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 姚大力 教授
「吐蕃」一名的讀音與來源
提 要：西藏在漢文史料中的名稱「吐蕃」，並非起源於粟特文碑銘中的tuput。它很可能源自粟特文用於稱呼西藏的另一詞彙*tupun，即藏語「大蕃」/ *bon chen-po的對譯語詞。其中tu-系粟特語詞彙，譯言「偉大的」，用以意譯藏文chen-po ;而pun即藏語bon的音譯。後者與bod同樣，是藏人的自我稱謂。古代文獻學家對「吐蕃」之「蕃」的音注，以及漢文古詩中與「吐蕃」之「蕃」相押韻的用字，也都表明它的讀音為fán。
關鍵詞：吐蕃 西藏 粟特碑銘
關於「吐蕃」一名的讀音，向來存在不同的主張。最流行的見解，是將「蕃」字當作「播」的同音字來讀。但韓師儒林一直反對這樣的讀法。他認為，「蕃」的音應當讀為fan。這與在他之前的伯希和所見相類[①]。
讀「蕃」為「播」的主要理由，是將「蕃」字看作對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的漢字音譯。此一見解中包含著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藏語bod有一個尾輔音-d。按隋唐時人用漢語音寫非漢語詞彙的一般體例，他們應該選擇一個帶-t收聲的入聲漢字來記錄bod的發音。而「播」是元音收聲的陰聲字，用它來記錄藏語bod的讀音，與當日音寫體例殊不相符。第二個缺陷更嚴重：即使將「蕃」字理解為是bod的音寫，那麼它前面的「吐」字又是從哪裡來的？事實上在藏語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在發音上與tu-bod相近的合適語辭。韓師因此堅持以「讀如字」的方式來處理「吐蕃」一名裡的「蕃」字。茲請更申其說。
現在看來，把「蕃」與bod相比勘，劉昫、歐陽修應可廁身始作俑者之列。《舊唐書》解釋「吐蕃」之名的來源說：「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②]。歐陽修在《新唐書·吐蕃傳》裡寫道：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傉檀。……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群羌雲[③]。
所謂「發羌」之「發」，當日漢語讀作pǐwɐt，說它是處於諸羌之中的部分藏族先人名稱bod的音寫，或許有一定可能。但對於為什麼要把「發」改寫為「蕃」，以及它前面的「吐」字又從何而來等問題，依舊無人能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所以即使「發羌」果然是自稱為bod的藏人一支，仍然難以將「吐蕃」之「蕃」的起源追溯到bod。至於「禿髮」一名，中古漢語讀音作t』uək-pǐwɐt，如果「發」是bod的音寫，那麼我們又碰到了那個避不開的老問題：「禿」字應當如何解釋？毋寧認為，「禿髮」是「拓跋」的異寫；它表明「拓跋」這個曾擁有巨大政治權威的鮮卑部落名號，尚在隴右長期維持其殘餘影響力。
漢文歷史編撰學的傳統呈現出一種很強烈的認知傾向。它總是力圖在靠近漢地社會周邊的部落—人群裡去追尋活動在更遙遠地域內各種鄰人集團的歷史來源。從司馬遷、王國維直到有些當代學者致力於在「華夏邊緣」的農牧混合帶探求匈奴這樣的北亞遊牧人群起源的不懈嘗試，就是一個顯著例證。以吐蕃為發羌之後的見解背後，或許也有這一取向的深層精神影響。對此，我們不能不細予察辨。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歐陽修或胡三省，儘管傾向於認為「蕃」字源於「發羌」之「發」，但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說過，「吐蕃」兩字的讀音應作「吐播」。胡三省對「吐」字注音謂：「『吐』從『暾』，入聲」[④]。他對「蕃」字未加注音[⑤]，說明他也認為應當「讀如字」。宋人史炤則明白地宣稱，「蕃」字當作「方煩切」[⑥]。「蕃」在中古漢語裡本有兩讀，一作附袁切，屬「幫（非）」聲母（p-），一作甫煩切，屬「並（敷）」聲母（b-），可分別擬構為pǐwɐn和bǐwɐn。惟在史炤注音之日，聲母「非」、「敷」的音值都已演變為f-。「方」字亦屬「非」聲母，是「方煩切」的音值可以大略讀為fán；與《中原音韻》著錄的「蕃」字本音讀若陰平聲（fān）相比，音同而聲調稍異[⑦]。
