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歸處是敦煌
文/樊錦詩 顧春芳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但是為什麼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裡，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當時的整個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周圍根本沒有商店，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雖然我大學時就習慣了獨立生活，但起初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敦煌的生活。在這裡，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裡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有時候想著想著都要流口水。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後發現頭髮還是黏的。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我的頭髮還是會發黏？後來才知道敦煌的水鹼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裡結出的鹼。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後，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後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髮膏回敦煌，再後來變成帶洗髮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麼洗髮產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常快。
治沙和種樹，是當時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須參加的兩項工作。保護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種樹。種樹的事情從冬天就開始醞釀，一到開春就馬上栽下樹苗。這裡最好活的樹就是楊樹，現在圍繞莫高窟蜿蜒的參天大楊樹，都是當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親手植下的。
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在此之前的幾年已經自己發電，每天只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用電，根本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到了晚上還可以到自習室去學習。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廟裡，解個手還需要到廟外較遠的土廁。一天晚上，我剛走出側門時，突然發現廟門外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兩個眼睛泛著綠光。我心裡一緊，想著當地同事說這地方有狼，趕緊回了屋，把門閂得緊緊的，嚇得一夜沒睡好。天亮後，走出屋子一看，才發現原來那是頭驢。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中。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裡，只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鬱的深淵。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麼照鏡子。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乾淨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裡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後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確實是兩個世界。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颳風，窗外颳風屋內下沙。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望著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別的十九年裡，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適應了敦煌的生活。隨著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產生了割捨不斷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並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後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時，本來打算到武漢生產。之所以計劃去武漢，是因為武漢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比敦煌好。我從小體弱多病，上海家裡很擔心我分娩的時候出現意外，力主我去武漢。況且我在敦煌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生了孩子無人照顧，按照那時候的制度，產婦有五十六天產假，產婦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敦煌，堅決讓我去武漢。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去向革委會請假。當時研究所的革委會主任不但不給請假，還對我說：「哪裡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漢去生。」聽到這樣的話，我整個人就愣在了那裡。我不是一個善於言辭的人，只覺得又氣又羞，覺得這個人太不講理了！含著眼淚轉身就跑出了辦公室。我那時真想放聲大哭，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哭，特別不能在這個時候哭，不能讓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僅不能哭，我竟然還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節，所裡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裡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長得很矮，我挺著大肚子，怎麼摘？所裡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勸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請假。我賭氣說：「我決不去請假，生在地裡不是也挺好嘛！」就這樣，我就隨著大家到農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動彈不得了。當時，我們吃住都在老鄉的家裡。
老鄉很有經驗，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為我著急。老鄉很善良，她希望給我說情讓我趕緊回去，以免發生意外。我說：「沒關係，謝謝您！」我沒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現好一些，堅持摘完棉花後再去找革委會主任請假。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請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回到單位沒多久，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諮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上海家裡知道我不會做針線活，在上海為我買好了嬰兒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漢。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漢生孩子，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他還把我婆婆從河北農村接到武漢，準備照顧我坐月子。婆婆特意從河北老家為我帶了紅棗、小米、雞蛋等不少營養品。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我回去。而我這邊什麼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只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幹活的原因，影響肚子裡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那怎麼面對老彭？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著，就在那裡坐著，眼睜睜地看著病房裡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裡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麼能當產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不知什麼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內心極度煩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將要做母親，只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等找到我之後，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麼在這裡散步啊？外面冷。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著涼。」我說：「我難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說：「好啊！那我陪著你吧，咱倆回病房聊聊天。」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發現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著我聊天。就這樣，我慢慢睡著了。這位護士長對我真好，我永遠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溼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著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後，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麼辦？人家說：「你這個當母親的也真是的，怎麼連件衣服也不給孩子準備。」我能說什麼，有苦說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著孩子赤裸的身體。孩子那麼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裡流。醫生接著問：「你怎麼是一個人？你丈夫呢？」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醫生驚訝地看著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後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
