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大維:蒙古帝國治下的種族融合

撰文 | 魯大維

蒙古帝國的興起構成了全球史的一隅，14世紀中期帝國的衰落同樣在歷史長河中影響深遠。進入14世紀，蒙古帝國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隨著蒙古帝國的式微，出現了大範圍的騷亂。14世紀60年代，東北亞各方勢力，即帝國皇室、高麗王室、中原地方武裝和叛軍首腦在跌宕起伏、暗潮洶湧的風雲中此消彼長的變遷過程。東北亞作為蒙古帝國重要的一部分，理解其發展進程對於我們認識蒙古帝國的性質和14世紀中期新出現的「後帝國」時代大有裨益。

 

近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引進出版了《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歐美蒙古史大家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從全球史的視野審視14世紀的東北亞局勢，勾勒蒙古帝國在東亞文明圈衰亡的全貌。書名中的暮光，寓意著蒙古帝國時代輝煌與夕陽西下的晚景在東亞文明圈中的折射。魯大維重構了14世紀國際秩序中開京、遼東和大都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介紹了東亞版圖上的東部高麗王朝與中南部南宋、金、西夏、大理國的聯動，特別是蒙古大軍如颶風般橫掃東亞之後，揮師東進朝鮮半島的精彩歷史。

 

在如此遼闊的帝國疆域之下，各民族之間又是如何聯動的呢？東亞各方勢力之間又是怎樣的存在形態呢？下文選自《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講述了在蒙古帝國統治下的種族融合問題，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

[美]魯大維著，李梅花譯

甲骨文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

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提出，從經濟角度而言，蒙古打造了「歐亞貿易圈」。在蒙古人的頭腦中，通過全球貿易來擴大財富的觀念一直根深蒂固。為此，他們致力於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在帝國境內根據銀本位制發行紙幣，密切加強與國際商業群體（如突厥、畏兀兒等商人聯盟）的聯繫。這種泛歐亞大陸的發展局面，不僅加強了元朝和高麗的貿易關係，而且讓東北亞地區之間的聯繫空前緊密。

 

在蒙古時期，和過去朝鮮半島與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國家貿易為主）不同，當時的貿易形式更加多樣。在蒙古帝國治下，朝貢貿易仍在繼續。高麗朝廷向蒙古進獻瓷器、乾果、毛皮、扇、紙、銀、金等物品。和帝國其他地區一樣，高麗也向蒙古進獻宮女（更多內容見後面的章節）、宦官、佛僧等。通常情況下，蒙古朝廷以賞賜的方式回禮高麗王室。

 

然而，與此前的中原王朝不同，元朝皇帝賞賜的回禮總價往往只是高麗朝貢品的一小部分。而且正如尹彼得所言，高麗使團向蒙古朝貢的次數，幾乎是向遼國和金國朝貢次數的八倍。蒙古之所以對被徵服國家大肆盤剝，增加後者的朝貢次數，主要是因為在帝國皇室和諸王之間，存在廣泛的「禮物交換」。禮物交換是蒙古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13、14世紀東北亞經濟的顯著特徵。另外，高麗和元朝的經濟關係還包括為大都高麗王室府邸提供各種需要，如保障安全、提供服務以及在儲備金短缺時為在元高麗商人貸款。

 

這些經濟往來的後果之一，就是高麗部分加入了「元朝紙幣聯盟」。元朝的紙幣通過帝國的賞賜、物品和服務費用的支付等方式流入高麗。這意味著，在14世紀中葉，元朝的通貨膨脹會直接影響高麗大部分地區，特別是開京的王室經濟。高麗王室成員、政府官員以及與大都保持密切關係的新興精英，最有可能得到元朝的紙幣。他們在元朝的活動經費可能也是用蒙古的紙幣支付。高麗國王在居留大都期間，一方面與蒙古皇室交往，另一方面也積極參與太廟的貿易活動，而這些都有可能影響他們的商業理念，特別是富商代表國家從事海外貿易的理念。