「蕃」之音讀如字，可從詩歌押韻方面尋得堅強證據。賈島《寄滄州李尚書》詩云：
滄溟深絕闊，西岸郭東門[魂韻文部]。弋者羅夷鳥，桴人思嶠猨[元韻元部]。
威稜高臘冽，煦育極春溫[魂韻文部]。陂澱封疆內，蒹葭壁壘根[痕韻文部]。
搖鞞邊地脈，愁箭虎狼魂[魂韻文部]。水縣賣紗市，鹽田煮海村[魂韻文部]。
枝條分御葉，家世食唐恩[痕韻真部]。武可縱橫講，功從戰伐論[慁韻文部]。
天涯生月片，嶼頂湧泉源[元韻元部]。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魂韻文部]。
沈謀藏未露，鄰境帖無喧[元韻元部]。青冢驕迴鶻，蕭關陷吐蕃[元韻元部]。
何時霖歲旱，早晚雪邦冤[元韻元部]。迢遞瞻旌纛，浮陽寄詠言[元韻元部][⑧]。
此詩中凡與「吐蕃」之「蕃」押韻的字，都屬於後來所謂「真」、「文」、「元」三部。儘管「元」韻字的實際讀音可能早已併入「山」攝，但若依據《廣韻》音系，它仍應與「真」、「文」、「魂」、「痕」等韻一同劃歸在「臻」攝內。元明清人做詩所依據的「平水韻」，也還是將「魂」、「痕」韻的字包括在「元」韻裡。所以它們都算是互相押韻的。「蕃」如不讀若本字，那就與其它所有韻腳都不相諧了！
再舉元人耶律楚材詩一首：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魂韻文部]。德重文章傑，年高道義尊[魂韻文部]。
雖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魂韻文部]。韻語如蘇武，離騷類屈原[元韻元部]。
煙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痕韻文部]。意氣輕三傑，才名冠八元[元韻元部]。
著書歸至頤，議論探深源[元韻元部]。藉藉名雖重，區區席不溫[魂韻文部]。
家貧謁魯肅，國難避王敦[魂韻文部]。北鄙來雲內，西邊退吐蕃[元韻元部]。
勉將嚴韻繼，不得細文論[慁韻文部]。遠害雖君智，全身亦聖恩[痕韻真部]。
大才宜應詔，豪氣傲司閽[魂韻文部]。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魂韻文部]。
莫尋三島客，好謁萬松軒[元韻元部]。六度真光發，三魔妄影奔[魂韻文部]。
素絲忘染習，古鏡去塵昏[魂韻文部]。爐上飛寒雪，胸中洗熱煩[元韻元部]。
到家渾不識，得象固忘言[元韻元部]。心月孤圓處，澄澄泯六根[痕韻文部][⑨]。
清代的詩作證明，「蕃」字在那時仍被人們認為讀如本字。單隆周七律《秋懷十四》云：
沐國當年閫外尊[魂韻文部]，煌煌帶礪誓書存[魂韻文部]。
波摧萬騎傳榆水，桴臥千城壓吐蕃[元韻元部]。
蒟醬紅藤通貢獻，金沙玉筍炤乾坤[魂韻文部]。
攀髯涕泣祥雲散，何處堪招楚客魂[魂韻文部][⑩]。
從目前的檢索來看，吐蕃之「蕃」在古詩中被用來與「歌」部陰聲韻諸字互押的例證，一個也沒有找到。
「吐蕃」的讀音也反映在成書於元代的藏文《紅史》裡。該書提到它有關「唐—蕃史事」的敘述源於《唐書· 吐蕃傳》。藏文依漢字讀音譯寫為thangzhu thu hyen[﹤hwen]『chang。以hyen[﹤hwen]來音寫「蕃」字，是其音不作「播」甚明[⑪]。藏語之無輕唇輔音f-與蒙古語同。故《紅史》此處以hy-譯寫漢語「蕃」字的聲母f-。這與《蒙古字韻》用八思巴字母hu-來譯寫很多首輔音為f-的漢字，可謂異曲同工[⑫]。
由是可見，讀「蕃」為「播」，實乃起於晚近之說。
起於晚近，當然不等於就能成為此說不可據的理由。所以還需要將「吐蕃」的讀音與該詞的起源問題放在一起加以探討。實際上，早在很久以前，當H·W·貝利把突厥、蒙古、阿拉伯、波斯、喬治亞諸語對藏族的稱呼追溯到它們的共同起源，即出現在用粟特文書寫的9世紀前葉回鶻汗國喀拉巴剌哈孫碑銘裡的twp』wt時，他其實已經連帶把「吐蕃」一名的來源問題妥善地解決了。貝利是在試圖解決「吐火羅」一名中「吐」字的來源時提到「吐蕃」的「吐」字的。他寫道：
儘管十分困難，通過識讀出粟特文之「西藏」名稱中所包含的伊蘭語的tu-，譯言「大-」、「偉大-」（great），我們或許可以為這個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覓得一個答案。粟特文「西藏」一詞寫作twp』wt，就像九世紀早期的喀拉巴拉哈孫碑銘裡所寫的那樣。該詞可以音讀為tuput或topot。它是西藏與西方之間的中介。該名詞的形式包括：鄂爾渾突厥文裡的twpwt（其中的w可作ü或ö），喀什噶裡字典裡的tubut,缽羅婆文祆教文獻裡的twpyt，阿拉伯文的tubbat、tubbit、tabbut,喬治亞語的t』obit』、t』umbut，從突厥語再往東，則有蒙古語的twypwt、﹡töböd，由此又產生馬可波羅的Tebet。