等老彭挑著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見我哭，他也很難過。他說，接到電報後，聽說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兩個家給我們母子準備的衣服、奶粉、雞蛋等各種各樣東西全部帶上，找了一副扁擔，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他到敦煌縣城後，馬上給研究所打電話，研究所唯一的手搖電話居然無人接聽。他只好在研究所駐敦煌縣城辦事處找人打聽，終於碰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老彭，樊錦詩在醫院裡。他馬上挑著擔子趕到醫院。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著屁股，難過得直掉眼淚。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後，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裡，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裡面什麼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獨帶來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沒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著那些衣服的樣式，找舊布自己做。依樣畫葫蘆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褲子，這樣就可以替換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隨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麼原因，手冊裡面都有。後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產後，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裡很難過。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裡，時常可以聽到外面在開鬥爭會，不時聽到有人大聲吼叫。每當這時我就特別煩躁，老彭就說：「別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裡不舒服，這麼鬥來鬥去，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隊來的電報，意思是說怎麼能請這麼長的假。我說老彭你走吧，心裡當然非常難過。老彭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研究所來探望的人說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則就不會有奶水。
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種各樣的湯，什麼魚湯、雞湯、豬蹄子燉湯，當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湯，吃羊肉講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燉羊肉湯。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麼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只是他長到三個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夠了。我給上海家裡寫信，讓家裡人寄奶粉過來。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後來每個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現在的嬰兒有專用的奶粉，那時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點事也沒有。後來奶粉不夠的時候，就逐漸給孩子搭配著吃上海家裡寄來的奶糕，不時添加蘋果、蛋黃這些輔食。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產假就要上班，孩子怎麼辦？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只有捆在襁褓裡，臨走之前餵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餵一次奶。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裡。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扎，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可是，誰來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弔膽，只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裡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衝著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一天清早，我去地裡幹活，等到回來餵奶時，宿舍門一開發現孩子一個人在玩，還回頭衝著我笑，笑得非常開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邊收拾一邊想，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屋裡，不是長遠之計。還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裡需要生爐子。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裡，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後怕。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送哪兒呢？如果送到武漢，老彭一個人也照顧不了，最後我們商量後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親含冤去世，11月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寄養。這些事情湊在一起，現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休完產假之後我必須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沒辦法帶回敦煌。還只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著帶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致了嚴重的哮喘。後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黴素。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丟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養，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後，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後，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我進了院門，見門裡面有個小孩站著，黑不溜秋、一絲不掛，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大姐說：「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我說：「沒見到啊。」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過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孩子領進來的時候穿得可整齊了，還給他穿上了長筒襪子。大姐拉著孩子說：「這是你媽，叫媽。」我這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掛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裡，眼淚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帶回來了。我到哪裡他就跟我到哪裡，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鬧。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傷心，因為從小帶他，有了感情，捨不得他走。孩子就這樣離開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我們一家四口終於團圓了。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我看著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那怎麼才能離開敦煌呢？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只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我那天想好了，就採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裡，不知為什麼，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著，潛意識中總是牽掛著敦煌。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縈繞在眼前，揮之不去。儘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裡沒有放下。我越猶豫，心裡就越想著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我還是睡不著，起來翻書。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於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半年一過，我又回了敦煌，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不在敦煌的半年時間，單位不給我發一分錢的工資，僅靠老彭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資。省裡當時也要求我儘快回去，因為我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副所長。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當面與組織說明困難，名正言順地調走。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誰知回敦煌後，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門不同意我調走，堅決要把我留下。這樣，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儘量帶好孩子。因為老二從小不在父母身邊，性格有點內向，不太敢說話。孩子很聽話，你怎麼教他就怎麼做。我也不著急，想著要讓他放鬆，就放開他，讓他跟小朋友滿處跑著去玩，今天到水溝裡，明天又去玩沙子，漸漸地他就活潑起來了，身體也慢慢有所好轉。有時候，我也會帶他進城，去之前跟他「約法三章」：「曉民，咱們進城只是去看看，不買東西，你要買東西就不進城了。」他雖然點頭答應，但畢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場的玩具櫃檯就挪不開腳了。我問他：「曉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著玩具看，不說話。看了好一會兒，他自己跟我說：「我們有玩具，我們不買。」我常給他講些童話故事，教他學數數，孩子逐漸會數到一百、一千，後來兩千都會數。
這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辦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複合班，因幼小的職工子弟不多，就讓高中畢業的職工子弟擔任教員，教五個年級的幼小職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學後，一次回來問我：「媽媽，為什麼2－1＝1？」當時我真想說，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數學對小孩來說比較抽象，所以就用點油燈的火柴來引導他掌握加減法。過一陣子孩子又問：「媽媽，媽媽，為什麼36÷6＝6？」我心想，難道學校老師不教乘法口訣嗎？我就給他教。有一次，孩子寫了錯字，我給他指出來，他說是老師說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評老師，也就沒有多說什麼。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學。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在上海過了兩年後，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親擔驚受怕，要我把孩子領走。孩子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嚴了一些，孩子記得自己是和媽媽一起坐火車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車去敦煌找媽媽。
那是1984年，由於我自己在接受審查，根本顧不上去上海領孩子。這時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
~the end~
樊錦詩，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於北京，長於上海。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顧春芳，上海寶山人。著有詩集《四月的沉醉》，學術專著《呈現與闡釋》《意象生成》等。現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本平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