市委書記，省委第一書記。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7年後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1999年2月離職休養。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被民間譽為中國當代改革的思想先驅之一。主管中宣部時主張「文藝要有一種比較和諧融洽的氣氛，一種比較寬鬆的輿論環境，一種有利於藝術上不同風格流派的相互競賽，有利於藝術上的探索創新，有利於在探索創新中的互相批評討論的好空氣。」
[11] 此文即《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或許是因為字數不多，並未遵照再復囑咐交給《文學評論》。稍後發表於《文藝報》2016年10月18日，並引發一場持續經年的文壇論爭。
[12] 「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1986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了全國「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新時期文學觀念的變革及其流向」，但談論的話題卻很開闊。錢鍾書出席會議，張光年、陳荒煤、馮牧、王蒙、許覺民、朱寨都講了話。會議從9月7日到12日開了五天，李澤厚在會上談了對新時期文學十年的評價：新時期文學的十年是繼「五四」以來新文學歷史上最輝煌的十年，其成果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超過了以前，在藝術上和思想上都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2016年9月7日下午，劉再復在會上做主體發言，談人道主義、自審意識問題。繼之，許子東發言、魯樞元發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二十多家報刊社、新聞社、電臺和電視臺向國內外報導了這次會議的消息。
[13] 摘自「文藝學研究方法論學術問題討論會」《會議簡報》第3期。
[14] 錢鍾書，（1910-1998），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曾任教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983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作等身，被譽為「博學鴻儒」、「文化崑崙」，卻淡泊名利、潔身自守，在中國學界享有崇高聲望。
[15]《劉再復現象批判——兼論當代中國文化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作者陳燕谷、 靳大成 ，發表於《文學評論》1988年02期。
[16] 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法國，1988年5月24日啟程，團長陸文夫，成員有劉再復、白樺、張賢亮、劉心武、高行健、張抗抗、韓少功、阿城、張辛欣。
[17] 魯樞元：《夢裡潮音》，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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