藏語並不使用任何可以發音為﹡to-bod的詞彙，它有一個更古老的bon以及稍晚近的bod,如敦煌文書1638號裡即有bon-gi btsan-po以及bod-gibtsan-po（見拉露,「古藏文裡的Bod與Bon」,載JA,1953,pp.275-276）。這個Bod字，也出現在用和田塞語字母拼寫的藏語書信中，作pātta kī skatta，即bod-kyiskad，譯言「藏人的語言」（KT 3.62.75,見BSOAS36:225）[⑬]。
據森安孝夫和Ochir Ayudai帶領下的考察隊所寫勘探報告，在至今仍存留於回鶻汗國舊都城址之內的喀拉巴拉哈孫碑身斷片上，如今已看不清那個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了。吉田豐將該碑粟特文部分的第十六至十九行英譯為：
He himself acceptedthe kingdom. Again,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Qarluqs … from the evil [ Tibetanpeople]………[⑭]
此處文字所言，顯然與回鶻與吐蕃雙方爭奪對三姓葛邏祿控制權的形勢有關。吉田在方括弧裡保留著「藏人」一詞，似表明他肯定漢森（Hensen）等學者過去對碑文和碑文拓片上twpwt一詞的讀法。這個詞亦以twp』yyt的形式出現在拉達克的Kurzen粟特文碑銘裡，該碑樹立時代為825/826年[⑮]。
那個長期使學者們煩惱不已的to-/「吐」的問題，於是就在粟特文的西藏名稱中獲得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吐蕃自稱Bod,並像與它結盟的唐朝自稱「大唐」一樣，自稱「大蕃」；此即《唐蕃會盟碑》藏文中的Bod Chen-po。把它譯為粟特文時，它變成由意譯「大」/great字的粟特語詞tu-與對bod的音譯部分即put這兩者並聯而成的一個複合名詞tuput。該詞向東傳入突厥語，又經過突厥語進入蒙古語；它向西則傳入東部穆斯林世界及喬治亞等地。印歐語中的Tibet,它的最終來源也是這個粟特語詞。書面文獻的書寫和保存都帶有很大的或然性。把記錄著該專名的現存粟特語文獻與現存盧尼字突厥語文獻相比，前者要晚出將近一百年。不過這一點無妨於上述詞源學解釋的成立。
但是漢文史料裡的「吐蕃」還不是對粟特文tuput的音寫。正如貝利引用過的拉露早已揭示的，藏文裡的bod常常也被寫成bon。因此吐蕃贊普才可以有Bod-gi bTsan-po（Bod的贊普）和Bon-gi bTsan-po（Bon的贊普）這樣兩種寫法。他認為，Bod與Bon很可能來源於同一個帶雙輔音尾音的字，是即bond。他另外列舉出1136號文書為證。在該文書所講述的一個傳說中英雄的複合人名裡，bond、bod和bon這樣三種拼寫形式都出現了。他強調，以上證據並不表明，Bod（譯言西藏）和Bon（譯言西藏的非佛教之宗教，即本教）二者的意義已獲得澄清。但它提供了一種解釋，可能說明其中的一個形式何以會相當於另一個形式[⑯]。
就像有「Bod的贊普」和「Bon的贊普」這樣兩個寫法一樣，「大蕃」的尊號也完全可能存在兩種書寫形式，即Bod Chen-po與﹡Bon Chen-po，儘管在留存下來的文獻材料裡我們找不到後一種寫法。如果粟特文把Bod Chen-po翻譯為Tuput，那麼它又會如何翻譯﹡Bon Chen-po這個語詞呢？當然就是﹡Tupun。而後者正應當是漢文裡「吐蕃」一語的來源！
在粟特字﹡Tupun之前加上星號，是為了表明它並未真正出現在已知的粟特文獻裡。但在少林寺「蒙哥汗回鶻式蒙文聖旨碑」裡，被用於對譯漢文「西番」的蒙古語詞彙即作töbön。道布和照納斯圖認為其中的-n為-d之誤，是d之下少刻一短牙所致[⑰]。但是我們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對粟特文的另一個吐蕃名稱，亦即﹡Tupun的音譯？
所以，「吐蕃」一名與以Tuput的各種變體流行於突厥、蒙古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西藏的名稱，雖然都源於粟特語，但它們實來源於兩個不同的粟特語同義名詞。漢地社會要直到蒙元時代，才從蒙古人的嘴裡聽說吐蕃又名töböd。於是方有王惲「[古]吐蕃、[今]土波」之說[⑱]。但是「吐蕃」一詞，看來仍讀原音，未曾因此被改讀為「土波」。