 

儘管遼東地區的商業化水平滯後於以江南地區為首的經濟中心，但是考古挖掘資料和文獻資料表明，遼東南部地區已經較好地融入元朝的經濟活動中。當時，高麗人學習漢語口語的入門教材中有這樣一則故事，大致情節是：一名高麗商人在遼東商人的陪同下到大都去做生意，這位遼東的商人對元朝和高麗的市場情況非常熟悉，如數家珍。這也並非巧合。

魯大維（David M. Robinson），美國柯蓋德大學何鴻毅家族基金講座亞洲研究暨歷史教授、富布萊特（Fulbright）學術交流基金會訪問學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國史、軍制史以及近代東亞的外交實踐等。著有《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匪徒、宦官與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亂與經濟暴動》、《明朝宮廷的尚武展示》、《亂中求治：韓國理學家鄭傳道及其時代》等論著。

在蒙古帝國治下，無數族群如洪水般湧入東北亞地區。在13世紀，成千上萬民眾離開高麗北方地區，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在13世紀中葉蒙古軍隊的50破壞性入侵中被劫掠到東北亞地區，有些人是主動投降，而有些人則是被迫遷移到蒙古南部地區和中原地區。不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遼東地區定居下來，從事農業生產。在元朝中原地區的主要城市（通常是大都或上都），高麗宦官、通事和文人不遺餘力地尋找發財和成功的機會。在高麗北部邊境地區，普通百姓及其家人則利用朝廷的管控鬆弛，跑到遼陽和瀋陽周邊地區，以逃避賦稅和勞役，他們在那裡形成規模龐大的高麗移民群體。當時，在整個中原地區散居的高麗人大約有25萬。

 

遼東地區原本就生活著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及人口較少的畏兀兒人、欽察人和渤海人等諸多族群，他們中的一些人，早在蒙古帝國建立之前，就已經在這裡生活。但是如前文所述，由於蒙古的行政政策和軍事政策，許多人被迫遷居到這裡。遼陽周邊地區的女真部落在生活方式、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方面與遼陽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有很大差異。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之間的差異可能因為融入蒙古帝國而大大減少。

 

在蒙古帝國治下，歐亞大陸開始大規模建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依照過去慣例，蒙古要求被徵服地區以各種（有形）方式來證明其臣屬地位。例如，要求地方統治者到大汗的宮廷（無論身在何處）朝拜，地方統治者的兒子作為質子前往大都擔任大汗的護衛，地方統治者要向大汗繳納賦稅和戶口登記簿，設立和維持廣泛的驛站網絡，所有這些措施都旨在把新徵服地區及其統治者與蒙古帝國綁在一起。

 

驛站的主要功能是促進貿易往來、信息傳遞、官令傳達和軍隊流動。當時，驛站遍布於歐亞大陸（包括東北亞）主要陸路交通線。在遼東地區，蒙古建立了約200個陸路驛站，其中有數十個驛站見證了高麗王朝的興衰沉浮。在公路沿線，坐落著許多政治、軍事、經濟中心，如大都、上都、遼陽、西京和開京。在連接這些中心城市的公路上，驛站的分布最為密集。此外，其他的公路分支一直延伸到女真部生活的地區。馬匹是陸路交通的首選動物工具，但在驛站以北地區，由於暴雪和漫長的冬季，狗和馴鹿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蒙古人雖然來自大草原，但也知道應該充分利用並擴大橫貫歐亞大陸的海上交通線。連接東亞和西亞的海上貿易交通線，構成了元朝這一貿易帝國的基本框架。儘管海路比起陸路更為危險，但在東北亞地區，海上交通線在迅速裝運大宗貨物（如糧食）和士兵方面仍然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至少在13世紀70年代中期，每逢乾旱和饑饉之際，朝廷就會派船定期往返於遼陽和高麗，運送賑災救濟糧。另外，海上交通線把高麗和山東、直沽港（直通大都入口）等地連接起來。

