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春秋戰國和古希臘中庸觀有何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制度不同，從思想內涵和作用角度，分析春秋戰國和古希臘中庸觀，兩種不同文明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炸裂的時代，這一時期，中國地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大師聖人輩出；而在同一時期，古希臘、古印度等西方小國也不約而同地產生了思想上的躍進；而古希臘的民主政治發展到了全盛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哲學家、思想家、聖人賢者等，此時，東西方都產生了一大批影響數千年的哲學思想，在這些思想中有一個共性，那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萌發於堯舜時代，伊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中庸思想中的「用中」、「時中」、「權中」以及樸素辯證法等思想影響至今，中庸思想的創始人是孔子，他將先秦中庸觀推向了一個高峰，孔子將「中庸」封為儒家最高的「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也」，隨後孔子弟子及儒家繼承者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庸思想的內涵。
兩漢經學代表認為董子認為，中庸的作用可大可小，大可安邦治國，小可安身立命；朱熹和二程是中庸思想集大成者，將中庸視為至高無上的儒家真理，提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歷經二程和朱熹等人的發揚，自宋朝以後，中庸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和社會規範。
古希臘的中庸思想的發展離不開亞里斯多德這個大哲學家，在濃厚的哲學氛圍影響下，在城邦建設和發展上，在個人美德的修養上，亞里斯多德提出了「中道」思想，這不僅直接影響了古希臘城邦建設，政治管理，美德倫理的確立，其「中道」蘊涵的法治精神更是影響後來的西方法制觀念。
東西方中庸思想的基本內涵
春秋戰國時期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經過孔子闡述後就具備了哲學性，但這種哲學性並未滲透到理論部分，孔伋對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注入了「中和」觀的新內容，將「中和」觀提到了萬物起源的高度，後經儒家儒生進一步完善後，中庸思想經歷了從一般理論到哲學理論發展的高度，其基本內涵也十分豐富，總結起來分為四個方面，過猶不及，執兩用中，因時而中，和而不同。
過猶不及，孔子認為過分的行為、不及時的行為其性質是一樣的，是事物的兩端，是偏頗的，人們對待事物既不能過分，也不能不足；過分、不足這兩個觀點是不可取。執兩用中，孔子認為對事物的運用，要準確地掌握事物的兩端，在權衡利弊後，選擇兩端的「中」來進行實踐，從正面表面了實現中庸的手段，以執兩為主旨，以用中為核心。
和而不同，這裡的「和」其實就是實現「中」的最佳狀態，將事物兩端包含起來，通過融合、結合兩端的性質，以中庸的手段尋找恰當好處的結果，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要追求「和」，但正人君子不能一味地與他人同流。因時而中，人們在實行中庸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現實的、突發的情況，選兩端不行，選取「中」也不太合適，這就要求人們根據事物當下的狀況，結合所處的背景，靈活變通的選擇「中」。
古希臘中庸觀的主要內容
要想了解古希臘中庸觀，仍需要從概念出發進行研究，我們從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體系中來探析中庸觀的基本輪廓，古希臘的「中道」含義是中正的道德，在亞里斯多德的眼中，道是建立在德行基礎上的，是對人倫德行和道德約束的規範，也是人們被要求的務必遵守道德條例，因而，古希臘的「中道觀」一直在倫理學範疇內使用。
堯禪讓給舜王位時，堅持「允執厥中」的精神，這裡的「中」是中正不移的意思，這與古希臘的「中道」涵義一致，但到了孔子時代，提出的了「庸」，「中庸」屬於倫理範疇和哲學範疇。由此可見，「中庸觀」在方法論上得到升華，而「中道觀」僅是一種培育德行的手段，所以，中庸觀在哲學角度上比中道觀更為完備。
在社會動蕩的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希望利用中道調和社會矛盾，他認為，中道是蘊含於道德倫理之中至高無上的德行，在亞里斯多德的嚴重，「德行」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經驗為基礎的理智德性，另一種是以一定風俗習慣為基礎的倫理德性；而中道是倫理德性的一種。
總而言之，亞里斯多德的「中道」，就是從過度和不及之間尋找最適合的方法、行為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品格，事情存在過度和不及兩個極端，選擇任何一端都是錯誤的，只有選擇二者中間的狀態才是善的體現；真正的中道，是靈活運用的相對中道，必須根據事物所在的具體環境來判斷適度的「中」所在，因此，「中」是不固定的，體現在具體的實踐中。
亞里斯多德認為，理解「中道」的內涵很容易，但中道實踐卻非常難，影響中道的實現有三個因素，其中人的問題是最不可控的，理性可以通過後天的教育和培養，而人是理性和感性的集合，感性卻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所以，亞里斯多德強調在體驗愉悅時，要有防微杜漸的意識，以適度的主旨來要求自己，既不禁慾也不放縱，只有這樣才能在感性世界中實現中道。