最後，還要交待一下胡三省對「吐」字的音注。所謂「從『暾』，入聲」，意即語音同「暾」，而聲調須讀作入聲。「暾」音他昆切，魂韻文部，可擬為t』uən。若其讀音發生陰入對轉，則變為t』uət。中古音韻體系演化到宋元之際，入聲的收聲輔音大概已經脫落了，但在江浙方言裡仍保留了入聲的聲調。胡三省之所以要強調用入聲讀「吐」字，大概是因為它所音寫的那個音節在源詞中是一個弱讀音節。入聲短促，因此用它來記錄弱讀音節而將其收聲輔音忽略，這是用漢字音寫非漢語詞彙時早已有之的體例。如用「邏些」音寫拉薩（Lhasa）、用「獨樂」音寫土剌河名（Toghla），此兩例中後一漢字的收聲輔音-t、-k都被忽略了。職此之故，無論那時「從『暾』，入聲」的音值是否還保留有收聲-t，就「吐」字在此例中的音寫功能而言，它都是不起作用的。
設若以上討論可以成立，那麼伯希和發現的以「特蕃」對譯bod的那則資料也可作如是解。即「特」字的收尾輔音-t在此亦可予以忽略：是「特蕃」與「禿髮」、乃至bod的讀音俱無直接關係，它不過是除「吐蕃」之外用以音譯粟特語詞*tupun的一種異寫耳。
補記
本文寫完後，又獲讀巴贊和哈密爾頓發表於1991年的《論西藏名稱的起源》一文。該文反對用相當晚近的stodBod或mtho Bod（二者均可譯言「高地西藏」）來解釋töpüt一名的起源。按這種解釋，töpüt一詞裡的前一個音節tö-即從stod-或mtho-演變而來。這一說法自然不太可信。可是巴贊和哈密爾頓要否定的不止是這一點；他們實際上認為，將töpüt一詞的後一個音節-püt與藏人的自我稱謂Bod相比擬，也是不可靠的。他們提出，突厥語的töpüt與漢語「吐蕃」（「蕃」音「煩」）都來自某個突厥或突厥-蒙古語詞töpe，譯言「頂部」、「高處」。töpe的多數形式為töpet；而它作為一個單數形式的集合名詞，則變成töpen。Töpe來自吐谷渾人對西藏的稱呼，意思即「世界屋頂」。從大約四世紀直到七世紀末，吐谷渾長期佔據著西藏本部以北和東北，即圍繞青海湖、穿越柴達木盆地諸多沼澤而直到羅布泊的大片土地。他們在北方與東北—東方分別與突厥和漢地社會相對峙。正是經由這些吐谷渾人，töpen的名稱傳入漢地，這就是「吐蕃」之名的來源。突厥語裡很少使用集合名詞形式，所以突厥人接受的是töpet一名，是即突厥語中töpüt的來源（Louis Bazin etJames 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in Ernst Steinkellner, Tibetan Historyand Language: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91，pp.9-28）。
但這兩位學者的見解似乎仍難成立。吐谷渾語或相關諸語言的文獻裡存在把西藏稱為töpe的假定，缺乏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文獻學證據。至於採用「屋頂」的複數形式來稱呼某個地方，也未免過於離奇。如果說töpe是先由一個普通名詞變成特指專名，並從藏地轉指藏人，然後在介入其它語言的過程裡才變成複數或集合名詞的形式，那麼漢人又怎麼會在töpe的詞幹之後再加上一個純屬「突厥—蒙古語」式的集合名詞後綴？吐谷渾緊鄰吐蕃。如果他們實際上未曾替藏人另創一個名稱，那麼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移用藏人自己的稱呼來指稱他們，就像吐蕃的另一個近鄰和闐人所做的那樣。
所以，到粟特語裡去追溯「吐蕃」名稱的來源，看來還是目前最能被接受的一種解釋。
[①]伯希和：《漢譯吐蕃名稱》（1915），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二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54—56頁。
[②]《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
[③]這段話基本上被胡三省照抄到《資治通鑑》首次提及吐蕃之處。見《通鑑》卷一九四《唐紀十》貞觀八年（634）十一月甲申條胡注。胡注並引劉昫云：「劉昫曰，吐蕃禿髮氏之後，語訛曰吐蕃」。傳說裡的吐蕃王室創建者之名，《舊唐書》作「窣勃野」，《新唐書》作「鶻提勃悉野」，是乃「鶻提悉勃野」的倒錯，即藏文文獻裡的』O-lde Spu-rgyal贊普。明陳士元《諸史夷語解義》卷上釋「鶻提勃悉野」之語，大體依據該節引文，惟將「蕃、發聲近」之語妄改為「羌語『鶻提』轉為『吐蕃』，聲相近」。故不可從。