 

1295年，一名高麗官員把14000匹麻布運到山東沿海地區，在那裡他把這些物品經由陸路運送到益都。在益都，東道諸王的影響力仍然十分強大，他們通過代理人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其中包括益都的部分稅收，這是元朝皇帝授予諸王，並且諸王共同持有的蒙古帝國這一大家產的股份之一。在益都，高麗人以紡織品兌換元朝紙幣，並將紙幣提供給寓居大都的高麗世子。運送山東的高麗物品，沿著大運河運送到大都。14世紀中葉，恭愍王的一位密友在從大都返回高麗的途中由於船隻失事落水而死。

通過帝國的政治軍事統治地位，以及遍布全境的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蒙古的習俗也滲透到東北亞大部分地區。在高麗王宮和精英家庭，蒙古的辮髮、氈帽、服飾和靴子等極為盛行。通常認為，草原遊牧的生活方式，重視畜牧業的蒙古飲食習俗，廣泛且持久地影響了高麗的飲食。另外，漢人和高麗人開始起蒙古名。也許是為了仕途順遂，也許是為了趕個時髦，一些漢人也起蒙古名字。另外，一些漢人、契丹人、女真人和高麗人也憑藉自己在帝國軍事、行政、技藝、飲食、醫藥和文化等領域的傑出貢獻，獲得了朝廷的嘉獎，獲賜蒙古名字。

 

文化交流，並不是自上而下地向被徵服者傳播蒙古文化的唯一方式。在蒙古統治者的廚房和宴會廳，擺滿了羊肉、馬奶酒和奶油等典型的大草原食物。然而，伴隨帝國擴張，蒙古的飲食習慣也日益多元，特別是在精英家庭的餐桌上，波斯和突厥的香料和烹飪技巧以及漢人傳統飲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另外，地方的流行時尚在帝國的傳播速度也加快了。13世紀初，蒙古名將木華黎的一個（至少）兒子和他的女真妻子、蒙古妻子頭戴西亞頭巾，身著西亞服飾。通常，在大都舉辦的盛大宴會上穿戴的著名服飾——質孫服可能源於西亞。馬可·波羅也對質孫服讚嘆不已。13世紀至14世紀初，高麗服飾成為大都許多精英追捧的時尚。

 

高麗物品的流行和傳播與高麗女性息息相關。第一批來到蒙古帝國的高麗女，是13世紀中葉血腥戰場上的戰利品，她們或者被賣為奴隸，或者被許配給剛剛投降的南宋士兵，或者作為戰利品被賞賜給蒙古勇士。自13世紀末起，忽必烈和其他蒙古貴族開始從高麗精英家族女性中物色妻妾人選。起初，高麗朝廷極力迴避這些要求，但最後卻不得不滿足蒙古，通過設立相關部門，來組織和控制高麗女流入蒙古帝國。

 

起初，高麗女只是戰利品，但後來進獻高麗女成為高麗王室和蒙古帝國之間官方朝貢的一部分。元朝使節代表皇帝定期到高麗挑選女人，而高麗則把女人作為禮物送給元朝的重臣。駐守高麗的元使和大臣，也經常物色高麗女作為自己的妻妾。

 

13世紀末、14世紀上半葉，大都的高麗女越來越多。據《元史》《高麗史》記載，大都的高麗女約有1500名，而事實上大都的高麗女遠遠多於這一數目，因為在精英高麗女身邊總是跟隨一群侍女和隨從。很多高麗女默默無聞，鮮為人知，沒能在正史中留下痕跡。許多高麗人把他們的女兒嫁到元朝的精英家庭，以此作為升官發財和光耀門楣的捷徑。蒙古、穆斯林和畏兀兒的精英們也特別喜歡高麗美女。娶高麗女為妾，成為當時的流行風尚。