總之，亞里斯多德的中道思想是善惡平衡，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規範人們道德經濟，完善人的德性；中道思想也是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中的核心思想之一，決定了他的世界觀，也在其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實踐做出了貢獻。
中庸思想、中道思想的作用
最高的道德標準，中庸思想具有豐富的哲理性，並沒有形而向下的狀態，它是人倫、社會發展過程中進行的理論自我實現，中庸思想是一種廣義上的德，是一種一般規律，因而，孔子將它視為最高的道德標準。除了道德層面，中庸思想與政治淵源甚深，作為至德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為政治服務。
例如，堯舜時期注重為政，用刑不走極端，採取的具有中庸思想的「適中」做法，到了周公時代，「中德」成為統治者治國安邦理論之一；而孔子積極教人入世，更多地是服務於政治領域；子思又將中庸思想貫穿於日常生活、天人關係、社會交往之中；孟子提出了中道標準，荀子將中庸規定為禮儀道德，總之，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庸思想成為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
中庸思想是普遍的方法論，中庸思想貫徹了孔子思想的全部，每一個道德範疇都以「中」為約束，以「中」為指歸，例如過分仁義即是溺愛，沒有仁義就沒有同情心，過分聰明就是狡猾，聰明不夠就是愚蠢；孔子將仁注入禮，又用禮來約束仁，用「中」夾在仁、禮之間，從仁、禮中找到平衡。
中庸思想作為一種方法論暗藏在孔子思想的各個方面，而孔子思想看似形散，正是中庸思想的存在將孔子思想有機地連通，在子思的思想裡，中庸更是被上升到了方法論的範疇，進而上升到世界觀的維度，最終形成中庸之道；當漢代以後儒學成為治國理政思想，成為治世良方後，中庸思想也正是成為思維方法論並延續到今。
中庸思想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孔子思想中中庸既是道德觀也是方法論，而子思認為中庸是溝通天、人之間的紐帶，此時中庸思想發展成中庸之道；子思在研究「中和」思想後，以「性」、「誠」來補充「中庸」理論，只有至誠才能使人類本性盡顯，人可以通過至誠的方式，與天、地保持同等地位，子思用「人」聯繫天與地，讓人參與到天地萬物活動中，因此，天、地、人通過中庸完成統一。
將中庸思想上升至天的程度，對一種宇宙觀層面的思考，是一種思維上的升華，這也為中庸思想賦予了一個宇宙觀的向度；而儒家對天人合一的追求，勢必將人類的一切上升到天命的層面，這也代表著儒家思想的宇宙觀，中庸思想能貫通天、地、人，這證明了天人合一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也可以這樣認為，中庸之道就是人類社會生活所表現出的道德規規範的抽象規律，如此一來，中庸思想也就融入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中道觀的社會作用（古希臘）與儒家中庸思想一樣，古希臘中庸觀也在當時社會影響力巨大，影響著政治、社會、經濟、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中道觀為古希臘城邦政治提供了治理措施，並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西歐社會的許多方面，那麼中道觀對當時古希臘社會有何作用呢？
穩定城邦，古希臘特殊的地緣政治，選擇城邦制是十分合理的，城邦與國家最大的區別在於面積小，人口少，並且可以獨立自治，各具特色；城邦是當時人們賴以生存的共同，大家只有遵循一定的法律條目和道德底線，才能管理好城邦；其利益是至上的，公民所在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城邦有更好的發展，同樣，城邦的發展成果必須惠及公民，這就是在公民和城邦之間形成的不成為規定。
如何管理好城邦呢？是採用輪流方式管理，還是採用讓公民選舉代表管理呢，或者採取表決或者投票的方式管理城邦大情小事呢？此時，中道觀便被推上了歷史的無論，而城邦也成為中道觀實踐最好的平臺；畢竟很多公民的想法是不一樣的，他們所做的決定也不一定是相同的，甚至是相悖的，在這種情況下，採用中道方式對公民意見進行調整，使公民利益最大化。
中道觀還可以平衡城邦與公民之間的矛盾，城邦本身是權力的賦予者，公民則是權力的擁有者，城邦肩負發展和穩定的使命，而公民是對利益有所求的，這本身就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矛盾是必不可少的，一旦出現矛盾，中庸之道就是平衡公民和城邦關係的中原槓桿。
完善古希臘民主政治，古希臘政治體制最大的特色就是民主政治，這在奴隸制社會是難能可貴的，而民主政治的實行與中道思想有很大關係；我們都知道，雅典城邦是由貴族、平民、奴隸構成的，貴族佔據絕大部分資源和權力，平民佔有的資源很少，權力很小，權力差距過大，社會財富分布不公，貴族與平民階層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面對以上矛盾，古希臘採取了多種辦法，但都收效甚微，只有當時的中道思想才能調和當時的社會矛盾，按照中道思想的要求，古希臘採取了獎懲機制，不僅調節了財富分配也提高了公民的參政率，在參政和懶政之間，伯利克裡採用中道方式，並採取行動，最終讓古希臘雅典城邦民主政治達到了新的高度，由此可見中道思想穩定了城邦，維持和諧，提高民主政治的活性。
健全法律調控，作為一個民眾自由度極高的國家，其公民的自主意識、只有意志是非常強烈的，因而法律越發顯得重要，法律是當時公民共同決定的存在，代表公民的意志，法律也是約束公民行為，適用於城邦全部公民，是所有公民必須遵守的公約。