[④]《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貞觀十二年（638）七月乙亥條胡注。關於這個讀音的討論，見下文。
[⑤]鄭張尚芳謂：「元代胡三省《通鑑音注》注吐蕃：『……蕃，甫袁切。唐音讀大為土，吐蕃意為大蕃』」。其實在「通鑑」胡注中是找不到這段話的。他也贊同「蕃」字當讀fán。見鄭張尚芳《古譯名勘原辨訛五例》，《中國語文》2006年第6期。又呂叔湘、丁聲樹主編《現代漢語詞典》1996年版將「吐蕃」的讀音標註為túfān。見楊軍：《「吐蕃」的讀音問題》，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中國音韻學：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南京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97頁。
[⑥]史炤：《資治通鑑釋文》卷二一《唐紀十一·通鑑卷一百九十五》。又見卷二二《唐紀二十一·通鑑卷二百五》；《唐紀二十七·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⑦]見楊耐思：《中原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26頁。
[⑧]賈島：《長江集》卷五。方括弧內的句末用字所屬韻部為引者加入。按：王亮在2003年2月23日發表在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456.aspx上的《吐蕃唐音》（3）一文內，已舉此詩用韻，作為「蕃」字不應讀「播」的證據之一。
[⑨]《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制二十韻，和而謝之》，《湛然居士集》卷14.
[⑩]《雪園詩賦》初集卷12。類似的證據，尚見於明歐大任：《送胡憲使伯賢赴滇中六首》之四，《旅燕集》卷4；清沈德符：《令公來》，《歸愚詩鈔餘集》卷9；彭而述：《爨碑曲》，《讀史亭詩文集》詩集卷2；金甡：《祭素山一百四十韻》，《靜廉齋詩集》卷23。茲不贅引。
[⑪]任小波：《西藏史學中的唐蕃邊界敘事傳統的起源：關於<紅史>中一則出自<新唐書·吐蕃傳>的片斷》，未刊稿。
[⑫]見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95、220等處。
[⑬]貝利：《和田語文書》卷7（H. 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25篇（GARA），第120頁。按：貝利引用的敦煌文書編號有誤。查對M.Lalou的原文，這件文書編號為（?P.）1038。
[⑭]森安孝夫、Ochir Ayudai：《蒙古國現存遺址、碑文調查研究報告》，中亞學研究會，1993年3月，列印本第216頁。
[⑮]羅納塔斯：《關於西藏語言與文化史的維也納講演》（AndràsRòna-Tas, Wiener Vorlesungen zur Sprach- und Kulturgeschichte Tibets,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85）,第45—46頁。
[⑯]拉魯：《古藏文裡的Bod與Bon》（M. Lalou,Tibètain AncienBod/Bon, Journal Asiatique, 1953），第275—276頁。
[⑰]道布、照納斯圖：《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續）》，《民族語文》1993年第6期，第62頁。
[⑱]王惲：《玉堂嘉話》卷三，《秋澗集》卷九五。按這段材料以枚舉今古或古今同義詞為書寫格式。為使讀者易於了解此意，特在引文中加入方括弧內的「古」、「今」兩字。
來源：《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陳得芝教授八十華誕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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