 

據14世紀一位熟知大都宮廷生活的漢人文人的記述：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也許是因為帝國的賞賜，高麗的服飾也廣為人知，甚至流傳到代表中原生活和文化最高水平，文化內容最豐富的地區——江南。自然，這些高麗美女成為收集元朝內部情報的寶貴「線人」，她們通過接近元朝權勢家族獲得大量可靠情報。

 

在元末的宮廷，高麗女不僅影響服飾的流行，而且還左右兩性政治的走向。在人際關係至關重要的環境裡，掌握一定程度的高麗語可能會成為一種優勢。在張昱的《輦下曲》中有這樣一句詩句：「衛兵學得高麗語。」可見掌握簡單的高麗會話，有利於元朝士兵和高麗宦官、高麗貢女以及蒙古精英家庭的高麗侍妾和僕從交流，所以，對大都衛兵而言，即使是略知高麗語，也會讓他們興奮不已。

14世紀中葉，大都的高麗色彩給詩人迺賢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於中原鄉村農民的貧困潦倒和大都高麗女豪華奢侈的生活進行了比較。1355年，迺賢從家鄉即港口城市慶元（今寧波）出發，北上大都。這首詩的靈感來自他抵達黃河北岸後的第一個地方——新鄉。通過描述新鄉百姓饑寒交迫、賦役沉重、逼債騷擾不斷，他揭示了帝國大都荒淫放縱的生活。

 

蓬頭赤腳新鄉媼，青裙百結村中老。

日間炊黍餉夫耕，夜紡綿花到天曉。

綿花織布供軍錢，倩人輾谷輸公田。

縣裡公人要供給，布衫剝去遭笞鞭。

兩兒不歸又三月，只愁凍餓衣裳裂。

大兒運木起官府，小兒擔土填河決。

茆櫩雨雪鐙半昏，豪家索債頻敲門。

囊中無錢甕無粟，眼前只有扶床孫。

明朝領孫入城賣，可憐索價旁人怪。

骨肉生離豈足論，且圖償卻門前債。

數來三日當大年，阿婆墳上無紙錢。

涼漿澆溼墓前草，低頭痛哭聲連天。

恨身不作三韓女，車載金珠爭奪取。

銀鐺燒酒玉杯飲，絲竹高堂夜歌舞。

黃金絡臂珠滿頭，翠雲繡出鴛鴦裯。

醉呼閹奴解羅幔，床前爇火添香篝。

 

在迺賢的另外一首詩中，他也對中原中部農村生活的慘狀和大都朝廷的奢華生活作了比較。如同前詩，他也提醒人們，在鄉野平民的苦難和首都精英家庭的富有之間，橫亙著一條巨大的鴻溝。如果說新鄉老婦真的曾經羨慕過大都的高麗女，那麼這也可能正如迺賢詩中所言，表明在普通百姓的想像中高麗女已經成為帝國精英家庭的重要標配。

 

與此同時，漢文化也通過蒙古帝國傳入高麗。高麗文人前往大都和中原其他地方，向新儒學諸派大師學習請教，併購買儒家經典帶回高麗。至少有一次（1314年），蒙古皇帝愛育黎拔力八達贈給高麗17000卷南宋帝國的典籍。在大都和江南，高麗人不僅對元朝朝廷刊行的朱熹經典評註，而且將其作為參加元朝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另外，通過一條更直接的路徑，即與元朝政府派往高麗行省的漢人官員的學術交流，高麗學者得以分享他們的學術成就和文學取向（包括新儒學的發展）。新儒學的思想和學術也深刻影響了高麗社會。

 