而雅典城邦在最初實行民主政治時，並不重視法律，因此導致出現個別權力過大的公民而威脅到城邦的穩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得對法律進行完善和健全，要照顧各方面的利益，這時中道思想又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城邦嚴懲或驅逐過分用權，或者無作為的行為，法律可以同德治相結合，保障公民權利的有效實施，共同維護城邦穩定，因此，中道思想是健全法律調控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道思想還可以調和城邦個體主義和希臘民主主義的矛盾，這兩種主義沒有一個共存的平臺，戰爭卻不是溝通這兩種主義最佳手段，這就需要一個既能促進交流溝通，又不具有破壞性的方式，這時具有中道思想的運動會，對這兩種矛盾進行了調和；此外，中道觀對維持社會和諧，調和國家人口問題都起到了積極的意義。
討論
先秦中庸思想與古希臘中道思想對比通過以上論述得知，先秦儒學中庸思想與古希臘中道思想有很多相似、相通之處，它們幾乎在同一個時間段產生，分別為春秋戰國時期、古希臘時期的發展提供正確的引導，也使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著普遍的相似性。但這兩種思想又有很大不同，為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帶來了差異性，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文化背景不同，中華文化是以農耕文明為主的大陸文明，而古希臘文明是以城邦為主的海洋文明，不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兩種不同的文化，中華文化注重內部和平，注重各宗族間的合作交流；而古希臘文化強調開放，他們的自由、勇敢、靈活的本性被激發，造就不畏強權，勤學勤思的品質；由於地緣因素造就兩種不同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態。
其次，社會制度不同，春秋戰國時期，處於社會劇烈變革階段，是奴隸制向封建集權制轉換階段，作為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隨著井田制的發展，奴隸制逐漸解體，擁有地主的土地逐漸替代奴隸主，在兩種體制交替階段，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矛盾，奴隸主為維護自己利益瘋狂打擊地主，社會充滿戰爭和殺伐，為了溫和地調節這兩個階級的矛盾，中庸思想便產生了。
而在古希臘城邦社會，實行的是奴隸制度，奴隸即是古希臘人生存的保障，也是重要經濟來源，為了防止奴隸反抗，也為了維護奴隸制，古希臘出臺禁止隨意殺害奴隸的法律，奴隸因此獲得了生存權和一定的自由權；然而奴隸制與民主制是具有天然性矛盾的，為了維持兩種制度的和諧發展，中道思想便出現了，維護了多方利益。
再次，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先秦的中庸觀還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和」緊密相關，「和」不僅是和諧和睦，也代表事物之間衝突、融合過程，這個「和」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這種文化思想長期根植於中國人的內心中，人們為實現「和」建言獻策，為統治者治理國家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
在春秋戰國動蕩時期，如何溫和地解決階級矛盾，矛盾雙方如何進行妥協而不是進一步深化，必須找到一個既能徹底解決矛盾，又不會對「和」的局面造成破壞性的辦法，如何在矛盾雙方找到利益的平衡點，這時，儒家的中庸思想為統治者們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庸觀對內可以使民族和諧，對外可以使國家友好，這種歷史文化背景是中庸思想得到進一步完善的原因。
古希臘文化以獨立自由為主體，國家不可避免地陷入戰亂威脅之中，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城邦與城邦之間，國內內部城邦之間，兼併戰爭頻發；過度追求自由會導致戰爭，一味地克制自我又有被於獨立自由的文化觀，使公民失去各項，這時，中庸觀便成了堅守公民本性，完善個人德性的最佳途徑，畢竟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參與者，肩負著城邦發展和管理的任務，一旦個人注重中庸，將中庸觀應用於政治生活中，即可實現城邦穩定。
後記
筆者認為，從起源上看，先秦儒學中庸觀始於堯舜時代，形成於孔子之手，最終由孟子、荀子最終完善，中庸思想蘊含三層含義、四重內涵，它是整個儒學體系中，既是普遍的方法論原因，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更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對於我們的傳統文化來說，中庸思想不僅是價值原則，同時也是樸素辯證法的一種形式。
古希臘哲學中的「中庸觀」萌芽於神話中，後經赫拉克利特等人繼承和發揚，最終被亞里斯多德所集大成，古希臘的中庸觀在調和對立思想、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穩定城邦政治都有重要作用。
中庸思想與中道思想雖然在某些方面很相似，有些地方是相通的，但這兩種思想背後代表著卻是兩種文化，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大陸文明，另一個是以城邦政治為代表的海洋文明，這兩種不同的文明是造就東西方文化差異性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中庸大學》、《史記》、《論語》、《道德經》、《國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