在蒙古帝國治下，女真人、漢人、畏兀兒人和高麗人等被徵服民族之間，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加強。早在蒙古入侵以前，一些女真學者就開始深入接觸漢人的思想、藝術和文學。在蒙古帝國治下，女真和漢人互動交往的條件更加便利。元朝時期，女真族中湧現出幾十位學者、劇作家、詩人、畫家和書法家，大大提升了他們的文化形象。在一本14世紀的家庭百科全書中，我們發現女真的烹飪傳統也影響到漢人的飲食口味。另外，與金國時期相比，女真人和漢人之間的通婚現象也日益普遍。

 

在蒙古社會，宗教贊助網絡也得到拓展。當時，宗教贊助網絡橫跨東亞大部分。元朝皇帝就極力推崇和贊助藏傳佛教，並將其廣泛傳播到東方和西方。早期波斯伊爾汗國大汗就非常推崇藏傳佛教。據說，高麗王宮，特別是高麗王宮的蒙古女性，捐資鑄造了許多藏式大鐘和銅像。

 

自忽必烈時期開始，和羅斯、中原以及其他地區一樣，高麗的精神資源也受制於蒙古統治。忽必烈及其繼承人把高麗的高僧大德召集到大都和上都，讓其神聖的才能服務於帝國的皇室。一些高麗僧侶在大都的寺廟寄名。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通常是皇帝的生日或閏年的第一天），高麗國王和百官往往前往寺廟，為元朝的皇帝祈福，祈禱元朝的統治永續昌盛。通過初步分析松廣寺（禪宗中心之一）收藏的一份破損嚴重的元代藏文旨令，我們發現高麗佛教機構可能也受到元朝帝師的監管，儘管非常鬆散。帝師，主要負責監管帝國佛教寺院和人員。一些學者指出，元朝皇帝曾經試圖通過（一定程度上）統一佛經製作來促進帝國的政治統一。

 

宗教贊助和範圍也跨越了元朝的邊界。很多元朝的宗室成員賜給高麗寺廟免稅特權和庇護特惠，以此換取祈福和宗教活動。在元朝宮廷服務或嫁給政治精英的高麗女性，也慷慨地資助大都的佛教機構。在元朝宮廷，高麗宦官或者代表自己，或者代表高麗貢女，出資捐助首都及其周邊地區的佛寺。在大都，高麗貢女和宦官還向高麗的佛寺贊助元朝紙幣和黃金。

 

蒙古統治也深刻地影響到高麗的軍事體制。蒙古在13世紀末徵服高麗之後，為確保對高麗的統治和高麗的國內穩定，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在很大程度上，蒙古成了高麗的軍事保護傘。在高麗北方地區，防禦力量遭到嚴重削弱，常備軍也被取締。高麗在面臨軍事危機的時候，會根據實際需要隨時動員普通百姓替常備軍出戰。也許更重要的是，元朝駐守在鴨綠江北岸、受制於元朝雙城府的軍隊，成為高麗北方地區的防禦堡壘。宿衛軍的盛名更多的是來自大量閒職，而非戰鬥力。結果是，在14世紀中葉，面對國際上的紛爭不斷和國內的暗潮洶湧，高麗國王束手無策。14世紀，高麗國王為了確保百姓、王氏家族和王宮的安全，建立了一定規模的貼身護衛。顯然，這是仿效蒙古的怯薛制度。一些關鍵的宮廷衛隊番號也採用蒙古名字。

高麗還引進了元朝的萬戶府制度。萬戶府，通常位於首都附近和南方沿海。一般情況下，萬戶府配備高麗士兵，錄用高麗官員，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但在14世紀中葉，蒙古通過保持對官員的任命權來有效控制萬戶府，進而控制整個軍隊。高麗國王再也不能理所當然地得到軍團的政治效忠。為滿足蒙古的各種需要（包括發動戰爭），高麗武裝力量和人力資源都任由蒙古朝廷驅使。

 

就這樣，至14世紀中葉，東北亞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文化關係和軍事關係空前緊密地聯繫起來。人員、物資、貨幣、時尚和理念，輕易地跨越了政治的邊界。高麗、遼東南部地區和中原東北地區的命運緊密交織在一起。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過去的傳統蕩然無存。新事物也許會在地方社會得到重新闡釋，並在傳播過程中常常發生變異。同樣，在蒙古時期，原來的政治邊界越來越具有滲透性。當然，在危機時刻，昔日的明爭暗鬥和潛伏的緊張衝突也會死灰復燃。

 

關於蒙古帝國治下的整合，在高麗朝廷內部引發了較大的爭議。金炯秀等學者認為，高麗內部曾就在多大程度上與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結構保持一致展開激烈的爭論，而且這一爭論貫穿於整個14世紀。一些人提議，引進元朝的法典、軍事組織形式和新儒學。忠烈王（1298—1308）為了獲得忽必烈的認可，同時也為了有效阻止元朝向高麗提出更加貪得無厭的物資和人員要求，穿戴蒙古服飾，頭剃蒙古髮式，默許蒙古重新命名高麗行政機構的要求，以表明高麗作為帝國藩屬的地位。

 

14世紀忠宣王王璋（忠烈王之子、忽必烈之外孫）在位時期，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王璋以世子身份在大都度過了大部分青年時代。在大都，他和蒙漢精英建立了人際關係，切身體驗到大元兀魯思的統治生活。忠宣王和他的幕僚同意引進元朝法典，這意味著，高麗的社會經濟基礎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關於是否減少高麗奴隸數目的爭論，最為激烈。奴隸是高麗社會經濟的核心。忠宣王，作為高麗國王和帝國子孫，認為通過改革可以改善高麗和元朝的關係，增加高麗朝廷的收入，進而削弱眾多潛在的政敵的經濟基礎。

 

但是，這種改革遭到了強烈反對。精英分子擔憂這種改革會帶來變化，而變化則會造成社會混亂和經濟危機。一些官員啟奏，高麗和元朝之間的親密關係意味著高麗主權的終結。他們提醒國王，忽必烈曾下旨稱尊重高麗「王朝的習俗」。他們堅稱，14世紀這種高麗社會及司法機構與元朝保持一致的做法違逆了忽必烈的旨意。而那些希望保留高麗傳統婚姻、社會身份習俗以及國王與世家貴族權力平衡的人則如履薄冰，這是因為過分堅持高麗的風俗習慣可能會被視為對抗蒙古的權威。這樣，在元朝官員、高麗朝廷、部分高麗官員以及「王朝習俗」的捍衛者等各方勢力的博弈下，改革高麗傳統社會、法律和經濟的進程不得不放慢腳步。

 

金炯秀極具說服力地論證了從高麗對蒙古統治的反應來看過去學界關於高麗末期特點的認識並不盡如人意。通常，學界以二分法來說明高麗末期特徵，例如，新興士人崛起和世家元老貴族、國王和貴族、親元派和新士人。金炯秀認為，如果重點研究當時的個體對社會問題的反應，相關解釋可能會更有說服力。樸仁浩從不同角度分析了高麗「附元派」，他也強調當時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在第八章，我們將會繼續探討蒙古時期的高麗問題。

 

高麗和遼東被納入大元兀魯思，這並不意味著徹底的、真正的統一，更不意味著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和精神生活的同質化。元朝的法律體系與高麗和中原南部被徵服地區的法律體系大相逕庭。雖然高麗的行政管理模式深受元朝的影響，但卻與大元兀魯思截然不同。在13、14世紀，與中原隔絕的遼東地區被視為「異地」，而這種認識也反映在14世紀初帝國命人編寫的《大元混一方輿勝覽》中。在這本圖冊中，遼東地區顯然位於長城北側，是中原北部邊界的標誌。紅巾軍戰爭表明蒙古治下的東北亞地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但同時紅巾軍戰爭也讓東北亞各方勢力承受了巨大壓力。

本文選自《帝國的暮光：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美]魯大維著，李梅花譯，2019年12月）由甲骨文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